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兵法

第一章 人民軍隊第一將
我們不能要求事實上的常勝將軍，這是從古以來就很少的。我們要求在戰爭過程中一般地打勝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將軍——智勇雙全的將軍。 ——毛澤東
粟裕，中國人民解放軍唯一的一位由士兵逐級晉升到大將總參長的軍事指揮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長達22年革命戰爭中，身經百戰，屢建奇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彪炳千古的歷史性勛。
縱觀世界軍事史，每個時代、每個民族都曾造就出一批聲名顯赫、永垂史冊的軍事家和將帥。在50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千餘名將軍中，粟裕排列第一，堪稱人民軍隊第一將。他無愧為中華民族的一代名將，傑出的軍事家和戰略家。他如同一顆耀眼的明星，以其對戰爭的深刻理解和真知灼見，對作戰指揮藝術的精通純熟和運用之妙，躋身世界名將之林，屹立於世界軍事史的高山之巔。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每個階段，粟裕都打了很多勝仗，被譽為“常勝將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參加了舉世聞名的南昌起義、創建井岡山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並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了艱苦卓絕的敵後三年游擊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他參與指揮黃橋決戰，組織指揮車橋、天目山等較大規模的運動戰役，開闢並鞏固了蘇中、蘇浙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他直接指揮或參與組織指揮了蘇中戰役、宿北戰役、魯南戰役、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沙土集戰役、豫東戰役、濟南戰役，以及震驚中外的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淞滬戰役；並多次向中央軍委提出重大的戰略性建議，如在蘇中內線殲敵、集中兵力在中原黃淮地區打大仗、進行淮海戰役和將敵軍主力殲滅在長江以北等，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對於粟裕的作戰指揮藝術，毛澤東和他的元帥們給予了高度評價：
粟裕“指揮正確，既靈活，又勇敢，故能取得偉大勝利”。(毛澤東語)
“粟裕是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蘇中戰役中消滅的敵人比他自己的兵力還多”。(朱德語)
“粟裕將軍百戰百勝，是解放軍最優秀的將領之一。” (劉伯承語)
“粟裕將軍的戰役指揮，一貫保持其常勝紀錄，愈出愈奇，愈打愈妙。”(陳毅語)
有人問張震將軍，粟裕作為一代名將他用兵的特點是什麼?這位前第三野戰軍的參謀長回答說：深思熟慮，機斷專行，在謀略上用奇謀，出奇兵，建奇功。
毛澤東軍事思想哺育了粟裕，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鍛造了粟裕，而粟裕又創造性地運用毛澤東軍事思想，在這個舉世罕見的戰爭大舞台上，導演出一幕幕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
一、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
1907年8月10日，在湖南省會同縣伏龍鄉(現名坪村鄉)楓木樹腳村一個地主家庭中，誕生了清末落弟秀才粟嘉會的第三個孩子。他就是粟裕。
童年的粟裕愛動愛淘氣，喜歡游泳、爬樹，常同家裡的長工一齊玩。其中有個叫阿陀的青年長工，經常給粟裕講劍俠殺富濟貧、除惡行善的故事，並教他練功習武，如在小腿上綁紮沙袋練“飛毛腿”，操練自製的“狼牙棒”，用土“火槍”射擊。阿陀對粟裕的影響很深，以至幾十年後當粟裕步入晚年時仍動情地說：阿陀“是我童年的啟蒙老師”。
粟裕剛滿6歲，就被提前送到私塾讀書。私塾先生的教學方式完全是口傳口授，內容從《三字經》、《百家姓》到《中庸》、《詩經》。1918年，粟裕入縣城“模範小學”和“高等小學”繼續讀書。按照父親的意願，粟裕還擔負了管家、記賬的事，耽誤了很多時間，因而在高小二年級連續幾年留級。由於駐紮在會同縣的北洋軍閥一個連隊與高等小學進步學生之間矛盾的激化，加上為了反對家裡作主硬給訂下的一門親事，粟裕於1924年1月8日離家出走。他在信上表示：如果家裡不給寄路費，“討米也要走”!在得到家裡的資助後，他先進入了常德第二師範附小高年級和常德“平民中學”。經過一番“如饑似渴”、“如痴如呆”的學習，終於在1925年春天考上湖南省立第二師範。
在二師期間，粟裕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學生會”組織，秘密閱讀進步書刊，開始接受共產主義學說，並積極參加了反對開除滕代遠同學的鬥爭。1926年11月，他加入共青團。在1927年5月長沙的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後，兩營反動軍隊突然包圍學校逮捕進步學生。他和幾位同學由下水道逃出常德到武昌，毅然投筆從戎，參加了共產黨員葉挺任師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師教導隊。1927年6月，他在教導大隊由共青團員正式轉為共產黨員。那年，他20歲。
二十四師教導隊是為收容被迫害的青年學生、培養黨的基層軍事幹部而成立的，學員幾乎清一色的黨團員。周恩來、惲代英、葉挺經常給教導隊作報告。粟裕在教導隊受到嚴格的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教導隊每天不是一般軍隊的三操兩講，而是四操三講：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軍事操練，黃昏一次軍事體操；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課或軍事課，晚上1小時點名訓話。早晨起床後照例是十多公里的跑步，而且還得搶占一座百米高的山頭。軍事教練十分嚴格，一個動作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十幾次。粟裕曾回憶說：“我參加南昌起義前在武昌葉挺部隊教導隊，要求非常嚴，連吃飯都很緊張，一個個都是狼吞虎咽。教導隊長官有時故意在飯中摻上頭髮和砂子，你要挑揀就吃不飽。”他還清楚地記得有這樣一段對話：
教員：“艱苦與死何者更難受?”
學員：“死更難受。”
教員：“不對，艱苦比死更難受。死只是一瞬間的事，而艱苦則是長期的、時刻都會遇到的。如果你們能戰勝艱苦，那麼還有什麼不可戰勝的呢?”
