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裁軍與台海和平

　　一、兵多將廣不如精兵強將

　　欣聞中國軍隊將再裁員50萬，這是一個好消息。兵不在多，在精，將不在廣，在強。

　　軍隊是國之兇器、國之重器，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不得已而養之，不得已而用之。

　　在軍隊與軍隊之間，戰鬥人員的數量是軍力參數中較重要的一種。但是，如果將人多理解成“我們死得起”，以中國人的生命財產去作戰術上的廉價交換，那麼再多數目的軍人也便只是失敗政客的犧牲品。只有賦予每一個平民和軍人的生命以崇高的價值，那時，人多自然勢眾，人少也不一定勢寡。若干年前一位中國領袖在莫斯科演講時說，核戰爭沒有什麼了不起，中國人死掉一半，還有四個億，被滅亡的將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剩下來的將是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世界。這種偉大言論，實在是對中國和世界人民極其蔑視、極不負責任的說法。

　　揆諸近代以來中國的戰爭史，遇歐而挫於歐，遇日而挫於日，以數十倍於敵方的兵力而受制受辱於敵方，乃是正常不過的結局。中國的人海戰術不過給世界軍事史增添一些笑料、給國人留下一些酸楚罷了。一個半世紀前，區區數千英軍闖進泱泱大清帝國的國門，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此後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均以兩萬來人馬，令數十倍於敵方的中國守軍形同虛設、丟盡臉面，讓至尊至貴的天朝皇帝狼奔鼠竄、威風掃地。抗日戰爭爆發時，軍國主義的日本只有兵員二十多萬，民窮國弱的中國倒有各路兵馬數百萬，几几乎亡國於日本，最後賴美蘇盟軍之力獲勝，中國亦屬慘勝。二戰結束之後，國共兩黨的兵力之和已超千萬之巨，此等創紀錄的世界第一軍事大國，只落得個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名聲。中國做軍事大國久矣，做軍事強國尚未有期！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大致有三個層次：其一是比制度之優劣、比文明的創造力之強弱，其二是比財富的擁有量和消耗量之多少，其三是比攻擊力和破壞力之大小。軍備競賽是最末一等的國家間競爭，而在軍備競賽中重人數輕裝備、重數量輕素質的競爭模式，則是末中之末的選擇。

　　中國沒有必要維持軍隊人數的世界第一，因為這項世界第一不僅沒有好處，反而害處多多。理由很簡單：人多不一定打勝仗，人少不一定打敗仗，此其一；人多則人頭費多，人少可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並將食稅者轉為納稅者，可以或省下錢來提高裝備水平，或省下軍費作非軍事用途，此其二；裁員的同時裁掉重疊的機構和無用的功能，可以趁機優化軍隊的人員兵種結構、軍事領導體制和作戰指揮體系，收減員增效之功，此其三；主動裁軍不是向世人示弱，而是向世界輸誠，中國對外既無惡意，就不必養重兵讓四鄰不安，此其四；驕兵必敗，閒兵必亂，古來如此，和平時期的一支沒有確定任務的龐大軍隊，往往成為內政致亂之源，此其五。

　　關於上述第五點，或可再詳述一二。軍隊本是政權的工具而不應是權力的來源，本是守土衛疆對外使用的工具而不可用於國內的政爭和民變，吳起所謂“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是也。但中國的軍隊向來有奪權和內戰的傳統，什麼湘軍淮軍太平軍，什麼直系奉系皖系，什麼川軍滇軍桂軍，什麼國軍汪偽滿偽，其所保所衛者，並不儘是淪落敵國的僑民與國土，不共戴天者，恰恰是同種同國的中國人！

　　中國軍隊的現行領導體制並不合理，兩個中央軍委、一個國防部，除了政協之外，其他權力部門名義上都負有軍事責任，但責任分工不明，隸屬關係不明，決策指揮體制不明。似乎軍隊是國中之國，是體制“特區”。如果不能制度化地確立軍隊對國家和國民的永久忠誠，不能長期有效地防止軍隊（尤其是軍官）的軍閥化、特權化、利益化、地方化、派系化，那麼，一支龐大的軍隊本身倒是對國家安全的真正實質威脅。政情穩定尚好，一旦政局動盪，鮮有握重兵之軍人而不干預政治者！歷史已有明證。

