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朦朧中，我抵達莫斯科的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一下飛機，就受到俄羅斯
朋友們的熱情歡迎。為首者，身材高大，背微駝，鶴髮紅顏。他叫安德烈·尼古拉
耶維奇·吉連科，是邀請方“俄中友好、和平與發展21世紀委員會”主席沃爾斯基
的代表。

　　我們握握手，吉連科隨即拿出一紙日程安排表徵求我的意見。他舉止儒雅，談
吐得體，雙眸閃動，隱含着精明和睿智。我心想，此公決非等閒人物。果然，新華
社莫斯科分社的朋友悄聲告訴我：吉連科曾任蘇聯共產黨中央書記，是蘇聯解體前
的顯赫政要。

　　我們訪問俄羅斯的8天行程，吉連科全程陪同。按中國的說法，吉連科原來屬於
“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列。由這樣一位重量級人物陪同，我們起初都有點誠惶誠恐。
但相處幾天，見他跑前忙後，為我們安排參觀，搜集資料，甚至開車門，送飲料，
令人感到非常親切。我腦中念頭閃過：一定要單獨採訪他。

　　但是，訪問的日程安排得很緊，白天幾乎沒有時間。而到了晚上，無論是在聖
彼得堡還是在諾夫哥羅德，他總是有當年的老朋友、老部下前來拜訪，根本騰不出
時間。我於是不得不“化整為零”，抓住長途乘車、飲茶用餐和等候飛機的時間，
同他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交談。

　　吉連科不愧是多年做蘇聯黨團領導工作的高級幹部，善解人意。我們第一次談
話，還沒等我開口，他就“自報家門”。那是在從聖彼得堡開往諾夫哥羅德的長途
汽車上。他從上衣口袋中掏出隨身攜帶的深綠色封皮護照說，他於1936年9月17日出
生在烏克蘭的一個工人家庭，1956年參加蘇聯共產黨。烏克蘭當時是蘇聯的“礦物
聚寶盆”，煤炭資源尤其豐富。他學的是建築工程，卻嚮往當一名煤礦工程師。因
此大學畢業後，他就與同班戀人、後來的妻子一起主動要求到煤礦當工人。

　　他在煤礦工作20多年，下井挖煤，做團的工作，後來被調到基輔市，任烏克蘭
共青團第一書記。1989年9月，他奉調到莫斯科任蘇共中央書記，主管蘇聯這個多民
族國家的民族工作。1991年8月，蘇聯共產黨解散，吉連科失業。1996年，他60歲時
正式退休。現在，他應好友沃爾斯基之聘，在沃氏主持的“俄羅斯企業家協會”和
“俄中友好、和平與發展21世紀委員會”幫忙。

　　我問起他的家庭生活，吉連科坦誠相告。他說，夫人是工程師，早已退休，夫
婦倆在莫斯科高級住宅區有一套四室兩廳的住房，那是他擔任蘇共中央書記時由政
府分配的。唯一的女兒，在烏克蘭工作。他又指着家庭成員一欄對我說：“瞧，當
年是一個三口之家。蘇聯解體時，我留在莫斯科，而我女兒同丈夫和孩子留在了烏
克蘭；我的家庭就這樣一分為二，女兒成了外國人。”蘇聯解體造成家庭的分裂，
也帶來感情上的苦痛。吉連科感傷地說，他生活不富裕，而遠在烏克蘭的女兒一家
生活更困難。他和夫人總想去探望。但往返一趟，火車票錢相當於他們夫婦3個月的
退休金。因此，只能一年一次。

　　談到家庭收入，吉連科毫不隱諱。他告訴我，他任蘇共中央書記時，月薪是10
00盧布，當時約合1300美元。蘇聯解體前夕，他有1萬多盧布的積蓄。他花1.07萬盧
布購買了一輛國產轎車，用到今天。談到這裡，吉連科眼睛一亮，不無自豪地說：
“這完全歸功於我的夫人。當時，政府給我配備了專用車。我不想自己買車。可是
夫人認為，物價不斷上漲，還是把錢花掉，置買點東西為好。她決定了，車也就買
了。這真應了那句俄羅斯俗話：最聰明的辦法是讓女人掌權。”吉連科笑了，我也
跟着笑了。他接着說：“如果當時不買下這輛車，那1萬多盧布，而今就只能是一堆
廢紙了。”

　　吉連科退休前是蘇共中央書記，職級在政府部長之上。但是，俄羅斯聯邦政府
在發放退休金時只承認政府任職，不承認任何政黨內的任職。吉連科一直在蘇聯共
產黨內任職，而在政府中沒有任何職務，因而不能在退休後享受高級官員待遇。他
同妻子一樣，每月的養老金500盧布，約合20美元。據我所知，莫斯科規定的生活貧
困線為人均每月800盧布。吉連科一家顯然是在貧困線以下了。那麼，他怎麼維持生
計呢？吉連科頗難為情地告訴我，他在企業家協會“打工”，每月有1500盧布的收
入。“勉強糊口，勉強糊口啊！”吉連科苦澀地感慨道。

