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得到迅猛發展倒主要不是因為反戰派人士的自我衰滅，而是由於日本二戰結束後一直承繼下來的官僚精英制度的破滅。在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以後，公眾注意力被引向日本長期堅持的精英式官僚制度。由於顯見的腐敗及官僚自身的日漸平庸，日式精英官僚制度目前已岌岌可危。而日本政治也由原先的面向官僚（精英）轉為面向民眾訴求。

目前小泉政府的經濟改革尚不能說是完全失敗，故筆者不欲評判。但就對民眾的影響而言，由於右翼的民族主義傾向及目前右翼代表人物的個人魅力的影響，目前右翼觀點顯得有影響力得多。

但筆者更想強調的是日本向右翼的轉向，如果處理得當，可以成為中國的機遇。其原因有三點。
1）相對於一個右翼的日本，在此之前的較客觀與謹慎的日本更構成對中國的制約，尤其在外交方面。由於右翼的民族主義取向，日本很容易成為一個更有攻擊性的國家。日本幾乎與所有亞洲國家有過戰爭，但日本卻很長時間內有亞洲領導者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迄今為止的日本政府長期，精心且謹慎謀求而來的。如果不是由於日本本身缺乏自信，急於脫亞入歐，亞洲領導者的地位會帶給日本更多更大的好處。

而右翼的民族主義訴求以及對二戰中的日本的肯定，對所有與日本交過戰的國家都是一種刺激。如果精心放大這種刺激，會對中國謀求亞洲領導地位有相當積極作用。

2）右翼的日本會讓日美安保變得不可靠。日美安保協定一直是視中國為假想敵，被認為是中國國家安全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目前日本右翼一直將矛頭對着中國及北朝鮮，但右翼的根本立場是與美國利益劇烈衝突的，怎樣揭示這個衝突給美國，怎樣誘導這個衝突，是中國的挑戰。但根本而言，右翼較目前的日本政府好對付。畢竟右翼直接訴求於民眾的民族主義，容易短視且不易有連貫性。

日本右翼的短視由這次的北朝鮮危機的處理可見一斑。本來金正日與小泉的會談是給日本的一把金鑰匙，日本本可籍此插手他們渴望已久的朝鮮問題的處理，一旦插手，即可牽制韓國又可提高對美關係的砝碼。但沒想到所有問題全部終止於對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的處理。本來金正日主動提出綁架日本人的問題，是為向日本示好，但不想日本窮追猛打，以至目前兩國接觸完全停頓。經此一役，日本再想在朝鮮問題上有所作為恐怕很難了。

對北朝鮮問題的處理，令筆者更感日本右翼勢力的不高明。畢竟將事情搞到沒有任何退路的搞法，只能說明做事者的愚蠢，如果你不是美國，就應該為自己多留餘地。

3）右翼的日本是對台獨的有效遏制。右翼日本儘管高唱台灣屬於日本，但這對台獨恐怕弊多利少，其中有台灣民心的問題，也有日本右翼本來對台灣，韓國的鄙視心態。台獨進了日本也是右翼眼中的三等公民，石原就公開提過三國人。在保持現狀與日本的三等公民抑或中國的特等公民之間，台灣會有選擇。

以上是筆者的觀點，即日本的右翼化可氣倒不一定可怕。關鍵在怎麼應對它，是喊喊口號就算了呢，還是認真將它的極致狀態給世人看。

之前筆者提到過日本右翼的發展有中韓等國的失誤的因素，就是指這些受過日本軍國主義害的國家沒能聯合起來真正清算日本的軍國主義。相比較以色列摩沙迪在全世界追殺納粹分子，韓國，中國又做過什麼。

中國作了什麼？中國甚至不支持自己的民眾的索賠，中國不給自己的戰爭損失作清理，不指出誰殺害了大量的中國人，不追查哪些日本民間組織支持了對中國人的殺害，更不用說支持韓國，台灣，菲律賓，新加坡，美國老兵對日本的訴訟。受害者自己不聯合，不清算，難道等殺人犯自己懺悔。

所以如果中國真正想聯合大部分國家，為自己創造有利和平的環境，那麼日本右翼勢力的發展，為這個聯合創造了很好的藉口。與其急于澄清中國威脅論，不如拋出日本右翼威脅論更能轉移視線。當然，為了取信於其他與日本舊有仇現有交的國家，中國應該不遺餘力的支持所有與日本二戰罪行有關的訴訟。務求量要多，證要實，影響廣泛。日本右翼並不如想象高明，搞臭右翼，只需仔細研究，耐心尋找，右翼的尾巴辮子可抓之處，所在皆是。不主動出擊只能說不敢與日本一戰，少的不是大國風範一點點。

（另外，筆者在日本所接觸的領事館，大使館官員皆40歲以上，照本宣科，但求無過，不求有功。這樣的外交官員令人擔憂。中國急速發展，外交已無成可守，再不積極進取，外交會扯中國的後腿。因此冀望外交事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