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到“十月來信”後，中共中央即開始在實際工作中貫徹該信的精神。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接受國際10月26日指示信的決議》，號召全黨 與“一切動搖、猶豫、機會主義、取消主義作無情的鬥爭”。將共產國際的指示變為我黨的決議來執行，標誌着“左”傾錯誤思想的再度泛濫已不可避免。到 1930年6月，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使“左”傾 錯誤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占了統治地位。

中共中央緊急發表宣言，號召全國的勞苦群眾，在“國際反赤色日”8月1日舉行示威，抗議帝國主義及中國 豪紳資產階級對蘇聯的進攻。宣言認為，“蘇聯的勝利，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蘇聯的失敗，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國革命的失敗，也就是蘇聯的失敗。”但 這種宣傳太簡單了，也太幼稚了，沒有考慮到中國普通民眾的民族情感，難以引起他們的理解和支持，更談不上吸引他們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

針對 中共中央在“中東路事件”宣傳上一系列脫離實際的做法，陳獨秀專門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評，認為這些宣傳脫離中國社會實際，脫離群眾覺悟，採取“左”傾盲動 的做法，其結果是孤立共產黨自己。陳獨秀認為，在這個時候片面宣傳擁護蘇聯於己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鑑於陳獨 秀等人的反對態度，中共中央很快正式決議將陳獨秀等人開除出黨。

由於“中東路事件”最終以蘇聯的勝利而告結束，因此，中共和紅軍的“武裝保衛蘇聯”也還主要是停留在示威遊行以及宣傳的口號上，沒有具體轉化為實際的行動。

“ 中東路事件”後，蘇聯和共產國際仍然認為這才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開始，而繼續要求中共實行“武裝保衛蘇聯”的政策，發動工人總罷工和進行武裝暴動，讓紅 軍攻打中心城市。當時中共中央和實際主持工作的李立三未能正確地估計和利用當時的有利條件去壯大革命力量，而是片面強調統治階級的崩潰和革命運動的發展， 忽視敵強我弱的形勢，加緊城市暴動和紅軍進攻大城市的部署，使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遭到嚴重損失。

在內外壓力下，張學良被迫接受談判

自 開戰以來，中國軍隊在各個方向的作戰都陷於被動，在蘇軍的連續打擊下節節敗退，損失慘重。到11月底，東北軍在各條戰線上的人員傷亡已經累計近萬，損失了 大量的裝備和物資。另一方面，“中東路事件”爆發後，日本方面認為這是一個擴大其在華侵略利益的良機，他們對東北軍的調動百般阻撓，不准中國武裝部隊經由 其控制的南滿鐵路北運。駐紮在遼寧的日本關東軍也蠢蠢欲動，不斷組織演習，搶修工事，隨時有可能借中蘇交戰之機挑起事端，坐收獨霸東北的漁翁之利。

面對蘇軍的大舉進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曾通告《非戰公約》簽字國，請求列強調停。12月3日，英、美、法三國照會中蘇兩國，要求蘇、中停止戰爭。但蘇聯拒絕第三國參與調停，建議蘇、中兩國協商解決。

自 衝突發生以來，南京政府雖然保證派援軍、提供軍餉，但實際上除了撥給200萬元之外，並未派一兵一卒。1929年8月13日，南京政府派參謀部軍事廳長劉 光到東北前線視察國防。15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長王正廷向蔣介石報告中蘇交涉情形，表示堅決收回中東路管理權。16日，王正廷向新聞記者稱，如蘇兵再侵 入，中國將採取強硬的態度。南京政府決定組建對蘇總預備隊，先集中在冀東灤州、榆關一帶，待命出征。8月底，南京政府外交委員會特派員郭同抵瀋陽，與張學 良商談。張學良表示，對蘇交涉遵照中央意旨辦理。中央政府表示的全力支持，堅定了張學良的抗俄決心。但是最後南京政府卻自食其言，讓張學良非常氣憤。張學 良對部下說：“南京只叫我們打，什麼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又不讓我們管和的事，這簡直是整我們呀！”

鑑於東北軍的敗局已經很難 挽回，張學良於是接受蘇聯的建議，決定停戰議和，和平解決中東鐵路衝突。經過談判，12月3日東北方面談判代表蔡運升與蘇聯代表斯曼諾夫斯基在雙城子簽訂 了《停戰議定書》。12月6日，東北政委會決定承認《停戰議定書》，並派蔡運升為正式會議代表，於12月16日與蘇方代表斯曼諾夫斯基、梅里尼可夫在伯力 外交公署開始中蘇預備會議談判。

