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農民，——一個城市人嚇唬孩子“不好好念書，長大送你去當農民”這種類似罵人話中的比喻體農民，但我認為，就我這單個的農民而言，我比多數政治家——案頭堆滿了決策參考資料的政治家更清楚今天的中國到底有多窮，我也比任何一個經濟學家更能解釋中國為什麼這麼窮。

　　我這麼說，絕不是由於我擁有什麼足以自信的資本，也不是我比這些處在中國頂尖級別的精英們更有智慧或更有學識——這方面恰恰相反。我這麼說，是由於我比他們更清楚中國底層的實情。

　　說中國有多窮，當然首先是說在占全體國民八成的農民有多窮。就程度而言，我敢說，它已遠遠超出了我們國家的決策者的預計。國家領導對處在社會底層的農民經濟的真實狀況是無法摸底的。原因是，單個的農戶在一年忙到頭之後，尚不清楚自己的收入情況。不是他們糊塗到了這個份上，而是他們要交的稅、費、攤派及統籌款、付出義務勞動工等等名目上的付出（包括顯性的、隱性的付出）多得沒法弄清，以至收支的帳目複雜到無法統計的地步。通常在年底時，農民們才發現自己：又辛苦地熬過了一年，所得無幾，甚至常常是負數。高層領導們案頭成堆的材料里，已經由基層官員注進了數不清的水分，沒有人知道注進來的水到底有多少。讓人想擠出來都會很難。你讓他們不去注水，也難。因此，可以說，國家統計局長期相關涉農數據的匯總，是建立在基層呈報的浮誇、不實的參數之上的。

　　2001年，我們的九億農民的部長——農業部陳耀邦部長居然說：總體是，我國農民已步入了小康。我不知道，他的結論，是如何得來的，是不是建立在統計局的統計數據之上的。

　　如果領導、首長親自去一線、去基層視察了，該眼見為實了吧？——要我回答的話，我會搖頭。有時，事情有點像觀賞魔術，憑自己的親眼，也難保看到真實。

　　中國城市的主流階層要想得到農民經濟狀態或生活狀態的真實信息，我建議你們試着去做這麼三點：

　　1，看一看：在全中國的鐵路沿線搞調查，這是最廉價的成本考察中國國情的方法。具體說，在你乘火車的旅程中，白天的話，看一看，看看車窗外，火車道旁，我們干農活的農民操的是怎樣的農具，判斷一下操持這種農具的生產方式能不能走向富裕？

　　2，問一問：問問在城市謀生的農民：這麼苦的活，這麼低的薪酬，為什麼還一個勁地往城裡涌？

　　3，比一比：拿中國農民的臉龐、與阿富汗難民、與海地難民、與世界上任何動盪國家中的難民比一比：相比而言，是我們農民的臉是顯得更紅暈、更豐滿呢，還是一樣的滄桑、一樣的憔悴？

　　當然，也可以比比他們的衣裝：是我們的農民光鮮一點呢，還是同樣的衣衫襤褸？

　　如果有人圖舒適，呆在城裡不願或無暇下鄉，那有辦法了解下情嗎？有的。找些農民出來作為參照。怎麼找、找那些呢？我有個主意：連續抽出若干期《焦點訪談》節目中（或其它媒體報道中的涉農新聞、比如毒酒毒豬油遇難事件中、礦井坍塌事件中）、因偶然的事件發生才出現在公眾的視線里的農民作為參照樣本，這種方法相當於在全體中國農民中進行了隨機抽樣。這樣是符合統計學要求的，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

　　說完了有多窮，再來說為什麼窮。我的看法，簡單的說，原因有四：

　　一、中國人不知如何處置自己的資源和資產，以及打發外國的乞討；

　　二、中國人至今根本看不住自己的錢袋子；

　　三、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錢袋子鼓囊起來；

　　四、即使知道，有權選擇鼓囊方式的人堅決不採用。

　　這裡，我只能簡略扼要地說。

　　第一條，就是我們國家對外國的援助給得太厲害，送人家東西太多。時間上，從建國初的“一窮二白”（毛澤東語）一直到今天。送出去的東西，從天賜於我們民族子孫的礦藏資源，到全民勞動所創造的血汗錢。援所謂的“非洲兄弟”、援東歐“社會主義明燈”、援朝、援越、援柬埔寨的布爾波特“革命”等等，舉不勝舉，這兒不詳細地說了。有宗援助物值得一提——一種世界援外史上罕見的物資——大批人的鮮血——在我們和越南處於“同志加兄弟”關係的時候，我們無償援助越南總值200多億美元物資的清單中就包含着它。毛澤東一句“人命關天，擬援助200萬毫升”的批語，我們國家用火車皮——真的動用火車車廂，為處於戰時的越南運去了他們傷員急需的、抽自瘦弱的中國人軀體的血液。

