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被毀壞的新一軍抗戰將士公墓(多圖)

1947年9月8日，廣州。在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落成祭禮上，孫立人將軍站在紀念塔下，平靜而緩慢地說：我站在墓前，遙望西南，十分懷念那些印緬陣亡的袍澤。他們英容雄姿，仿佛就在我的面前。我時時在懷念他們，我永遠在哀悼他們。

60年後，那些亡魂的袍澤們說：“不為他們修復公墓，我們於心不忍。”

1990年11月19日，台中，一位在家種了半輩子玫瑰花的老人過世了。葬禮上，自動前往弔唁者一萬餘人。一位輔仁大學的老教授說，今後在台灣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樣的感人場面了。

這位老人便是“十大抗日將領”之一的孫立人，人稱“東方的隆美爾”。在抗日戰爭中，他曾率領新一軍遠征印緬，成為殲滅日軍最多的將領。1955年，孫立人因被懷疑策動“兵變”，被蔣介石勒令遷至台中。

他被軟禁在台中市向上路一段18號的庭院裡，一去就是33年。

逢年過節，孫立人都會默默來到神龕前，為死去的部下們焚香燒紙。臨終前，他尚有兩個心願：一是回安徽老家探望父母墳冢；一是待他“百年”之後，歸葬廣州馬頭崗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與戰士們“同冢長眠”。



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1947年9月落成，占地4萬平方米，坐落於今天的濂泉路、廣園東路一帶。公墓倚山面南，當年，孫立人曾三次乘坐軍用飛機盤旋廣州上空，覓得這一具典型風水格局的“寶地”。

年深日久，公墓已經殘存無幾。據學者盧潔峰考證，如今僅墓門、紀功亭和紀念塔尚存，它們以“三點一線”的姿態，散落在這片城中村里，不復可辨。

紀功亭正處於改造中，鐵門緊鎖着。這裡將改建為永久市場，紀功亭作為文物，將用玻璃保護起來。

八車道的廣園中路把紀念塔隔離在某單位用地里。門崗一邊帶路一邊說，很少有人來這裡掃墓，“一般一個月會有一次吧，也就是老革命來獻獻花，激動一下”。

去年清明節，枯寂了60載的公墓生平第二次被獻上花圈。40多位年逾七十的“老戰士”從全國各地、加拿大和美國趕來，自動組成一個致敬團，於4月2日抵達 廣州，集體給陣亡將士和孫立人將軍敬禮。老戰士中間，有的已身患癌症；有的顫巍巍拄着拐杖，由子女攙扶着；有的為了兩天的廣州一聚，奢侈地花上整年積蓄。

訪問團里有一位特殊人物，孫立人將軍的義子、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化學榮譽教授揭鈞先生。20年前，為給孫立人洗冤，他帶頭與台灣當局交涉，並最終使孫立人在1988年獲得自由，但他也因此被限制重返台灣。

2006年4月3日，老兵們站在2米多寬的過道上，隊列整齊，神情凝重。當年的“娃娃兵”揭鈞以特有的方式向陣亡將士致禮：這位頭髮花白、身形瘦長的七旬老翁含淚伏下身，一連做了50多個俯臥撐。按照新一軍軍規，每個軍人每天要做100個俯臥撐。

老兵們注視着紀念塔，靜默無語。他們想起六十多年前，那些坐着大卡車，唱着軍歌浩浩蕩蕩向西南挺進的日子。

“印度人的手，英國人的屁股和中國人的屍首”

“滿腹詩書不如上陣殺敵。”在兵荒馬亂的1940年，抱着這樣的決心，20歲的張富麟離開師範學校，一個人來到重慶參軍，成為孫立人領導的38師中的一名通訊文員。

那時雲南一帶傳唱着一首憂傷的《難民曲》：日本鬼子的大炮，轟壞了我們的家，槍殺了爸爸吶，嚇跑了親愛的媽媽……

1942年1月20日，占領泰國的日軍入侵英國殖民地緬甸，直逼滇西，意欲切斷滇緬公路這一中國抗戰的“輸血管”，從而由後方夾擊中國，打到重慶，徹底滅亡中國。中國政府根據《中英共同防禦滇緬公路協定》，組織十萬大軍陸續奔赴緬甸戰場。

