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82周年。中共從建黨至今所走過的風雨歷程中，有輝煌的成功，也有慘重的失敗；有壯烈的英雄，也有反叛的異士……　　本報特邀台灣著名記者徐宗懋先生，根據已曝光的絕密檔案撰寫此文，其中有多幅照片是首次發表。這不僅揭示了中共台灣地下黨如何被“一網打盡”的全過程，而且還揭開了中共當年為什麼未能一舉“解放台灣”的又一個謎底。

他們都是很有勇氣的人

　　歷史研究的基本程序首先是尋找最原始的材料，包括事件前後相關的聲明、書信、手札、日記、內部檔案等等，再參照諸位當事人的回憶錄和口述歷史，做出事實真相的鋪陳。針對疑點的部分，則試着以最有根據的方式，符合當時的時空條件，進行合理的推斷。或者乾脆暫時擱置，等待新材料的發掘。
　　筆者最害怕看見坊間關於近現代史的所謂“歷史紀實小說”，內容常隨便編選著名人物之間的對白，憑空想象，加油添醋，以製造符合刻板印象的戲劇效果。此非“歷史”，亦不“紀實”，如稱“小說”，也是不入流的小說。面對歷史，只有更嚴謹的態度、更大的關照，才能更清楚的看見百年來中國人走過的路。筆者從事現代史題材寫作，習慣將立場不同、甚或敵對的雙方文件並列，讓不同的主觀認知各自說話，並且微妙的激盪出客觀的環境。這有助於擴大歷史反思的空間，塑造理性文化，成為我們民族成長和成熟的精神元素之一。
　　這幾年，筆者在大陸和台港陸續發表了許多歷史照片，也舉辦了好幾次的圖片展覽，以提供史學研究新的證據和參照。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應是2000年8月在台北策劃展出的“1950仲夏的馬場町”圖片特展，內容是國民黨退守台灣第二年大舉槍決中共地下黨人以及黨內不穩份子的秘密檔案照片。由於機密照片首度公開，畫面極具震撼，加上附判決原文與早年的報導，現場氣氛極強，參觀人潮絡繹不絕。有人在展場的留言板寫道：“突然感到外面的藍天多麼美好！”這些照片現已成為史學界和媒體反覆引用的材料，成為經典的影像。
　　筆者曾幾度在南京雨花台紀念館和台北忠烈祠中佇立良久，胸中百感交集，難以言語，裡面供奉的都是很有勇氣的人，但在國共雙方的眼中卻是截然相反的忠與奸。這背後其實就是你死我活的戰爭，不是完全的光榮就是完全的毀滅。　
　“1950仲夏的馬場町”特展首度以人道主義的角度質疑戰爭中的忠奸分際，反省中國人政治競逐中是否有更高的文明標準？由於打破社會的慣性思維，反響很大。後來筆者又以《戰爭後的戰爭》為題在大陸雜誌《老照片》上面介紹其中部分內容。由於地下黨人朱諶之的友人做出響應，對往事十分感傷。因此筆者再透過不同的刊物將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最大的政治案“中共省工委”和“吳石案”，再做詳細的陳述與說明。
台灣光復後的中共地下組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中共中央派台籍幹部蔡孝干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9月，蔡孝干由延安出發，12月至江蘇淮安，向華東書記張鼎承、組織部長曾山，幹部張志忠等人，分批到滬，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多月。這年4月，首批幹部先由張志忠率領由滬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干則遲至7月始進入台灣，並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蔡本人任書記，直接領導“台灣學生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並以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領導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區工作。洪幼樵任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長，領導台中、南投等地區工作。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工作。　　這裡必須提到一項重要的歷史背景，日本統治台灣的半世紀中，台灣知識青年在世界性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潮下，亦曾發展出左翼的力量，並且在殖民背景下成立隸屬於日本共產黨的台共組織，不過日本政府畢竟不同於國民黨政府，他的軍事機器強大得多，社會統制也嚴密得多。因此，日本政府對日共採取全面鎮壓時，台灣共產黨幾乎瞬間瓦解。
