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圍繞中日關係問題出現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觀點。這些觀點以所謂“對日關係新思維”自居，並試圖以此“為中日關係求解”。其主要觀點是：中國人對日本的嫌噁心態是不正常的；日本的道歉問題已經解決，中方不應糾纏不休；中國對日本的態度過於苛刻，應該寬容些；日本的富強是亞洲的驕傲；中國人對日本右翼勢力看得過於嚴重，實際上日本的右翼勢力並不大；日本要成為政治和軍事大國是正常的訴求，我們不必大驚小怪；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就隨他去，叫喊多了，沒有什麼效果；歐洲人在化敵為友實現一體化方面的探索已經遠遠走在亞洲前面，我們亞洲人不應再抱着小農觀念不放；向趙薇潑糞等事件表明，中國存在着“極端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等等。對於上述觀點，筆者不敢苟同，在此略述管見，以供大家討論和參考。

　　質疑之一：中國人對日本的嫌惡從何而來？

　　1997年，也就是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60周年之際，《中國青年報》曾以“中國青年看日本”為題，做過一次大型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對日本沒有好感的中國青年比例高得驚人。五年之後，也就是在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以“是否對日本懷有親切感”為主題，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對日本懷有好感的只有5.9%。 兩次民意調查的結果都顯示，多數中國人對日本沒有好感，而且經過五年的時間，情況不但未見好轉，反而漸趨惡化。那麼，導致這一情況的原因何在？

　　日本首相小泉的智囊機構“對外關係工作組”認為“中國年輕人的厭日情緒源於中國國內的教育方法，應該與中國政府坦率地進行磋商”。 還有一位叫孫秀萍的女士發表《中國人為什麼本能地嫌惡日本？》一文，認為“中國人從內心深處對日本有一種說不清的厭惡，是來源於歷史的陰影和有偏見的宣傳”。

　　把中國年輕人的“厭日情緒”歸因於中國的教育和宣傳，顯然不能成立，因為這一觀點不能解釋在同樣的教育和宣傳環境下，中國青年何以對別的國家懷有好感（至少沒有惡感）而唯獨對日本缺乏好感。

　　至於“歷史的陰影”倒確實存在，但陰影的形成並非如孫女士所說，是因為“強大的中華敗給弱小的日本而感到奇恥大辱”，而在於日本侵華戰爭的非正義性和災難性，特別是戰後日本對那場戰爭的認識和對待中日關係的態度。

　　從甲午戰爭以後，日本由中國最虔誠的學生一變而為最兇惡的敵人，連續不斷地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與其他西方列強相比，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最大——企圖吞併全中國；侵略手段最狠——日軍在中國使用了連德意法西斯都沒有使用的最殘忍的細菌戰和毒氣戰；禍害程度最深——僅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中國軍民就傷亡3500萬人，直接、間接財產損失合計6000億美元。對於這樣一場戰爭，哪個民族能不刻骨銘心！

　　但中國人民是寬宏大度、厚道善良的。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國軍民沒有虐待日軍俘虜，而是讓他們帶上自己的行李返回日本；對於日本人遺棄的孤兒，中國人抱回家中把他們扶養成人；中國政府着眼中日友好，放棄了對日索賠要求。中國政府和人民真正做到了仁至義盡、以德報怨。

　　但中國人民的以德報怨換來的是什麼呢？多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對於侵略中國的戰爭一概抹煞，死不認帳，大作翻案文章，甚至把那場慘絕人寰的戰爭美化為解放戰爭。日本的右翼分子和政府要人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參拜靖國神社，不斷地篡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起勁地鼓吹中國威脅論，竊取中國領土釣魚島，甚至與台獨勢力關係曖昧。如此肆無忌憚地蔑視、傷害和刺激中國人民的感情，如此以怨報德、恩將仇報，怎能讓中國人民對日本產生好感？

