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特務的最後自白

　　作者：余杰

　　現今九十四歲高齡的前蘇聯情報機關頭目蘇多普拉托夫，前不久出版了他厚厚的回憶錄《情報機關與克里姆林宮》。雖然在蘇聯崩潰之後的十多年裡，已經有不計其數的高官顯貴們出版回憶錄，揭示了近一個世紀以來蘇聯歷史中的斑斑血跡與道道傷痕，但是蘇多普拉托夫回憶錄的出版還是引發了一場不小的“地震”。

　　這本書中提供的大多數事實，都是公眾們以前聞所未聞的，有的甚至達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如果我們了解蘇多普拉托夫一生的經歷，自然而然就會相信這本書的權威性與準確性了：蘇多普拉托夫曾經在蘇聯情報部門任職達三十多年之久，而且一直處於核心部門。三十年代，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國際處副處長；二戰期間，任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第四局局長；戰後，他領導國家安全部特別小組，擔任第一總局副局長。斯大林親自授予他中將軍銜。他參與策劃了刺殺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計劃，他還派遣間諜與歐美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波爾、費密、奧本海默等交往，竊取重要的核情報，加速了蘇聯原子彈的爆炸。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新一代領導人圍繞最高權力展開殘酷角逐。蘇多普拉托夫的上級、掌管情報大權的貝利亞失敗後，以叛國罪被處死。受其牽連，蘇多普拉托夫也被捕入獄，度過了長達十五年的囚徒生活。

　　由一名戰鬥在一線的刺客到情報部門對外機構的首領，由一手遮天的“特務將軍”到飽受凌辱的囚犯，由為“崇高”的理想而奮鬥的戰士到不斷申訴、要求平反的領取微薄退休金的老人，蘇多普拉托夫的一生可謂跌盪起伏、五味俱全。儘管這本回憶錄中沒有多少反思的成分，但它所凸顯的歷史真實，已經足以成為我們反思一個龐大帝國的重要素材。作者由於沉溺於歷史之中，缺乏審視歷史所需要的隔離感，而無法完成對那個時代的、以及對自身經歷的評判。但是，後人完全可以寬恕作者——因為餘下的工作將由我們自己來繼續。

　　貝奈斯：總統與間諜

　　蘇氏的回憶錄揭露了一個驚天大秘密：三十年代在東歐和中歐政壇上合縱連橫的捷克總統貝奈斯，居然是替蘇聯情報機關工作的間諜！堂堂一國元首，卻甘心充當另一國家的間諜，其政治品質之惡劣，讓人不可思議；而蘇聯情報機關，居然能夠招募到他國的總統為之服務，其權勢與魄力之巨大，更加讓人嘆為觀止。斯大林處死紅軍最傑出的將領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其主要證據就是當時由貝奈斯提供的情報，情報顯示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與德國勾結，企圖謀反。後來，蘇聯的歷史學家們解釋說：“貝奈斯真摯地且最大善意地向斯大林出賣了圖哈切夫斯基，並不知道他將德國人捏造的假情報交給了蘇聯。”

　　蘇氏指出，這種說法明顯是靠不住的。其實，蘇聯與捷克早在一九三五年就簽署了關於情報機關秘密合作的協議。在一九三八年，貝奈斯向斯大林提出支持他推翻對捷克奉行敵視政策的南斯拉夫政府的要求。蘇氏根據他所接觸到的秘密檔案指出：“貝奈斯的目的是使捷克在巴爾幹地區乃至整個歐洲的政策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他之所以不同於英國人和法國人，沒有對判處圖哈切夫斯基死刑以及大批蘇聯軍事指揮官被鎮壓事件表示不同意，其原因就在這裡。”