　　日本投降後，由中共中央派遣回台的台灣籍幹部長年在大陸參與革命工作，跟家鄉已有隔閡，對於台灣在日本殖民近代化下的社會狀況也需要時間學習。因此，省工委初期的工作只能聯繫舊台共份子，在原宗族親屬中拓展關係以及拉攏抗日知識菁英。
　　總體而言，省工委發展最成功的新生力量仍是高等校院的知識菁英，不過在工農群眾中，黨的力量仍然脆弱。　　1947年1月，省工委接獲中共中央的指示，針對發生在大陸的沉崇事件，在台北發動議場大規模的反美示威。不過一個月以後的“二、二八事件”突然捲起全島性的民變，省工委卻採取靜觀其變的政策，只有個別的黨員如謝雪紅和張志忠投身領導群眾抗爭，這多少反映了省工委對局勢的掌握並不精確，應變能力也不足。
蔡孝干的叛變與地下黨的瓦解
　　的確，“二、二八事件”使得國民黨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黨員人數激增一倍，近九百人左右，但這並不意味着黨的戰鬥力也跟着提高；相反地，1949年10月31日，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與“基隆市工委會支部案”中獲得線索，先將陳澤民逮捕，再根據其供詞，於1950年1月29日將蔡孝干逮捕。
　　令人頗感遺憾的是，曾參加過長征的蔡孝干在一周內就徹底變心，供出所有的名單資料，造成其它包括領導幹部在內的400多名黨人被逮捕，情況極為慘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堅不吐露者則送往馬場町刑場。
　　有關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紀錄是台灣情治單位編印的內部教學材料“歷年破獲匪黨組織叛亂案編錄”，這是前保密局局長谷少文少將於90年代初向社會公布的，內容記錄每一個案子的緣由、經過和檢討，十分詳實，成為每一位研究台灣政治史的人必讀的資料。
　　這份文件將“蔡孝干案”列為檔案文號“44901-444048”，其中“對本案之綜合檢討”即直指：“...共匪各級組織基礎與忠實程度，均不夠堅強，一經破獲追捕，即全面動搖，終至瓦解。...台共與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聯繫，與匪華東局聯繫，亦時斷時續，迄‘台省工委會’頗獲時止，其電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見。...匪黨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領導之台中謝雪紅部，及嘉義之張志忠部，因無法聯絡配合，又互存依賴心理，各自為戰致遭全部覆沒。而軍事幹部缺乏，部隊未經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鬥爭經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
　　至於為何蔡孝干的領導能力和鬥志如此薄弱？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解放軍已經逐步向福建集結，戰鬥力如日中天，留在大陸的國民黨殘部不是逃往山區等待被全殲，就是放下武器竄入東南亞鄰國，或退至沿海島嶼，裝備不足、士氣低落。至於領導階層方面，代總統李宗仁滯美不歸，中樞無主，黨政軍要人面對潰退之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已清楚地表明將放棄國民黨。事實上，美國國務院已向菲律賓政府詢問有關收容蔣氏家族的可能。
　　因此，無論從人心歸向、統治機器到國際環境，解放軍進入台灣已在彈指之間。這也是省工委迅速發展組織，無形間不斷暴露身份的原因。他們判斷台灣很快就可以拿下，所以急着完成迎接解放軍的政治準備。