幾十年後，粟裕大將向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長子戎生發問：
“艱苦和死，哪個更難受?”
戎生答：“當然是死。”
粟裕說：“死的過程很短暫，艱苦要熬很長時間，要有耐受力。當兵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緊張。”
1927年7月中旬，教導隊奉命離開武昌，經大冶、黃石港、九江向南昌進發。粟裕所在的一個中隊，後來便成為南昌起義革命委員會的警衛隊。1927年8月1日凌晨 2時，南昌起義的槍聲打響了，粟裕所在的警衛隊擔負策應由朱德任團長的第三軍官教育團起義的任務。他當時任班長。南昌起義後，警衛隊隨起義軍南下，擔任革命委員會和參謀團的警衛，並負責押運南昌繳獲的大批武器彈藥。9月底，起義軍在潮汕失敗，粟裕所在部隊後與朱德率領的第二十五師會合。10月16日，起義軍在閩贛交界的武平與圍追敵人激戰，粟裕所在的排奉命掩護部隊轉移。在戰鬥中，他第一次負了傷，一顆子彈從右耳上側頭部顳骨穿了過去。排長只說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就卸下他的駁殼槍，趕隊去了。身負重傷的粟裕醒來後，身邊已空無一人，他抱着無論如何要趕上隊伍的信念，艱難地爬行到路上，卻又滑到了路邊的水田裡。這時，沿山邊過來的幾個戰友發現了粟裕。戰友們為他包紮好傷口，攙着他趕上了部隊。
在嚴酷的鬥爭現實面前，一些經不起考驗的人開了小差，有的甚至叛變。起義軍到達信豐一帶時，2500人的隊伍只剩下700餘人。在贛粵邊界的大庚地區，部隊進行了整編，縮編為1個團，朱德任團長，陳毅任指導員，粟裕被提升為步兵第五連政治指導員。1927年11月上旬，部隊到達湘粵贛交界處崇義縣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進行了把武裝鬥爭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的初步嘗試。1928年1月，這支起義軍在湖南宜章地區發動了湘南起義，正式打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的旗幟。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的工農革命軍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從此，粟裕加入了建立和堅持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鬥爭的行列。
在井岡山鬥爭期間，粟裕的工作多次調整，時而任黨代表，時而任連長，都是為了加強政治工作的需要。他努力學習毛澤東建軍思想，深為毛澤東提出的支部建在連上、遵守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實行革命的民主主義等建軍原則所折服。他在回憶錄中充滿激情地說：“也許現在的青年人不能體會到官兵平等、廢止肉刑這些基本制度所產生的強大威力，因為他們是在人與人的平等關係中成長起來的。而當時，這些基本制度，喚醒了被壓迫者長期被壓抑着的人的尊嚴，激發着對未來美好的無限希望，成為大家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犧牲的強大力量。這些新型的制度，是進行政治工作的強大武器。那時對於紅軍最有力的宣傳就是：‘紅軍官兵平等’，‘紅軍不打士兵’。”
那時部隊打人風氣比較嚴重，雖然已經有明令廢止肉刑，但還未被一些人所接受。粟裕是反對打罵的，但也因受舊傳統的影響，對於做壞事的人，還是覺得需要變相的體罰。連里一個通信員好賭博，屢教不改。一次粟裕抓到他賭博，就對他罰站，讓他腳跟併攏，兩腿彎曲下蹲，雙手舉起，這叫“兩腿半分彎”。身體再壯的人，這麼站久了也受不了。這個通信員雖然吃了苦頭，惡氣仍然不改。粟裕覺得舊的管教辦法實在不行。第二次抓到他賭博，就耐心地同他談話，對他進行說服教育。談了一兩個小時，這個通信員流淚了，被說服了，發誓以後不再賭博。粟裕感慨地想，對自己的同志，舌頭真是比拳頭還靈啊！
在鬥爭實踐中，粟裕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毛澤東關於建設根據地思想。毛澤東常說，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來的時候，坐下來就靠屁股，根據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澤東運用“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打擊敵人”的領導方法，把武裝鬥爭與根據地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粟裕對此感觸很深。他真正領悟到打仗是為了建設根據地，建設根據地又是為了打更大的勝仗創造條件，在這一時期，他還學習了毛澤東、朱德的對敵鬥爭策略和開展游擊戰爭的“十六字訣”，以及打游擊戰、游擊性的運動戰、殲滅戰等戰術，在戰爭實踐中迅速成長為一名智勇雙全的優秀的紅軍基層指揮員。在古田會議時，他曾被譽為“年輕的戰術家”。
1929年1月，粟裕跟隨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主力進軍贛南、閩西，經歷了3個月的戰略轉移。對好學勤思的粟裕來說，這次戰略行動是絕對的“走讀”。他十分注意學習毛澤東、朱德是如何實行戰略轉移和選擇戰略發展方向的，這為他日後善於從戰略上思考問題，善於把握全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29年4月紅四軍攻占寧都時，粟裕的臀部負傷。傷愈後於8月升任一縱隊二支隊黨代表。1930年8月，粟裕任紅十二軍五支隊支隊長，在羅炳輝軍長的指揮下，先後參加了文家市殲滅戰、第二次攻打長沙和攻克吉安等戰鬥。
