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關係是最擾人的關係，也是中國國內最不具有共識的領域。在中國頗有影響的雜誌《戰略與管理》繼刊發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馬立誠批評中國國內反日思潮與非理性行為之後，今年第二期又刊發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紅的文章——《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時教授深受克勞塞維茨和利德爾·哈特戰略思想的影響，在戰略研究方面可謂獨樹一幟。他從中國外交大戰略的角度，提倡中國主動開展一場“外交革命”，推動中日接近，將對立關係“戲劇性”地轉變為友好合作關係。上述兩文在國內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可見中國國內民眾在對日戰略與政策上缺乏共識的事實。

馬文主要體現了作者作為記者的敏感性，主要還是一種觀感性的文章，除論題本身的價值外，實在也無需多予評論。但時殷紅教授的文章從中國大戰略出發，提出了中日接近、推動“外交革命”的戰略依據，值得我們予以關注並認真探討。

在時教授的“大棋局”中，中國首要的問題在於推行有利於中國崛起並最終完成國家統一的外交戰略，這其中有兩個重要因素必須深以為慮：一是美國的霸權心態及其對中國崛起的戒備，“它阻滯中國具備強國的軍事力量和國際政治影響的傾向”，“發展到了可稱前所未有的地步”；二是日本鄰近中國，有1億多人口，經濟實力和技術水平處於世界最前列，兩國不斷增長的互厭和敵意對中國的中長期未來相當危險，避免或緩解中日之間的“安全兩難”至關重要。他認為，“中國大陸經不起在一個往往敵對的美國、敵對的台灣以及可能敵對的印度之外，還面對一個敵對的日本。從全局觀念出發，具有根本意義的戰略集中原則要求大力爭取改善中日關係，實現中日接近，以便中國能夠主要在中長期安全意義上儘可能集中應對美國實在和潛在的對華防範、壓力與威脅，連同集中致力於台灣問題上的阻獨促統重任”。時教授認為，近年來中國的一項基本方針——以對美關係為重中之重，儘可能（甚至不時在相當程度上忍辱負重）維持中美良性關係——出於國家利益的必需，並且總的來說產生了對中國至關緊要的有利效果，但單憑這一基本方針，顯然不足以真正實質性地大幅度改善美國的對華基本理念、政策和戰略態勢。他認為，執行這一方針使中國付出了兩項代價：一是對美外交迴旋餘地大受限制，二是被國內民眾視為“示弱”，而對外交政策的比較廣泛的國內公眾支持，在中國“大眾政治”隨改革和社會發展愈趨形成的情況下，愈益重要。

為謀求中日接近，時殷紅教授提出了中國需要做的五大方面的事情：第一，“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裡，大致滿足於日本政府就日本歷史上對華侵略罪行目前已達到的公開反省和致歉程度”，“將中日歷史問題爭端大致撇出一個較長時期內的對日外交要事議程，也相應地撇出官方和非官方宣傳”。第二，加強中日經貿的比重，“適當地相對減少美國和歐盟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國在華投資中所占的比例”。第三，“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擴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採取內心適當警惕、外表足夠大度的政策；改變幾乎動輒就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誇大了的可能性）公開表示擔憂的做法”。第四，在重大問題上，以實際行動歡迎、甚而主動邀請日本以大國身份參與，明確讓日本得出中國將日本視作明日東亞政治大國的結論。第五，以“一視同仁”的原則對待日本要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對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提出中國未對其他同類要求者（如印度、埃及）提出的特殊條件。