　　然而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機器並沒有表現出潰散之勢，反而比在大陸時更有效能。國民黨的情治人員也比預料中能幹。為什麼？筆者的看法是，儘管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幾年腐化無能，但它畢竟曾是領導中國的革命政黨，仍有一定的革命性質。國民黨仍有相當多優秀人才，只是其領袖缺少領導和組織的能力，無法讓優秀人才發揮己長，形成正面循環的政治力量。
　　1949年國民黨徹底潰敗，不過到台灣的卻是其最忠心的幹部，凝聚力與組織力反而增強，這種情況有點向當年北撤延安的中共黨人一樣，人雖然變少了，但組織意志反而提高了。
　　此外，情治人員的情況最為特殊，他們很多是帶着血仇投入這項工作，也有的是受到己營的壓制、排擠和陷害而投身敵營的，由於敵我身份調換，他們對過去同志的作業慣性和心理狀況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斬獲。像上面所提到逮捕蔡孝干的谷少文過去也是共產黨出身，曾在山西拉出一支游擊隊伍。
　　因此，對於這些帶着血仇、或手沾着血、或為對方視為叛徒的情治人員而言，從來就沒有所謂投降或輸誠的問題，即使是最後的困獸之鬥，也終究是斗。或許，古人所說窮寇的反撲不可輕估，即為此理。
　　1950年6月1日，蔡孝干在國民黨的安排下在《中央日報》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並在《中央電台》做出廣播，對仍在台灣活動的地下黨人造成嚴重的打擊。
　　他說：“我是蔡孝干，也就是蔡干，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也是中共極少數的台灣高級幹部之一。今日中共許多黨的老幹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當年共患難生死的同伴...我曾經是蘇區時代的中央執行委員，參加過兩萬五千公里長征，也曾是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內務部長。後來調任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的敵工部長，抗日戰爭結束後，我是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書記，黨在台灣的實際負責人。...四年以來，我們在台灣，工作不能說不努力，對黨也沒有叛離，中共中央對我們的支持也是熱切而有利的。雖然台灣的工作環境十惡劣。
　　同時，蔡孝干又以台灣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廣播：“最後，我要向台灣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黨員們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組織嚴峻的集團，對黨員的控制，是一貫使用嚴格的紀律，我在中共黨內二十五年，期間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壓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沒有任何辦法反抗的...”
　　此後，蔡孝幹完全消失在台灣社會。
　 只傳說他成了國民黨情治單位的少將軍官，成了繼續逮捕地下黨人的要員。不過沒有人見過他，甚至做為台灣人，有關他的家庭、家族等等也都完全消失在台灣社會。那些關了幾年逃過一死的黨人，至今對蔡孝干仍感憤慨和不齒，而且也充滿了不解，究竟蔡孝干在想什麼？有關蔡孝干的種種至今仍是一個謎，也是筆者所主持文史工作隊伍主要的追蹤對象之一。
吳石與“吳石案”始末
　　現在我們再把話題轉入“吳石案”，吳石是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保密局逮捕蔡孝干時，蔡供出吳石提供重要的國防情報給中共，聯繫人是華東局派出的朱諶之。
　　由於吳石的官階很高，此案涉及高級軍官多人，是一個大案子，國民黨需要給海內外一個明確的交代，以證明本身並非藉口整肅軍中異己。因此，1950年月8日，吳石案的承辦人李資生在香港的國民黨刊物“新聞天地”發表一篇長文，詳述逮捕吳石和朱諶之等人始末，以昭信於天下。
