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中國汶川、玉樹和海地大地震奪取了許多當地居民的生命，財產遭到了巨大的損失，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北京處於燕山地震活躍帶上，其下方藏匿着至少10條斷裂帶，最長的達20公里，50年內發生地震的概率非常高，為避免地震對我國首都、對全國和世界造成史無前例的破壞及不可估量的影響，加上北京市存在的其它問題，我國政府出於對國家和人民的考慮，應儘快研究遷都。

　　(一)為避免地震造成巨大破壞應該遷都

　　北京地區處於地震活躍帶上，屬於華北燕山地震帶，地下至少有十條較大的斷裂帶，其中7條為東北-西南走向，三四條為西北-東南走向，斷裂帶最長的有二十公里。據有關地震周期估測：北京地區6級地震(強震)最長間隔大約280-300年左右發生一次。上一次這樣的地震發生在1730年，即清代雍正年間，地點在北京的西北郊地區。北京地區存在發生中強級別破壞性地震的背景。未來50年，北京平原區發生6級地震的概率為50%;發生7級地震的概率為 20%，7.5級大地震的概率為10%。北京市的建築物，有30%抗擊不了6級地震，40%抗擊不了6.8級地震，50%以上抗擊不了7.5級地震，加上北京市防震避險設施不健全，綠地、廣場、空曠地帶太少，建築物太過密集，一旦發生地震，人們無處躲藏。由此可見，北京市面臨的防震減災形勢非常嚴峻。

　　自晉元康四年(294年)有地震記載以來，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地區曾遭受8級地震1次，6級以上破壞性大地震襲擊有6次之多;5級地震有11次。從清雍正八年(1730年)以後近三百年來，震中在北京的6級以上的地震還沒有發生過。

　　北京從有地震歷史記載以來，地震不斷。有人作了統計，震中發生在北京地區的地震，不算小的地震，光6級以上的就有6次之多。從遼代開始，到清代雍正年間，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會經歷一次或幾次如噩夢一般的山崩地裂，演繹出百姓流離失所，骨肉分離的地震慘劇，震遍了北京的大興、延慶、通州、平谷、海淀、昌平等區縣。

　　清康熙十八年，發生了8級的大地震，震中在平谷區馬坊一帶，震中裂度為11度。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地震。在300多年以前的北京也曾發生過一次和汶川地震強度幾乎一樣的大地震。而且兩者在強度、時間、餘震發生等方面，頗為相似。

　　這場地震發生在清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679年9月2日)中午。那一天，已到初秋的北京，天氣並不涼爽。中午勞作了一上午的人們，像往常一樣，有的正在家中吃午飯，還有的正在休息。而就在人們毫無防備的時候，在北京平谷的馬坊地區和河北的三河縣一帶，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大地震。這次地震的震級估計為8級，震中烈度為11度，幾乎和四川汶川的地震強度一樣。

　　這次大地震估計死亡人口超過10萬，因為當時人口密度比較小，要是現在發生，其死亡人口數肯定會超過唐山大地震。這次大地震的震中和唐山大地震(7.8級，死亡人口27萬)的震中距離只有100公里，京津唐地區是我國地震的高發區。

　　在北京城區內共發生過兩次5級地震，第一次發生在1076年12月，震中烈度為6度，造成了多數民房的毀壞;第二次發生在1627年，與上一次北京城區發生5級地震，相隔五百多年後，城區內又發生了一次5級地震，震中烈度為6-7度。這一次地震，損失相當嚴重。當時，在城區內從西南方到東北方，可以聽到地震發生時產生的巨大轟鳴聲。地震的瞬間，房屋傾倒，沒有來得及跑出屋的人，多被掩埋和砸死。因為這場地震發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區，因此造成了很大的人員傷亡。

　　如果北京一開始就不是我國的首都，那麼現在城區人口只可能有400萬，和瀋陽市人口數相當，即便發生6級以上地震，其破壞性不及現在的五分之一，況且，北京是一個高度集權化的首都，一旦發生7級強震，中央政府將面臨半癱瘓的狀態，汶川、玉樹大地震和海地首都大地震的悲劇就會重演，其損失是汶川大地震的百倍。