　　二、誰在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

　　南蠻北夷，東戎西狄，這是處於文化和地理優越感之下的古代中國的國際環境。歲月流逝，夷狄們早已加入我們祖先的行列。“中國”本是一個相對的文化地理概念（如《吳子》“三晉者，中國也”），處於華夏文化和農耕文明中心地帶的人對周邊的人皆可自稱“中國”。儒家認為，天子有道，就應該天下一統，並不在意於“中國”和“外國”的國家安全問題，只有江山社稷、“天下誰屬”的區別。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處“國家”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家也”（趙歧注），可見，“國家”只是天子治下的一級行政單位而已。秦以後，屢有開國、亡國之說，但所開所亡者並非中國，而是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中國開於遠古，從未亡國，薪火相傳至於今日。從今日之“中華民族”的立場看，1840年之前的中國，所有的戰爭幾乎全是內戰，所有的安全威脅幾乎都來自於內亂。有史以來，中國人民最大最兇惡的敵人，從來不是別國的別人，而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驕之類的風流人物。無怪乎先賢有言，“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

　　所謂民族―國家的概念是與商船和炮艦一起來源於近代西方的，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也就源起於中西方的接觸與對抗。鴉片一戰，丟掉香港，甲午一戰，痛失寶島，從此喚醒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內亂紛紛，外禍連連，國人感受到了“瓜分中國的狂潮”與亡國滅種的危險，國家安全問題便成了中國最突出、最緊迫的問題。居於弱勢的中國，往往把國家危亡之狀或多或少地誇大了。隨着二次大戰和國共內戰的結束，歐洲被削弱，日本被制服，蘇聯成盟友，眾多弱小的殖民地獨立建國，中國的國家安全形勢空前好轉。但耽於世界革命的空想，誤於國際主義的夢幻，陷於反美反帝的迷思，社會主義中國變得好戰起來。

　　人民共和國之初中國堅持“戰爭不可避免”論。先是認為社會主義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之間必然爆發戰爭，後又認為社會主義與“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之間必然爆發戰爭，遂以“準備打仗”、“打世界大戰、打核戰爭”的國家心態來主導軍隊建設。抗美援朝華人喋血，越南熱土幾度硝煙，台灣海峽炮聲隆隆，中蘇邊境劍拔弩張，滿眼望去，中國人遍地是敵。隨着中美和解、中蘇親善和周邊緩和，鄧小平時代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基本判斷，認為“世界大戰短期內打不起來”、“中國的國際環境處於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這是比較切合實際的看法。

　　今日中國的周邊，日本軍國主義和俄羅斯擴張主義的復活有遠慮而無近憂，中俄領土爭端已被一筆勾銷，南海島嶼之爭、中印邊界之爭、中日釣魚臺之爭，有關各方均存維持現狀設想，大都忌憚戰爭。周邊之外，中國既不承擔保護華裔華僑之責任，又沒有軍事結盟之牽連，龐大的陸軍常規軍本無英雄用武之地。

　　五十多年來，美國被當作“亡我之心不死”的第一號假想敵。第七艦隊、“戰略包圍圈”、星球大戰、NMD、TMD、美日安保聯盟、對台軍售、協防台灣、單邊主義、先發制人，都曾引起過中國的安全關切。但其實中美雙方都清楚，相互間威懾有之，所謂美國會主動攻擊甚至占領瓜分中國，則純屬好戰者和受虐狂們的無稽之談。

　　中國會攻擊誰，誰會攻擊中國？說到底，除了用於內政的一百五十萬武裝警察部隊和三百多萬公安國安人員，再繼續保持三百萬正規軍、一百二十萬預備役部隊的唯一理由，如果說有理由的話，只是內政問題，包括“純屬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大陸人民即便有人淪為“亂民”，亂民也不是中國軍隊的敵人，那麼，反對裁軍的最大理由大約是“台海必有一戰”、“晚打不如早打”、“打贏一場高科技局部戰爭”和“不惜與美國一戰”、“要立足於對美作戰”的說法。