　　德國前總統魏茨澤克１９９５年訪日時曾告誡日本人：“人不會輕易忘記過去的敵人”，希望日本政治家借戰後五十年之機誠懇謝罪，但日本政治家置若罔聞，反誣德國人“沒有骨氣”。可見，日本對侵略戰爭拒不反省的錯誤立場和對中國的不友好態度，才是中國人民對日本缺乏好感的主因。

　　質疑之二：道歉問題解決沒有？

　　有些日本人認為已經多次向中國道歉，所以對中國仍然不斷提出“日本進行反省、謝罪”的要求感到厭煩，感情上有牴觸情緒，甚至提出疑問：“到底要到什麼程度才能使中國滿意呢？”在2000年3月20日日本朝日電視台的一個節目中，主持人對中國駐日大使說：“日本人對華感情惡化的主要原因是中方不斷提出的謝罪要求。”中國的對日新思維論者也認為：“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已先後來到中國的盧溝橋和瀋陽等地哀悼，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表示反省。日本道歉問題已經解決，不必拘泥刻板形式。”

　　這裡涉及一些最基本的事實需要明確和澄清。發動侵略戰爭的是日本，受害者是中國，日本應該謝罪。針對日本連續不斷甚至愈演愈烈的翻案風，中國政府和人民除了要求日本正確對待歷史之外，還有其他選擇嗎？這個問題的要害，不是中國方面沒完沒了地提出謝罪的要求，而是日本方面有人沒完沒了地鬧翻案，不斷挑釁、刺激和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小泉首相的確在不同場合表達了對戰爭的反省和對中國人民的歉意，但墨跡未乾、言猶在耳卻又接二連三地跑到供奉着侵華戰犯亡靈的靖國神社去頂禮膜拜，怎麼讓中國人民相信其道歉的誠意呢？其實，中國人民恰恰是不拘泥於形式的，中國人並不要求日本人下跪，而更在意道歉和反省的實質。在這方面，德國已經為日本樹立了榜樣。同樣是侵略者，同樣是戰敗國，德國能夠誠懇反省侵略罪行，日本也理應做到。如果沒有道歉的誠意，沒有反省的實質，即便把道歉掛在嘴邊，鞠躬一千遍又有何益？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新思維論者拋出“日本的道歉問題已經解決”的觀點不久，人家小泉根本不領這個情，破紀錄地第三次參拜靖國神社。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日方以自己的言行向世界宣示：道歉和謝罪問題沒有解決，這不是形式問題，而是實質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不取決於中國，而取決於日本。

　　質疑之三：參拜能由他去嗎？

　　對於日本政要的參拜靖國神社，一位叫“小國寡民”的網友說：“我看還是隨他去。在亞洲，弄來弄去就是韓國、中國兩個國家在叫喊。喊多了，還有什麼效果？不如隨他去搞。因為無人關注，他倒沒了興頭而不了了之。……總而言之，人已經死了，什麼都過去了，給他上注香、燒個紙錢而已，離開軍國主義實在是十萬八千里的事情。不值得大驚小怪。”這個觀點不但喪失原則，而且邏輯混亂。因為抗議的國家少，就不應該抗議了，此邏輯錯誤之一——此事只關是非，而不在國家多少；因為無人關注，日本首相的參拜就會沒了興頭而不了了之，此邏輯錯誤之二——反對尚且參拜，你不管他必會更加無所顧忌；人已經死了，什麼都過去了，此邏輯錯誤之三——既然什麼都過去了，小泉還跑到甲級戰犯的亡靈前參拜什麼？至於“參拜靖國神社是離開軍國主義十萬八千里的事情”，這幾乎就是替參拜行為開脫了。按照“小國寡民”的邏輯，倘若德國對納粹法西斯罪行拒不反省，還跑去參拜納粹亡靈，法、英、美、俄等國也由着他們去，結果將會如何呢？在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上，人家倒是比我們有些人更清醒，也更堅定。比如，德國前總理施密特認為，日本人自１９４５年以來很少做出努力，使鄰國減少對他們的怨恨，日本人缺乏認罪感。法國《費加羅報》曾發表一篇題為《東京寬恕戰爭罪犯》的文章，指出：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的靖國神社是那些否認侵略的日本“新民族主義分子”的象徵之地，日本修改教科書是在極力推卸在二戰中的戰爭責任。文章說，日本“新民族主義分子”就是那些極力否認侵略戰爭罪行的人。“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實際上也是對這些甲級戰犯的參拜，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參拜。”“日本人有歷史遺忘症，他們只知道自己是受害者，只知道廣島被原子彈轟炸。”在靖國神社舉辦的名為“我們怎樣戰鬥”的展覽，其內容極具侮辱性，完全抹煞了日本侵略別國的歷史。這個展覽在西方人眼中就如同否定屠殺猶太人歷史的新納粹行為，新納粹行為在西方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而這些人在日本卻可以為所欲為。

