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近夾在中共杯葛與美國反彈之間，乍看之下好像有點“兩大之間難為小”的處境。但仔細檢閱北京在世界衛生組織（WHO）與世界貿易組織（WTO）對台灣參與或名稱的打壓，以及華府對台灣有意進行（WHO）公投的反對，實在看不出台北當局是因為“順了姑意”而“逆了嫂意”的困境。

更貼切去形容台灣目前處境，實是“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

陳水扁希望核四能以“公投”決定去留，有部分是理念與承諾，也有部分是促求穩固反核選民，他們過去幾乎全是民進黨的支持者，選戰考量難免。

但是，要對WHO的加入與否也進行公投，形式上固是目前民氣可用，不運用這股力量轉化成對陳水扁當局的助力，簡直是不諳選舉策略，但實質上則是利用這次難得的全民共識，藉着在野黨派一旦杯葛便惹上“反對無理”標籤上身的尷尬，進而順利推動公投，來兌現陳水扁去年8月3日所稱兩岸“一邊一國”的主張。

讓國際社會了解台灣

北京當局的嗅覺何僅只是“敏銳”而已。關於核四公投，民進黨過去喊了多年，中共國台辦與外交部對此反應絕對比不上這次對WHO公投的反應激烈。他們用“漸進式台獨”來形容民進黨“逐點戰術”，用白話來解釋，那就是一場WHO公投可讓國際社會徹底了解：台灣民眾展現不願接受“中國與台灣二合一”結果的意願，以及凸顯台灣與中國本來就是“一邊一國”、主權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

然後，當國際社會對這樣公投結果多了一分了解與同情之後，協助台灣以“主權國家”身份申請加入WHO已是次要考量，因為最後結果是否能不受中共杯葛進而順利加入，尚是不確定變數，但這會植下台灣民眾可以憑藉自己意願來決定前途的法律基礎。這才是民進黨的最終考量。

北京透過“以外環內”策略，讓華府了解他們容忍已到極限的“紅色底線”。其實，這幾年來，江澤民時代所培植的一批中美關係兼涉台研究的學者智囊，已充分提供北京當局要有“北京台北之間最短捷徑是透經華府”的認知。

把他們的憂慮告知美國，可藉由華府的手重拍台北的屁股以示嚴懲，這樣可不讓北京走上火線，惹怒台灣民意。但是，一旦台北不聽訓，依然我行我素，那麼，北京認為事先已向華府打過招呼，再出手動武至少已無忌諱在身。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國務院開始要提醒阿扁“四不一沒有”承諾，以及包道格要那麼明白告知陳水扁，華府反對WHO公投的原委所在。

時間不在台灣這一邊

平心而論，處於台灣目前如此悲情的處境，任何政黨或政治人物都很難捨棄陳水扁的策略而不就。2004年大選後即便政黨輪替，同樣的戲碼還是會照常上演，不會因為顏色轉變腦袋就會靈光。其實，台北今日的困境，不是因為夾在中美之間而不知所措，而是不願面對現實去找出問題的解決辦法。

首先，台北必須了解，不是只有中共壓迫它必須接受“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制”。壓力是雙重的，美國也在告誡台灣不可尋求獨立，或是帶點脅迫性地“鼓勵”台北應與北京對話。也就是說，台北面臨兩個強權的要求，都不是它心目中最愛的選擇。

其次，台北是採取“時間換空間”的策略。但正如許多美國學者所認為，時間已不在台灣這一邊。中共在十六大報告中已透露出不允許台北無限期拖延統一談判，而中共2000年國防白皮書則把這點列為要對台動武的第三個原因。

其實，美國也有時間設定壓力加諸在台北肩上，1982年“八一七公報”已說明對台軍售不會漫無止期，最終華府還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當美國歷任總統一再重申中美三個公報，台北有無一點預警？還是說仍錯覺美國說說而已？

最後，是九一一事件與美伊戰爭帶來美國在國際戰略架構上重新布局的考量。中共益發被華府所重視，而美中台三角關係也出現傾斜。這當然不是中國目前的發展正契合美式價值觀念，但不可否認的是兩者利益的重疊。我們當然不能據此以論台灣已無戰略價值，可是我們不能完全忽視，當中美更形接近之時，台灣是美國的資產，還是負擔？

因此，面對前述現實的政治環境，台北必須跳脫傳統思維，那就是不要再認為中共是唯一迫害我們的強鄰，而美國則是我們尋求保護傘的不二人選。

其實，問題一旦來臨，在利益優先原則下，中共與美國都會是台北的“加害者”。如何“夾縫求生”，當是台北目前要思考的，而“兩邊逢源”又何嘗不是另一種策略。視北京為一個可溝通的善鄰，台北當然不能完全封鎖成本輸出，但與華府進行一場不能舍我的遊戲時，台北也要籌措些“籌碼”。聽起來這有點玩火，但轉變危機時又豈能只是守株待兔？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