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何時才能有自己的“主義”？

作者：范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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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已經不善於自己思考，習慣了“拿來主義”。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無政府主義，左，右傾機會主義，到新和舊的自由主義，新和舊的保守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精英主義，社群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等，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泊來品。只要粘得上一點邊，或學到了片言隻字，會套用幾句名言，這些“學者”，“專家”和政客們就可以玩弄起來，大言不慚地給自己標榜上一個好聽的“主義”，一來可以顯示知識的淵博，二來可以“某某主義”的代表人物，縱橫政壇和論壇，無往而不利。至於如何對待不贊成自己的反對派，當然“主義”也是不能少的，總得給他們套上一個，非左即右，按上一個帽子就是了，歷來如此。這裡還有一個最新的標準，即“布什主義”的簡易思維邏輯可以作借鑑。

近代中國有沒有產生過自己的“主義”？不能說沒有，只是少的可憐，而且壽命都不長。中國人反而擅長於採取行動，如搞個變法，組織一次運動，發動一場革命什麼的，轟轟烈烈，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乾脆利落。有的人則更擅長於干一些偷梁換柱，狸貓換太子，甚至在背後策劃偷天換日的陰謀詭計，成則影響很大，可以輕易改寫歷史，敗則也可以從容溜之大吉。根據社會實踐的需要，通過合理的邏輯思維要形成一種思想，還要有它的追隨者，使這種思維模式成為一群人共同的思想框架，甚至行動準則，談何容易？還不如採取行動來得痛快，“拿來主義”來得方便。久而久之，近代的中國人就習慣於懶得自己思考，就像走商店買衣服似的拿來洋人的“主義”試試身，照着鏡子瞧瞧合適不合適，體面不體面，就用上了，而且因為是洋貨，可以拿來吹牛，朦朦老百姓。其實，不光是近代的中國人缺乏思想，少了“主義”，在中國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都是這個樣子，這是兩千年來的專制統治造下的孽。

只有孫中山倒是真的根據中國當時的國情，搞出了一個“三民主義”，曾經熱過一陣子，只是在大陸早就給忘了。一九二四年孫中山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包括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個政治原則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然而，在孫中山死後，蔣介石一九二七年發動了武裝叛變，就全部走了樣，成了“限共”、“溶共”、“反共”的“三民主義”，共產黨當然不會再認帳。不過，蔣介石還是把經過他扭曲後的“三民主義”，一直當成了他的護身符，捧到了台灣，拱在神壇上。在一九四零年，毛澤東也根據中國當時的國情提出了“新民主主義”，可惜的是只是泛泛而談，作為了一種統戰的手段，沒有具體去做。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後，毛澤東覺得搞和平協商的民主聯合政府，還不如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大權在握來得爽快，他自己把他的“新民主主義”給丟棄了。就這麼兩次搞下來，中國在近代就沒有了自己的“主義”。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的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這場運動帶來的後果是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天災人禍。“農業共產主義”當然也是外來的“主義”，通過群眾運動大吹大擂搞經濟，學的也是老大哥的樣，不過毛澤東他確實什麼都敢做。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毛澤東的首創，也許會成為毛澤東主義的一個里程碑，然而文革幾乎摧毀了社會主義的基礎，使中國的經濟建設倒退了一，二十年。結果，毛澤東當初的“謙虛”也就只能永遠謙虛下去了，毛澤東思想再也無法改稱為毛澤東主義。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使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和劉少奇的經濟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成為了現實，只是他當時的年事已高，摸着石頭過河成不了主義，其餘的當然就更不用提了。