1930年12月，年僅23歲的粟裕調任紅六十四師師長。在第一次反“圍剿”中，他率部隊和兄弟部隊一起，先打張輝瓚，後打譚道源；第二次反“圍剿”，在“十五日驅七百里”的作戰中，他參加打了幾個殲滅戰；第三次反“圍剿”時，他率部參加了蓮塘和良村兩次作戰。1931年底至 1933年初，他先後任紅四軍參謀長、紅一方面軍教導師師長、紅十一軍參謀長。第四次反“圍剿”時，粟裕所在的紅十一軍奉命偽裝主力東出迷惑敵人，創造戰機，使紅軍主力勝利進行了黃陂東陂兩個戰役。在1933年5月的硝石戰鬥中，粟裕身負重傷，因缺乏醫療條件，左臂致殘。同年11月，粟裕任紅七軍團兼第二十師師長，參加了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滸灣、八角亭一仗，他率部在10餘公里的正面上擔任阻擊任務，艱苦奮戰了兩晝夜，最後被迫撤出了戰鬥。
通過參加中央紅軍的反“圍剿”作戰，粟裕跟隨毛澤東、朱德學習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正確選擇打擊目標、靈活機動地創造和捕捉戰機等戰略戰術思想，逐步加深了對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長期性和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理解，逐步加深了對積極防禦和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的理解，並深深體會到“左”傾錯誤給革命造成的危害。這就為他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成功地指揮許多戰役打下了理論和實踐的基礎。
二、浙南三年
1934年10月，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這次戰略轉移之前三個多月，中央派出由紅七軍團組成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舉起北上抗日的旗幟，向閩、浙、贛、皖諸省國民黨後方挺進。粟裕當時任紅七軍團參謀長。
抗日先遣隊於7月6日從瑞金出發，克大田，渡閩江，攻福州，在敵人前堵後追的情況下，轉戰閩東閩北，挺進浙西，進軍皖贛邊，又折返閩浙贛蘇區，並在11月初與紅十軍合編為紅軍第十軍團(粟裕任參謀長)。整個行動歷時半年，行程2800多公里，進行了30餘次重要戰鬥，一度震動了福州、杭州、徽州、蕪湖和南京。然而，在敵人強大軍事力量的圍追堵截下，由於王明“左”傾錯誤的領導，最後招致了在懷玉山的失敗。粟裕只是在若干年後才知道，中央的戰略意圖是企圖以這一行動威脅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吸引和調動一部分參加“圍剿”的敵人，配合中央紅軍即將實行的戰略轉移。從當時的情況看，這顯然是主觀主義、冒險主義的戰略指導，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目的。在艱苦轉戰的過程中，粟裕和軍團長尋淮洲曾多次針對中央軍委的不切實際的指導提出建議，但大多數遭到拒絕。加之軍團政委樂少華和中央代表曾洪易積極推行“左”傾錯誤政策，這就給紅七軍團北上造成很大困難，僅三個月，6000餘人的部隊就損失過半。1935年1月，紅十軍團在江西懷玉山遇敵重兵包圍，北上抗日先遣隊失敗。粟裕率先頭部隊突圍，返回閩浙贛根據地。
1935年2月，遵義會議以後的黨中央指示，以先遣隊突圍部隊為基礎組成挺進師，粟裕任師長，劉英任政治委員，執行挺進浙江、開展游擊戰爭、創建蘇維埃根據地並從戰略上配合紅一方面軍長征的任務。粟裕、劉英率挺進師3個支隊和師直屬隊共500餘人，選定以仙霞嶺為中心的浙西南地區作為創建游擊根據地的第一個目標，決心在浙江立腳生根。挺進師僅有的一部電台在通過封鎖線時被打壞，從此與黨中央和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繫，開始獨立進行艱苦卓絕的浙南三年游擊戰爭。
浙江是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反動勢力強大，大部分地區黨的組織被破壞，也沒有革命根據地和游擊區作依託。面對這種形勢，粟裕及時總結北上抗日先遣隊失敗的教訓，決心把正規軍變為游擊隊，不打正規戰而打游擊戰，來一個決定性的轉變。1935年4月28日，粟裕率挺進師轉戰到浙閩邊的齋郎，以500餘人的兵力打垮敵人 2個保安團2200餘人和近千人的地主武裝的分進合擊，敵團長李秀被擊傷。這是挺進師的一個關鍵性的勝仗，完成了進軍第一步作戰任務，打開了進入浙西南開闢游擊根據地的通道。
挺進師進入浙西南地區後，粟裕把武裝鬥爭與根據地建設緊密結合起來，自覺地運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打擊敵人，要求每個幹部戰士都學會兩套本領：打游擊，做群眾工作。在很短時間內，一個嶄新的革命根據地的雛形便在浙西南出現了。1935年5月至9月中旬，粟裕指揮挺進師粉碎了由國民黨浙江省主席黃紹竑親自指揮的8、9個保安團的第一次“進剿”，使浙西南遊擊根據地擴大到江山、浦城、龍泉、遂昌、松陽5個縣，縱橫百餘里。挺進師已發展到近千人，擴編為5個縱隊和2個獨立支隊，另有地方武裝千餘人，還建立了後方基地。
1935年9月下旬，在蔣介石的直接部署和其嫡系第十八軍軍長羅卓英統一指揮下，敵人集中了正規軍32個團共約6、7萬人的兵力，連同地主武裝號稱40個團，對挺進師發動了第一次“圍剿”。粟裕決定以游擊戰的戰略戰術來粉碎敵人的“圍剿”，實行“敵進我進”的方針，留下少數部隊就地堅持鬥爭，主力部隊跳出包圍圈，以積極的作戰行動吸引、調動敵人，同敵人周旋於浙閩邊界，並開闢和建立新的游擊根據地。1935年10月5日，粟裕、劉英率領的挺進師在壽寧縣境與閩東特委勝利會師，成立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和閩浙邊臨時軍區，粟裕任省軍區司令員、省委組織部長。此後，粟裕率部機動作戰，以掩護省委開展工作，支援浙西南地區的鬥爭，到1936年6月，終於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迎來了第二個發展時期。1936年底，挺進師再次由幾百人發展到1500餘人，地方游擊隊和群眾武裝達數千人，活動範圍擴大到溫州、台州、處州、金華、衢州、紹興地區所屬的30餘個縣境。
