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台獨結要先作空間大迂迴 (蔣經國核心幕僚談台獨)(轉貼文章)

● 作者為著名電影導演張徹，曾任台灣國防部簡任專員（原載《明報月刊》2000年8 月號）

(本人評語：電影名導演張徹為香港人所熟識，以其曾在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核心工作過，對台灣社會歷史脈絡的了解和當時蔣經國應付台灣本土社會的對策，可讓各位更明白兩岸問題的癥結在那裡。各位網友在閱讀本文和以前本人發表過的全部文章後，應可清晰了解台灣問題的來龍去脈和當前的局勢。在文章末端有本人提供與本文有關的補充資料與網友參考，另文中的「王¤」是指王升將軍)

　　本文作者是名導演張徹，他曾受蔣經國知遇，年未滿30已被委為台灣國防部簡任專員，後來卻棄政從影，非不得志而改途，正因接近政治核心，看透外省籍人在台從政的困局。由蔣氏以“一手硬”、“一手軟”輪替重用王¤與李煥，到本省籍李登輝的冒起，以至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皆可謂台灣政勢所必至。他認為兩岸的統一，要解開的是由日本人及國民黨百年管治所形成的台灣人心結，固需要時間，國際上面對美國可能的干預，更需要時間、空間上的迂迴，以求提升國力，方有望促成大業。

　　我雖以電影工作為正職，30 歲以前卻曾從政，自大陸到台灣。也非從政不得志方改途，以仕途而論，我應算是“少年得志”的：抗戰勝利後得國民黨要員張道藩氏賞識，在他領導的“文化運動委員會”，協助“上海分會”的潘公展（時主上海市議會及《申報》）工作；張氏且一度要推薦我進“侍從室” （蔣介石的），但我宦情不濃，不想做那種太嚴重的工作，婉卻了。

　　但我到台灣後，還是進入了政治核心，蔣經國氏在台灣首次任公職，是“國防部”成立一個“總政治部”為主任。在此以前，我已受蔣氏知遇，為蔣宅的座上客，“組部”之際，他約了一班親信同游日月潭，商酌大計，我隨侍左右。總政治部開台，我被任為簡任專員，作為他的幕僚。台灣官職，院部長 “特任”以下就是“簡任”，再下順次為“薦任”及“委任”。我那時年尚未滿30！後來王¤執掌軍權顯赫一時，被目為蔣氏的接班人，官至上將；然在當時的軍階，同我一樣是上校。故我之棄政從影，可想真是自有見地的重大決定，不是由於仕途失意。

講普通話被父兄斥“忘本”

　　我到香港來，人地生疏，全無知名度，支持我的只是一位女朋友（前電懋影星），而這種“女強男弱”的緋聞關係，還照例對男方不利；我能受張、蔣兩位賞識，至少不是低智，自然一切都明白。其所以作一次人生賭博者，確是看透了台灣的政局，決無可為，才痛下決心。也正因為接近政治核心，才能看透全局！　　台灣受日本統治50年，日本人致力於台灣人民“皇民化”，學生上學只准說日語，說台語（閩南話）要受罰，而日本人的管治，確也較前此之清廷管治為佳。其後國民黨政權是從大陸敗退去的，也不受台灣人的尊重；國民黨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貢獻，但本地人先入為主，只認為是日本人打下的基礎，正如李登輝那一家人，多數覺得做日本人好過做中國人。“二二八”事件今已平反，其實問題有兩面，一方面固是國民黨帶去的軍隊鎮壓本地人，但如不鎮壓，本地人也要屠殺外省人，尤其在南部。“新黨” 初成立時，去南部發展，便受到暴力對待。

　　唐樹備初出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時，我適在北京，有朋友介紹他和我談台灣問題，一談就近兩小時。我告訴他有一次去南部，在一間日式咖啡館，鄰座有幾個本省青年，用普通話（台灣稱為國語）交談，來了幾個中年人，似是他們的父兄，當場斥罵說，“講什幺國語?!忘本！”於是大家說台語，還夾雜着日語。如此心態，怎聽得進“民族大義”?!

台軍下層外省人漸少

　　當時大陸對台灣的思維，還以曉以大義為主題。須知日本人花了50年時間，國民黨又花了50年時間，使台灣脫離中國，敵視中共，我們所認為的大是大非，未必使其認同。有些“天經地義”的事，不一定在另一時地也是“天經地義”的；如大陸地勢西高東低，故凡水皆向東流，“大江東去”，“人生長恨水長東”，但台灣的中央山脈在島上偏東，水皆向西流，正好相反。

　　蔣經國是頭腦清醒敏銳的人，當時已看出了形勢所趨，很難抑制，所以他一方面仍襲用蔣介石的方法，以軍隊和情治機構來鎮壓，“一手硬”；一方面逐漸對本省籍人開放政權，希望把台獨化解於無形。他同時重用兩個人：李煥和王¤ ，李煥管黨，執行這“一手軟”的政策，王¤管軍，執行那“一手硬 ”的政策。後來蔣氏自己出任行政院長，總政治部便交給王¤。蔣氏用人自有一套，常對我們這些“左右”說“頭等人才，三等職務，特等權力”，總政治部主任另以軍方舊人擔任，王¤是“執行官”，但權力之大，且凌駕國防部長、參謀長之上，執掌軍隊和情治單位的大權。

　　這一種違反多數本省人民意的管治，自然如坐在火藥庫上，以蔣經國的政治智能豈會不明？而且主要的管治工具是軍隊，軍方上層雖仍掌握在外省人手裡，但下級軍官和士兵年齡漸大，終須退伍，而逐漸易為本省青年，一旦有事，要子弟去鎮壓他的父兄，其危可知，蔣經國自然心裡有數。