　　沒有道義支撐的友誼是不長久的。斯大林不會永遠地充當誰的朋友。雖然蘇氏無怨無悔地忠誠於他所服務的制度，並不時地為它辯護，但他也老老實實地、一針見血地評述了蘇聯外交政策的核心：“克里姆林宮領導層願意在確保蘇聯穩定的條件下向任何制度妥協。”道義在蘇聯是不存在的，援助“國際無產階級兄弟”僅僅是蠱惑人心的說詞而已。因此，蘇聯可以跟它意識形態的敵人——法西斯德國和意大利保持良好的關係，而對這些國家裡被殺害的共產黨人不聞不問。貝奈斯充當了蘇聯的忠實走狗，蘇聯在關鍵時刻卻並沒有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當希特勒向捷克發起攻擊的時候，斯大林基於自身利益考慮，參與到出賣小兄弟的骯髒買賣之中。

　　更讓人覺得噁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斯大林為了在東歐傀儡國家推行蘇聯體制，不願意重新擔任捷克總統的貝奈斯繼續執政。於是，蘇氏受命到布拉格去見貝奈斯，建議其體面下台，將政權轉交給捷克共產黨領導人哥特瓦爾德。蘇氏在秘密會見中，向貝奈斯出示了其簽收的一張一萬美元的支票，並威脅說，如果他不下台，蘇聯情報機關將把這些情報公諸於眾：蘇聯多年來為他提供財政援助的情況、他與蘇聯簽訂的情報機關秘密合作協定、將捷克領土割讓給蘇聯的秘密條約、以及他本人參與的刺殺南斯拉夫總統未遂等情況。

　　貝奈斯面臨身敗名裂的危險，不得不放棄了權力。他的權力依靠不光彩的手段獲得，他也只能以這樣的方式下台。身為自己國家的最高領袖，卻甘心充當他國的間諜，這種匪夷所思的情況只能說明：他把自己的權力看得比人民的利益更加重要。於是，在遭受主子的拋棄時，人民是不會同情他的。

　　斯大林主義者的思維

　　蘇氏是一個典型的斯大林主義者。他曾經多次受到斯大林的接見，並真心實意地崇拜斯大林。即使到了九十年代，他依然為斯大林辯護。在情報機關內部，雖然蘇氏與貝利亞並無多少私人關係，但他對貝利亞的評價還是正面多餘負面，認為貝利亞的鐵腕捍衛了秘密警察機構的“權威”。相反，他譴責那些推進改革的新領導人，尤其是粉碎貝利亞集團、揭露斯大林暴政的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蘇氏對赫魯曉夫大肆攻擊，除了私人恩怨外，更多是還是源於其僵化的意識形態立場。

　　就人品上來說，蘇氏是完美無瑕的，他與負責文化機關情報工作的妻子相親相愛，生活儉樸而溫馨，從來沒有任何的“花邊新聞”。他不貪污，不受賄，是一個可以連續工作幾十天的工作狂。他不折不扣地執行上級的命令，從來不會思考命令本身的合理性。對於他來說，命令就是最高的原則。即使上級讓他殺死自己的父母，他也會毫不猶豫地執行。蘇氏曾經親自到斯大林的辦公室接受刺殺托洛茨基的命令，並為之得意非凡。對於以殘暴的手段結束他人的生命，他並不感到有絲毫的內疚。他認為，自己是在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和更加偉大的理想而奮鬥。蘇氏致力於幫助領袖將整個蘇聯大地變成一座大監獄。在自己主持修築的牢房裡當了十五年的囚徒，並沒有讓他醒悟過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當二戰結束之後，“過去的英勇而悲壯的事件、人員的損失甚至大規模的迫害——所有這一切在戰勝希特勒的偉大勝利面前都顯得微不足道。”在盛大的酒會上，斯大林向在戰爭中失去一條腿的將軍伊薩科夫問候，“我們大家心靈深處都為斯大林的手勢感動了。我們感到自己都是他的孩子和繼承人。”在斯大林去世的時候，“參加斯大林的葬禮，我心情十分悲傷，這是我發自內心的真實感情。我認為，他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錯誤的，但這些錯誤都是由葉若夫、阿巴庫莫夫以及他們的幫凶的冒險主義和外行所造成的。”這是我所見到的對斯大林罪行最為輕描淡寫的一種說法。