在這一時期，粟裕率領挺進師創建了多類型多層次的適合游擊戰爭特點的游擊根據地。其中，既有便於主力部隊堅持敵後的相對穩定的較大塊游擊根據地，又有如眾星拱月式的能夠“落腳”的一些小塊游擊根據地和大量的分散的游擊基點；既有公開的，也有秘密的，甚至還有“白皮紅心”式的兩面政權，使整個游擊區形成幾種類型的結合。粟裕還適時調整了政策，以抗日、反蔣為前提，擴大團結對象，縮小打擊目標，為游擊根據地和游擊基點的建立創造了重要條件。由於條件的改善，粟裕率部隊頻頻向浙贛線南側出擊，有時甚至打到武義湯恩伯家鄉，打到青田高市村陳誠的老家，而且還逼近了蔣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
1936年冬，西安事變的發生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反共內戰的條件。但浙江國民黨軍又調集6個主力師、2個獨立旅及地方保安團共43個團，對挺進師進行第二次“圍剿”。針對敵人的“大拉網”戰術，粟裕採取與敵人相向對進、易地而戰的打法。這個時期是三年游擊戰爭中作戰最為頻繁的時期，也是粟裕運用游擊戰術比較成熟的時期。他以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總結的十六字訣為指導，結合當地革命鬥爭實際，總結了一整套游擊戰術的原則和方法。經過半年的艱苦、頻繁的戰鬥，他指揮挺進師再次粉碎了敵人的“圍剿”。1937年9月，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同國民黨浙江當局達成合作抗日協議，挺進師分散於浙南各地的游擊隊先後集中到浙江平陽北港山門街，共 500餘人，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浙閩邊抗日游擊總隊”，從而結束了艱難曲折的浙南三年游擊戰爭。
三、蘇中抗日
1938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抗日游擊總隊”開赴皖南參加新四軍的行列，部隊被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第四團第四營，粟裕任第二支隊副司令員。
4月28日，粟裕率新四軍先遣支隊(由第一、二、三支隊抽集4個連隊編成)，從安徽岩寺出發，向蘇南敵後挺進，執行戰略偵察任務。6月17日，在鎮江西南的韋崗伏擊日軍，斃傷日軍土井少佐以下官兵數十名，擊毀汽車 5輛，繳獲一批彈藥和軍需物資。韋崗戰鬥是江南新四軍對日軍的首次作戰，一舉取得完全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抗日熱情。粟裕曾賦詩一首，抒發韋崗告捷的心情：
“新編新四軍，先遣出江南。韋崗斬土井，處女奏凱還。”
陳毅也為韋崗首捷作七絕詩一首，祝賀此戰的勝利：
“彎弓射日到江南，終夜喧呼敵膽寒；鎮江城下初遭遇，脫手斬得小樓蘭。”
7月，新四軍第二支隊抵達江南，在小丹陽與粟裕會合。粟裕指揮第二支隊連打10餘仗，多次粉碎日偽軍的“掃蕩”，並襲擊了南京的麒麟門和雨花台的敵人，威震江南。1939年11月，新四軍第一、二支隊領導機關合併，成立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陳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揮。陳、粟先後派出新四軍挺進縱隊和蘇皖支隊北渡長江，在蘇北開展游擊戰爭，造成新四軍足跨長江兩岸，隨時可以發展蘇北的有利態勢。
1940年7月，為執行中共中央5月4日的《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重要指示，粟裕奉命率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及其所屬主力北渡長江，挺進蘇北，執行開闢蘇北、發展華中抗日戰爭的戰略任務。7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將進入江北的江南指揮部改為江北指揮部，仍以陳、粟分任正副指揮。所屬部隊整編為3個縱隊9個團，共7000餘人。在陳毅的領導下，粟裕在作戰指揮上，把同頑固派爭奪中間派的策略思想運用於軍事，把政治仗與軍事仗結合起來打，迅速取得了攻占黃橋、姜堰等戰鬥的勝利，積極推進了以黃橋為中心的根據地建設。10月，國民黨頑固派江蘇省主席兼蘇魯戰區副總指揮韓德勤，調集26個團共3萬餘兵力南下，妄圖一舉殲滅新四軍蘇北部隊於黃橋地區。粟裕在陳毅領導下，指揮部隊於黃橋迎敵。
黃橋決戰，是新四軍在蘇北進行的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戰。敵重兵壓境，新四軍蘇北部隊全部人員僅7000餘人，其中戰鬥人員不過5000餘人。從發展蘇北的任務來看，這一仗必須打殲滅戰。但從當時的形勢來看，新四軍不僅在戰略上，而且在戰役戰鬥上也要以少勝多。要克敵制勝，除了全體指戰員以一當十的軍政素質，指揮員還需要發揮靈活機動的指揮藝術。經過反覆思考，粟裕決定採取以黃橋為軸心、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在粟裕的指揮下，新四軍擊奇兵，首戰韓德勤的一支戰鬥力最強的部隊翁達旅，採取“黃鼠狼吃蛇”的辦法，多路向其突擊，將它斷成幾段，然後各個包圍，並首先殲其首腦機關。經3小時戰鬥全殲該旅，中將旅長翁達自殺。接着，戰場重點轉到黃橋城下及其以東地區。在新四軍三縱堅守黃橋的同時，一、二縱迅速穿插，完成了對已經進入黃橋以東地區的頑軍李守維第八十九軍的合圍。經一夜激戰，殲滅頑軍第三十三師主力，全殲敵八十九軍軍部及第三四九旅。黃橋決戰的勝利，實現了新四軍與南下八路軍的會師，勝利完成了開闢蘇北的戰略任務。
陳毅曾賦詩慶賀黃橋決戰勝利後的大好形勢：
“十年征戰幾人回，又見同儕並馬歸。江淮河漢今誰屬?紅旗十月滿天飛。”
皖南事變發生後，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立即決定重建新四軍軍部，並將華中部隊統一整編為7個師。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所屬部隊編為第一師，粟裕被任命為新四軍第一師師長(後兼政委)兼蘇中軍區司令員 (後兼政委)。為迅速建成新四軍新的領導機關，原蘇北指揮部即作為新四軍軍部的部分基礎，留給一師師部的人員，連同粟裕在內官兵共24人。粟裕於1月7日赴東台二里橋組建一師師部。行前，陳毅特地來到粟裕的住房，關切地問：“怎麼樣，人太少了吧?”粟裕當即爽快地答道：“好男不吃分家飯嘛!軍長放心，哪裡有群眾，有敵人，哪裡就有我們的發展。”