1942年4月18日夜，緬甸仁安羌。白天43攝氏度的餘溫還沒有退卻。英國斯高特師長陷入越來越深的絕望。他已經兩天沒喝水了，救援遲遲不來。7000 名英軍被日軍圍困在“501高地”與“502高地”這兩座小山間，猶如瓮中之鱉。38師接到英國的求救信號，英軍指揮官斯利姆說，“不能等到明天了，部隊 已經兩天兩夜不進糧水，馬上就要投降了。”

在敵人數量未知的情況下，38師113團決定在第二天5點拂曉攻擊。戰爭風暴降臨的前夜，沒有人能睡得着。4月19日清晨4：30，沉睡的天空被信號彈映紅。團長劉放吾立即下令——“開始攻擊，強渡平牆河！”

在強大的“四七”迫擊炮支援下，經過12小時激戰，屍體堆積如山。敵人傷亡慘重，全線動搖。“這場勝仗是用勇氣換來的。”老兵們說，“在你死我活的陣地爭奪戰、肉搏戰中，指戰員們是把自身的體力和戰力都發揮到了最大的極限了。”

仁安羌戰役，孫立人的部隊入緬不到一個月，以寡敵眾，以少勝多，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蹟。包括英國路透社在內的各國記者一致認為：這是近百年來中、英、日軍隊在同一時間、同一戰場所做的第一次較量，結果中國軍隊贏得勝利。

新38師收復仁安羌，本期待友軍的支援，準備對敵軍進一步打擊。但由於英軍“棄緬保印”的戰略，中英聯軍已呈大崩潰局勢。38師保護緬甸的任務變成了阻擊 敵人並掩護已喪失戰鬥力的英軍撤退至印度。第38師忍飢挨餓苦行數日，終於跨過阿拉干山脈整齊劃一地進入印度奎龍村，沿途收容了一兩千英緬軍的殘兵敗將和 越南難民。

第一次緬戰後，十萬中國遠征軍驟減近六萬，多系餓死、病死，有詩云，“一萬忠烈死疆場，五萬冤魂葬深山”。戴安瀾將軍也在此役中傷重不治而亡。據西南聯大 畢業生、38師的翻譯官梁家佑回憶，那些趾高氣揚的日本兵說，他們看到的總是“印度人的手（舉手投降）、英國人的屁股（逃生）和中國人的屍首”。

“這不是戰鬥，是屠殺”

1942年5月，滇緬公路被日軍搶占，中國惟一的“輸血管”被切斷。被日軍占領的緬甸如同一個大楔子，從南面插在英屬印度和中國間。美國開闢了一條飛越喜馬拉雅的“駝峰航線”，冒着風險向中國西部空投物資。但最根本的辦法，是開闢一條突破日軍封鎖的道路。

反攻緬甸的時機已經成熟。中國駐印部隊合併為新一軍，下轄新38師和新22師，敦厚的鄭洞國任軍長，孫立人被升為副軍長。

1943年3月，第38師前往緬北地區開山辟路，消滅盤踞其間的日軍，掩護美國築路。這是一項可怕的任務：重返野人山。在泥濘的叢林山地行軍，即便馱山炮的騾馬也無法行走，重型炮械都需要士兵扛抬。

駐紮此地的日軍是赫赫有名的第18師團。它曾參與過南京大屠殺，一直以來攻無不克，號稱“叢林戰之王”。而孫立人的第38師則是剛剛組建，初出茅廬。

於邦，北通新背洋，南向胡康河谷，是雙方必爭之地。孫立人率領114團在前線爭奪數月之久，於1944年除夕的前夜，完全占領了於邦。112團的炮兵連連 長丁滌勛至今記憶猶新，當攻下於邦，渡過大龍河以後，沿途的樹枝掛滿了日軍潰逃途中留下的小紙條，上面字跡歪斜：“中國官兵們，請不要再追了，孟關再 見！”