　　所以他用的是一張一弛的手法，王¤的弓繃得太緊了，便要李煥來松一下，二人交替得勢；但弓弦太緊固有斷裂的危險，鬆弛下來危機卻更快顯現，地方選舉便出了亂子，於是又不得不放開李煥，專用王¤。

本省人盡掌農工商業實權

　　但蔣經國本身年事漸高，健康情形日差，於是朝野上下以至國際上，都感覺到王¤可能接班，而王 ¤的高壓政策又不得人心，所以會不會由王¤接班，就是定時炸彈爆發之日，蔣經國也覺察了此一危機。

　　於是他做了斷然處置，把王¤ 外放去一個小邦交國做大使，明示不會要他接班。於是李煥又上，但李煥是“好人”不是“強人”，並無接班的才具，此所以造成了李登輝的機會。此後的事，眾所周知，不用我在此介紹了。

　　台灣社會本以地主為中堅，辜振甫和連戰之先世皆然，國民黨陳誠主台時代，施行土地改革，用日本人經營的“國企”工商大企業的股權換地權，土地落在農民手中，而工商業落入原來的地主之手，農工商業皆入於本省人掌握。

　　“實力”全在本省人手中，支持國民黨政權的社群，只是隨蔣氏父子來的軍公人員、“老兵”和其後裔，在本地人心目中，卻是“外來的政權”（李登輝經常提醒這一點），且還是靠台灣人供養！國民黨政權代表的中國貧弱，而日本富強，台灣人在“日本人”中雖是二等“皇民”，但卻是騎在更低的“ 支那人”頭上，抗戰中欺壓甚至殺戳華人的“皇軍”，其中就包括了台灣省籍的人，這政權又失去大陸，敗退台灣，如何能受到尊重?! 李登輝之能篡奪和摧毀國民黨政權，就由於此。

　　時至今日，外省人中的精英如宋楚瑜、馬英九，有際遇，有才能，有民望，人到中年，也要努力學台灣話，求變身為“新台灣人”。蔣經國在晚年開放大陸探親，也何嘗不是為外省人留一條後路。

　　我自問不是為國為民的“志士仁人”，只是為自己打算的普通人，也不是不貪慕榮華富貴，如此堅決的求退，自然是因為看透了外省人在台灣從政難有前途。就算蔣經國自己的兒子章孝嚴，我總感覺他是借緋聞就此下台，脫出難處的困局。

　　香港有些天真的民主人士，羨慕台灣的“民主”，可就沒有明白那是怎樣的“民”！外省人政黨“ 新黨”去南部發展，被那些“民”以暴力對待；大陸選出的立法委員被罵為“老賊”；香港人去支持保釣，被喝罵“????，滾回去！” 如此的“民”來“主”，台灣還能有“中國人”多大的生存空間?!

(本人提供與本文有關的補充資料與網友參考：

台灣人曾欠香港人血債，其中惡名昭彰，雙手沾滿港人鮮血的憲查隊長廖永清就是台灣人，香港淪陷期間，不知多少無辜平民，被誣指為抗日份子而死在他手上。他是港島東區憲兵隊長清水的手下，這是台灣人做日本走狗迫害自己同胞的典型例子，類似的例子在大陸則更多，廖永清在日本投降後和其它日本人挾帶在港搜括而來的八噸黃金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乘搭白銀丸號郵輪撤退廣州，豈料在外伶仃銅鼓灣觸雷沉沒，他也命喪海底。

日占時的台灣總督府1912年規定，必須有日本人或日本資本加入，台灣人才可成立法定的近代企業，這種做法使台人商業活動礙手礙腳，近代企業幾乎被日本人包辦。直至1923年日本人全面控制台灣產業後才解除禁令。日本投降後，所有在台日人產業皆被沒收，每人祗准帶1000台幣離台，大企業、廠礦和大片土地如糖業的土地(今日的台糖)，當然歸國民黨政府接收，小商店則日人老闆多將店鋪送與認為可靠的台藉男店員，再求他將來我的兒子來台時你再交還我兒子一些。於是乎有很多台人便從無產階級一夜之間變成資產階級，再以此為基礎成為中小企業家，甚至如新光集團的吳火獅，便是以日人交與他的店鋪為基礎，再靠自己的經營才幹發展成今天龐大的新光集團。台藉大地主則由政府以沒收日人之企業廠礦股權，交換他們的農地，再售與農民；大地主便變成大企業家，辜振甫的台灣水泥公司便是這樣得來的。日本人因戰敗而被迫將已牢牢控制的台灣經濟各個重要的部門，甚至是一般店鋪無償交出，最後轉到以台閩人為主的手裡，這種資本控制權從一個民族轉移到另一個民族的過程，祗有在槍口下才可完成的，總之如無大陸人民的抗日和光復台灣，台閩人只有繼續做受日人頤指氣使的打工族，休想取代日人控制台灣之經濟。台灣人民在經濟發展初期還享受着蔣介石從大陸帶來的大量黃金，這全都是大陸人民的血汗，絕對沒有絲毫是台灣人自己貢獻的，二次大戰時那一代台人不單基本上未有在擺脫日本或擊敗日本的過程中盡過絲毫的力量，並且還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參加日本軍，為日本賣命打仗的族群(台灣人)卻享受着這一切。今天台灣人還每年從大陸賺取百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台灣當局卻勾結美日二帝搞台獨分裂祖國，十二億大陸人民怎幺不會氣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