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是中國少將以上的軍人的基本素質與歐美軍人、甚至印度的高級軍人相比，似乎有所不同。通過對“孫子兵法”會議的採訪和在歐美舉行的有中國高級軍人參加的國際安全問題會議上、各種訪問中可以看出，中國軍人的英語化程度遠遠低於印度的高級軍人，很少看到高級的中國軍人在公眾場合像印度高級軍人那樣，能夠以相當開放的態度與外軍進行交流。

　　這樣，將極大地限制住中國的高中級軍人快速熟悉歐美軍隊動態的能力。自然中國軍人對北約武器的了解，基本停留在教科書上，這方面當然是受到大的國際氣候的影響，尤其是西方對中國的軍事禁運，對外軍事演習對象單一、水準、規模較低等因素影響。

　　除此之外，對比印度空軍可以發現，印度的空軍飛行員非常了解俄羅斯、西方，馬來西亞飛行員的狀況也相同，這些快速發展中國家的軍人每年頻繁同美國、其他西方國家的空軍、海軍進行具備戰鬥性質的軍事演習，非常熟悉對外軍事環境，印度空軍、海軍的軍事演習是最為多元化的，每年幾乎頻繁、同時與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舉行相當規模的軍事演習，甚至部分訓練都在外國進行，日本的情況就更加明顯。相比之下，中國軍人迄今為止只和俄羅斯進行過較低級別的反恐軍事演習。

　　與印度、巴基斯坦高級軍人大都有留學西方的背景的狀況相比，中國的中高級軍人依然缺乏正式的西方軍事院校的畢業生，這可能是限制中國軍隊進行類似北約指揮結構改革的重要原因，即使極少數的中國軍人在歐美軍事院校學習過，也多半只是以訪問學者的方式進行短期交流。這方面，即使是馬來西亞、阿拉伯親美國家的中高級軍人，大都畢業於英美軍事院校，每一位將軍的知識都相當豐富，完全是博士級別。

　　本刊記者同印度DELI驅逐艦艦長(2003年前後)的談話發現，艦長級別的印度軍人不僅英文毫無問題，熟知歐美、蘇聯的海軍戰術、裝備，甚至懂得戰略、外交問題，這才是真正的“複合型人才”。2006年以後晉升的高級中國軍人中，留學俄羅斯的軍人不超過10%，由此可見，即使是大量使用俄式兵器的中國軍隊高層指揮系統，對俄羅斯軍事指揮結構、武器裝備的直接了解並不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