　　根據國民黨的資料，吳石稱，1949年4、5月間在滬與中共華東局幹部劉棟平會面，劉希望吳能提供軍事情報，不過不久解放軍旋即渡長江，吳赴福建就任綏靖公署副主任，與中共黨人失去聯繫。
　　然而，解放軍很快就席捲整個東南沿海，吳轉香港來台，在香港時又與劉棟平取得聯絡，吳同意來台後收集軍事情報。　　1949年11月下旬，華東局派女幹員朱諶之持劉棟平的介紹函來台，先後與吳石會見六、七次，並取得書面和口頭的軍事情報，其內容計有軍事機關及部隊主管之名冊，東南區駐軍之番號和概數，以及飛機大炮坦克之數量等。
　　1950年2月4日，朱諶之在吳石的協助下搭乘空軍飛機飛往當時仍為國民黨控制的浙江定海，並正欲搭船前往解放軍掌握的上海。由於朱諶之來台時曾向蔡孝干報告工作狀況，國民黨得知此重大狀況，立刻調查吳石，並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諶之，將朱押來台灣。
　　此案最後槍決了六人，包括吳石、朱諶之以及吳石所布建的高級軍官陳寶倉、聶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餘則判5年至10年不等。
　　對於吳石其人，李資生的紀錄是：“吳次長自承向共黨靠攏的時機，是在1949年的2月間。當時，蔣總統已經引退，李代總統則在倡導和平，並且正與中共進行談判，他認為當時的政治局勢是非常混亂的，究竟前途如何，誰也弄不清楚，大家都認為共產黨一定會成功，他自己也有這種想法，於是他就糊里胡塗地和共產黨發生了關係。
　　他自己卻辯解說：‘這種事情，在當時是很普通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軍政官吏，都和我一樣的走上這條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和共黨聯繫呢？’
　　真的，吳石是和平談判運動可憐的犧牲品，一個高級公務員，對於所處的政治局勢觀察不清，實在是非常危險的。”　　另外一位國民黨高級軍官王大任後來寫了一篇《我對吳石早年的印象》，值得一讀。他寫道：“我在花溪工作四年半（筆者案：1939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成立第三處（簡稱“侍三處”），由陳果夫主持人事，包括全國黨政人事。地點在重慶市郊南溫泉，世稱“花溪”，即為該處之代名，前後工作人員百餘人），所屬單位是通訊組，當時通訊組所負的責任是批答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學員的通訊報告，黨政班受訓按海內外自由地區劃編通訊小組（敵後另行編組），並規定定期集會，由所在地高級黨政軍首長擔任指導員，負責考核與督導。至於學員個人方面，不僅要出席會議，而且每月要與‘侍三處’通訊一次。通訊內容包括工作概況，地方黨政動態，社會分析、自我檢討、讀書心得與建議事項等。其中優秀之通訊，事關治平大計與政經興革，而有卓越見識之建議，每周必匯呈委座（指蔣介石委員長）親自核閱。
　　其中使我印象最深者為西北陝甘寧邊區某集團軍少將總參議吳石的通訊。渠有關‘共黨陰謀叛亂及其對策’的研究報告，極其精湛，該文洞燭機先，見解深刻，不獨文情並茂，亦且有膽有識。我當時經辦此稿時驚由前所未曾有。於是簽注‘擬匯呈委座’字樣，經主任（陳果夫）批示‘可專呈’，於是將原稿一字不改的項目呈閱。嗣經委座親批‘繼續研究’，繼又批‘嘉勉’兩字。此文我曾錄一副本，以為參考。自此在我心目中的吳石是一位憂國志士與錦繡才人，使我對吳君的印象，經久不能去懷。”
　　王大任繼續寫道：“後來勝利還鄉，我當選東北區立法委員，於民國37年（1948）4月赴南京開會，偶然在鄉長王潤生先生府上碰見老友王醒魂。醒魂陪着一健壯的中年人坐在王府客廳，這便是我意念中的憂國之士，現任史政局局長吳石將軍。我乍聞吳君之名，立即呈現驚喜之神色，當及詢問對方是否為在幾年前曾與‘侍三處’通訊提出‘滅共’建設的吳石？對方連稱是後，我立即伸出友誼之手，誠懇的表示曾奉命覆函嘉勉，並傾吐個人仰慕之忱！最奇怪的是當大陸撤守政治遷台的初期，身為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居然私通共黨作起出賣自己政府的勾當！有人說是受了投共政客立委何遂的煽惑，這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　　這些是國民黨方面關於吳石的紀述。中共方面，最早接觸吳石的中共黨人吳仲禧於1983年寫了一篇追思吳石的文章，並看載於1993年出版的“廣東文史資料”總號73輯。該文印證國民黨的資料，同時也揭露了不少國民黨不知道的事情。吳仲禧是吳石的福建同鄉，1911年福州響應辛亥革命，兩人皆報名參加了福建北伐學生軍，隔年並有幸在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隆重典禮中擔任警戒工作。