粟裕此次單獨去蘇中，深感肩上擔子的份量很重。蘇中位於長江以北、京杭大運河以東，北起鬥龍港，東臨黃海，面積約2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800多萬。它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經濟狀況、戰略作用，成為日本侵略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頑軍和中共領導的新四軍三方必爭之地。1941年2月，中共中央曾指示，蘇魯戰區是華中的一個基本根據地，應把這個地方看作是向西、向南，出鄂豫陝邊和向閩浙贛邊發展的策源地，“好象漢高祖的關中”。粟裕在認真研究中央關於蘇中戰略任務的一系列指示和抗日戰爭戰略方針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領導蘇中抗日鬥爭全過程的指導思想，即：不僅應求得軍事鬥爭的勝利，而且應把蘇中建成基本根據地(不是游擊根據地或游擊區)；軍事鬥爭應成為根據地建設的支柱，並且為下一步奪取整個民主革命的勝利，作好必要的準備。
面對極其複雜的蘇中形勢和艱巨的任務，粟裕認為，首先要以積極的作戰行動打擊、頓挫敵偽的進攻，從而堅定幹部、群眾的抗日信心，爾後不失時機地將工作重心由城鎮轉向農村，作戰對象由頑軍轉向日軍，作戰方法由運動戰轉向游擊戰，並以游擊戰為中心，實行組織形式、領導方法、工作作風等各方面的轉變。蘇中的這一戰略轉變是同對敵作戰結合進行的。1941年2月上旬，國民黨蘇魯皖游擊副總指揮李長江在泰州公開投敵。新四軍於2月18日發起討逆戰役。粟裕指揮部隊分三路出擊，19日即連克姜埝、石家岱、蘇陳莊，20日攻克泰州。三天作戰，殲偽軍3000餘人，並接受2團偽軍反正。4月10日，粟裕在角斜舊場召開幹部大會，作了由正規戰向游擊戰轉變的報告。4月中旬，為掩護蘇中根據地的建設，策應北線新四軍第三師收復被頑軍韓德勤侵占的蔣營的作戰行動，粟裕發動了對日軍的攻勢作戰。在姚家岱戰鬥中，擊斃日軍泰興城防司令以下20餘人，生俘日軍2名。在興化梓辛河伏擊戰中，擊沉日軍汽艇1艘，殲敵1個小隊，生俘日軍2名。7月，日軍集中兵力“掃蕩”北線新四軍軍部所在地鹽城，粟裕從全局出發，指揮部隊在南線主動發動攻勢，連續襲擊或攻克十幾個敵偽據點，殲日偽軍千餘人，從而策應了第三師和鹽阜區的反“掃蕩”。
從此，蘇中區成為華中日軍進攻的重點。在敵情嚴重的形勢下，粟裕為把蘇中區建成基本根據地，對蘇中全區作了有縱深、有層次的戰略布局，確定對於根據地的基本區域和重要基點，採取各種有效戰法，堅決與敵人爭奪，使其久占企圖不能得逞，以保證基本區域的相對穩定。 1941年8月13日，日偽軍集中1萬餘人對蘇中區進行全面“掃蕩”。粟裕領導全區軍民與日偽軍連續作戰42晝夜，戰鬥130餘次，斃傷日偽軍1300餘人，活捉日軍工4人，偽軍800餘人，粉碎了敵人的“掃蕩”。自1941年8月至1942年春，粟裕指揮部隊以三倉鎮為中心同日軍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7次爭奪三倉鎮，5次爭奪豐利。與此同時，全區主力部隊、地方武裝和廣大民兵，向日偽薄弱據點出擊，這些戰鬥為長期堅持蘇中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基礎，由此開始了蘇中抗日根據地的全面建設時期。
1942年6月，日偽軍開始對蘇中地區進行長達半年之久的分區“清剿”，企圖尋殲新四軍地方和主力部隊。粟裕針對敵人分進合擊、多路合圍的新特點，以地方武裝配合民兵就地堅持，主力部隊實行外線作戰，積極打擊敵人，粉碎了日軍的“清剿”計劃。1942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實行黨政軍領導一元化，粟裕兼任蘇中區黨委書記。縱觀1942年，日偽軍對蘇中根據地的“掃蕩”，四、五百個的小“掃蕩”平均每周1次，千人以上的較大“掃蕩”，平均每半個月1次。蘇中區黨政軍民在粟裕的領導下，連續粉碎了敵人頻繁的“掃蕩”和殘酷的“清剿”，堅持和鞏固了蘇中抗日根據地。
1943年4月，華中日偽軍集中兵力，採取先軍事後政治及軍事政治相結合的手段，以蘇中四分區為重點進行“清鄉”。“清鄉”區內，日軍開路，偽軍跟進，多路出擊，進行“梳篦”、“拉網”式的反覆“掃苹”，“清鄉”區周圍，敵人構築了長達200多公里的封鎖線。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煙駿六，汪偽江蘇省省長李士群，親臨南通指揮。粟裕領導和指揮蘇中四分區黨政軍民，指揮新四軍一師打了一場總體的人民戰爭，粉碎了敵人長達6個月的“軍事清鄉”、“政治清鄉”和“高度清鄉”，作戰2100餘次，斃傷日偽軍2700餘人，爭取偽軍1700餘人投誠反正。
蘇中抗日鬥爭形勢的轉折，是從著名的車橋戰役開始的。1944年3月，粟裕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和精心組織，指揮蘇中新四軍集中5個團的兵力，以游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的戰役形態，在車橋地區對日軍進行了一場攻勢作戰，殲滅日軍山澤大佐以下460餘人，其中生俘山本一三中尉以下24人，殲偽軍500餘人。粟裕還率部乘勝攻克日偽據點12處，使淮安、寶應以東縱橫百里地區全部解放。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了新四軍收復車橋的消息，讚揚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個“大殲滅戰”。
1944年12月，為迎接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的戰略反攻，中共中央重申發展東南的方針，決定由粟裕率新四軍一師主力一部南渡長江，執行南進任務。1945年1月中旬，粟裕率南下部隊在長興地區與第十六旅會合。根據中央軍委指示，蘇浙軍區成立，粟裕任司令員兼政委。所屬部隊整編為4個縱隊，12個支隊(團)。
