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化中日關係不是什麼對中國有利的行為，而只是使中國的外交戰略更加地不理性，損失國家的長久利益。對日本的交往以鄰為壑，是給自己危險的周邊政策的最危險的辦法。和鄰居俄羅斯一樣，鄰居日本是而且只應該是朋友，而不是盜賊。

　　我曾經有機會和日本駐中國的一些外交官進行過幾次接觸。和他們打交道是一種又有趣又難受的體驗。他們大都謙卑、禮貌並且高效：他們總是將姿態放得很低──無論你是一個普通的小職員，還是一個高層人士，這讓你的自我感覺很好；同時他們的禮貌實在是太周全了，禮貌得讓你覺得渾身不自在，手足無措。我以為這不過是他們的外交習慣，但後來接觸的日本人多了，也就知道，他們全都是這樣的。

　　這種體驗使我有些人格分裂：一方面，我在中國所受的歷史教育告訴我，他們的祖先在侵略和殺害我們的祖先的時候是如何地慘無人道，那是血淋淋的真實的歷史；另一方面，對於這些在我的面前如此修養高尚、溫柔敦厚值得尊重的人，我卻無法調動我的仇恨。

　　這種極端分裂的個人體驗，迫使我更加認真地來思考，我們和這個曾使我們恨之入骨的民族，應當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需不需要新思維、新革命？

　　2002年，人民日報評論部資深評論員馬立誠在北京的《戰略與管理》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的文章，在民間與學術界引發了軒然大波，而網上更是對馬謾罵成風，直指其為“新時代的漢奸”；2003年4月，《戰略與管理》不顧馬文所引發的爭論，又發表了一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所撰寫的《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直接提出了中國在對日外交上，需要一場外交革命來調整現有的戰略。網絡上的“愛國者”對其的攻擊自不待說，一位政治學的博士生更以《親日外交革命，不義不利之舉》為題，從理論上反擊時文。

　　似乎出於對馬文和時文的衝擊，反對改變對日政策的人士在近期的時事中找到了最有利的證據：6月6日，日本議會通過了“有事法制”三法案，核心就是在日本確定自身受到攻擊或預測將要受到攻擊時，日本政府和自衛隊的對應方針和程序。幾乎所有的中國媒體在言及這個法律的時候，都對日本因此而可能進行的軍事力量的復甦充滿了警惕，網上對“有事法制”的評論全都是“軍國主義復甦的一步”。

　　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我們還需要新思維、新革命嗎？

　　5月31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俄羅斯聖彼德堡舉行了他就任國家主席以來第一次兩國高峰會議，根據日本大使館網站披露的內容，胡主席有這樣的一段話：“邁入新世紀，世界局勢發生了變化。世界還不能說是天下太平。兩國為了和平與發展，在亞洲和世界都負有極為重要的責任。兩國的政治家應該從這種戰略的觀點出發對待兩國關係，抓住中日友好發展的潮流向前推進。”我以為，這是對於國際關係現狀和兩國關係的至為明智的判斷。

　　在從日本自身的條件來講，日本需要中國。由於自身資源的匱乏，日本需要從中國進口大量的原料；由於自身市場的狹小，它需要中國的市場。換過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它不僅需要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進行大量貿易以求發展，而且需要從作為一個比較完善的市場化國家取得管理、技術甚至是制度方面的經驗。因此，中國也需要日本。

　　 共同處於亞洲，是中日兩國都無法選擇的現實，雖然這是以前的仇恨的原因之一，但也同樣是兩國曾經親善的原因。

　　馬立誠和時殷弘的文章中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兩國民間相互的敵對情緒，時教授的文章中有一組數據：《朝日新聞》對兩國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50%的中國人和43%的日本人認為兩國關係不好。這種民意反映在外交戰略上，必然是彼此對立的。這樣的狀況，連最基本的合作尚且談不上，如何共同來面對新時期的新國際形勢？