　　隨着兩人又同時入選武昌預備學校和保定軍官學校，吳仲禧回憶，無論年終考試或畢業考試，吳石總是名列全校第一，後來他留學日本炮兵學校，畢業後又入日本陸軍大學，成績優秀，名聞於中日軍界。
　　吳仲禧回憶說：“在軍校同窗四年的接觸中，我深深感到吳石有強烈的愛國心和正義感。有好幾次政治變故都曾使他想棄學而另找革命出路，終因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而又渴望軍事上能學有所成而未果。”
　　保定軍校後，吳仲禧與吳石別後20年，兩人抗戰時重逢，此時吳石擔任白崇禧的顧問，吳仲禧則已加入了中共，表面的職務是第四戰區長官部軍務處處長和韶關警備司令。
　　吳仲禧回憶與吳石重逢時的景況：“抗戰開始後，他看見國民黨的軍隊腐敗，無能的現象，更是滿懷憤懣。這些，他都毫無顧忌的向我發了一些牢騷和憤慨。我自然也以誠相見，除了沒有暴露自己共產黨人身份之外，其它對時局和人事的看法也都沒有什麼保留......首先，他認為抗戰以來我軍屢戰屢敗的主要原因是將帥無能、紀律廢弛。
　　例如，陳誠只受過中級軍事教育，卻委以重任，提拔之快，中外罕見。陳誠所用的參謀長楊傑，更是只會自吹自擂，毫無真才實學和作戰經驗，往往總部作戰命令還未下達，部隊已轉移陣地。可是陳誠一直神氣十足，獨斷獨行，像保衛武漢這樣的大作戰計畫，連白健生（白崇禧）也沒有參加討論過。又如，湯恩柏、劉峙也是屢戰屢敗，屢敗屢升的。
　　最後，吳石講到自己，說他學習、研究軍事20多年，寫過幾本軍事著作，翻譯過幾本兵學名著，在陸大教授時有幾套講稿，但一直沒有機會帶兵上戰場，深感遺憾。有人譏他為‘書呆’，但又誰都不肯給他以帶兵的實權。白崇禧器重他的學識，但誰也沒給他什麼實權，大概是因為他專心學術，不會搞逢迎拍馬、官場應酬那一套吧！”
　　“在抗戰幾年同吳石的共事中，我們經常交談，他總流露出一種憤懣、失望的情緒。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戰爭中扎紮實實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軍事上能學有所用，用有所成；另方面，他又逐漸看透了國民黨內部的腐敗，官場的勾心鬥角，意識到自己無論如何都無法改變這種局面，因而內心相當苦悶。
　　他對共產黨人是有好感的，他讀過毛澤東的一些著作，親自在武漢珞珈山聽過周恩來的演講，還同葉劍英等有過交往，都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向他敘述我在北伐戰爭中接觸過的葉挺、蔣先雲等共產黨員的事跡，介紹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都引起他很大的興趣和讚譽。不過這個時候，他還看不清楚共產黨的力量，因而，思想上仍在仿徨之中。”
　　抗戰結束後，吳石奉調南京，任國防部史料局局長，並受吳仲禧之託，協助他也調來南京任國防部監察局監察官。吳仲禧可以利用這個職務，借着視察部隊之便收集1947年到1948年之間，國共內戰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吳石甚至主動創造條件，協助吳仲禧取得軍事情報。吳仲禧寫道：“1948年夏天，我以國防部中將部員的職銜派往徐州剿匪總司令部服務。這時正值淮海戰役的前夕，我在廣州接到命令後及往香港找潘漢年、張唯一、劉人壽請示，他們對我新的任命極為重視，要我盡力在前方收集情報。我到南京後見到吳石，吳石說：‘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的參謀長李樹正是我的學生，我再給你寫封介紹信帶給他吧。’於是，他就親筆寫了一封很有份量的信，說我是他多年的同窗、同事、摯友，請李多加關照，並給予各種方便。