12月22日，蔡運升在蘇方的強大壓力下，在國民政府明確指出未授予蔡運升全權簽約的情況下，與蘇方簽訂了 “伯力會議記錄”（也稱“伯力協定”）。協議規定兩國立即息爭，中東鐵路恢復中蘇合辦，蘇軍儘速退出滿洲里，彼此釋放所俘軍民，重設領事館。議定書恢復了 蘇聯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東鐵路的一切權益，“中東路事件”基本得到解決。12月底，蘇軍開始撤軍，但繼續占領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匯處面積達 360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島等中國領土。中國方面則釋放了衝突發生以來逮捕的蘇方人員。1930年初，蘇方釋放了衝突中被俘的中國官兵。

對於 “伯力協定”，國民政府發表聲明，明確宣布蔡運升無權草簽“伯力會議記錄”，因而對“伯力會議記錄”不予承認，並將蔡運升等人免職。因此，“伯力會議記錄 ”不僅是一個不平等草約，而且是無效的，簽字一方代表根本未獲政府之授權，無最起碼的法律依據。從1930年12月4日至1931年10月7日，中蘇雙方 先後就中東鐵路問題舉行過25次會議，始終未能取得積極結果。首要分歧是蘇聯要中國承認“伯力協定”，而中國政府代表團不承認這個新的不平等草約。

“中東路事件”讓日本有機可乘

在 “中東路事件”中，張學良動用了10萬兵力，花費近1000萬元銀元，結果損兵折將，一無所獲。更為嚴重的是，一直關注東北戰局的日軍，自此認為蘇軍“未 來令人可畏”，其作戰能力“不可低估”，而對東北軍，則認為“簡直是烏合之眾”，不堪一擊。日本陸軍的“暫避蘇聯、先打中國”的“南進”主張急速抬頭。這 樣，“中東路事件”既使東北軍結仇於蘇聯，又益發引起日本的輕視。東北軍將領抗擊外敵的信心，也因此大大削弱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 以後，中國的政府和軍隊撤出了東北地區，中東鐵路則仍舊控制在蘇聯手中。當日本政府秘密地向蘇聯政府“承諾”日本“九一八”事變後的行動只限於滿洲以南部 分，蘇聯的權益特別是蘇聯對中東鐵路的權益將不受侵犯時，蘇聯政府竟然於1931年10月29日突然宣布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採取“不干涉政策”。從此，蘇 聯政府在外交上不再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更有甚者，在日軍進攻的壓力下，蘇聯政府同意在中東鐵路以半價運費向“北滿”運輸進攻中國軍隊的日軍。

一 心要獨霸東北的日本自然不甘心讓蘇聯的勢力在東北繼續存在，於是在日本強占東北後的幾年裡，日本特務不斷在蘇聯控制的中東鐵路上製造事端，干擾鐵路的正常 運營。自1932年初至1933年5月5日，中東鐵路所受日軍侵害的損失，計有56人被炸死，826人受傷及593人被綁架。而此時的蘇聯則因為歐洲局勢 緊張，沒有更多的精力和實力顧及遠東地區，遂決定放棄中東鐵路。1935年2月23日，蘇聯以1.4億日元的價格將中東鐵路賣給了日本和偽“滿洲國”。 1945年6月至8月，中蘇兩國舉行談判。蘇聯已於1935年把中國的中東鐵路“出售”給了日本扶植下的偽“滿洲國”，抗日戰爭勝利後這條鐵路理應完全歸 還中國。但蘇聯政府竟然不顧這一歷史事實，無視中國主權，把中東路和南滿路從日、“滿”手中奪回，重新攫為己有。在蘇聯強硬態度下，中國作出了讓步。 1945年8月14日，國民政府和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和四項協定，其中《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規定將中東鐵路駐南滿支線合併成中國長 春鐵路，由兩國共同經營，以30年為期，期滿無償歸還中國。“二戰”之後，蘇聯再次控制了這條鋪設在同為戰勝國的中國領土上的鐵路。

1952年12月31日，根據《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蘇聯政府將中東路的一切權力及全部財產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