1945年2月中旬，正當蘇浙新四軍部隊向敵後挺進展開進攻時，國民黨第三戰區第六十二師、“忠義救國軍”等5個團，向新四軍一師三縱七支隊發起攻擊。粟裕指揮蘇浙軍區新四軍部隊自衛還擊，激戰5天，殲滅頑軍 1700餘人，解放孝豐縣城，取得了天目山第一次反頑作戰的勝利。3月3日，國民黨軍出動12個團的兵力進攻新四軍。粟裕再次指揮部隊進行自衛反擊，又殲頑軍 1700餘人，並乘勝占領東、西天目山，解放臨安縣城，取得了天目山第二次反頑作戰的勝利。5月底至6月初，蔣介石指令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副司令長官上官雲相，調集精銳部隊15個師，45個團，共75000餘人，向天目山地區新四軍部隊大舉進攻。在敵我兵力懸殊的情況下，粟裕靈活用兵，採取了巧設疑陣、誘敵冒進、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戰法，首戰擊潰頑軍第七十九師，殲滅頑軍2200餘人。接着，他再集中兵力，痛殲皖南事變的劊子手、頑軍第五十二師主力和三十三旅一部，隨後，又調轉兵力圍殲頑軍右路兵團大部，殲頑軍6800餘人。至此，天目山第三次反頑戰役勝利結束。天目山戰役的勝利，使蘇浙軍區新四軍部隊提前實現了由分散游擊戰爭向大兵團運動作戰的戰略轉變。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指示，留華中的新四軍成立華中軍區。中央原定粟裕為司令員，粟裕電請中央任命張鼎承任司令員，自己任副司令員，中央批准了他的請求。11月，成立華中野戰軍，粟裕任司令員，下轄4個縱隊。
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1942年以後，粟裕作為地區黨的領導者和戰區軍事指揮員，為創建蘇中根據地，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劉少奇曾評價說：“粟裕領導的新四軍第一師，在抗戰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勞。在我軍中以第一師部隊作戰最多，戰果最大。”
四、大兵團作戰的奇才
1946年6月，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發動了空前規模的內戰，向解放區全面進攻。對此，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於6月22日曾設想了一個南線作戰的戰略計劃，即以山東、晉冀魯豫和華中三支野戰軍進入國民黨統治區作戰，在外線出擊中大量殲滅敵人，迫使蔣介石政府接受和平停戰的格局。粟裕深感黨中央籌劃的這場大戰，對未來戰局的發展關係極大。他從實際情況出發，對可能產生的各種情況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於6月27日向中央軍委建議，華中野戰軍在蘇中先打一仗再西移。中央軍委對此建議極其重視，於7月初指示華中分局：“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在政治上更為有利。”
確定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這是戰爭初期中央軍委對原定戰略計劃的一次重要調整，對於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央調整了的戰略計劃指導下，在粟裕的直接指揮下，華中野戰軍於1946年7月13日發動了蘇中戰役。華中野戰軍3萬餘人，以突然勇猛的動作首戰宣泰，再勝如南，三戰海安，奇襲李堡，南插敵後，攻黃(橋)救邵(伯)，一個半月連打七仗，每戰總以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七戰七捷，殲敵5萬餘人。毛澤東把這次戰役作為人民解放軍執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範例，並親自為軍委起草電報通報全軍。在延安的劉少奇、朱德、彭德懷等領導同志，在劉少奇住所慶賀這一勝利，鼓德懷連連說：“打得好，打得好，開了個好頭！”
蘇中戰役作為全面內戰爆發後在主要戰場上進行的一次較大規模的初戰，帶有戰略試戰和戰略偵察的性質。它為中央軍委進一步明確和完善戰爭初期的戰略方針提供了經驗。在蘇中戰役進行過程中，粟裕和譚震林等人向中央軍委提出了繼續在蘇中作戰的建議，得到中央軍委和新四軍軍長陳毅的批准。到1947年3月，中央軍委就明確將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然後轉到外線的計劃，發展成為實行內線的持久的防禦作戰的戰略方針了。
蘇中戰役後，我軍主動撤出兩淮，國民黨繼續增加進攻華中的兵力，對我軍形成半包圍態勢。粟裕和華中局的領導同志聯名向中央軍委和新四軍軍部建議：集中華中、山東兩個野戰軍攻下宿遷，得手後再向西擴張戰果。次日，陳毅復電同意，並主張將兩個野戰軍指揮部合併。9月22日，中央軍委電示同意。9月28日，毛澤東親擬電文指示：“兩軍匯合第一仗必須打勝。”10月15日，毛澤東致電陳毅等指示，山東、華中野戰軍會合後，在陳毅的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戰役指揮交粟裕負責。從此，粟裕挑起了華東野戰軍戰役指揮的重擔。
1946年12月，國民黨集中25個半旅和1個快速縱隊分四路向華中解放區發起進攻。粟裕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趕赴宿北戰場指揮作戰。在他的作戰意圖取得陳毅同意後，即抓住一路孤立突出之敵，集中24個團的優勢兵力，激戰4晝夜，全殲國民黨整編第六十九師2．1萬餘人於宿遷以北地區，敵中將師長戴之奇自殺。這是山東、華中兩大野戰軍會合後的第一個大勝仗。1947年1月，在陳毅領導下，粟裕具體部署和指揮了魯南戰役。山東和華中兩大野戰軍集中27個團的兵力，經過兩個階段18天連續作戰，殲滅了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整編第二十六師、第五十一師及第一快速縱隊共5．3萬餘人，俘虜了第二十六師中將師長馬勵武、第五十一師中將師長周毓英，並以繳獲的美械裝備組建了人民解放軍第一個特種兵縱隊。