　　總之，我們對於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右翼分子歪曲歷史採取什麼態度，是一個原則問題，而原則是不可動搖、不能不講的。

　　質疑之四：中國對日本苛刻嗎？

　　新思維論者認為，中國“要有戰勝國的氣度，對日本不必過於苛刻，戰爭畢竟已經過去了近60年”。還說“戰勝國對於戰敗國採取寬大為懷的態度，能夠創造更為和解的環境，也比採取苛刻的態度對自己更安全”。用“苛刻”二字來形容中國的對日政策，大有是非顛倒之嫌；至於以忍讓求得安全的想法，更是一種糊塗認識。

　　有比較才有鑑別。這裡不妨把中日雙方作一對比：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國軍民沒有虐待日軍俘虜，而是讓他們帶上自己的行李返回日本；對於日本人遺棄的孤兒，中國人抱回家中把他們扶養成人；中國政府着眼中日友好，放棄了對日索賠要求。在中日關繫上，中方始終顧全大局，以中日友好為重，真正做到了仁至義盡、以德報怨。反觀日本，不斷有人篡改歷史教科書，否定南京大屠殺，參拜靖國神社，叫囂中國威脅論，霸占中國釣魚島，還建立所謂“有事體制”，圖謀幹涉中國內政，日本官方與台獨勢力的關係也日漸升級。究竟誰苛刻，誰寬厚？誰挑釁，誰容忍？誰敵意，誰友好？誰一意孤行，誰顧全大局？只要正視事實，不難得出答案。

　　另外，“寬容論”者不知想過沒有，一味的寬容能換來什麼？是日本對歷史的正確認識，是中日友好關係，抑或中國的安全？歷史和現實已經給出了答案。另外，二戰前歐洲綏靖主義的後果也讓人記憶猶新，想一想吧。

　　質疑之五：日本的富強是亞洲的驕傲嗎？

　　新思維論者還有這樣一個觀點：“在世界上，比日本條件好得多的地方陷入貧困，我們見得太多了。日本非但沒有淪於貧困，還能取得國內生產總值5萬億美元的成就，高居世界第二，實事求是地說，是亞洲的驕傲。”按說，日本作為亞洲的一員和中國的鄰邦，其富強理應成為亞洲的驕傲，亞洲同胞除了羨慕和學習之外，不應有其他想法。但是，歷史和政治的複雜性，使得這個問題並不像奧運會上日本運動員取得好成績而讓亞洲同胞高興那麼簡單。

　　既然說到日本的發達和富裕，我們就不能不提到日本的發家史。就如同看待富人，不能只看其富，不問來由。日本的強盛，與明治維新有關，與日本人民的智慧有關，但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幾個歷史事實：