　　談話從生活轉向政府時，我首先徵詢吉連科對民族問題的看法，因為他當年主
管全蘇聯的民族工作。吉連科說，蘇聯大小民族有上百個，但不管是俄羅斯人、烏
克蘭人，還是格魯吉亞人、哈薩克人，都自稱是蘇聯人，外國人也一律稱他們為蘇
聯人。“我主管這項工作有兩年時間，並沒有感到有民族不平等問題，更不用說什
麼民族歧視問題了。在各級蘇維埃中，各民族代表都能平等地議政議事。當然，在
有些少數民族中間，確實有一些民族沙文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分子。他們從自己
的私利或狹隘的民族利益出發，不顧大多數民族的利益，不顧整個蘇聯的利益，總
想鬧分裂，鬧獨立。到後來，更有西方的挑撥離間，這些人就鬧得更歡了。”吉連
科承認，蘇聯的民族問題很複雜，蘇共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有失誤。這也是導致蘇聯
垮台的原因之一。

　　一談到政治，不可避免地要探討蘇聯解體的原因。吉連科對此當然是早有思考，
答案成竹在胸。“主要原因可以列上好幾條，但根本原因在領導。”他回憶說，蘇
聯領導人，從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一直是個人專斷，黨內沒有多少
民主可言。這樣，列寧創建的生氣勃勃的布爾什維克黨就給搞得愈來愈沒有生氣，
脫離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戈爾巴喬夫不聽勸告，錯用了不少人，重用了一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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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投機鑽營之徒。吉連科舉例說，在瓦解蘇聯的過程中，戈爾巴喬夫倚重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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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共高級領導人發揮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都難以比及的作用。一位主管蘇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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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領導人，竟然把蘇聯採取的安全措施都告訴了美國人。這些人都是政治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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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政治信念和政治信仰，誰得勢就支持誰，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關鍵時刻出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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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民族的利益。有他們當政，占據黨政高位，蘇聯不瓦解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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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這些，雖然事隔有年，吉連科仍然激憤難平。他沉痛地說：“人們都稱蘇
聯是‘解體’，我看這樣說未免輕描淡寫。實際上，蘇聯不是解體，而是毀滅。”
他認為，巴黎公社存在70天后失敗了。這在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並不令人震驚。
但是，建立70年的蘇聯，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強國的蘇聯，轉眼就不復存在了，卻不
能不令人震驚。這是歷史的悲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悲劇。談到這裡，他雙手托
着額角說：“我們這些當事人，確實難以向後人交待，難以向歷史交待。”

　　那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前途如何呢？在中國駐俄羅斯大使武韜為我們舉行
的招待會上，我同吉連科一邊用餐，一邊討論這個問題。吉連科說，他不久前訪問
過中國，時間匆促，沒有機會去農村，但看到和聽到不少國有企業改造的情況。他
對這些情況還沒有來得及進行深入思考，但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同志們的大膽探索
和實踐事關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令人振奮。在送別的機場上，我們的討論繼續
着。他說，馬克思早就說過，社會主義脫胎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
義。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主義既然脫胎於資本主 義，就難免帶有資本主義的殘跡。
對此不予重視，或處理不當，社會主義就會夭折，資本主義就會復辟。這是蘇聯毀
滅的根本教訓和啟示。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運動雖然遭受挫折，甚至一時的失敗，
但社會主義終究還是要取代資本主義。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因此，
吉連科認為：“儘管有蘇聯這樣一場歷史的悲劇，社會主義運動必然還會復興，並
最後取得勝利。”

　　聽到吉連科這一番宏論，我不由說：“蘇聯的悲劇，也是人類一份異常珍貴的
思想遺產。你是否打算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記錄下來，留給後人？”

　　對這個問題，吉連科沒有直截了當地回答，而是說：“就我所知，不少人在蘇
聯毀滅後撰寫了回憶錄。其中，當然有人比較忠實地記錄了事變發生的過程和原委。
但是，也有一些人在撒謊，歪曲歷史。還有一些人借寫回憶錄，吹噓自己，洗刷自
己，並從中撈取經濟好處。這是非常可鄙的行為。”說到這裡，他話鋒一轉，明確
地表示：“我是決不會幹這種缺德事的。現在的生活雖然比較困難，但我寧願過貧
困的生活，也不干對不起蘇聯、對不起蘇聯人民的事情。”

　　聽着吉連科這鏗鏘有力的話語，我不禁肅然起敬。

　　吉連科熱愛蘇聯，熱愛俄羅斯。蘇聯解體時，他本來可以回烏克蘭謀到一個較
好的職位。但是，他毅然留在了莫斯科。吉連科說：“這不是什麼政治選擇，而是
自然選擇，甚至可說是沒選擇。我出生在烏克蘭，長期在烏克蘭工作，當然熱愛烏
克蘭。但是，無論在哪裡，無論什麼時候，我都認為我是蘇聯人。我在莫斯科有很
多朋友，俄羅斯朋友。他們從沒有把我當成什麼烏克蘭人，而是同自己人一樣。我
幹嗎非要把自己從他們中間分離出去呢！”

　　在謝列梅捷沃機場貴賓室等候飛機起飛的一個多小時，我同吉連科一直交談。
就要分手了，好像還有很多話沒有說。握手道別時，吉連科說：“中國的建設和發
展令人欽羨。我想，總有一天，俄羅斯也同樣會令人欽羨。”這說明，他沒有因為
蘇聯的毀滅而絕望。他對俄羅斯，對未來，還是滿懷信心的。（追記於2000年冬去
轉暖時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