　　蘇氏不敢否定斯大林，因為否定斯大林，就等於否定了自己一生為之奮鬥的政權本身的合理性。儘管這種合理性在蘇聯的崩潰的時候就已經蕩然無存，但蘇氏還是要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他使用的是這樣一種混蛋的邏輯：為了最大多數人將來的幸福生活，理應剝奪今天某些異類分子的生命。青年時代，剛剛入行的蘇氏曾經親自實施了對烏克蘭獨立運動領袖的暗殺。到了九十年代，他還因為這一事件而受到獨立後的烏克蘭政府的起訴。中年時代，他則在幕後策劃了多起重大的暗殺事件，如對南斯拉夫領袖鐵托的暗殺等等。他口口聲聲地說，這些作為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可是，“人民”在什麼時候給予他們這樣的權力？

　　用二戰的勝利來消解斯大林的暴政，這更是一種“欲蓋彌彰”的企圖。二戰勝利之後，更多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被塞進了集中營，在自己政府的集中營中，滋味並不比在希特勒的集中營好受。索爾仁尼琴在他的巨著《古拉格群島》中，對此有細緻得不能再細緻的描述。用集體、國家、社會、民族這些“大詞”來壓抑個人的權利，這是專制者慣用的伎倆。苦難是每一個人的苦難。儘管一個人的苦難在歷史的長河中是微渺的，但是對於他“這一個”生命個體而言，那就是生命的全部。蔑視一個人的苦難也就是蔑視所有人的苦難，忽略一個人的利益也就是忽略所有人的利益。

　　蘇氏對斯大林的維護，也就是對那個時代、那個主義的維護。說到底，也是對自身利益和特權的維護。作為秘密警察的頭目，他能夠享受豪華的別墅，能夠到專門為他們開設的商店購買奢華品，能夠到服務優良的醫院和療養院看病與度假。而在同時，他的同胞們卻得在冰天雪地中排十幾個小時的隊購買肥皂。由此可見，蘇氏的“正直”是“有條件”的正直。假如讓他像普通百姓那樣過着一種極其糟糕的生活，他會不會發出抱怨呢？

　　在一個冷酷的時代，蘇氏按照冷酷的邏輯和冷酷的理性來生活。他被施加了催眠術，同時也加入到對全社會的催眠行動之中。統治者告訴全體社會成員：個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集體的利益。於是，統治者獲得了無限的權力，而所有的公民都被置於恐懼與沉默之中。一個不尊重個人權益的社會，不管它的宣傳者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它註定了是一個專制與強權的社會。

　　丹麥哲學家齊克果說過：“靈魂的優越之處是只看重個體。在上帝的眼裡、在那些無限的靈魂的眼裡，那些曾經活着的和正在活着的千千萬萬人並不構成一個群體，他看到的只是一個一個的個體。”相反，蘇聯社會是一個沒有個體的社會，個人權利和私有財產得不到基本的保護。蘇氏本人是被按照他自己的邏輯送進監牢的，所以他並不冤枉。蘇氏的悲劇給了我這樣的啟示：除了邏輯與理性之外，我們還應當有另外一種生活，我們應當在這種生活中培養起對生命本身以及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的尊重。“我”只代表我自己，而不能代表其他任何人。我們必須意識到：泯滅個體的邏輯一旦啟動，就好像一塊拋出去的石頭，最終必然落回來打在自己的頭上。

　　瓦倫貝格之死

　　瓦倫貝格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作為一名瑞典的外交家，他在二戰期間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解救了無數瀕臨絕境的猶太人。他的那張拯救名單，比起“辛德勒名單”來更加沉重。他無畏地面對德國蓋世太保的威脅，一直工作到戰爭末期，每工作一天就有數十條人命得到拯救。他自己出身於貴族和大資本家的家庭，卻對那些卑微的、垂危的生命充滿着真摯的同情。一九四五年，瓦倫貝格在布達佩斯突然失蹤，從此音訊全無。瓦倫貝格的命運使我聯想到中國傑出的現代作家和民族戰士郁達夫，他們都是在黎明即將到來之前被黑暗所吞沒的。不過，殺害瓦倫貝格的並非德國人，而是蘇聯的秘密警察。從這個典型案例來看，兩大惡魔之間，後者的野蠻和卑劣甚至超過了前者。長期以來，蘇聯政府一直矢口否認有關於瓦倫貝格的消息，以至於這一謎團籠罩了世人達半個世紀之久。蘇氏在回憶錄中透露了大量有關這一事件的秘密材料。我認為，這是他的這本回憶錄最有價值的部分之一。蘇聯政府是在瓦倫貝格死亡十年之後，才正式承認將其逮捕關進監獄、及其最後死於“心肌梗塞”的事實。蘇氏譴責說：“這是厚顏無恥的謊言。”瓦倫貝格顯然是被殺害的。作為一名情報部門的主管，蘇氏一向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緒，即使在回憶錄中也儘量使用客觀的筆調描述歷史事實。但是，這討論這一事件的時候，他少有地憤怒了。