　　幾天后我到徐州時，正好劉峙、杜聿明都到前方視察了，參謀長李樹正出來接待我，見了吳石的信對我格外客氣、殷勤，一再說我這樣大年紀，天氣這樣熱，前方又這樣亂。要我用書面報到就可以了，何必這麼辛勞呢？我說，國防部要我來看看，了解點情況，好回去匯報，李硬安排我休息兩天，才親自帶我到總部的機要室看作戰地圖。
　　我見二萬五千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上，詳細標明了雙方部隊的駐地、番號、兵種等，把東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條戰線的行事反映地清清楚楚。當時因有李在旁陪同，我只能默記一部份，就說有空還想來看看，李滿口答應。第二天又派出一個參謀來帶我去機要室，我趁參謀外出時，把主要的部署都用筆記下來。
　　這時我急着把情報送出去，就拖病說要回南京就醫，李樹正又爽快地同意了，並代劉峙正式批准我回後方。我車到南京就沒有停留，立刻到上海把情報向潘漢年做了口頭和書面的匯報。這次任務的完成，如果沒有吳石的有力介紹，沒有李樹正按照吳石的囑託做了種種關照，是不可能這樣順利的。”
　　這裡可以看見，吳石暗助中共開始於1948年春夏之間，並非他在被逮捕後所稱的1949年春，也由於他的位階甚高以及國民黨軍政體系的鬆散，吳石起的作用自不可輕估。1949年春，吳石在廣州與吳仲禧敞開來談，明說國民黨大勢已去，他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自己決心下得晚一些。而且，他已與中共華東局直接建立聯繫，同意提供重要軍事情報並策反國民黨軍隊。　　1949年6月，吳石去台灣之前與吳仲禧見了最後一面。吳仲禧寫說：“他告訴我，福建綏靖公署已經結束，他已被調任國民黨國防次部次長，要到台灣去。我曾請他考慮，到台灣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他堅決表示，自己的決心已經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麼。他接着說，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小兒女也要去台灣。留下大兒子韶成、大女兒蘭成在大陸，雖已作了安排，還請我在必要時給予照顧……　　吳石赴台後，我一直沒有得到他的音訊。直至廣州解放初期，華東局方面派人來對我說，吳石的工作已由他們取得聯繫，我才放下心來。不料幾個月後，突然從香港報紙上看到吳石被公開槍決的長篇報導，不勝震驚，惋惜和哀痛。”
　　由國共兩邊的紀錄中，我們看見一位懷才不遇的中華菁英在混亂時代中的不幸情況，他真正的渴望是報效國家，一展長才。　　即使在古代，將相良才在曹營和漢營之間遊走，亦非怪事，無論當時的領袖或後世史家也都有雅量接受這種現象，甚至有原為死對頭獻策的賊人，因愛其才而不計前嫌引為心腹者，如管仲之於齊桓公、魏徵之於唐太宗、耶律楚材之於成吉思汗等等，不緊無損統治威信，反而奠定了一朝興隆，成為佳話。然而到了現代，戰爭機器的精進，意識型態的絕對化和組織系統的嚴密，使得民族內戰中的敵我劃分甚至遠較過去殘酷，仇恨宣傳下的濫殺不僅是冷冰冰，甚至還染上了嗜血的熱情。
朱諶之 ：中共台灣地下黨的“江姐”
　　國民黨保密局在“吳石案”檔案的“綜合檢討”中，對吳石着墨不多，反而對華東局派遣人員朱諶之頗多解析，反映國民黨眼中所見的朱諶之。
　　檢討說：“...（二）共匪運用女匪幹朱諶之，與我台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王昌誠（王經查明無罪恢復公職）之至親關係辦理入境證，及寄居王家，以掩護身份進行工作，此種大膽深入之方式，頗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之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四）朱匪於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對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與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五）朱匪因與匪台灣省工會書記蔡孝干及女匪幹及嚴秀峰聯絡，暴露身份，致遭失敗，影響匪幫之‘策反’即搜集情報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實緣發生‘橫的聯繫’，所構成之嚴重錯誤。”
