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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教訓:民主只有平凡,沒有偉大
送交者: 潘一丁 2003年05月09日17:54:20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五四”的教訓:民主只有平凡,沒有偉大

筆者在《民主的敵人是什麽》一文中,已經直截了當地指出它就是“大眾皇帝”自己。再確切一點地說,就是民眾受到由於現有社會理論的根本錯誤、而產生的各種有意無意的誤導,不僅不能認識到,民主是一種具有真正“天賦”性質的、“知道就有,不懂則無”的客觀存在,這種所謂的“天賦”,和成年男女相互之間,一定會產生的“性吸引”本能一樣,跟人本身的素質高低、有沒有文化、或是否上過“生理衛生課”、看不看三級片等,沒有絲毫關係,也就是說,這是一種自然形成的本能表現,完全符合故事“小和尚、女人、老虎”中的描述。

可惜今天的人類,反而把一個社會中的多數人必然要產生的、不是好就是壞的影響的、跟性本能完全一樣的天賦、即所謂的“民主”,拿出來來大做文章,和過去帝王的作用等同起來,非要讓人以“大眾皇帝”的心態來對待、訴求“民主”,完全不顧宇宙自然界“量變到質變”的科學或哲學原理。而一味摹仿、套用,必然地會產生“成帝王業不足,敗(百姓)自己事有餘”的結果。以至於自以為進入“現代文明”的今天,連代表良知的東西方知識份子或讀書人自己,其實都不識“民主”的“廬山真面目”。所以才會一個(中國讀書人)成天價嚷嚷着“要民主”,向社會要、向國家要、向政府要、向政黨要、向外國或聯合國要、甚至鼓吹和歷代個人野心家們一樣地、用暴力革命來強行“要”。他們的表現,整個象一不知道自己嘴裡天生長就一付“牙”,反而因為看到別人嘴裡有一付好看、卻未必好用的“假牙”,就以為自己沒有“牙”一樣,非要看人學樣地也給自己弄一付才算數(如胡適就提出要“全盤西化”和魯迅的“拿來主義”);而另一個(西方知識份子),因為生出來時,已經被弄去真牙裝上“假牙”,以為“牙”就是公民投票權,是一種“優秀制度”提供的“福利”,從來沒有享受過用“真牙”的感覺,沒有比較、當然沒有鑑別,還誤以為別人沒有“牙”。或者反而因為看到別人嘴裡由於使用、保護不當產生的“蛀牙”或其它缺陷,就以為沒有自己的“假牙”好,天真地(“職業裝假牙”的除外)把人家產生的所有“健康”問題,都歸咎於沒有裝“假牙”,非要熱心地動員、鼓勵別人拔去原來有的真牙,也裝跟自己一樣的“假牙”。於是全人類的社會,就在他們這對由錯誤判斷形成的“力偶(物理學實用名詞,類似作用在汽車方向盤上的力)”作用下,產生越來越嚴重的扭曲,而且可以肯定,只要不從根本上設法消除或改變這對“力偶”的作用,人類未來的問題,就只能越來越嚴重、危險而毫無希望。整個世界已經、並即將發生的所有現象,都可以從這樣的原理中,找到正確的認識或解釋,沒有例外,這也是任何一個配得上稱為“科學”的社會理論(如新“人類社會學”)必須具備的條件。

其實今天人類社會產生的種種問題,歸根結底都是因為對人權、民主、自由的錯誤理解,和胡亂發揮的結果,這是完全合理而一點也不牽強附會的。也是為什麽相關問題矛盾百出、已經嚴重到如此地步、而居然還沒有發現的原因。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些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就其本身的邏輯合理性和客觀正確性,進行過科學的探討或檢驗確認,反而以一種最不負責任的“隨行就市”態度,糊裡糊塗地接受了他人當初只是根據自己情況和暫時的需要,僅僅靠從事相對低級、簡單的自然科學研究積累下來的經驗和能力,就動手設計出來的概念,當成可以盲從的圭臬而加以發揮。這種行為,其實就象我們用了一把胡亂刻度的尺、或一杆被動過手腳的秤來充作衡量手段進行交易行為;或從“天圓地方”的認識出發,來發展“天文學”所可能產生的結果一樣,要是不出現問題,才是奇怪的事。而說明這一點是並不困難的。