　　更令人擔憂的是，因為是首都，其城市規模加速擴大，難以控制，十年後北京城區的人口(包括流動人口)將達到2000萬，一旦發生強震，損失不可估量，後果不堪設想。

　　唯一能夠阻止北京市過快擴張，最大限度地減少地震造成的損失和破壞的最佳方案莫過於將首都遷出北京。

　　(二)北京市地理位置太過偏北，不能高效地管理中國，周邊環境和自然條件惡劣，建都北京成本高昂，定都北京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北京位於北緯39度56分、東經116度20分，北京市(北緯40°C)以北的我國領土面積只占我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的八分之一;以南的我國的國土面積占四分之三，人口占八分之七。北京遠離中國絕大部分國土、人口、城市、工農業地帶，和全國這些要素的聯繫非常不便，和中原城市相比，其付出的時間，消耗的能源，發生的費用，幾乎要高出三分之一，根本不可能對全國進行高效率地管理、統治和聯繫，因此北京本來就不應該作為新中國的首都。

　　北京市四周自然條件和自然環境比較惡劣，北面是燕山和蒙古高原，西部是太行山和山西高原，西北部是廣闊的蒙古高原，由於降水稀少，這些地方成為風沙的發源地，強勁的西北風卷裹着蒙古高原的沙土經常肆無忌憚地侵襲着北京，使首都非常脆弱的自然環境雪上加霜。北京屬於典型的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年平均降雨量只有585毫米， 75%集中在夏季。秋冬春三季空氣污染嚴重，大氣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顆粒物濃度經常超標，空氣污染指數超過80的天數每年超過200天，成為首都中自然環境最差的典型。

　　高昂的定都成本

　　在中國各大中心城市發展過程中，北京從中央得到的各種支持是最多的，巨大的投入並未產生相應的效應，反而面臨多重危機的邊緣，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就是這座文化古都既是全國政治、文化、軍事和經濟管理中心，又是北方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事實上還有全國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科研等中心的職能。以中國之大，由一城而兼此數中心之職，對有3000年歷史的古都來說，確實不堪重負!這種功能設計使得城市規模無限制地擴大，城市的有限空間受到多種功能的擠壓，脆弱的資源與生態系統無法承受，一言以蔽之，高昂的建都成本已到了國力和北京市自身難以支撐的時候了。　在古代運輸條件惡劣的情況下，東南地區供給天下財富大半，如果都城離此太遠，則定都的成本過高，必將影響國力的增強和政權的鞏固。對此，法國著名學者布羅代爾曾指出：15世紀初中國放棄了因長江之利而對航海開放的南京，卻定鼎北京，“背離了利用大海之便發展經濟和擴大影響的方針……正是在這時候，中國在爭奪世界權杖的比賽中輸了一局”。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更是以歷史學家深邃的筆觸寫到：北京“這一宏偉都市遠離它的經濟源泉，維持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明代滅亡和在帝國時代結束之前，一直消耗着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財富”。輸送漕糧的南北大運河成了明清兩代朝廷的生命線，因此在遭受旱災時，寧可讓運河沿岸地區顆粒無收，只要漕糧未過，運河不得用於灌溉;每逢黃河下游決溢成災，為了確保運河暢通，往往寧可暫不堵口。

　　(三)北京作為千年古都是中華民族的恥辱

　　北京作為我國最著名的三大古都，和西安、洛陽齊名，但本質確有差別，西安洛陽是大漢民族強盛時期的首都，是大漢民族自己主宰命運的時代，它象徵中華民族強大、優秀、文明、進取、團結、統一和先進。而北京作為首都是蒙、滿等少數民族強加在大漢民族頭上的，幾億大漢民族居然被只有幾百萬的蒙、滿少數民族服服帖帖統治壓迫奴役了幾百年，沒有遭到多少反抗，是大漢民族懦弱、屈服和恥辱的表現，是中華文明衰敗的象徵，這種落敗文明絕不是我們要繼承和發揚的優秀歷史文化。明朝定都北京，目的是拒抗北方少數民族的騷擾，其實質也是中華民族衰敗的表現，上億人口的大漢民族居然害怕只有二百萬游牧部落的侵擾。

　　(四)北京市各種矛盾和問題層出不窮，只有遷都

　　北京人口急增，城市規模急驟擴大，功能太過齊備，交通非常擁擠，住房土地價格十分昂貴，土地淡水供不應求，環境污染嚴重，排外傾向日益明顯，獲取多奉獻少。

　　截至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達到1755萬人，比2008年末的1695萬人增加60萬人，北京市已經連續三年每年增加常住人口50萬人以上，相當於每年增加一個中等城市的人口規模。外來人口509.2萬人，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比重為29%。北京市戶籍人口1245.8萬人，比2008年末增加15.9萬人。連續三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快速膨脹，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不容忽視。