　　三、台海和平與國家統一

　　如果不是國共內戰，台灣問題已經因日本戰敗而徹底解決；如果不是朝鮮戰爭，也許“解放台灣”早已完成。五十多年來，大陸的台灣政策經歷了“解放台灣”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變化，台灣的大陸政策也經歷了“反共復國、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兩國論”和“一邊一國”的變遷。至今，求統者統一無方，求獨者獨立無膽，台灣處於不統不獨的尷尬狀況，大陸處於不和不戰的難堪局面。時緊時松的軍事對峙和宣傳攻勢折磨着兩岸人民的神經，持續不斷的購武比賽、經援外交比賽消耗着兩岸人民的財力。兩岸的中國人在海峽兩邊文攻武衛，外國人卻憑空多出一支外交利器、得到一堆談判籌碼！

　　台灣屬於中國，屬於全台灣的中國人，屬於全中國的台灣人，也屬於全中國的中國人。台灣居住的都是中國人，而不是中國的敵人，即使那些擁護台獨的台灣人，也還是居於台灣的中國人。鄭成功以中國朱明政府名義行使台灣治權，康熙的中央政府實現了對台灣主權治權的直接行使。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因日本戰敗而廢除，自此台灣問題就不是中日問題也不是中美問題，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不過，在解決國內爭端時引入外國勢力，在中國近代史上十分平常，外國人或有利己之意，中國人更有挾洋之心。譬如同盟會之有求於日本，孫文和共產黨之有求於蘇聯，所以，蔣李陳之求助於美國，原是中國人的一貫做法，並不等於台灣問題的鑰匙握在美國人手中。如果兩岸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能夠達成基本的共識，那麼，美國政府又何至於要得罪十四億華人？如果兩岸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南轅北轍，難道國際社會就應該放任中國人自相殘殺麼？

　　將口舌之爭升級成武力搏殺，將讓已經淡薄的民族感情變得敵對，讓已經疏離的國家凝聚力更加薄弱。武力攻台說到底就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中國內戰，但鮮血不會消弭民族的內部隔閡，武力只會往中華民族的傷口上撒鹽。若由內戰而招致外來干涉，最後承受損失的也還是中國人。戰爭方案或許是最直接最簡單的國家統一方案，也或許是最麻煩最複雜遺禍無窮的解決方案。

　　關於國家統一的戰爭方案，我們不能不問：戰爭將永久解決台灣問題，還是無限擴大台灣問題？如果將抽象的國家利益分配到全中國人民身上，那麼，戰爭的後果將使全中國人民包括台灣人民增益幾許、又損失幾許？民族大義是抽象的，而兩岸人民的生命價值是具體的。如果戰爭僅僅針對台獨勢力，那麼用什麼樣的戰爭手段來保證不殃及廣大的大陸和台灣人民？假使台獨是相當一部分台灣人的政治主張，那麼，這一部分台灣人的公民權利又應該如何得到保障？

　　近幾年來，台灣的獨派力量發展很快，但維持現狀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島上獨派勢力與大陸強硬路線兩者呈正相關的關係，武力攻台的呼聲越高，台灣獨立的聲音也就越強。這恰恰說明戰爭威脅在助長台獨而不是抑制台獨。如果真正以同胞之情對待同胞，以母親胸懷對待兒女，台獨主張將成為無的之矢。難道放鬆軍事壓力會導致台獨勢力的惡性發展？我想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摒棄戰爭思維，改走憲政道路，才是對國家、對兩岸人民負責任的做法。確立和平統一、互不使用武力的大政方針，互商適合於地方自治縱向分權的憲政構架，雙方都將各自的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由互相消耗轉為互相支持，台灣的民意是可以由保持現狀轉為傾向統一的，台灣回歸的目標是可以逐步實現的。兩岸二十多年來在經貿領域已經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如果兩地的自由媒體、社團、政黨也能夠相互滲透平等合作，建立緊密的政治聯繫，那麼，最後以一部全體中國人共同批準的憲法，產生一個由全體中國人通過公正自由的選舉而形成的中央政府，這才是國家統一的最佳方案。

　　在國內問題上，戰爭永遠是迫不得已的最後選擇。軍隊是戰爭機器，軍隊的任務要麼參戰，要麼備戰，但軍隊的使命從來不是贏得戰爭而是贏來和平。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內戰是最嚴重的內政，外戰是最極端的外交。中國最老的兵法《司馬法》說，“國雖大，好戰必亡。”

　　再回到裁軍的議題。如果台海不戰、中美不戰，中國維持300萬常規軍的理由就不復存在。中國龐大的常規軍絕對可以減至百萬人以下，而兩岸軍費的大部可用於技術和裝備，或用於民生福利。這才是中華民族自珍自愛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