38師繼續向孟關和密支那方向追剿。孟關是胡康地區的心臟，地形複雜，山連水，水連山。孫立人深入前線督戰的同時，蓄起鬍鬚，立下誓言，“不攻下孟關，不剃鬍子”。在孫立人的指揮下，新38師作戰英勇，神出鬼沒，常打勝仗，逼得日軍節節敗退、聞風喪膽。

密支那攻堅戰是最苦、最長的一仗。戰士們在過膝的泥水中奮戰，日軍拼死抵抗，局勢僵持不下。自5月18日史迪威派美國空軍大規模空降偷襲密支那，一直到8月1日深夜，由104個中國人組成的“敢死隊”與正面部隊同時發動進攻，連續激戰81天之久，日軍終於全線崩潰。

梁家佑在回憶錄中寫道，在密支那，日軍被圍困，彈盡糧絕，水上少將看着丸山大佐把傷員和隨軍女人用木筏全部帶走後，日本兵自殺成群，結果一個俘虜也沒留下。

日軍在仰光電台強作鎮定：“支那軍思鄉心切，其氣甚銳！”

此時新一軍士氣大振，所有將士的口號是：“打到東京去！”

新一軍的攻擊速度與強大的戰鬥力，終令日軍難以抵抗，原本勢均力敵的會戰演變成了中國軍人對日軍的大掃蕩。八莫、南坎戰役結束後，日軍驚魂未定，大叫：“這不是戰鬥，是屠殺！”

根據鳳凰衛視報道的數據，第二次入緬戰爭，新一軍殲滅日軍48000人，陣亡18000人，取得了緬北戰場的全面勝利。

高黎貢山腳下的老人說，打完仗幾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那些年村民都管山泉叫“紅河”。直到近年，滇西一帶的村民挖地蓋房時，還能掘到中國遠征軍穿着草鞋的屍骨。

1945年1月27日，中國滇西作戰軍、中國緬北作戰軍及盟軍會師於芒友。中印公路與滇緬公路完全貫通，緬北滇西反攻作戰取得完全勝利。

自1942年4月入緬到1945年4月3日止，中國遠征軍整整三載浴血奮戰，以兩倍於敵人的傷亡代價，終獲“慘勝”。

“我們師是在緬甸惟一沒有打敗仗的部隊！”說起這段往事，38師老兵們的情緒高亢依然。
     
仗打到哪裡，公墓修到哪裡

1945年1月，史迪威公路（即中印公路）通車。《大公報》駐軍記者呂德潤隨軍前行的前夜，到伊洛瓦底江邊的一所木屋向孫立人道別。屋子裡只有孫將軍孤身一人，和一條獵狗。

呂德潤問孫立人是否有需要捎帶的國內物件。

孫立人沉思片刻說：“如果你方便時看昆明街頭有沒有賣冥鈔的，如碰上就請你代我買一些回來。”呂德潤乍一聽“冥鈔”兩個字沒回過神來。

“冥鈔就是上墳時燒的紙錢。”孫立人苦笑道，“並不是我迷信，只是我實在不知道還能用什麼別的辦法去祭奠那些為國犧牲的將士們。”他的聲音越來越低，斷斷續續說完這句話，將頭別過去。

呂德潤事後回憶道：“我採訪過不少中外將領，像孫將軍這樣重感情的，還是第一次見到。”

孫立人的部隊有條不成文的規矩：仗打到哪裡，就把公墓修到哪裡。當年，從密支那到臘戍及卡薩十餘城市都建立了新一軍陣亡將士公墓和紀念碑。

一個士兵，不是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1945年6月，帶着緬甸俘獲的大象和日軍俘虜，新一軍回家了。同行的還有上萬陣亡將士的骨冢，一如孫立人的承諾，“招魂隨旆，同返中原，永享春秋，長安窗夢”。