筆者與時教授有着同樣的外交大戰略的基本架構和目標指向，也就是說，中國中長期的戰略重點是為中國崛起創造必要的國際環境，併集中致力於台灣問題上的阻獨促統和完成中國統一。筆者也贊同中日關係應該更加接近的主張，對時教授的五項政策主張大部分沒有根本性分歧。但本人不同意時教授的戰略基點（軸心）和實施途徑、重點及其步驟。時教授把解決中美關係的戰略重點轉移到了中日關係，以此企圖牽制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戒備與阻滯。他相信，中日的接近“是一次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舉措”，將使中國對美外交有了迴旋餘地，因為美國一直提防着中日接近。他甚至樂觀地斷言：“只要中日關係有大幅度進展，只要實現了中日接近，中國對美外交和戰略地位的顯著改善幾乎是必然或自動的副產品”。筆者以為，這是一種戰略的本末倒置，對中國外交極具危險性，而且這種主張頗不現實，不可能出現他所預言的樂觀的“副產品”。首先，在國際結構變遷過程中，霸權國家與新興大國之間的矛盾是問題的核心所在，這是至關重要的矛盾，雖然周邊的迂迴和側面的牽制可以對這對戰略性、結構性矛盾有所影響，但正因為這對矛盾的至關重要性和在國際結構變遷中的核心地位，就決定了當事國直接面對和處理的不可替代性。如果新興大國與霸權國家本身決心已定，周邊牽制將起不到戰略性的影響，至多是一種戰術性的影響，不能從總體上解決它們的矛盾與衝突，甚至因周邊因素的介入而加深猜忌激化矛盾。歷史上也沒有出現時教授樂觀預見的那樣的結局。英國與西班牙、拿破崙帝國與英帝國，前蘇聯與美國，在這些戰略性矛盾與衝突中，沒有任何一種周邊力量或其他關係能阻止它們將衝突升級的步伐。即使在中美關係的尼克松革命中，也是基於雙方共同的戰略改變與接近本身的結果。在中國外交戰略中，中美關係是重中之重，它需要周邊的一些有益的制約，但根本的希望不在這裡。就戰略而言，美國是中國繞不開的一道檻，這對霸權國家與新興大國需要直接的積極的建設性的互動去解決它們之間存在的矛盾，抑制衝突的危險。中國外交必須主打中美關係的攻堅戰，要使中國在崛起期間波瀾不驚，別無他途。試圖以別國牽制，反而自己去證實美國對中日接近的擔憂，加深猜忌，使美國以為中日要將美國逐出亞洲，因而儘早對中國採取預防性的遏制政策。第二，中日接近對美國戰略的牽制是否能夠實現，是頗值得懷疑的問題。以美國今日的超強地位，它在全球及各區域的博弈中仍然遊刃有餘，它有辦法干擾中日接近，或使這種接近變得戰略上無甚價值。美國對中日接近是警覺的，見諸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國學者庫普錢甚至認為中日至今未能接近的根源在美國。一個中日合作、一體化的東亞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戰略夢魘，必會千方百計地阻止，更何況其間的中國沒有與它解決戰略性矛盾還帶着牽制的意圖。由於美國的實力，由於日本的外交獨立性的先天性缺陷，也由於至今美國對日本仍有着決定性的影響力，企圖繞開美國推動中日接近甚而謀圖制約美國，未免過於天真。美國認為，未來對美國的挑戰是歐亞大陸崛起的力量，中國、俄羅斯等都有可能。美國並不認為日本會成為這樣的一種力量，因此，在美國看來，在中國崛起的情況下，中日接近無異於日本倒向中國，中主日從，日本將被中國“劫持”，這是美國無法容忍的。如果美國為此而加緊在台灣問題上製造麻煩，中國就會立即陷入戰略被動甚至戰略混亂。美國在此情況下，除對中國更加警覺防範，對日本會採取軟硬兼施以圖干擾。這樣，中日一定程度的接近不時受美國的制約，它的戰略影響和價值也就被美國更多地限定或稀釋了。第三，時教授的戰略中，企望用中日關係的接近來改變中國在中美關係中幾無迴旋餘地的不利局面，從而使中國戰略上有了更多的迴旋餘地。這種戰略的設想中，中國成了中心，美國為此而妥協，給中國迴旋的機會和餘地。但是，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日本得到了更多的迴旋餘地而非中國，美國為了對付中國而給日本更多的胡蘿蔔。由於中國要拉日本親近以制約美國，美國要利用日本防範和阻止中國崛起危及美國的霸權地位，這樣，日本成了一個霸權國家與一個新興大國爭相寵愛的對象，戰略價值上升。而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這種三角戀愛中，日本除了自身利益的考慮外，不會為中日接近而與美國拉開距離，中國至多成為日本與美國談判的一個加重的籌碼而已。以日本外交的傳統與目前的現實，要日本見義忘利是非常不現實的。德國與法國的親近，有前蘇聯這個敵人的所迫，有美國的支持，還有兩國政治精英和民眾的廣泛的共識，中日之間目前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我們非常贊同時教授的戰略目標，即在東亞建立“多元安全共同體”，並推動東亞一體化，這是中國、日本必須努力推動的事，也是未來東亞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我們認為，推行這樣的戰略，必須有美國的參與並發揮建設性影響力。只有在美國的建設性作用下，這個目標才有可能實現，庫普錢已經作出這樣的結論。因此，中美關係的推進要優先於中日接近，我的結論與時教授恰恰相反。我認為，中日接近甚至東亞更進一步的融合，是中美關係革命性改變的“必然的或自動的副產品”。對中國來說，如果要進行一場“外交革命”的話，那就是“中美關係的革命”。霸權國家與新興大國化解結構性矛盾和衝突，在全球化、經濟相互依賴、共有觀念增進的條件下，是有望實現的。這將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崛起時代之憂。