　　2009年底，北京市建成區面積1300多平方公里，比上海市多400平方公里，其中城區建成區面積1100多平方公里。北京市在常住人口數量上雖然比上海市少166萬，但在城區建成區面積上比上海大250平方公里，是名符其實的中國第一城。這個中國第一大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驟膨脹，已經到了嚴重失控的程度。

　　如果不遷都，40年後(205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為3500多萬，市區人口2400多萬;建成區面積2800多平方公里，市區建成區面積2100 多平方公里。即時，北京市的降水、地下水和調水根本無法滿足這樣一個超級城市人口的淡水需求量(降水15億，地下水26億，調水12億)，到那時，北京的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只有150立方米左右，根本無法滿足人們正常的生活需要，北京市有可能在乾涸中逐漸衰竭。

　　未雨綢繆，能夠將城市人口和城市規模有效控制的唯一辦法就是遷都，其它任何辦法都是徒勞的。

　　北京是我國的首都，是我國城市功能最完備的超級城市，是我國的行政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是我國和上海並列的兩大商業娛樂中心，我國最大的科研、技術、教育、文化中心，我國眾多企業總部所在地，我國最大的陸地交通中心，我國最大的旅遊中心，我國名勝古蹟最多的城市和我國經濟活動中心，北京也是我國第四大金融中心。如此多的功能，每一項功能至少可以保證一二百萬人口的就業，全部疊加在一個城市上，城市規模必然超級臃腫。

　　北京是首都，但中國人今天把它稱為“首堵”。09年底北京市汽車保有量達到400萬輛，平均4.4個人擁有一輛汽車。這裡交通擁堵、空氣污染、事故頻發、出行不便，於是，它又成了中國現代城市病的象徵。

　　北京的水荒問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北京水資源的形勢十分嚴峻。據專家估算：到2010年，平水年份北京將缺水11.85億立方米，枯水年份將缺水近20億立方米;到2020年，平水年份北京將缺水23.76億立方米，枯水年份將缺水30.9億立方米。

　　目前，北京的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為240立方米左右，僅為全國人均占有量的九分之一、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三十分之一。北京現在年來水量只有15億立方米左右，超采地下水26億立方米，連年的大量超采地下水已經使北京周邊地區形成了2100平方公里的漏斗區，水位已經降至海平面五六十米以下。可以說，繼續超采地下水已經十分困難。

　　現在，很多人把南水北調工程看成解決北京缺水難題的良方。但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2020年才能全部竣工，即使到那時北京可分得的水量也不過12億立方米，與缺水30億立方米仍然相差很遠。何況，中線工程流經的河南、河北等省份都是缺水大省，如何分配這些水資源將會大有爭議。

　　北京凡是能建水庫的地方也已建完，基本無潛力可挖。唯一準備建設的張坊水庫也僅可增加供水1億立方米，抵不上官廳水庫、密雲水庫未來減少的蓄水量。

　　更為嚴峻的是，科學家們預測，由於受地球溫室效應和厄爾尼諾現象的影響，至少在未來一兩個世紀內，全球乾旱問題將更加嚴重，中國北方的缺水問題將更趨惡化。

　　沙漠化、荒漠化和乾旱對北京的威脅日益嚴峻。現在，中國的沙漠化、荒漠化國土不斷擴大，沙漠離北京越來越近，最近的沙丘離市區僅70公里，可以說，沙漠直逼天安門。而且，沙漠處在北京的上風口，一遇颳風，黃沙便直撲京城。前總理朱鎔基對北京的沙塵天氣一直憂心忡忡，眼看着沙漠在一天天地逼近，他感嘆中國有可能因此而遷都。

　　北京還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世界衛生組織稱，北京1999年的空氣污染程度位居全球第三。國家環保總局公布的調查報告稱，北京是全國18個主要城市中空氣污染情況最嚴重的一個。

　　北京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100，面積占我國國土的1/600，但2002年北京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全國的1/8還多，2003年北京商品房施工面積占全國的1/10。北京的房地產虛熱潛伏着巨大的危機，可以說，北京成為吞噬全國資源和資金的黑洞。

　　最令人痛心的問題還是對古都的“建設性破壞”，這是北京的“內傷”，一般人不容易感覺到。1911年，北京大約只有相當於現在二環路內的面積，人口 76萬，現在城區人口擴張到700多萬，大量千篇一律的高樓大廈被“克隆”在古都的中心區。而最能代表東方文化特點的城牆、護城河、胡同、四合院等被大規模吞噬，僅最近的10年間，北京的胡同就由6000多條銳減到2000多條。