1945年9月16日，廣州受降典禮一結束，新一軍軍長孫立人立即着手籌備建築新一軍印緬抗日陣亡將士公墓。公墓選址廣州白雲山馬頭崗上，因為“廣州是一個抗擊侵略者的城市，馬頭崗附近有72烈士、廖仲愷、朱執信諸位先生的墓園”。

公墓費用未動用國民政府一分錢，由新一軍全體官兵自願捐獻。孫立人命令600名日軍戰俘“以流汗報流血”，“以慰先烈於九泉”。據王伯惠等老戰士回憶，新 一軍用一個工兵連，每天從戰俘營，押解600名戰俘到沙河工地，工兵連的戰士站在工地四面負責警戒，“修建公墓的日本戰俘很老實，工作很認真，中午自己做 飯”。

兩年後，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落成，蔚為壯觀。

一塊青石紀念碑居於紀念塔正面，刻有孫立人的手書隸體，“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陣亡將士紀念塔”。

紀念塔中央駐守着一隻銅鷹，它是新一軍的軍魂，以射殺日寇的炮彈殼熔鑄而成。銅鷹重逾千斤，守護着二萬七千名烈士的骨冢。

1947年9月8日，公墓落成祭禮上，兩千多人身着墨綠色的軍裝、臂戴黑紗。孫立人站在紀念塔下，如同一棵筆直的松樹，瘦削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他平靜而 緩慢地說：“我站在墓前，遙望西南，十分懷念那些印緬陣亡的袍澤。他們英容雄姿，仿佛就在我的面前。我時時在懷念他們，我永遠在哀悼他們。”

老兵回憶說，當哀樂奏起的時候，留守墓園的3隻緬甸大象竟像也被悲傷的情緒所感染，一連數聲吼叫。沉悶的人群里，響起了低泣聲。

時間似沙河的溪流緩緩淌過墓園。六十年過去，清澈的沙河已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成為眼下廣州的下水道和臭水溝。

“一群被遺忘的人”

“那刻骨的飢餓，那山洪的衝擊，那毒蟲的齧咬和痛楚的夜晚，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穆旦寫在1945年的詩，竟一語成讖。

解放後，新一軍散落天涯，墓園漸漸荒蕪，無人問津。

正當中國抗日陣亡將士的公墓遭受毀滅性的破壞的時候，日本卻在緬北建起了日軍陣亡將士公墓，他們甚至給每一匹陣亡的戰馬豎立了紀念碑。數年前就已看過該公墓的張富麟說：“看了之後豈止難受，簡直氣得要罵爹罵娘！”

“一群被遺忘的人，他們戰死，便與草木同朽；他們戰勝，仍是天地不容！”柏楊在泰國一座中國印緬軍公墓的石碑上留下文字。

1950年元旦剛過，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派專機來台灣接孫立人，表示美方有意把他培植成為台灣“政權”領導人。但這只是美國的一廂情願，孫立人將此陰謀原原 本本轉呈給蔣介石。他的忠誠也為自己埋下了悲劇的種子。1955年，蔣介石惟恐孫立人功高蓋主，以“兵變”的罪名將他軟禁台中。

孫立人成為“張學良第二”，那些舊日僚屬袍澤也遭連累，“他們三十多年來，或魂歸天上、或命喪法場、或坐穿牢底、 或窮困潦倒”。113團團長劉放吾在台灣鳳山賣煤球。終生服刑的舊屬郭廷亮在假釋台灣時，發生火車跳窗事故，“意外”身亡。

那三十多年，孫立人被困在台中的“家”里，沒有見過外人。生活窘迫的時候，靠種玫瑰花和養雞下蛋支撐家庭。晴日裡，他在園子裡為玫瑰花施肥、剪枝、澆水。家人有時拿些花出去賣，人們管它們叫“將軍玫瑰”。他一次次申請去美國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以至結婚典禮，一次次被拒絕。