　　保密局的正式公文檔案雖然指出朱諶之工作上的疏忽導致失敗，但仍掩不住對朱的人格表示“誠有可取法之處”，至於承辦人員李資生對朱諶之的描述筆調雖然浮誇，但仍有一情感的輪廓，他寫道：“朱小姐雖然是一個被黨重視的女幹部，可是她的思想上的素養，顯然不太夠，她對於什麼馬、列、史、毛的理論是沒有深刻認識的。據她自己所說，與共黨人士交往的情形，以及過去她替黨工作的經過，甚至於她入黨的經過，都可以證明這位共產黨員並不是一個理智的黨員，而只是情感的黨員。情感重的人，可以對人好，也可以改變她的好，朱小姐就是這樣一個人。保密工作人員把握了她這樣一個弱點，只需要用情感去征服。生活上的優待，談話上的安慰，接觸上的溫和...。”
對歷史作出公正的反省與道謙
　　以上就是“省工委會案”和“吳石案”中三個代表性人物蔡孝干、吳石、朱諶之的相關史料記錄，他們之間還有許許多多相關的同志紛紛死於槍下。時間大致上是從1950年仲夏開始，此時韓戰爆發，美國航空母艦駛入台灣海峽，在台灣和大陸中間畫出一條線來，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地位從此確立，對政治異己也利用此時機快速、殘酷地處置。
　　6月開始，一批批的被捕不屈的地下黨人和左派青年被押至馬場町處決，親屬被嚇得不敢出面領屍，無親屬者則一併處理，草草埋在台北近郊的六張犁公墓的小角落，僅立着一塊塊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於無人聞問，40餘年間已是荒煙蔓草，直到93年在偶然的情況下才重見天日，由昔日倖存的同志和友人組成受難者協會，協助整理墓地，並定期舉行祭祀活動。
　　日前，由於台北市政府計畫將墓地重新規劃整修，蓋成具有歷史教育性質的公園。恰巧筆者陪同市府官員前往勘查墓園時，一位大陸來台的“新華社”記者聞訊前來採訪，不過她對墓地的歷史背景不甚了解。我告訴她：“這裡埋了很多被槍斃的共產黨人。”她似乎覺得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不知如何問話。
　　敏感嗎？筆者不僅公開談，還以此為主題舉辦圖片展覽，吸引了數萬的參觀人潮。同時，筆者還在自己主持的電視節目裡邀請當年與朱諶之關在一起的馮守娥女士，請她回憶大家口中的“朱大姊”，一些好心人紛紛向筆者索取這些珍貴照片以轉給他們在大陸的遺族，另一些人則希望代為追查某些失蹤者的下落。
　　今年“二·二八事件55周年紀念”，筆者再舉辦另一個相關的歷史資料展覽。一些老台灣人由大陸來台探親，順便看此展覽。活動後，我們一伙人坐在露天咖啡座閒聊，另一”新華社“記者亦在座，提起前塵往事。筆者笑地對他說：”難道你不認識眼前這位老先生吳克泰？他就是前中共台灣學工委會書記兼台北市工委書記。”
　　的確，蔡孝干被捕後，也有一批重要的地下黨人成功逃去大陸，90年代後又以探親的名義返台，並成為台灣文史工作者主要的訪談之一。雖然如此，歷史真相透過史料發掘越多而越清楚，但歷史意義的提升卻等同於民族的成長，為一曲折漫長的過程。
　　40年間，國民黨不可能真正認識到自己做的錯事，他們更多的是在宣傳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國民黨骨幹份子成千上萬遭到肅清的情況，並警告如果稍有仁慈之心，同樣的厄運就會降臨到他們身上。直到前幾年，國民黨才終於通過“戒嚴時期不當審判賠償條例”，對過去的政治犯和思想犯進行道歉與賠償，不過如果是確認的中共地下黨人，卻不予受理。筆者和一些友人確認為，即使是地下黨人，也應予賠償，或起碼對這一段歷史做出公開的反省與道歉，目的是對中國人的政治競逐設下更文明的準則，並要求所有中國人的政治團體以同樣的標準，正面處理他們自己所踩過的歷史。
　　走筆至此，筆者感於幾代中華菁英的奮鬥血淚，在理想與現實中翻騰，不斷尋求民族向前走的必經之路，留下了不同的人生與心跡，因此想借用最近台灣一句時髦的廣告詞做為本文的題目：

“心，是人生最大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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