1947年1月下旬，山東野戰軍與華中野戰軍合併組成華東野戰軍，陳毅任司令員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員仍負責戰役指揮，譚震林任副政委。2月，國民黨集中11個整編師(軍)共29個整編旅(師)的兵力，組成兩個突擊集團，企圖在臨沂附近與華東野戰軍決戰。同時，又從冀南、豫北抽調4個師(軍)集結在魯西南地區，阻止華東我軍西撤和晉冀魯豫野戰軍東援。敵參謀總長陳誠坐鎮徐州州督戰，聲稱：“黨國前途，剿匪成敗，全賴於此，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粟裕根據陳毅北上求殲李仙洲集團的設想，巧妙而周密地組織了南阻大敵、北殲孤軍，示形於魯南、決勝於魯中的萊蕪戰役。經三晝夜激戰，全殲國民黨7個師，連同南線及膠濟路東段的作戰，共殲敵7萬餘人，其中俘國民黨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李仙洲、第七十三軍中將軍長韓浚以下將官19名，再創解放戰爭一個戰役殲敵兵力的新紀錄。
1947年3月，國民黨集中兵力對山東實施重點進攻。國民黨在山東戰場上的總兵力達24個整編師、60個旅約45萬人，其中以17個師(軍)、43個旅約25萬人組成三個兵團，成弧形向魯中推進，企圖迫使華東野戰軍與其決戰或北渡黃河。為粉碎敵人的重點進攻，粟裕同陳毅擬定了泰蒙戰役計劃。在粟裕的指揮下，我軍於4月26日全殲泰安國民黨守軍整編第二十七師師部及2個旅。 5月12日，粟裕根據戰場情況的變化，提出改變以往選殲弱敵或殲翼側、孤立之敵的傳統打法，採用“虎口拔牙”的辦法，實施反突破，把蔣介石的御林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七十四師，從敵重兵集團中央割裂出來予以殲滅的作戰方案。在得到陳毅妁完全同意後，粟裕精心組織和指揮了這次戰役。從5月13日激戰至16日，我軍在孟良崮全殲國民黨這支“王牌”軍整編第七十四師3.2萬餘人，擊斃中將師長張靈甫。孟良崮戰役的勝利，打擊了蔣介石最強大的進攻方向和最精銳的部隊，具有特殊重大的影響。對此蔣介石痛心疾首地說：“孟良崮的失敗，是我軍剿匪以來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1947年8月，陳毅、粟裕率華東野戰軍主力組成的西線兵團，執行挺進中原的外線作戰任務。9月上旬，粟裕部署和指揮了沙土集戰役，全殲國民黨整編第五十七師，俘中將師長段霖茂。9月下旬，陳粟野戰軍跨越隴海路開闢豫皖蘇地區，與劉鄧、陳(賡)謝(富治)兩支大軍在中原構成了“品”字形的有利態勢。1947年11月上旬，陳毅赴中共中央報告工作，粟裕擔負起獨立指揮華東野戰軍作戰的任務。粟裕指揮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於11月 7日發起隴海路破擊戰，又於12月13日協同陳謝兵團發動平漢路戰役。1948年元旦，陳毅在赴中央途中對晉綏解放區幹部作報告時，熱情讚揚粟裕的指揮才能。他說：“粟裕同志可算為理論與實際兼優的人，戰役指揮很高明，他長期在實際戰爭中鍛煉，華東軍事指揮主要靠他。”
為發展戰略進攻推動戰局，中央軍委於1948年1月提出由粟裕率3個縱隊渡江南進，在江南數省執行寬大機動作戰任務，迫使敵人改變戰略部署，調動敵人20至 30個旅回防江南，並要粟裕“熟籌見復”。粟裕經過長時間的慎重思考之後，於4月18日向中央軍委發了電報，5月5日又奔赴阜平城南莊向最高統帥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當面匯報，提出華東野戰軍3個縱隊暫不向江南出動，集中主力在黃淮打大仗的建議。中央完全同意並採納了他的建議。就在這次會議上，中央決定陳毅到中原局、中原軍區工作，要粟裕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經粟裕再三懇求。中央同意陳毅仍留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由粟裕任代司令員兼代政委。
粟裕不負中央的厚望，從中央回來後就在6月至7月間組織指揮了豫東戰役。粟裕集中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和冀魯豫軍區部隊，在中原野戰軍的密切協同下，巧妙布勢，迷惑敵人，採取攻城打援各個殲滅敵重兵集團的方針，以陣地進攻、運動進攻、運動防禦、陣地防禦等作戰形式相結合，先克河南省會開封，後圍殲援敵於睢杞地區，共殲敵9萬餘人，俘敵中將兵團司令區壽年、整編第七十五師少將師長沈澄年。1948年9月，遵照中央軍委的作戰意圖，粟裕又統一指揮了濟南戰役。粟裕在戰役中實行了攻濟打援的作戰方針，將參戰兵力的44％組成攻城兵團，將參戰兵力的56％組成打援兵團。華東野戰軍經八晝夜連續突擊，攻克山東省會濟南，共殲敵10萬餘人，俘國民黨第二“綏靖區”中將司令官王耀武以下中、少將高級軍官23名。濟南戰役，拉開了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軍進行戰略決戰的序幕。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聯合舉行淮海戰役。在淮海戰役之前和戰役進行中，粟裕曾多次向中央軍委提出重大建議，均被中央軍委採納。1948年9月24日7時，濟南戰役尚未完全結束，粟裕就向中央軍委和華東局、中原局發報：“建議即進行淮海戰役。”次日軍委復電：“我們認為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軍委提出：鑑於即將舉行的淮海戰役的規模很大，建議請陳(毅)軍長、鄧(小平)政委統一指揮。軍委第二天即復電同意，決定“整個戰役受陳、鄧指揮”。以後又組成了以鄧小平為書記，劉伯承、陳毅、粟裕、譚震林為委員的總前委。11月8日，粟裕向中央軍委提出了在殲滅黃百韜兵團後立即向徐州、蚌埠線進擊，將敵軍主力抑留在長江以北逐次殲滅之的建議。中央軍委於次日復電指出：“應極力爭取在徐州附近殲滅敵人主力，勿使南竄。”作為淮海戰役總前委成員，粟裕直接指揮華東野戰軍16個縱隊，參加淮海戰役殲滅黃百韜兵團和杜聿明集團的三個兵團的作戰，並以6個縱隊南下參加圍殲黃維兵團和阻止李延年、劉汝明兩兵團的戰鬥。在中央軍委和總前委的統一指揮下，淮海戰役取得了殲敵55．5萬餘人的偉大勝利。粟裕為淮海戰役的勝利，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1949年1月，華東野戰軍整編為第三野戰軍，陳毅為司令員兼政委，粟裕為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委。4月，粟裕參與指揮渡江戰役。以第三野戰軍組成的中、東兩個集團分別於20、21日突破江防，23日解放南京，並將南撤國民黨軍8萬餘人包圍殲滅於郎溪、廣德地區。5月中下旬，粟裕組織指揮了淞滬戰役，經半個月激戰，殲滅國民黨守軍8個軍15萬餘人，解放上海。