我們與時教授分歧的第二方面在中日接近的步驟與方法。我們主張中日接近，如前所述，我們也同意時教授設定的戰略目標即建立東亞多元安全共同體，它的五項主張中，除經貿方面外（經貿領域首先要考慮經濟本身是否有價值，而且就想牽制美國的話，擴大與歐盟的經貿比例包括更多地儲備歐元，也許更有效、外交上也可以得到歐盟更多的支持，歐盟的力量非日本可比），大多有其合理性。但時教授主張“革命”，也即戲劇性地改變對日政策，我們認為存在諸多值得商榷的問題。首先，馬立誠和時教授都單向批評中國的反日情緒和非理性民族主義並提出單方面的親善政策，但外交關係是主體間的建構關係，中日今日之關係非中國單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中國的反日情緒及其歷史情結等有檢討和改進的必要，這是任何明智的中國知識精英都會認可的。中國最終也可以視日本為政治大國，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更多地參與國際維和。但是，在日本方面，除歷史認識問題外，日本把中國外交中的合理關切與有關主張一概視作“中華思維”（中國中心觀），福澤渝吉視中國為“惡鄰”的心態在今日日本人中也還存在，日本對中國之崛起的心態也需要矯正，在這方面，其實，美國人要大度得多，美國對中國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總體上是接受甚至支持的，但日本未顯得從心理接受一個強大的中國，不管它是否民主。在日本方面沒有改進的跡象和誠意的情況下，中國單方面進行“外交革命”，只能讓從不對中國認輸並看不起中國人的日本人以為中國自己錯了，日本人是對的，日本應該維持他們的心態、主張、立場。對一個缺乏反省精神、不理解別國人民心情而一味要求別國理解他們的心情的民族來說，這是很可能發生的事態。如果這樣，那麼，中國推行“外交革命”的結果將是失敗的。中國的“外交革命”也許可以贏得一時的讚許，但如果日本人存在這樣的心態，最終也無法根本改變中日關係的本質。毛澤東、周恩來對日本的友好姿態人所共知，但中日關係的本質至今未根本改變。第二，中國單方面戲劇性地推動“外交革命”，在內部也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副產品。時教授認為中國在執行對美方針中的第二項代價就是被民眾認為示弱，認為在中國“大眾政治”隨改革和社會發展愈趨形成的情況下，這種公眾支持愈益重要。那麼，中國單方面戲劇性地推行對日“外交革命”，難道不會被中國民眾視為“示弱”？事實上，中國人對日本人有更本質、更深層次的不滿和敵意以及貶視，如果說中國對美“示弱”是實力對比、經濟利益以及台灣問題的考慮，有其合理的政策依據外，那麼，中國民眾從哪兒來接受對日“示弱”的依據？我們與時教授一樣認識到發展中日關係的重要性，但我們不認為中日關係現在需要通過中國單方面的外交革命來推動。而如果中國提出“外交革命”後，又適逢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更進一步修改教科書，右翼分子更狂熱鼓譟甚至美化侵略戰爭，中國民眾的反彈又可能將政府置於何種尷尬的境地？我們並不認為民眾的一些情緒是理性的和有遠見的，但是決策必須遵循現實，在日本對待中國外交革命性轉變的預期反應不明朗、中國國內民眾情緒與思想未有一定改變的情況下，推行對日“外交革命”時機尚未成熟。中日關係總有一天會發展到類似德法那樣的關係，但在日本人沒有成為德國人之前，中國人沒有必要急於成為法國人，主體間的建構關係中，或者在博弈中，一定的堅持、時機的把握是非常需要講究的。