　　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人均所得長期處於幾十至幾百美元、（且至今仍未達到一千）、排序在全球第一百多位的國家，如此大規模、大額度、長時間樂此不疲地熱衷於搞援外行動，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這是一種怎樣的行為呢？它相當於是在一尊極端衰竭、急需輸進血液的軀體上，抽出血液——大劑量地抽出血液，去救濟別人。

　　這是非常反常、不可理喻的政府決策。它發生在一個剛剛結束對日本、對八國聯軍巨額賠償（合計超10億兩白銀）、而後又不間歇地處在征戰狀態國家。我們從史學界公認的近代史的開端，1840年開始，扳起自己的指頭來數一數，我們度過了怎樣的兵戎的、流血的經歷：鴉片戰爭、葬送清王朝之戰、軍閥混戰、北伐戰爭、八年的抗日戰爭（其實不止）、國共內戰，粗略算來，苦難的中華民族征戰了了幾十年、流血了百餘年。在這麼一個剛剛結束戰亂、人民極需休養生息的國家裡，卻實施着這樣的決策。也就是：當一尊軀體處在迫切需要積存精力和元氣的時刻，有人卻反其道而行之。

　　這種舉動，後果是嚴重的。它使中國這尊軀體更長時間處在貧血的、虧虛的、非健康的狀態中折磨、受難。它使整體的中國人更深切、更長久地陷於貧困的泥潭中苦受煎熬。（援外行動及其造成的後果，以後專文再述。）

　　現在，一些窮困小國還在打着如意算盤，還在指望能夠每每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說一次“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就把乞討的手伸出一次，期待能得到中國政府在資金方面無償的援助，或以前所借債務的豁免。

　　第二條．談論這一條之前，我先來一個提問：中華民族是一個智慧的民族嗎？這個問題曾一直困惑着我。我們可是一個擁有四大項發明、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呀！

　　但現在，我的回答是：談不上。試找一個切入點，來談這個問題。

　　當前的中國最缺什麼？缺錢——從物質層面上講。義務教育、醫療、科研、扶貧、養老、基建……中國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與異族的交往中，處處能深切感到自己的囊中的羞澀，以及缺錢所帶來的痛苦。

　　但是，如此窮困缺錢，按最簡單的思維：該把血汗錢（來自民眾的）保管好，對吧？但是，中國人管不好自己的錢袋！

　　為了了解有關中國貪污的情況，我上網搜索“巨貪”。鍵入這個詞後，搜索結果真嚇了我一大跳。在中文雅虎網站，跳出了“巨貪”的相關信息有23700條。我敢說：一個人若試圖把它們看完(將信息重複的內容跳過)，那麼，可以斷言，他會累暈倒在電腦前——在他看到第幾百條的時候！

　　這僅是有關巨貪的信息。若搜尋中貪、小貪級別的資料，可以設想，耗盡你終生精力，你都無法完成這種浩繁龐大的閱讀量。

　　需要指出的是：你看到的僅是輸入電腦的、已經敗露了的貪污材料的介紹，它應該只是社會實際發生過的貪污行為的一部分。

　　我隨意地、跑馬觀花地瀏覽了一下巨貪名錄之後，不得不驚訝他們的氣魄和胃口，也不得不驚訝貪污行為是如此容易得逞。請看：魏懷，中資公司駐澳門經理，貪 8000萬；李乘龍，1600萬；成克傑3000萬；耿永祥，蘇州海關關長，一個電話，國家損失2000萬；慕綏新，1000萬……

　　難怪有人認為，施行公有制的中國，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是千載難逢、不可多得、不容錯過的貪污良機。公有制運作的通常辦法是，把人民血汗的勞動所得集中起來進行處置，人民卻對此過程無法進行有效監督。那些公權人士（有時叫公僕）對公有財物享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天然便利。他想撈的話，得手真是易於反掌。

　　看看民間是怎樣評價出了事的高官的：成副委員長、胡省長他們若把撈錢目標不定得那麼高，只定在三五百萬的話，把各方關係打點好的話，他們應該可以作到不顯山不露水，“伸手即被捉”的概率微乎其微，不會有什麼事。

　　看看報紙上是怎樣連篇累牘地報道那些貪官們的醜行的：貪來的錢多得不得了，留着怕出事，於是使着勁狠命花。情婦十幾個、幾十個地包養，女人上百上百個地玩弄。作為配套，還為她們購置無數棟用來藏嬌的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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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號稱“智慧的”中華民族真的找不出一種根治的方法，保管好來自全民血汗的錢袋子，堵牢漏洞，以防止和杜絕碩鼠們肆意地、張狂地啃食？