拿民主來說吧。今人在對民主認識上是一個典型“見木不見林”的問題。一個社會就象一片森林,它的客觀形象和品質,取決於組成這片森林的所有樹木整體的平均質量和長勢。森林中任何一棵或一片長得特別高大(如幾個領袖或偉人,個別優秀的政黨)或特別矮小的樹(如幾種陋習),都是這片森林的組成部分,卻又都不能完全代表這片森林。森林整體的發展,只取決於當地的地理環境、土壤和氣候。文化就好比“土壤”,它和地理環境和氣候有着互為因果的互動關係。就地球這個整體來看,由於地理環境、土壤和氣候的不同,出現形形色色品種不同,大小、甚至質量也有高下之別的、各種各樣的森林,應該是極為正常的事,正好對應了相對條件本來就有極大區別的地球整體,也因為有了適應能力和需求不同的植物,地球才得以保持最大面積的生態和有效的活力。真正體現了和宇宙本質層次一致的“多元”概念。反之,以為所有的樹木都應該成為高大挺拔的美國紅松,或棵棵都都結滿桔子的加利福尼亞果樹,那才是不現實而且愚蠢的思維,其愚蠢程度不亞於童話故事中的邁得斯王對擁有“金手指”的期望。

民主的問題就是這樣。它的“天賦”本質,決定了它不是有沒有、而只能是以什麽形式體現的問題。而它的社會性又決定了它只能跟“社會人”、而不是跟“想說什麽說什麽,想做什麽做什麽”、有叢林生活般自由的、被叫做高等動物的“自然人”有關。那什麽是“社會人”呢?“社會人”就是經過文化加工出來的、能夠適應“非自然生態環境—社會”生活的“自然人”。所以,天賦的“民主”的形式只能跟文化有關,那種以為跟社會制度作聯繫的說法,完全是因為從“只知其然”的低層次認識的緣故,跟將“日(月)蝕”說成“天狗吃日(月)”一樣,都是錯誤的認識。

要是站在高一點的“知其所以然”層次,來看這個問題,就會認識到,歷史比較悠久的民族,當時既沒有“氣象資源探測衛星”可以知道哪裡有最適合生活的條件和天然財富;也沒有“資訊高速公路”可以及時了解信息、果斷作出“移民”決策;更沒有飛機、、汽車、火車或船舶讓自己可以派人去“鳩占雀巢”。所以在形成的初期,他們能夠做的,就是“因地制宜”和“就地取材”。根據環境可能提供的條件,想法主動適應,並在適應過程中,儘可能地讓自己相對過得好一點。作為“加工”人的手段的文化,除非真有什麽以現有水平和能力,無法認識或了解的“宇宙力量”參與的因素,否則當然就會和那個民族當時的生存環境,有密切的互動因果關係。所以在這樣的層次上提出什麽“藍色(海洋)文明”或“黃色(大河)文明”,來形象地以示區別,到也說得過去。但要是再進一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非要說哪個一定比另外一個“優秀”,就只能拿來和“笑貧不笑娼”的淺薄實用主義意識來相提並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因為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跡象,可以讓我們有把握地宣稱,起碼古老而悠久的中華文明,非但一點也不比現存的任何已知文化落後,反而可能蘊藏着解決今天社會所無法解決的所有(注意!是包括SARS在內的所有,而不是個別)問題的真正“希望”所在。我們之所以沒有發現,只能證明自己“有眼不識泰山”,或是“我思故我在”的瘋子崇拜者罷了(歡迎各等讀書人或“漢學家”反駁或質疑)。

正因為我們根本沒有真正認識“民主”的本質和真諦,所以直到今天,全人類非但不能善用這種“天賦民主”,發揮群策群力,以“社會大家庭一員”的真正主人公的心態,進行卓有成效的分工合作。反而受到有些人以錯誤社會理論的宣傳、蠱惑誤導,做起“(大眾)皇帝夢”來。如果說在極權專制社會,因為一個皇帝或少數特權階級,由於自私、貪婪等天性的過分發揮,已經可以讓社會無法忍受。那麽一旦人人都以為自己可以享受同樣的權利,並付諸行動時,可能產生什麽樣的後果,就不難想象了。