　　最近，北京享有盛名的趙家大院在一片反對聲中還是被拆掉了，理由是修路。從景山上向南望去，一大片現代化飯店參差不齊地冒出，儘管其中個體設計不乏獨到之處，卻對故宮和古城核心區域和諧巍偉景觀造成極大破壞。

　　(五)新中國何以定都北京

　　北京作為首都行使其職能綜合得分很低，那麼新中國何以定都北京?釀成了現在面臨遷都的局面，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浪費。

　　新中國定都北京，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在綜合考慮歷史、政治和國際背景的情況下，廣泛徵求民主人士意見而確定下來的。

　　北京是一個具有三千年悠久歷史的文化古都，周朝時期諸侯國燕國的都城就在北京，稱為薊。後來，遼、金、元、明、清也將其定為國都。

　　北京作為一座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與西安、洛陽並列為中國最著名的三大古都。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京城得以完整保存。當時中國的許多城市由於戰爭已破壞的面目全非，選擇北京可以節省許多建設費用，可以使新政府儘快地投身於國家建設和管理上來，省去了許多時間。

　　定都北京最重要的，還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蔣介石政權定都南京，毛澤東把人民的政權定都北京，這針鋒相對的“一南一北”，既反映出毛澤東鮮明的偉人個性，更反映出兩種不同政權的根本對立。毛澤東明確講過：“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

　　定都北平還有十分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出於國際安全和國際政治格局方面的考慮。北平，離社會主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近些，國界長但無戰爭之憂;南京雖虎踞龍盤，地理位置優越，但離港、澳、台特別是帝國主義美、日近些，敵對勢力對其威脅比較大;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點。所以北平應是最合適的地方。

　　此外當時我國領導人和黨外民主人士在定都北京的問題上意見出奇的一致，更加上蘇聯政府對定都北京的認同和及早成立新政府的提議，為節省時間，定都北京大勢所趨。

　　然而現在中國的國情、政治和國際背景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時所依據的定都理由已不復存在，當時北京市人口只有220萬，現已增長到1800萬，出現了各種新的問題和矛盾，只有用遷都來解決，方算徹底。

　　北京雖然是我國最著名的三大古都，但是在北京建都的遼、金、元、清都是少數民族政權，這幾個少數民族奴隸和統治了超過他們百倍的大漢民族近千年，這是大漢民族衰敗、屈辱的見證，是不堪回首的歷史糟粕，至於明朝遷都北京，有天子守邊和控制北方之意，也是懦弱的表現，根本不值得繼承和發揚。當時最重要的政治上的考慮，現在的情況是私營經濟已經在我國打出了半壁江山，為中國提供了60%的就業人口和幾乎70%的經濟增長，因此毛澤東當時所倡導的被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被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種極端的觀點現在還能大行其道嗎?。

　　國際安全和政治格局變化最大，中蘇關係友好了只有十年，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關係發生了逆轉：黨際的友好變成了公開的論戰、國家關係上的同盟變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訐 ,貿易急劇下降 ,軍事摩擦不斷 ,1969年雙方更是發生了直接的大規模的武裝衝突。60年代後蘇聯對中國首都北京的威脅比美日更加危險。

　　東北亞現在是最不穩定最不安全的地方，美國、俄羅斯、日本、韓國和中國關係都很一般，特別是窮兵黷武的朝鮮，國內貧窮不穩定，擁有核武器，可輕鬆打到北京，北京處在這樣的位置還能算安全嗎?蔣介石的政權在南京，和美國結成同盟，毛澤東將首都定在北京，和蘇聯結成社會主義陣線，而現在我國不可能和美國或俄羅斯結成軍事聯盟，我們要在軍事政治格局上獨立自主，遷都中原可避免對任何一方的依賴。

　　綜上所述，北京處於地震活躍帶上，未來發生大地震造成巨大損失的可能性很大;北京地理位置過於偏北，中央政府不能對全國進行高效率地管理和統治;北京市和周邊自然條件很差，自然環境惡劣，降水較少，沙漠化、荒漠化和乾旱威脅嚴重;北京作為古都是人為強加的結果，不是大漢民族真實意志的體現，且維護成本高昂;北京市人口暴漲、環境惡化、污染嚴重、交通擁擠、城市臃腫、規模過大、房價高昂、淡水稀缺;新中國定都北京的理由不復存在，現在迫切要求建設一個與中國新時代相適應的新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