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認為，未來的東亞共同體的形成約會經過五個發展階段，而在這個形成過程中以及目的達致時，亞細安有條件向中日韓提高要價，並可發揮獨特的作用，包括成為連接中日韓三國的橋梁，而當中日關係出現時，亞細安的東亞協調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東南亞之行最早是安排在2001年10月，其主旨是去平息因他參拜靖國神社而引起的亞洲之憂和加強雙邊關係。不料，美國遭九一一恐怖主義襲擊事件打亂了整個世界秩序。自然小泉擬議中的東南亞之行也無限期地推遲了。

　　2001年11月，中—亞（細安）自貿區10年內建成的消息一宣布，震撼了日本輿論界。頃刻間，對日政府的責問和不滿接踵而來：為何讓中國搶了與東南亞合作的風頭? 為何出現了如此嚴重的“戰略疏忽”？這不是把區域合作的主導權“拱手送給了中國”嗎? 有的還驚呼，這將使日本失去21世紀的發展機會。

友好競賽？

　　小泉行色匆匆的東南亞之行無疑有挽回影響，扭轉被動的動機，但從訪問成果來看，除了同新加坡簽署了日新自由貿易協定以外卻無任何驚人之舉。

　　訪問期間，小泉大談日本同亞細安進行“全面經濟合作”，提出“一攬子經濟合作構想”，決心同亞細安國家“同行並進”，建立更密切的“經濟聯盟”，推動“東亞共同體”的實現，等等。

　　然而這些口號卻顯得空泛而毫無新義，即使同“福田主義”的主張相比，也有明顯的退步。亞細安國家似乎沒有從小泉的政策宣言中聽到令人鼓舞的信息。

　　相反，有些亞細安國家卻感到一絲憂慮。小泉在談到建立東亞共同體時，主張把澳洲和紐西蘭也包括其中，這顯然不符合亞細安所倡導的東亞10+3合作框架。泰國外交官員說，這反映了日本“無法擺脫美國的影響”。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對日本關於日元貶值的放任態度也表示擔心。

　　如果日本不是真心實意、腳踏實地地推動東亞地區合作，拿不出像中國那樣的確定日程和切實措施，那麼它在東亞地區合作中的地位就有可能下降，它一貫關心的主導角色就有可能讓位給中國。

　　無庸諱言，中國在這方面比日本略勝一籌。小泉雖不甘心落後，但掣肘因素頗多。一是國內經濟回升乏力，經改措施乏術；二是國內農產品市場保護問題；三是美國情結。這一切決定了日本在東亞地區合作問題上難有大的作為。相反，中國在這方面牽累卻較少。

　　小泉的東南亞之行和日本同亞細安關係的加強，對中國來說並非消極。中國對此也並不擔憂，相反，是樂見其成，因為中國的地區戰略目標之一是建立東亞地區合作組織。

　　中國一直指望通過中日兩國攜手，共同推動東亞合作，只是因為後來發現日本顧慮重重遲疑不決，才迫使中國不得不另闢蹊徑，尋求合作，這才有了10年內建成中—亞（細安）自貿區的計劃。

　　其實，中國無意同日本爭奪亞細安。如果日本能仿效中國同亞細安達成一致，也在10年內建成日—亞(細安)自貿區，那豈不離東亞自貿區又近了一步？中國何以擔憂？

　　中日兩國都應將加強同亞細安的合作，看作儘早實現東亞共同體目標的友好競賽，看誰為地區合作邁出的步伐大，做的貢獻多，而不是把它看成一場勢力爭奪戰，看誰最先稱霸東亞。

三種關係須處理好

　　日本一直想在東亞合作中扮演主導角色，這本無可厚非，只要它能把東亞引向平等、互利、共贏的方向。實際上馬哈迪早在1990年倡議EAEC時就明確表達過讓日本起主導作用的願望，只是那時日本還在顧慮美國而三緘其口，猶豫再三。

　　如果日本真想實現其主導角色，那它必須處理好三種關係：

　　一是處理好同亞細安的關係：

　　在這一關係中，日本是富國，而亞細安多數國家是窮國。在窮國和富國之間，要真正建立起密切合作關係，富國必須做出更大的貢獻。

　　換言之，富國必須讓窮國得到更多的實惠。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墨西哥就從美國得到更多的好處。否則這種合作不可能建立起來。在這一點上，日本必須拋棄自我利益中心主義，多為窮國考慮。只許你的高科技產品進入人家市場，不許人家農產品進入你的市場，這能換取窮國同你的合作嗎？

　　這次小泉訪問只同新加坡，而不是任何其他亞細安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足以說明日本的利己主義，因為新加坡沒有農業，同新加坡的自由貿易不會危及日本的農產品市場。

　　小泉希望以日新自貿協定為範例，推動日本同其他東亞國家的自由貿易的發展，但是只要日本不改變他的利己主義，新加坡的範例不可能對其他亞細安國家產生任何示範作用。

　　二是處理好同中國的關係：

　　在這一關係中，也同樣包含有富國和窮國的關係。除此之外，還存在着作為兩大國的關係。中日兩國為東亞地區兩個真正的大國。在一個地區組織的建立過程中，核心大國的作用尤其重要。沒有核心大國的積極性和它們之間的攜手合作，任何地區合作組織的建立都是不可能的。