這才是今天世界範圍內的,民主進程中的真正障礙和阻力的“癥結”所在,因為我們今天不僅不能認識到民主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反而以為它是某種社會制度“創造發明”出來的產品,更想以“商業手段”來推銷。具體而言,就是利用人人都有的自私、貪婪、追求幸福快樂的天性,讓過去帝王、奴隸主之類、少數人當“廣告模特兒”,對他們的賒奢、糜爛、任性、霸道的生活作風和行為,按照“寓教(唆)於樂”的客觀原理,通過文學藝術和媒體的宣傳,加以修飾、突出和美化,在民眾心理中產生潛意識的羨慕和嚮往。終於被投機政客或野心家利用,以模糊狡滑的謊言,讓民眾產生可以有當上“皇帝”般的尊嚴、享受權貴般生活待遇之類的幻覺,於是抱着“花小錢買彩票中大獎”的賭搏心理去加以支持。一旦上台後,諾言就一個個地“打了水漂”。這其中道理本來是象“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樣地明擺着的,好比“羊眾們”,聽信一隻答應送每隻羊一條純“羊毛毯”的羊“領袖羊”、而支持它當“羊皇帝(公僕、總統、主席)”的結果一樣:該出的一點不能少,想得的卻根本得不到。只能以自己對現實的失望,給下一個野心家提供了可以“不斷革命”、形成“螺旋形”歷史的機會,完全符合中國格言“想巧就是當”的結論。而中國人這樣的真實教訓早就有過了,明末的李自成,就是以“迎闖王,不納糧”為號召贏得民眾的支持的,結果雖然因為時間太短還來不及征糧,但卻讓京城民眾“納”了不少金銀財寶、和包括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在內的自己妻女!

這完全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民主”是天賦性質的客觀存在,反而以“盲人摸像”的方式來理解和企圖實現“民主”,反而給“假冒偽劣”以可乘之機的原因。

本來要是以中華文化訓練出來的強大聯想功能,認識“某種天賦”的真諦是並不困難的。大自然為生物準備了生命不可或缺的三大條件—空氣、水、食物。我們可以堅持十數天不吃食物、數天不喝水,但是大陸遇難潛水艇上的官兵用生命換來的經驗證明,只要兩分鐘沒有空氣就會窒息而死。從中可以總結一條大自然的規律,那就是天賦的東西一定是平凡的,而且越平凡越重要。如果一定要將形容詞“重要”換成“偉大”,那就是越平凡越偉大,偉大隻不過是無數平凡的集合。天賦的民主就是這樣,它本來就是得自於社會整體平均綜合智力發揮的結果,又跟每一個個體的切身利益休戚相關。領袖和政府只不過就象人體的腦袋和全身的關係。這也是完全符合中華文化中所謂“天人合一”或“道生一、一生二、三生萬物(包括民主、自由、人權等在內)”的宇宙觀精神的。也足以用來認識和判斷“民主”。

眾所周知,一切生物除了有如自私貪婪性慾等共同的天性以外,不同物種有不同的生活習性,如老虎獨來獨往,猴子成群結隊;孔雀靠“開屏”找對象,海獅用打架找老婆;蜜蜂根據遺傳特徵當皇帝(蜂王),猴子靠肉體戰爭稱大王;...;這都是大自然加在不同生物集體種群身上天賦的特徵標記,只要是這種動物的就有,不是的想學也學不到,根本沒有本身要不要的問題。“民主”就是大自然加於“人類”這種複雜而絕對特殊生物身上的特徵標記,只是因為人有強大的思維認識能力,把這種特徵標記抽象成為“民主”的概念,可以主動善加利用,僅此而已,沒有任何偉大不偉大的比較意義。只是因為前人受自然科學成功產生的“經驗主義”影響,以為自己可以象無生命的物質一樣來研究。發展出一套完全錯誤的社會理論,這種理論對“民主”的認識和解釋就是錯誤的典型代表之一。而中國從五四開始引進這種民主概念以來,產生的實際後果,就是錯誤的有力證明。

晚清以來那裡的政權由於自私、貪婪天性的影響,必然地產生過去歷史上多次重複過的腐敗現象(果然現在連美國社會也正在開始“跟進”),只是由於物質文明條件的改變(武器、交通運輸工具等),已經不可能再在封閉環境中,靠農民革命起義來改朝換代的方式解決矛盾、以便再開始重新開始新一輪的內部循環。這時候的讀書人,因為看到西方先進的堅船利炮把自己的國家打得暈頭轉向,來不及好好深入探討一下,從“知其所以然”的層次弄清是什麽原因,就主觀地認為是自己的制度不如人。接下來就開始把“民主”當成了“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把對帝王的盲從,轉到了對“民主”的盲從,但是採用的宣傳鼓動原理卻和過去時代完全一樣,都是利用名利和虛榮心(偉大)等天性以及對現實的不滿,來吸引民眾的支持(本文前面已有說明)。連採取的手段和行為表現都幾乎相同,都是一種對價值觀現狀的叛逆和對抗,根本沒有本質上的變化或提高。這就是為什麽從1919年五四以來的八十多年中,一個中華民族,已經換過兩個主義(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三個朝代(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和共產黨政府),四種制度(把共產黨統治時代分成毛澤東以前和鄧小平以後)。可是這變那變,偏偏“民主”沒有變,“要民主”的口號,反而叫得更響了。完全象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戴着老花眼鏡在嚷嚷着“找眼鏡”一樣,因為“民主”就象那副從來沒有離開過她的“老花眼鏡”!