　　這種可恥現象到底為什麼長期能存在，並且還要存在多久？

　　我們國家的錢袋子裡面儘管時常丟“西瓜”，但我們卻有“智慧”用於：在最窮的人身上撈“芝麻”。

　　比如說：

　　北京市有20萬外地務工者的子女處在義務教育階段，這是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新近公布出的調查結果。對這些生活在北京的最底層的窮苦人，多年來，北京校方一直卻要求他們繳納比本地人多出三至五倍的費用，才有資格踏入自己所掌管的校園。設置如此高的准入門檻，把他們中的18萬人逼進了條件惡劣的“打工子弟學校”就學。其實，簡單地算算就會知道，不說多交，就是全免這些窮孩子們的學雜費，國家在財力上也是可以作到的。一個北京孩子一年雜費約為400元人民幣，按這個數值乘以20萬，得出總額：8000萬元。聽起來像是嚇人的數字，其實，它只相當於魏懷這個沒有“知名度”的貪官一個人的貪污額，（他髒污的“成績單”上創下的成績得分遠算不上是最高的）。如果我們多挖出一個這樣的貪官以及他藏贓的窩巢，或者，採取有效措施阻止這麼一個貪官的出現，這筆錢就出來了，根本犯不上往最窮、最不幸的人身上去琢磨，時不時朝他們宰上一刀。

　　在我們這個2400年前就懂得“有教無類”這種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施教理念（這一理念今天也不落後，並已普及、施行到全世界）的國家，為什麼還存在這種問題：在教育設施（包括校舍）大量閒置的時候，有人寧可讓教室空着，也不肯放本國的窮人進去？中國的未來，真不靠他們建設？未來的中國若是不幸地遭遇了戰爭，真不靠他們扛槍上前線？這難道是在一個“智慧”的民族裡應該存在的事嗎？這種事在世界上還能找得着第二起嗎？——我們“智慧”的人民呀，你們為什麼只熱衷於扛着“戶籍”的大旗搞隔離，從來都不願去想一想、去干一干那些真正值得幹的事？

　　我的插話好像離題了。其實沒有。上述現象，無論是“富貴”者，還是“卑賤”者的這種存在的態勢得以繼續的話，它只會導致中國與富強的目標離得越來越遠。

　　第三條，對嘗夠了缺錢滋味的中國人而言，探索如何使我們的錢袋子儘早鼓起來的問題就顯得尤為迫切了。

　　在這裡，我的話題只圍繞着說一條：我們國家經濟層面呈現出的最大問題，大量閒置勞動力的問題。被閒置者，在經濟上沒有創利的機會，因而自然缺乏最基本的購買能力。不管東西多便宜，不管東西多需要，最迫切的需要者們卻買不起，只能望貨興嘆。

　　而與此相對應，我們大量的製造企業（其實還有服務企業），只能慘澹地活着。

　　一個擁有龐大人口的國家，卻至今形成不了一個擁有像樣規模的購買力的群體。如此，在一個一直企盼富裕的國家裡，它百業興旺的局面就缺乏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撐，因此，它總是達不到目的。

　　一位叫王強的金融學博士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十三億人里，真正擁有購買力的也就兩三億的樣子。有一個來自權威統計部門兩年前的數字或許可以印證這個估測：城市的市民為拉動內需作出了“巨大貢獻”：全國83%的消費產生在城市居民。這個短短的數據反映的信息是異常殘酷的：80%的農民，總共合計的消費額僅占17%！智慧的同胞們想一想吧：這麼多年，我們的農民是怎麼熬過來的？！

　　（插句題外話，可以想見，城市居民還會作出更大的“貢獻”。因為，在短短的兩年間，國家又為他們加了幾次的薪水。）

　　另有一個事實，有人在分析航空市場時發現：花在坐飛機上的消費額度，人口僅1900萬、只占我國人口的1.46%的澳大利亞與13億人中國相比，兩者數字居然不相上下！

　　我私下的估計，全體中國人每年用於圖書、電影方面的消費額，也大致和澳大利亞差不多。作為電影人的馮小剛，他在評估中國的電影市場的時候也認為，中國只有二三億人會常去看電影。作為農村出身的人，我清楚，總體上處於很貧苦的我國農民，他們基本上不會把極為有限的錢用於電影之類的開銷上。說到這兒，我補充一句：當年上演電影《泰坦尼克》，北京的電影院賣六、七十元一張的票，觀眾場場爆滿；而我的家鄉，一個稱作“魚米之鄉”的縣城（絕非自然條件惡劣的山區縣）的影院將該片的票價定為五元，卻張羅不來觀眾。