　　日本是朋友還是盜賊？

　　在我觀察的經驗中，經常迷惑於一個問題：俄羅斯帶給中國的苦難，並不小於日本帶給中國的苦難。日本曾經在中國製造了南京大屠殺，但是俄羅斯也曾經在中國製造了海蘭泡慘案；日本曾經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俄羅斯也從中國搶走了大片的土地。

　　這都是曾經發生的歷史，任何人無法抹殺。

　　人們對於日本修改和平憲法的舉動本能地感到緊張，似乎和平憲法一修改，軍國主義就會立即恢復，而侵略中國的歷史就會重演。

　　實際上，對和平憲法的修改的爭論，一直就定義在第九條，也就是“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作為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此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對於憲法的其他部分，包括國民的權利和義務，政府的組成方式等，從來沒有過疑義。在和平憲法之前的明治憲法，卻剝奪了公民的權利，賦予了天皇無上的、不可挑戰的權力，才使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和平憲法的基礎，是在美國憲法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它嚴格地規定了三權分立，規定了政教分離，規定了“主權存於國民”這樣一些現代國家的原則。這些國家權利建立在人民主權之上的秩序，是真正防止軍國主義產生的最有力的元素。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一個在亞洲和國際事務上能夠發揮重大影響力的國家。但同時也是一個跛腳的國家，因為它沒有“權力”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這種歷史的精神分裂的痛苦，是不是反而促使它更加走向極端，走向尋求軍事化以求國際承認的地步？一個國家的民主、自由、主權在民的原則的打破，才是產生獨裁者和戰爭狂人的根本原因。

　　日本不能出兵海外以防止重新軍國主義化，但是德國已經參加了第一次海灣戰爭，參加了科索沃戰爭，為什麼還沒有軍國主義化？不要重彈勃蘭特在波蘭下跪的老調，因為我從來不相信這些歐洲國家是因為真誠地相信了德國的□悔才接受德國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因為我相信國家交往之間有兩個原則：一是道德決不可能成為外交戰略的判斷標準，二是戴高樂的外交金科玉律：“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

　　如果異化中日關係，不是什麼對中國有利的行為，而只是使中國的外交戰略更加地不理性，從而損失國家的長久利益。

　　對日本的交往以鄰為壑，是給自己危險的周邊政策的最危險的辦法。

　　和鄰居俄羅斯一樣，鄰居日本是而且只應該是朋友，而不是盜賊。

　　我們要不要寬容日本？

　　日本民族不是三頭六臂，也不是青面獠牙。它們和我們一樣，都是血肉之軀，娘生爹養。它們也並不是天生地對中華民族懷有刻骨的仇恨，幾千年來的中日交往史已經足夠說明問題。

　　日本是一個地域狹小的島國，環境的惡劣和資源的匱乏使日本民族長期處在一種焦灼的生存狀態之中，而成吉思汗對於日本的侵略的計劃對日本是一個永遠的寓言。這種焦灼和恐懼使日本民族有種內在的倔強和侵略性。當制度環境為軍國主義的時候，這個民族性使之變成了一種強大的破壞力，就像在侵華戰爭中一樣，所有的人都變成了野獸。但是當制度環境為和平憲法的時候，日本人在幾十年裡成為了世界上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

　　日本人的恐懼是針對全世界的，並不是僅僅針對中國的。他的民族主義，針對的是任何可能威脅他的民族的國家、人和事物。

　我們並不是對日本的戰爭罪行給予容忍，我們用八年的抗戰和億萬人的鮮血給予了他們最響亮的回答，我們用東京審判的方式對他們的罪犯進行了公正的、現代的報復，我們並不容忍篡改歷史的教科書，我們提交了最為正直的抗議。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不可以寬容他們。

　　 2000年我訪問了越南，那個國家、那個民族曾經被法國和美國蹂躪過，但是他們對所有的人心懷慈悲，心存感激。一個普通的國民、以往的戰士告訴我：“那是那些國家的錯，我原諒那些曾經和我戰鬥過的飛行員和士兵，因為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