隨着改革開放和中國與世界的交流日益擴大，西方的各種“主義”又都包容兼收，再次引進到了中國。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崇美主義和民族主義，在為這場剛過去的伊拉克危機而轟轟烈烈展開的論戰中，中國的知識精英又被籠統地刻意劃分成了挺戰的“自由派”和反戰的“新左派”。面臨重大事件，知識界文人的隊伍因意見不同，分分合合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網民發表一些有傾向性，稍有偏激的文字意見也不足為奇。手中掌握的資料有別，思想觀點不同，觀察問題的切入視角有差異，得出的結論出現了多樣性，也不奇怪。只要都是抱着平常心，以包容的心態，腳踏實地探討問題，謙虛地表達自己的見解，目的是希望世界和中國能變得更美好，要做到各述己見，一起來探索問題應該並不難。是非自有公論，這正是平民論政的可愛之處，也是“言論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意義所在的一個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所謂的“精英分子”有着強烈的政治傾向是一回事，而在強烈政治傾向的掩飾下他們的所作所為，文章里所展示的思想理念，道德和作風又是另一回事，出現了許多表里不一的怪異現象。很難說得清他們口中所謂的“自由派”和“新左派”是按什麼標準劃分的？這麼兩個派的表記和符號是否與他們的所作所為，所寫的文章中已表達的思想能夠對得上號？還是說的是一套，在做的又是另一套，南轅北轍，甚至在反其道而行之？而在這場“主戰”和“反戰”的論戰中出現的一些“罵家”，鋪天蓋地的謾罵，攻擊，口號式的宣傳短文，強詞奪理的霸道文風，以多取勝的圍剿，是與這些所謂“學者”口口聲聲所講的要實行“言論自由”和“民主政治”是完全背道而馳的。這些“社會精英”的言論和所作所為，反而證明了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的意識形態在他們身上殘餘的頑固性。

自古以來，就有“門生”和“食客”等寄生於各種政治勢力的“幫閒文人”和御用文人的存在，更不用說那些直接投靠和依附歐，美各種情報機關和宣傳機器，或由台灣情報機關和反共組織及其外圍社團供養，以此謀取名利，出人頭地的“職業吹鼓手”。名利所趨，各為其主，清流不清，雅士不雅。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奴才要擺“酷”是必須看清楚主人臉色的，否則會死得很慘。端哪家的飯碗，為哪家子說話，這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正常行為，這也是不可否認的社會現實。因此，在這些“社會精英”口中的各種“主義”都只是可以利用的“符號”和“標記”，他們不可能有自己的“主義”，甚至也不可能有他們自己的“主意”。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倒底還有沒有自己的“主義”？佛教是唐三藏從“西天”取來的經，不能算，這一追要追到春秋時期，諸子百家的老子，孔子，墨子，韓非子，莊子，孟子和孫子等。經過五四運動和幾次革命的大批判，這些諸子百家都被批得“體無完膚”，成了封建糟粕，被丟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唯獨老子和孫子得以倖免，因為洋人還在作研究，說是好使。遺憾的是孫子寫的是兵法，不是“主義”，外國人用完後感嘆地說，中國人真是夠狡猾的。

體現民族精神的愛國主義和屈膝投降的賣國主義，倒是源遠流長，中外都有的兩個“主義”。只是近來中國的“愛國主義”在某些“社會精英”的筆下，成了邪惡的“狹隘民族主義”，被貼上了“反民主”和“反自由”的標籤，而“賣國主義”卻經過反覆加工和粉刷，悄悄地登上了大雅之堂。只有美國人的“愛國主義”才是正義的，連法國人在反戰中體現的“愛國主義”，由於法國在二戰中受過美國和英國的恩惠，也成了“忘恩負義”的代名詞。其中的原因很簡單，中國沒有美國式的民主政治體系，連法國的也不行。這些人認為，只有美國式的民主政治體系才是最完美的，哪怕是用飛機和導彈大規模地屠殺他國無辜的平民百姓也是“正義”之舉，而中國只有“賣國主義”才能救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