　　一、日本是亞洲的戰爭暴發戶，靠着從刀尖上舔血而養肥了自己。縱觀世界近代戰爭史，還沒有哪個國家像日本那樣，每隔幾年就發動一次對外戰爭，大肆掠奪鄰國的資源和財富。這其中，中國是日本最大的掠奪對象。僅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就向清政府勒索庫平銀2.6億兩，加上擄獲的戰利品和現金，合庫平銀3.4億兩，折合5.1億日元，相當於日本全國年財政收入的6.4倍。剛剛強盛起來的日本，靠着從中國掠奪的這筆巨額財富養肥了自己。這筆巨款，2000萬日元給了天皇；1000萬日元用於備荒；1000萬用作教育基金；1200萬日元用來補助1898年的財政支出；其餘的都用來擴軍備戰和建立軍工產業。日本新日鐵的前身八幡製鐵所和京都大學都是用這筆錢創立的。日本還用這筆錢修築鐵路，發展航運、造船和機械製造，明顯提高了交通和工業水平。日本利用甲午賠款還辦了一件大事，就是進行幣制改革，建立起金本位制。從19世紀70年代起，歐美等國相繼採用金本位，銀價不斷下跌，導致銀本位國家貨幣貶值和匯率不穩。所以日本也想建立金本位，但苦於資金不足，一直沒能如願。甲午賠款一舉解決了資金問題，為建立金本位奠定了財政基礎。日本學者寺島一夫在他的《日本貨幣制度論》中說：金本位是“日本資本主義的一環，能與其他列強角逐世界市場的金融標誌”。但是，這一“金融標誌”並不是日本自身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通過血腥掠奪中國來完成的。

　　二、日本富強之後，給亞洲帶來的不是繁榮和富裕，而是災難和浩劫，連綿不斷的侵略戰爭把亞洲許多國家特別是中國、朝鮮、韓國推入了苦難的深淵。在日本富強的背後，有多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慘故事發生在中國、韓國、朝鮮的土地上？日本給亞洲人民帶來的災難罄竹難書。

　　三、有人自作多情地以日本的發達為驕傲，而人家日本卻不屑於和亞洲為伍。歷史的事實是，日本剛剛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就實行了“脫亞入歐”戰略，與西方列強攀親戚。日本作家長谷川慶太郎在《再見吧，亞洲》一書裡竟把亞洲誣衊為一堆垃圾，而日本是矗立在垃圾上的一座大廈，聲稱日本在亞洲是“光榮的孤立”。這種蔑視他國、宣揚民族優越論的反動書籍在日本不僅不被禁止，反而成為暢銷書。可見，認同此人觀點的日本人不在少數。

　　在了解了日本踏着血腥走向富強和如何鄙視亞洲同胞的歷史事實之後，有的人還會含情脈脈地以日本的富強為驕傲嗎？當然，日本的富強是一個事實，並且其富強的背後意味着日本民族確有某些不同尋常的優長，我們應當正視這一事實，並以開放的心態學習包括日本民族在內的其他民族的優點，以使我們自己強大起來。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質疑之六：日本右翼勢力究竟大不大？

　　為了給自己的觀點以呼應，新思維論者強調說：“日本的右翼勢力並不大。”支持其觀點的依據是，“到2000年，日本的右翼團體數為900個，總人數10萬人。……但就算不加區別且將數目擴大100倍，日本右翼的人數在日本1.2億人口中也不過是個零頭。”這種論證缺乏說服力。日本右翼勢力與日本右翼團體人數不是一個概念，右翼團體成員是戴着標籤的右翼分子，而沒有參加右翼團體的隱形右翼分子或准右翼分子實際要多得多。此其一。其二，在一個國家裡，代表其思想傾向、決定其政治走向的，通常不是沉默的或者無所謂的大多數，而是以少數人為代表的先鋒力量。當年二次大戰爆發前，德國的法西斯分子、日本的軍國主義分子有多少？也並不多，但正是他們把整個國家帶上了侵略擴張的血腥之路。所以，判定一個政治勢力的大小，不能僅僅看他們有多少人，更重要的是看他們有多大的影響，掌握多少資源和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決定國家的走向。在當今的日本，政府和大財團基本處於右翼思想的控制和影響之下，右翼勢力的影響力超越了任何其他政治派別。小泉連續三次參拜靖國神社，前首相橋本龍太郎親兼右翼團體軍人遺族會會長，極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高票當選東京都知事，許多日本政客以右翼言論拉取選票，都明白無誤地印證了右翼勢力和右傾思潮的強大。不是說，這一狀況會必然地和立即地將日本帶上侵略擴張的老路，但這是處理中日關係必須考慮的重大因素，作為日本的鄰邦、作為曾經遭受日本侵害的國家，我們必須對日本政治右傾化的態勢保持警惕。睜着眼睛說瞎話，或閉着眼睛不承認事實，並不能求得真正的中日友好。

