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推動科技教育取得整體突破和井噴，必須大力推動科技與教育及其機制創新，真正克服投入不足、投入用途不專等不良傾向，鼓勵發明創新並嚴格保護知識產權。

　　對技術實行引進、消化與吸收當然是必要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取得了不少進展，從西方技術淺層次和低層次溢出中，我們取得了一定發展收益。但西方的高精尖技術我們是無法引進的，是引進不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以市場換技術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是失敗的，西方至今對中國實行技術封鎖和審查，這方面中國只能靠自主開發。

　　然而，30多年來，我們在核心技術自主研發以拉動產業和技術升級方面，進步並不明顯，迄今許多方面無法取得突破。近幾年，中國才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核心技術自主研發只能立足自身，國家對基礎科學的高度重視、推動其厚積薄發必不可少，否則就要在高層次發展和國家安全方面受制於人，被人卡脖子，難以擺脫依附乃至附庸的地位。

　　可以說，一味引進國外的低層次技術及其附帶產業，無法真正提升民族科技水平，只會越來越失去自我造血機制和能力，長此以往，後果難以預料。如果繼續一味依靠低層次的加工產業循環，中國將只能是世界車間，談不上世界工廠，更談不上“中國創造”和領導潮流。

回顧起來，不可否認，三十年多來我們在一些領域取得了突破，但中國至今依然不能獨立製造高質量和自主品牌的汽車，中國汽車產量世界第一但是民族品牌和技術幾乎是空白。中國不能自主製造具備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的大飛機，早期的可貴探索和成果被擱置近30年。中國還不能製造壽命長久的航空發動機，不能製造應用廣泛的精密芯片，甚至高質量冰箱、彩電、DVD等電器中的核心元器件依然要依靠進口。中國只能從為國外加工的大量輕工產品中獲得微薄的利潤，而GDP產值統計卻算在中國頭上，環境成本、生態代價、工人健康成本都要由中國承擔，即便如此西方國家得了便宜又賣乖，還要反過來在這些方面對我們進行層層指責。這不能不是一個具有地區影響的世界大國令人不安和焦急的一面。

　　與此同時，每年有上萬億元的財政收入被公車、吃喝接待和非正常出國公務所耗費，基本淪為效益低下的投入，還有大量財政收入進入灰色地帶甚至流出海外，占據優勢地位和資源的國有企業節約意識淡薄，科技創新能力並不突出。而急需財政扶持的科技研發、高級產業推動、民生以及激勵創業方面，卻缺乏足夠的資金投入。技術發明家、農民以及中小企業創業者想貸一些款項都需要層層擔保，難上加難。民間許多機器人發明家、飛機製造愛好者卻一律被貶低為業餘愛好者，他們的發明智慧無法得到正視、鼓勵和支持，有時被一些所謂業內人士所嘲弄，實在不應該。人的智商差別不大，愛迪生學歷並不高，但他卻成了發明大王。中國為什麼就不能出現這樣的發明大王？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創造寬鬆積極的人才鼓勵、支持和成長環境！

    雖然近年來教育與科技投入呈現增加勢頭，但落後的教育和科技發展體制無法使之發揮出應有的效用，大量投入被付諸樓堂館所建設，被挪作活動經費和接待經費，真正用到教育和科研一線的資金並不多。缺乏真正的良性競爭且一些學閥當道的科技體制無法催生科技界的百舸爭流，外行人員和部門進行科技決策並管理內行的情況繼續存在，許多真正的優秀人才缺乏資金和用武之地。缺乏法律保護導致知識產權意識淡薄，仿製品東施效顰、幾乎泛濫，大大打擊挫傷了發明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上這些問題導致大批優秀留學人才及其科技成果徘徊於海外教育方面。教育方面，落後呆板、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體制以及被動填鴨式的教育思想與社會不良影響，導致我們的學校很難培育出優秀的、具有創造精神的學生，好苗子卻無法培育成足夠的棟梁之材。

　　這種狀況持續時間已經不短，以至於洞察並領銜20世紀科技大發展的大科學家錢學森去世前內心焦急、憂心忡忡，向總理髮出了“錢學森之問”。相信經過艱苦卓越的努力，錢老先生的臨終期待能有一個滿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