　　如果全中國的人都有中等的購買力，那麼，中國的每一個行業都會興旺起來。說具體一點：同樣的一本好書、一部好電影，它的作者收益會在現在的數值的基礎上再乘以幾個倍數。

　　遺憾的是，從建國至今，我們政府一直施行的是讓國民的主體——讓農民窮困、讓農民喪失購買力的政策。把農民捆綁在永無富裕希望的一畝三分地里。

　　如果農民永遠這麼窮困，那麼中國永無富強之日。

　　我的看法很簡單：立即放開政策，讓我們的農民像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公民一樣，擁有完全的、完整的、自主的、自由的經濟權利。比方說，一個農民即使希望在城市擁有一個擦皮鞋的攤位，或修皮鞋的攤位，你也應尊重他本應具有的這個經濟權利。

　　無數事實已經證明，一個農民即使採取這樣被人瞧不上眼的方式來謀生，他也會比在老家弄幾畝地的生活強上好多倍。

　　可是，一直以來，沒有人尊重、（執法者也不願保護）我們的農民作為人、作為公民所天生該有的“免於匱乏”的權利。在西方，人們普遍認為這一權利是“民享”里最根本的、是“天賦”的；在國際上，這一權利是聯合國重要文件《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着重強調予以保護的。另外，中國已加入該條約、我國的立法機構、人大常委會已審議通過。應該說，公民可以視它為生效的國內法律，要求政府履行和遵守它對國際社會的承諾。

　　幾億的人民長期處在“免於匱乏”這一的權利的缺失狀態里，所以他們也只能處在無邊無際的匱乏狀態之中，處在與窮困為伴的痛苦深淵之中，直至等到生命的終結。

　　中國的統計局從來不願正視、不願承認農民有失業，依據是農民每人擁有一畝多田地。他們在計算失業時總會採取一個常用的、可笑的公式：中國城市的失業率=全中國的失業率。但是請注意，國際上卻不這麼認為。摩根士丹利的經濟師謝國忠按照經濟學方法和國際通行慣例得出了結論：中國的失業率不低於20%，失業人數達到3億。（這一數字遠比我國統計局的結論接近事實，但我感覺，它仍是比較保守、仍是低估了我國就業的嚴重態勢。）

　　大家也許還記得，朱鎔基總理於1999年訪美時用英文背誦林肯總統“葛底斯堡演說”的那精彩一幕。可是，我們很多人卻忽略了一點：產生這個著名演說的那段歷史，它給後來的美國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正是在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之後廢除了對美國最底層的勞動力的束縛，允許其自由流動，促使為奴的黑人從種植園流動到工廠，流動到城市，美國才逐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才出現了持久的發展與繁榮，才逐漸凝聚成了全球最強大的國力。

　　今天，當歐盟、俄羅斯、日本為出生人口萎縮、為勞動力緊缺拉了經濟發展的後腿而一籌莫展、憂心忡忡的時候，我們國家卻在視寶貴的勞動力資源為累贅，而任由其閒置、浪費。

　　在推動讓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設置這一問題上，我們的華裔經濟學家張五常曾大力倡導、大聲疾呼過，可惜沒有得到我們決策層的理睬。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地下礦藏資源閒置，留給我們的子孫開發，卻不能讓我們的勞動力白白浪費，讓他們在貧困中衰老而死。因為，勞動力是活的、不可儲存的資源。

　　從人道與民權的角度和理由講：畢竟，人來世上走一遭，不是為受窮受苦而來。政府呀，請用行動來告訴國民：你們是有奔頭、是可以期待幸福的。這不過分，是吧？

　　讓國民去做真正有價值、能創造財富的事情吧！這樣，他們的錢袋子、國家的錢袋子才會同時鼓囊起來。

　　第四條，我就不多說了，它涉及到一個既得利益者對公私利益的選擇、取捨的問題：

　　有的人，他們不是完全不懂國家怎樣做才能富強的道理。但是，在面臨複雜的、多重的選擇的時候，他們寧願放棄國家的富強，也要首先拼命保住自己的富足，保住自己的富貴，保住自己人上人的地位，以及享受在奴役“人下人”的過程中而萌生的快感。

　　請別忘記：在這個世界上，自古以來，有一個殘酷的規律在運行着、從來沒有失效過：無論是個人、團體還是國家，貧困者註定要遭受羞辱和蔑視，直至你擺脫了貧困。——沒有辦法，人類天性使然。在中國的城市，農民是這樣，你看看農民工的遭遇；在外國的城市，中國人是這樣，你看看我們留學生的遭遇。

　　今天，我們各網站的論壇上塗滿了討伐日本人的言辭，和“為什麼日本是劣等民族”的“論證”。我想，你就是拿出了一火車廂的材料論證了你的論點，也不能改變多數日本人對我們的輕蔑。（提醒同胞：請習慣去聽自己不愛聽的話。今天，一個日本人的年人均所得，抵得上五六十個中國人年收入的總和。並且，實質上日本網民也在干同樣的“論證工作”。）

　　曾受夠了羞辱與刺激的中國呀，什麼時候，你能真正地奮發圖強？什麼時候，你能讓每個中華同胞有尊嚴地、揚眉吐氣地走在世界的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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