　　質疑之七：日本謀求軍事大國地位是正常訴求嗎？

　　新思維論者認為：“對於日本要成為政治和軍事大國的訴求，比如，日本向海外派出軍隊參加維和行動，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這種觀點似是而非，幼稚而危險。

　　通常說來，一個主權國家當然有權謀求自己的國際政治地位，有權建立和發展自己的國防力量；但對於日本來說，情況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在歷史上多次發動侵略戰爭，為禍極深，為害極大，但至今仍對侵略歷史不認罪、不反省，對這樣一個國家來說，竭力謀求政治大國地位，尤其是大規模擴張軍事力量，就很難視為正常訴求，就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受害國的關注和警惕。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世界上沒有人對德國的軍事力量和海外維和表示擔憂，原因就在於德國比較徹底地反省了侵略戰爭，成為一個讓人放心的正常國家。第二、日本的軍事力量已經超越了防禦需要，其對外安全政策也日漸突破專守防衛的界限。日本每年的軍費投入平均大約50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其遠洋軍事力量和遠程作戰能力的發展尤其引人關注。至於日本的維和行動，實際上名多實少，借維和之名發展遠洋軍力、謀求地區霸權才更具實質意義。此次阿富汗戰爭，日本海上自衛隊以協助美軍反恐為名出兵印度洋，戰爭結束而日艦仍游弋於印度洋遲遲不歸，司馬昭之心已露端倪。在安全政策上，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海外派兵法、自衛隊法修改案、周邊事態法案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已使日本的基本國策之一“專守防衛”形同虛設。一個不反省侵略戰爭、大肆發展軍事力量，拋棄“專守防衛”且正在醞釀篡改和平憲法的日本，怎能不讓人擔憂？人們的擔憂事出有因，合情合理，怎能說是大驚小怪？

　　質疑之八：東亞經濟一體化障礙何在？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當今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日益明顯，其中尤以歐洲一體化進展為大。 新思維論者提出，“在歷史上，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次數比亞洲國家更多，彼此宿怨也比亞洲更深。……今天，歐洲人在化敵為友實現一體化方面的探索已經遠遠走在亞洲前面，……我們亞洲人的小農觀念要保持到什麼時候？”拿小農觀念說事兒，實質上是把東亞一體化沒有進展的責任推給了中國。

　　眾所周知，歐洲的一體化的重大進展是很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種族、文化、經濟發展程度、政治體制等各方面的大同小異，以及法、德兩國的和解與主導作用等等。而德國對侵略戰爭的誠懇反省和對納粹的徹底清理，正是法、德兩國得以和解並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發揮主導作用的重要前提。德國對戰爭的反省至少有兩大作用：一是解脫了沉重的歷史包袱，避免了自身的孤立；二是推進了歐洲的一體化。可以說，沒有德國的戰爭反省，就不會有今天的大歐洲。如果德國至今仍然堅持納粹思想和拒不反省的立場，歐洲一體化怎能想象？

　　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亞洲。沒有日本對侵略戰爭的誠懇反省，怎能有中韓朝等國對日本的和解和友好氣氛？而缺少和解與友好氣氛，一體化從何談起？

　　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方面仍為東亞經濟一體化進行了努力和探索。2002年11月，中國總理朱鎔基在中日韓領導人會晤中，提出了適時啟動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區研究的建議，但小泉純一郎反應冷淡。一頭熱一頭冷，一個積極一個消極，阻礙東亞經濟一體化的責任何在，不是一目了然嗎？

　　質疑之九：中國是否存在極端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

　　新思維論者舉出所謂向趙薇潑糞事件、批評姜文參觀靖國神社事件、深圳一家飯館的“日本人不得入內”事件和一篇署名高興興的文章，試圖證明並批判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狂熱。在此，首要的問題不是忙於批判，而是弄清目前的中國究竟有沒有極端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