我們的主張是：我們願意像法國人那樣表明自己的立場：“我們這個民族對於願意在接受法律的前提下與我們共同生活的每一個人，永遠張開雙臂”。中國政府可以宣布：（1）中國對日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在東亞建立“多元安全共同體”和東亞一體化，與日本建立類似法德那樣的關係，中國未來願意接受一體化機制的約束。（2）中國將視日本為一個政治大國，願意看到日本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建設性影響力，支持日本在聯合國框架內參與國際維和行動。（3）中國將支持日本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些也是時教授的主張，但關鍵的問題在於，我們認為，在宣布上述政策主張的同時，必須提出一些限制性前提：正視歷史，認真反省，尊重中國人民的感情。中日雙方就解決歷史問題應該達成一項總體性的協議，在協議達成後，中國不再對日本提出有關歷史認識方面的要求。雙方應確定，由日本首相到中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前參拜，表達對歷史的反省和日本人民走和平道路及與中國人民友好的願望。由於南京當年是中國的首都，又是南京大屠殺發生地，而且日本右翼經常否認南京大屠殺，因此，與參拜盧溝橋不一般，用這種方式解決歷史問題比較合理。在此情況下，中國對日本首相基於民族習慣和祈求和平的考慮參拜靖國神社予以諒解。在宣布對日親善政策時提出這些要求，不僅是合理的，也可以駁斥日本右翼勢力指責中國在歷史問題上做文章是為了自私的不良企圖的論調。要讓日本民眾反思一下，中國提出了對日政策的目標，而實現這些目標的障礙不在中國，在日本人自身。這就對日本外交自身產生了調整和改革的壓力。我們必須明白，改善中日關係不只是有利於中國，是中國有求於日本，而是雙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如果說日本右翼勢力的壯大是中國之憂的話，那麼，難道中國出現更多的日裡諾夫斯基就不是日本之憂？雙方經貿上也是共同受益的，尤其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因此，單方面談“外交革命”並不可取。另一方面，即使從外交策略上講也非上策，你要革命也得讓對方認識到你的革命的重要性，要讓對方認識到你的善意、英明和泱泱大國的風範，而不能讓人認為你是在被迫情況下的權宜之計，不值得重視，更不值得珍惜。

筆者對“革命”向來持保守的態度，如果真要說“外交革命”，我認為與其用在對日政策上，不如用在對美政策上。中日關係只要基本正常，在目前，對中國外交來說也就可以了，雙方可以多發展經濟貿易關係，循序漸進地推進政治關係發展。解決中國崛起面臨的國際環境問題和解決台灣問題，關鍵在美國。儘管美國的一些現實主義者只關注中國崛起的挑戰，而不關注中國內外政策的本身，但是，更多的人，會意識到或贊同一個自由、民主、富強和繁榮的中國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對美國也不是威脅，美國是可以接受這樣一個中國的，即使有些不情願。如果美國要真正阻滯中國，以現在中國對美國經濟的脆弱性相互依賴，美國有機會有能力去做，但美國並不真正在做這樣的事。美國對華政策的實質是防範，是因為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在我看來，在美國不放棄“一個中國”政策的情況下，可以大膽地說，中美之間現在衝突的一些問題實質是一些假問題，誰能說中國人民不需要自由、民主和人權？中國發展後，中美在這些問題上都會找到共同點的，對此可以保持充分的信心。如果我們在中美關係中，政策上思維上有更大膽的調整，中美關係的良性互動將勝過中日關係，美國也將不會視中國為一種威脅。中國是一個競爭者，對待競爭者的政策不是遏制，這將從根本上解決崛起時代中國的外交憂慮。

中美關係解決了瓶頸，中日關係也會迎刃而解。1972年如此，今後也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