　　瓦倫貝格被關押在莫斯科盧比揚卡內務監獄的特別囚室里。蘇聯政府綁架他的目的是誘騙他充當間諜。但是，有着崇高人格和堅定信仰的瓦倫貝格，斷然拒絕了這一“建議”。他在獄中究竟受到了怎樣的折磨，雖然沒有文字證明，但我們是可想而知的。蘇氏指出，在情報機關的軍官之中，審訊瓦倫貝格次數最多的要數科佩良斯基中校。儘管中校本人矢口否認，“可是提審單上的紀錄表明，正是科佩良斯基在處死瓦倫貝格的前一天審問過他”。

　　由於蘇氏長期主管對外情報工作，接觸到都是頂級秘密材料，所以他對這一案件的來龍去脈瞭如指掌。蘇聯高級司法官員、曾經參與三十年代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大審判的維辛斯基，曾經在一張呈送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的便函中，提出處死瓦倫貝格的建議。對此，莫洛托夫作了肯定性的批示。批示之後不倒兩個月，瓦倫貝格便突然死亡。蘇氏以其在情報機關工作三十多年的經驗推測，瓦倫貝格是被轉往試驗毒藥和毒氣的特別囚室，在那裡以治病的名義對他注射了致命的毒液。據蘇氏發現的監獄醫務部門的文件顯示，關於瓦倫貝格的死亡，監獄醫務部門的主任莫利佐夫向安全部部長本人做了匯報。根據命令，屍體不經解剖立即火化。不解剖的原因就是死者是中毒而死的。就在瓦倫貝格被殺害的同時，蘇聯的領導人還在繼續使瑞典人相信，他們不知道這位外交官在哪裡，也不知道他的命運如何。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掩耳盜鈴的行徑。蘇氏指出，絕大多數的材料已經被銷毀，“很顯然，這是因為逮捕、殺害瓦倫貝格的直接倡議者莫洛托夫和布爾加寧當時還在台上，且在國家領導人當中地位顯赫。簽署逮捕瓦倫貝格命令的布爾加寧是政府首腦。而指示除掉瑞典外交官的莫洛托夫則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之一。”

　　殘忍地殺害中立國的外交人員，是斯大林政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這個政權對內實行殘酷的清洗，奪走了上千萬人的生命和自由；對外則不顧起碼的國際準則，踐踏公認的國際法。四十年代蘇軍在卡廷森林槍殺手無寸鐵的波蘭戰俘的事件，與蘇聯政府殺害瑞典外交官瓦倫貝格的事件一樣，成為這個專制帝國永遠不可磨滅的恥辱。作為一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悲慘地死去的瓦倫貝格，將如同聖徒一般，受到人們的懷念與敬重。

　　在幽深的歷史隧道里，還有許許多多的秘密像蝙蝠一樣棲息着。而陽光總會一點一點地透露進來。一個時代過去了，大多數老百姓參與了對那個時代的埋葬，雖然像蘇多普拉托夫這樣的“特殊人士”並不認同這一舉動，但是歷史的趨勢是改變不了的：正義必將戰勝強權、戰勝暴力、戰勝秘密警察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邪惡與恐懼。

　　歷史留下的每一塊碎片，都能夠從不同的角度照耀出我們今天的生活。這，也許就是蘇多普拉托夫回憶錄的意義所在。

　　摘自長江文藝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壓傷的蘆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