　　日本如果真誠地推動東亞合作，就必須特別重視同中國的關係，加強中日兩國的互信。目前，中日兩國合作的阻力似乎更多地來自日本方面。

　　撇開歷史問題不說，兩個現實問題就亟待解決。一是日本農產品市場保護問題，這已眾所周知，不必贅述。二是由中日兩國當前經濟發展的走勢形成的極大反差而產生的日本社會心理的不平衡。

　　在這種心態的作用下，在日本輿論界，“中國威脅論”、“大中華經濟圈威脅論”、“華夷體制”復興論等叫囂甚囂塵上。試想，在這種社會氣氛下怎麼建立起中日的互信？又怎能攜手合作共建東亞經濟共同體？

別妄想“獨家主導權”

　　中日兩國，誰都不應妄想謀求對東亞共同體的獨家主導權。實際上，誰都不可能真正奪得這種獨家主導權。真正明智的選擇時，中日兩國在平等合作的基礎上，共同發揮這種作用。只要中日兩國能不斷推出帶來區域利益，使各國共贏的政策、舉措和構想，他們的主導權就不會遭到非議和挑戰。

　　在處理好中日兩國關係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大國的責任問題。中日兩國作為本地區唯一兩個大國必須負起大國的責任，因為地區中的任何大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態勢，都會對本地區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

　　這就要求地區大國在制定和執行本國對外經濟政策時必須顧及到區內其他小國的利益，必要時，還要從地區大局利益出發犧牲一點大國本身的眼前利益。中國作為一個地區大國在東亞金融危機時的表現曾贏得了區內國家的稱讚，被譽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然而，日本的負責任大國的角色扮演的卻不能令人滿意。遠的不說，就拿最近日本政府在日元貶值中採取放任主義態度就足以說明，日本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還不夠格。

　　這也難怪，馬哈迪當着小泉的面，對此深表憂慮。如果一個大國在推行一種有害於地區利益的政策，那麼怎麼能證明它是在為地區合作做貢獻呢？

　　三是處理好同美國的關係：

　　美國是東亞區外大國。我們談論東亞共同體時，當然不包括美洲和澳洲國家。這些區外國家不應該，也沒必要干涉東亞國家自己的事，正如中國、日本不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說三道四一樣。從來沒有隻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道理。

　　日美之間有特殊關係，這是人所共知的。東亞共同體的建立絕不妨礙日本同美國的雙邊關係，也不妨礙東亞其他國家同區外任何國家的雙邊和多邊關係。

　　但是不應該因為某種特殊關係，就一定要把某些區外國家拉進來，更不因該為了自己的某些利益，屈服於某些區外大國的壓力，而對本區域的合作採取消極、敷衍或阻撓的態度。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損害了本地區的利益，最終也使自己深受其害。

東亞共同體形成過程

　　人們對於東亞共同體形成的過程有過這樣的預測：亞細安即將形成自由貿易區，下一步將是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國建成自由貿易區；在南北兩個自由貿易區形成的基礎上，通過進一步的整合，過渡到整個東亞的自由貿易區。

　　到那時，東亞經濟共同體就初具規模了。

　　但從目前發展趨勢看，通向東亞共同體的道路很可能有所不同。其新的發展進程可能從階段一逐漸發展至階段五：

　　階段一：亞細安首先建成自貿區

　　階段二：中—亞（細安）自貿區建成

　　階段三：日本韓國分別同亞細安實現自由貿易關係

　　階段四：形成以亞細安為中心向中日韓三個方向輻射的三個雙邊自貿區

　　階段五：在亞細安的協調和推動下最終形成整個東亞共同市場，即東亞自由貿易區。

　　這一發展趨勢是可能的。

　　中國同亞細安去年11月已先走了一步。此次小泉出訪亞細安，表明日本有意走類似中國所走過的路線。接下來，韓國也不會等閒視之，眼看自己被邊緣化，也可能採取行動。

亞細安的獨特作用

　　如果中日韓三方都在積極尋求同亞細安接近，並頻頻向其示好，那麼亞細安就處於非常有利的中心位置。這將為亞細安帶來更多的實惠、機遇，以及發揮其自身獨特作用的廣闊空間。

　　首先，亞細安有了提高要價的餘地。既然你們都主動想同我建立自由貿易區，我當然有權力提出對我有利的正當要求。

　　其次，亞細安可以發揮橋梁作用。當中日韓都同亞細安建立了自貿關係後，亞細安則成了連接三國的橋梁。作為橋梁，亞細安可以協調、疏通、撮合它們三者的關係，尤其是中日間的關係，從而加速三者之間自由貿易關係的形成。

　　最後，在東亞經濟共同體形成之後，即使中日兩國發揮主導作用，亞細安在東亞的協調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有時也會扮演主導角色，特別是當中日之間出現麻煩的時候。

　　關於東亞共同體形成的描述僅是筆者一個粗略的推斷和預測。事物的發展常常出乎人們的意料。東亞共同體形成的過程究竟如何，只能有歷史去描繪。不過相當肯定的一點是，這一過程將時特別長期的、艱難的和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