1991年2月20日黃昏，冰心老人在《紀念孫立人將軍》裡追憶道：“本來應是三十三年崢嶸的歲月，卻變成蹉跎的歲月，怎能不使人悲憤？”

張德三原是中國遠征軍新一軍總隊機槍連機槍手、排長，在緬北沙河戰鬥中受傷被遣散後，隻身逃回騰衝，險些被當作漢奸槍斃。他的記憶中再也沒有留下當年的任何情節，只是一遍又一遍給探訪者演示打機槍的動作：“噠噠噠，這是三發……”。他沒有食指，只好用中指演示扣動扳機。

1945年抗戰勝利後，張富麟留居緬甸曼德勒，做了三十多年的華文教師。60多年來，張富麟再也沒有回過祖國。現在靠家人在市場賣米和生薑為生。他自己也 擺攤賣字，但從未有人買過他的字，在緬甸，沒幾個人會喜歡中國書法。他的家是一間竹子搭的小屋，四面透風。他期待有一天，中國抗日老戰士、老同志能再一次 穿上威武的軍裝，戴上軍功勳章，在人們的歡呼下，列隊走過天安門廣場。

那段光輝的歷史，成為辛酸的歷史，憋在每個戰士心底。新一軍的傳說替代了歷史，在民間越傳越奇。故事裡，奉行人本主義的孫立人成為活埋1200名日軍戰俘的鐵血將軍， “吾軍欲發揚，精誠團結無欺妄”的新一軍軍歌演繹為另一版本，“君不見，漢終軍，弱冠系虜請長纓……”

2006年10月，當學者盧潔峰前往成都訪問新一軍老兵時，他們的發言像決堤的洪水，爭先恐後自顧自地說起來，擋也擋不住。事後好幾個老兵對她說：“痛快！說出來就痛快！”

盧潔峰說：“我想，他們是被壓抑得太久了，他們沒有機會去表達，沒有人願意坐下來，聽他們傾訴。”

世界沒有忘記新一軍。1992年，仁安羌戰役50周年紀念時，芝加哥卡爾登酒店大廳里，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緊緊握住劉放吾將軍的手：“今天我代表英國政府和人民，對你表示深深的感謝與敬佩。”美國總統布什也向其致函表示敬意。

2005年9月3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抗日軍隊，分別擔負着正面戰場和敵後作戰的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9月4日，這次講話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得到報紙的當天，新 一軍三十師老兵張孟軒拿着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看。由於患了喉癌不能說話，就在紙上拼命寫：“所有老戰士都將被頒發紀念章，那也就是說，國家承認我們是抗 日的了！”

“不為他們修復公墓，我們於心不忍”


“他們為國家犧牲了，連屍首都帶不回來，成了孤魂野鬼，叫我們活着的人怎能安生？” “我們一起參軍的一個同學，就死在我身旁，一陣炮彈過後，他坐的地方就只有一個大坑了。”“連長死得好慘，一塊彈片飛來，就把腦袋削去一半……”“不為他們修復公墓，我們於心不忍啊！”

最早為公墓奔走的老兵是潘德輝。他畢業於黃埔軍校，作為國民黨的高級諜報人員，本受蔣介石委派來監視孫立人，但後來反成了孫立人的貼心人。他為這位落難將 軍深深折服：113團營長張琦陣亡四十多年，孫立人仍設法找到張琦的獨生女張錦藍，把她父親榮獲美國追贈的銀星勳章交給她；得知齊學啟將軍在嶽麓山下的墳 冢年久失修，孫立人發起集資6000美元，委託舊部赴湘重修墓冢……孫立人的祖墳在“文革”初期被紅衛兵挖掉了，再也無法找到，但他晚年最耿耿於懷的，是 “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

直到去世前，潘德輝仍在申請公墓修繕事宜。1994年，公墓被列為廣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紀念塔的兩截青石紀念碑被找回，鑲回紀念塔背面。