其實,只要把中國歷史上的帝王(包括毛澤東、蔣介石這樣的領袖)和民眾們,在同類情況下的所作所為進行排列比較,很容易發現,他們的相對行為模式並沒有變。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清代的“文字獄”,到毛澤東的“反右、文革”,其行為模式完全找得出“一脈相承”的痕跡。而從“火燒阿房宮”開始以後的歷代農民造反、起義,直到五四、文革,民眾一方表現出來的暴力傾向以及“對價值觀現狀的逆反、對抗”的特徵,更是“何其相似乃爾”。唯一可以對雙方總結得出來的共同結論,就是雙方都從來沒有本質上的改變,更不要說有什麽創新或提高了,對這種現象最客氣的形容,也只能是“穿新鞋走老路”,毫無頌揚、紀念的價值,甚至可以斷言,只要不對其進行檢討、批判、並加以糾正,中國就永遠跳不出“螺旋形歷史”的怪圈!

不過,而真正妨礙中國、乃至全人類民主進程的“罪魁禍首”,就是本來絕對平凡、象空氣那樣不可缺少、又自然存在於任何社會的民主,當成稀有罕見的“偉大和神聖”來讚美、頌揚,才會讓一些追名逐利的野心家或政客產生炒作的興趣,民眾自己反而成了在“渾水”中任由摸取的“魚”。

這才是五四或文革為中國人和全人類提供的真正教訓。

“五四”中,一批喝過西方墨水的讀書人,張口德先生(民主)“曰”閉口塞先生(科學)“雲”(跟他們的前輩過去總是搖頭晃腦地哼哼“子曰詩云”一樣),甚至說“美國的月亮都比中國圓”,騙的他們的“接班人(學生)”心理痒痒而躍躍欲試。終於借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受辱一事,憑自己如簧之舌、如槍之筆發難,先把民主捧成“偉大、神聖”吸引學生民眾的虛榮心,製造了“五四運動”。但是結果除了炮製出“要民主”這樣的的確稱得上“萬歲級”的口號外,就是“打砸搶燒”(打政府官員、搶砸辦公室、燒官員住宅)等、跟歷史上的“火燒阿房宮”之類毫無區別的行為,卻絲毫看不見哪怕象“巴黎公社”或“羅馬市民民議會”那樣一點“民主”的影子(反倒是現在被罵作“獨裁者”的毛澤東,利用文革進行過一點類似的“嘗試”)。可以認為正是這樣的傳統和由這樣傳統培養出來的領導人,決定了後來從文革、“四五天安門事件”到“六四”再到“八九民運”中必然要重複的歷史過程。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這些運動製造出許多由此起家的“名人學者”的事實,恰恰是實現真正民主的障礙或“毒藥”!因為他們實際上起到“廣告模特兒”的作用,跟“偉大”帶來的誘惑一起來鼓勵更多的人,使他們把“民主”當成搏取名利的專門職業,一旦功成名就(民主革命成功),就成了他們“投資回收”“論功行賞”的開始(又和過去改朝換代後的現象一樣了)。而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其它“民主專業戶”競爭的影響,當然只能重新回到專制獨裁的道路上來。五四以來中國政治的演變事實,就是最好的說明。

那麽,難道說“民主”在中國真的不可能實現嗎?完全不是。相反中國人本來應該最有可能率先進入絕對“貨真價實”的“民主社會”的。因為以中華文化的能力,可以很容易認識到本文所說的天賦“民主”的客觀存在和不可被剝奪性,不必再重蹈他人形而上學的覆轍(這一點已經越來越明顯了)。需要做的,只不過用自己的行動,將多數世人都以為可以不負責任的“隱性民主”,變成自覺負責的“顯性民主”就行了。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包括“五四”在內的一切歷史教訓,承認並公開宣布:民主只有平凡,沒有偉大,嚷嚷“偉大”的“民主”一定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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