早些年，見到有人出國喝了幾天洋墨水，回國就叫出了中國只有像香港那樣，成為了外國的殖民地才能發展起來的奇談怪論。有朋友問，中國怎麼會出了這樣一個認賊作父的兔崽子？我們喝了這麼多年的洋墨水，怎麼也不會喝出他那樣的“洋臊味”來。當時在我同一間辦公室，來自曾經淪為殖民地的多米尼加和斯里蘭卡的研究生聽了，認為這個人的腦子一定出了問題。來自美國，日本和加拿大的同學聽了都覺得無法理解。可是近來，這股子“洋臊味”卻越來越濃了，這批人在中國的勢力還越來越大。前不久，有人把手腳動到歷史的教課書上了，要顛覆中國歷史，否定岳飛和文天祥是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英雄。最近的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更是通過歷史劇為“賣國賊”李鴻章，“竊國大盜”袁世凱和封建王朝沒落的專制腐敗統治者慈禧翻案，把他們塑造成了中華民族歷史悲劇中的“英雄”。

歷史是嚴肅的，不容輕易篡改。歷史人物經常被異見人士政治性利用來借古諷今，或表達一些政客自知羞於開口，無法啟齒明說的政治理念和不能直接見光的背後目的。對於重要歷史人物重新定位的學術探討不是不能做，而是應該十分謹慎。在沒有確鑿證據，取得學術界普遍共識以前，這種探討只能停留在學術研究的小範圍內。歷史教課書的篡改將整整影響一代人的歷史觀。電視連續歷史劇更將把劇本作者和編劇，及其幕後主使者的觀點帶給了千家萬戶。在這些人的筆下，抗擊外族侵略的“愛國主義英雄”成了戰爭帶給人民苦難的“歷史罪人”，“漢奸”和“賣國賊”反而成了歷史悲劇中的“英雄”，這麼顛覆歷史是否真的可以達到，摧毀中華民族愛國主義民族精神的目的？恐怕還是辦不到！

中國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中華民族能夠屹立於世界之林，數千年而不被瓦解，是因為代代自有能人出，保持着中華民族精神的永垂不朽。看來上面說到的這些人是早就打定了主意，不但要掏空國家資產，還在籌劃着賣國的。有些人更在盼着美軍來“解放”中國，爭當“兒皇帝”和白領幫辦呢。不過，中華民族不是這麼容易被出賣的，也不是這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和文人弄墨能夠一手操縱得了的。如果真的到了中華民族的危亡時刻，中國少不得又會出一個孫中山，或者毛澤東，帶領着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弟，再次擔負起挽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重任。可以相信，他們會義無反顧，用他們的生命和鮮血來繼續譜寫中華民族的歷史。

也難怪有個知原會說：“現今的左派和右派兩大所謂的知識分子精英看樣子是沒有指望的”，“中國所謂的官僚精英”也是沒有指望的，“還有所謂的‘企業家’精英”也沒戲唱。他認為中國現在“可指望的精英”在“民間產生新的精英群體”，因為“民間永遠是天才的創造者，民間永遠是新生力量的發源地”。他在期盼着“中國新生的第三種聲音”的出現。（參見：《從倒薩中的左右之爭看中國需要的真正精英》 http://ctk.cn.gs/xhc/zuya/zzjy.htm）以本人看，知原先生未免太悲觀了點，希望也懸了點。“門生”和“食客”這些“幫閒文人”和“御用文人”，再加上一些“罵家”雖然鼓譟得厲害，終究只是少數，不能一杆子打翻了整船人，也不能只見幾棵氣勢洶洶的歪樹，而看不到整個森林。

腳踏實地專心在各領域做着研究，把這一切都默默看在眼裡的專家和學者；關心人民的疾苦和祖國未來的社會活動家；憂國憂民，尚未被權勢所腐蝕，仍然保持頭腦清醒，沒有失去為人的一份真誠的政治家和國家公務員；沒有被粘上一身銅臭味，堅持君子求財，取之有道，能站在人民和國家的角度來分析和經營的經濟學家和商界人士，大有人在。他們並不以“知識分子”自居，也不稀罕“社會精英”的標籤，只是一步一個腳印在具體做着實事。一旦社會條件成熟，社會的大變革產生了需要，他們自然就會勢不可擋地大批湧現出來，更不用說在他們的身後還有着數量更為龐大，接受過基本文化教育，已經覺悟了的勞苦大眾。正在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大變革時期的中國，一定會產生出符合自己所需要的思想家和“主義”，我們還是應該以樂觀的心態，期待着他們的出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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