　　筆者以自己的見聞和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認為中國並不存在什麼極端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誠然，在中國社會尤其是青年人當中，的確有一些針對日本的過激言論，這種現象的存在與中國人對日本的嫌惡感相聯繫，其實質是針對日本新軍國主義和反華言行的一種反對性和情緒化表達，並不具有實質的侵略性和威脅性。中國文化的本質特徵是“以和為貴”，溫良恭儉讓才是中國人性格的主流特色，在國際問題上尤其如此。針對某些國家、某些洋人的反華歇斯底里，一些中國青年言詞激憤，看似調門很高，而實質上他們所主張和要求的，不過是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而已，不過是要求其他國家、其他民族能以平等待我而已。這種言論主張，與日本右翼勢力的軍國主義言論有着本質的不同。中國壓根就不是一個具有侵略性的國家。在中國，任何倡導侵略擴張的言論都不可能得到普遍的響應，這是由中華文明的本質和中國的國民性所決定的。在這一大背景下，中國不可能存在極端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

　　如今一些人，自奉為優越、文雅、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他們的眼中，民族主義猶如洪水猛獸，一有機會就口誅筆伐，恨不能鏟干除淨。他們忘記了自己的民族和國籍，忘記了自己應有的立場，而值得諷刺的是，被他們奉若神明的洋先生們卻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是哪國人，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民族的利益，甚至在為謀求全球霸權而殫精竭慮，不遺餘力。

　　正當的、理性的、開放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在內涵上大致統一，在外延上幾乎重合。在當今這個並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級大國大搞霸權主義的世界上，我們的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強，而是太弱，不應受到批判和遏制，而應大力提倡和加以培育。時代呼喚中國人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學習先進而不妄自菲薄，熱愛祖國而不走極端，做理性的、開放的、具有堅強民族精神的愛國者。

　　中日關係向何處去？

　　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文化淵源深厚，經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中日邦交正常化符合中日兩國的國家利益，這就要求中日雙方都必須重視和發展中日關係。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雙邊關係呈現兩種態勢：一方面，經貿關係迅猛發展，2002年中日兩國貿易額已近1000億美元，雙方相互成為最大貿易對象國；另一方面，雙邊政治關係並不平靜。

　　縱觀現代中日關係的歷史，影響雙邊關係的主要問題有三個：一是歷史認識問題，二是領土領海爭端，三是台灣問題。日本在這三個問題上的態度，將決定中日關係的好壞。由於日本的國民性和右翼勢力死不認帳的態度，預計歷史認識問題很難得到徹底解決；在釣魚島爭端上，日本屢屢破壞雙方達成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共識，多次挑釁，態度強硬，與中方的克制形成極大反差；在台灣問題上，日本與台獨勢力的關係已突破民間界限並呈現升級趨勢，令人擔憂。這些因素意味着，中日關係雖不至於破裂，卻必定充滿起伏和矛盾。當然，日本也不乏善良正直的人士，他們為中日友好而奔波，為督促日本政府反省戰爭而努力，讓人感動，讓人敬佩；但他們的力量有多大，他們能夠對日本政壇和日本輿論發生多大影響，我們並不樂觀，正義而理智的呼聲在今天的日本並沒有形成強大的主旋律。

　　正因如此，中日兩國必須為改善關係付出艱辛努力。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在中日兩國政府、民眾之間建立起和平、理性、客觀和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氣氛。為此，雙方要加強政治和文化交流，尤其是青少年的交流，因為沒有任何方法比平等的交流更能增進相互理解和友好氣氛。