解放戰爭的歷史進程充分表明，粟裕不愧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傑出的軍事家、戰略家，不愧為中國革命戰爭的常勝將軍和名將之花。他的卓越的戰略思想、高超的指揮才能和組織大兵團作戰的輝煌戰績，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留下了精采的篇章。
五、鑽現代化的國防
新中國成立後，粟裕從1951年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54年至1958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同時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在1956年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
粟裕是在朝鮮戰場戰火瀰漫的時刻，來到總參謀部工作的。為了防備敵人的突然襲擊，他向中央軍委建議：除志願軍在朝鮮作戰外，人民解放軍急需制定在各種可能情況下的作戰預案，要準備敵人從陸上、海上或空中來，在大陸解放取得全國政權後，就開始進行設防。他認為，全國設防要有重點和縱深，不能分兵把口，搞一線式防禦，擺出一副“教師爺挨打”的架勢。在敵人擁有海空優勢的情況下，首先要保存自己，才能消滅敵人。針對蘇聯軍事顧問提出的海岸炮要構築暴露陣地、打360度的意見，他嚴肅地說：“我們的飛機沒有你們多，海岸炮沒有隱蔽陣地，如果給敵人打掉了，360度連一度都不度。”
粟裕堅決貫徹執行中央軍委關於提高軍隊質量、減少軍隊數量的決定，在他擔任總參謀長的後期，人民解放軍總定額是建國以後的歷史上最少的。他提出陸軍要裁減步兵，發展炮兵、裝甲兵、工兵、通信兵、雷達兵、防化兵。他剛到總參謀部，就陪同朱總司令視察坦克部隊和學校，參觀演習。他強調在新的條件下要優先發展空軍，在有了一支強大陸軍的同時，還要有一支強大的空軍作後盾，以便在主要方向和關鍵時刻掌握局部制空權。同樣，沒有制空權，也就沒有制海權。他建議從空軍撥出部隊，組建海軍航空兵。為了解部隊，加強海邊防建設，他還率領總參謀部同志走遍了祖國的國防前線，深入調查研究，提出了許多富有戰略意義的創見和措施。
在1958年的“反教條主義”過程中，粟裕受到了錯誤抵制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對國民經濟的干擾破壞，為完成周總理交給的三年改變港口面貌的任務盡心盡力。在黨的第九次、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均當選為中央委員。1975年，他再任中央軍委常委。在葉劍英、鄧小平的領導下，他認真抓軍隊的整頓，同江青反革命集團插手軍隊、搞“第二武裝”和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977年8月，在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這一路線指引下，軍事思想研究領域也開始出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進一步撥亂反正的好形勢。1979年 1月，粟裕在為軍事學院高級系畢業班所作的題為《對未來反侵略戰爭初期作戰方法幾個問題的探討》的報告中，強調要依據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現代戰爭的具體情況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並對怎樣打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如戰爭初期貫徹積極防禦戰略方針、三種作戰形式的結合、集中優勢兵力、戰場建設等問題，提出了許多令人震聾發聵、耳目一新的見解。粟裕的這個報告，可以說是新時期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的一篇開山之作，在全軍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980年9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1984年2月5日，粟裕在北京逝世，享年76歲。
粟裕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在22年的戰鬥生涯中，他始終戰鬥第一線，身經百戰，功勳卓著。他的軍事思想和作戰指藝術，無疑是中國人民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深入地發掘這個寶藏，既有助於人民軍隊全面把握博大精深的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豐富內容，從而創造出適應未來戰爭特點的新的軍事理論；也有助於廣大人民群眾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行程中，自覺地借鑑帶有普遍意義的軍事上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粟裕兵法，具有中國民族特點、民族風格和民族形式的兵法，已經被深深地印刻在中國優秀軍事思想的高大豐碑上。它將光照千秋、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