2004年，廣州市建委在規劃書裡表示，將拆除濂泉路附近的違章建築，騰出空地用於修建綠化廣場，以迎接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但因故未能實施。

2005年9月，新一軍老兵們委託王伯惠和徐文兩人起草一份給中央領導人的信，請求修復廣州新一軍公墓。信中寫道，“我們犧牲了那麼多將士，都成了異域孤 魂。在國內為他們所建的唯一的一座公墓，被破壞、毀滅。相比日本人要來華（在雲南松山）為他們侵略中國的亡靈修建紀念碑的行動，我們痛心疾首！”

國家信訪部門很快回函：“向抗日英雄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不久，廣州市政府承諾老戰士，修復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或將公墓遷至黃埔區長洲島，或原址保護。

但公墓原址重建牽涉面過廣，阻力重重。其中，紀功亭和墓門的產權分屬沙東市場承包者和有利服裝城，二十多年來，商業圈的氣候已占上風。緊貼紀念塔的恆富酒店則維繫着幾十名退休職工的生計，“酒店拆了，沒有租金收入，誰來養活他們？”

而老兵們不願意僅僅按原貌重建一個微縮墓園。搬遷墓園建築的難度又太大，殘舊的墓身極可能在途中損壞，且按《國家文物保護法》，國家指定保護的紀念建築物屬於不可移動文物。

國際媒體紛紛把目光投向這座失修已久的墓園。繼《亞洲周刊》對老兵特寫後，2007年6月初，日本《朝日新聞》連續五天以大篇幅刊出新一軍公墓專題報道《誰同日本打了仗？中國的老兵們》。10月，新加坡《聯合早報》指出，新一軍公墓修繕問題已經引發一場網上大論戰。

廣州市政府也在積極協調各方面關係，希望儘快解決問題。這幾年市政府、市文化局、省台辦和市政協等曾多次前往公墓考察。負責公墓接待工作的劉志軍很清楚地記得，就在今年7月的一個晚上，各單位先後來了四撥領導人視察，其中還包括廣州副市長。

劉志軍說他打心底敬仰這些為國捐軀的老前輩，過去的年月里，人們曾因為無知做出了瘋狂的舉動，現在，大家都很愛惜這座紀念塔。“如果哪一天國家需要我們上戰場，可能我也會像他們一樣，戰死沙場，埋到某個非親非故的地方”，“每次看到它，就像看到我自己的墓。”

2003年，台北動物園裡86歲的“林旺爺爺”去世。它是留守過新一軍公墓的最後一頭大象。奔赴過印緬戰場的老兵，到今年，最年輕的也有80歲了。他們還在一天天老去。

丁滌勛，91歲，現住在湖南株洲一間沒有鎖的舊房子裡。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他聯繫海內外戰友，為新一軍整理了上百萬字的文字資料。當安徽人民出版社寄 給他1600元稿費，他堅決退回。2006年，一向身子骨硬朗的老人坐車時把兩根脊椎顛折了，之後一直為車傷所累。現在，老人時常神情恍惚，身體也出現了 各種毛病。難得精神好些，就在病榻上給盧潔峰寫長長的信。他在最近一封信里寫道：極此我一生的決心，是繼承孫將軍遺志嚴以律己並為孫和38師留史。

梁家佑，85歲，他說：“我以為我們應該保證在有生之年達成一點成果。這個最低成果可不可以是：堅決放棄遷建墓園的計劃，保留遺址現狀，僅僅要回現存遺蹟、遺址及通道的物權、地權，以及開放權、募款權。不要政府出一角錢、征一分地、遷一戶民居、只消政府點個頭。”

廣州已是深秋。公墓在凋零的季節靜靜地等待。偶爾刮過一陣風，吹得墓門牆頭無名的野花瑟瑟發抖。過了年底，又是一年了。老兵們的心願一如既往地堅決，他們寄望在不久的將來，待公墓修復後，他們能把暫厝台灣的孫立人墓，移葬在廣州的白雲山腳，馬頭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