　　在這方面，中日兩國媒體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日兩國的媒體都有責任把追求真相的專業品格放在製造轟動效應的動機之上。兩國媒體應當反思的是，對於那些有助於讓對方民眾建立友好信任氣氛的事實，是否報道太少，甚或有意忽略呢？中方媒體不妨想一想：除了報道那些身着軍裝在靖國神社遊行的日本侵華老兵之外，有些日本人親赴南京向冤魂謝罪的事實我們報道了沒有？在報道日本右翼學者編寫篡改歷史的教科書的同時，許多日本民眾自發組織起來抵制這本教科書的情況我們報道了沒有？日方媒體也不妨想一想：你們在大量報道甚至渲染中國人偷渡、在日華人違法犯罪的消息時，中國政府的容忍克制、顧全大局，中國人民的寬厚善良、以德報怨，以及希望中日友好的誠懇態度，你們報道了多少？日本民眾知道多少？全面、客觀、公正的報道在改善中日關係方面能夠發揮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這有益於理性的而非情緒化的中日關係的建立，卻是無疑的。

　　解鈴還需系鈴人。在改善中日關係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國更多，因為許多阻礙中日關係的癥結不在中方，而在日方。

　　首要並且具有本質性的，是歷史認識問題。要正確地面向未來就不能不反思過去的錯誤，誠懇的道歉只能來自於徹底的反省。到底是誰發動了戰爭？到底是誰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這是必須搞清和必須正視的基本問題。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識”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為它混淆了受害原因的不同。日本有些人總強調自己挨了原子彈，卻迴避了一個實質性問題：日本為什麼會挨原子彈？因為侵略別人而導致自身受害，與遭受侵略而受害，不是一回事。發動侵略戰爭的是日本，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國，不正視這一事實，就不可能消除中日之間在歷史認識上的歧見。不要以為遺忘或者抹殺這段歷史，就可以矇混過關，這是一個涉及國家道義、民族良知、人類文明的大是大非問題，也是關係日本未來的大問題，絕對不是可以矇混過去的。日本政治家要想保持中日友好，要想提高自己的國際政治地位，與其把力氣花在外交上，不如努力在國內創造一種正視歷史的氣氛，在這方面德國的經驗可資借鑑。德國正視了歷史，卸下了包袱，贏得了全世界的理解和尊敬。歷史上，日本曾經有過學習德國的經歷，在這個問題上，日本理應以德國為榜樣，否則如何贏得鄰國的理解、信任和尊重？怎能成為具有政治影響和道義力量的大國？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把日本引向歧途，使日本瀕於毀滅的邊緣，而戰後的和平環境卻保障了日本的經濟騰飛，使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事實已經證明，那些軍國主義分子，貌似愛國，實則禍國，是地地道道的“愛國賊”；那些繼承軍國主義衣缽的新軍國主義分子、右翼分子，也決不會給日本帶來福音。那些為中日和平友好、為推動日本反省戰爭而奔走的日本人，才是日本的良心，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教訓在前，殷鑑不遠，對於戰爭與和平、正義與邪惡，相信日本人民終會得出正確的鑑別和認知。

　　在經濟領域，日本也應當把自己的眼光放遠些，把胸懷放寬些，把中國的發展視為日本的機會而不是威脅。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的原因在日本自身而絕不在中國，只有從自身尋找原因而不是諉過於人，才有助於問題的解決。日趨加劇的國際競爭和國際區域經濟合作態勢要求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既近又遠”的國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分歧、尋求合作。藉助中日合作的加強來復興日本經濟才是上策。只有將萎靡不振的日本經濟放在亞洲經濟這個“大棋盤”當中來謀劃，吸取亞洲經濟增長的活力，才有助於日本走出低谷。換言之，日本的改革也需要同“開放”連在一起。當今日本急需擴大開放的主要對象就是亞洲，就是建立區域性的自由貿易體制， 這是人心所向，利益所系，大勢所趨。

　　所謂“對日關係新思維”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於它既罔顧歷史，又無視現實，既不講原則，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論證，又邏輯混亂。這種不倫不類的“新思維”貌似理智，實則糊塗，貌似公允，實則偏頗，自以為高明，實際上低劣。說白了，其實質就是要求中國放棄原則，放棄立場，對日本右翼勢力和新軍國主義思潮寬容退讓（因為對日本主張中日友好的人士，是無需寬容退讓的）。與其說這是什麼“新思維”，倒不如說是新綏靖主義，這種論調根本無益於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也無助於中日友好的真正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