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對台政策的修正路線，是台灣經歷政黨輪替後的頭一遭，更是即將上台的內閣必然面對的新挑戰。北京何以在蟄伏觀望近兩年之後，選擇在台灣新內閣新國會組成前夕，主動倡議重啟復談機制，擴大兩黨交往等訴求，已受到台灣朝野與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與議論。

影響北京戰略轉向的考量，內有黨政軍權力的世代交替，爭逐權力分配的主導地位，外有美中關的鞏固與穩定，北京領導核心亟需在關鍵時刻抓穩兩岸關，作為掌控權力的操作籌碼。因此，錢其琛此時強調和平手段的對台政策，猶如九八年「辜汪會晤」前的政治氛圍。國安部門當前政策評估的重點之一，就是九八年復談的契機是否再度重現？

當時因李登輝總統曾於九五年應邀訪美，導致兩岸兩會談判陷入長達近三年的僵局。九八年一月廿六日，錢其琛即在「江八點」三年的講話中透露有關北京希望復談的重要訊息與對台政策的基本思維：

「三年來，我國政府順利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江澤民主席對美國進行了成功的國事訪問，……美方重申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由於我們力量的發展；由於我國外交不斷取得新的勝利，國際地位進一步顯着提高；由於一個中國的原則進一步得到國際社會和絕大多數國家確認，任何想要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和在國際上造『兩個中國』的企圖，更難得逞。」

「實現兩岸政治談判，就可以為解決兩岸經濟性、事務性問題創造更好的條件。因此，進行兩岸政治談判已經客觀地提到了議事日程上，是勢所必然。海協與海基會應當擴大交流與接觸，為及早實現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尋求共識、創造條件。」

顯而易見的，錢其琛所提出的前述「三個由於」應該是北京重新思考，並有信心推動兩岸復談的關鍵。北京對台政策左右擺盪的規律，完全反映自一九七九年「中」美外交關正常化以來，北京對美與對台政策同步思考的基本操作模式。唯有「中」美關穩定發展，台海關才可能有所突破，這是影響兩岸復談的外部環境因素。中南海領導人已能深刻體悟：「從北京到台北最近的距離，就是經過美國華盛頓」。

美「中」最近一年來經歷軍機撞機事件、九一一事件後合作反恐，互動關，跌宕起伏，目前則趨於穩定階段。政府決策人士即解讀說，美「中」關穩定，的確是有利北京發動新一輪對台工作的外部因素。

內定閣揆錫日前在會晤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時，辜氏即認為，中共對台部門在經過長時期的「聽其言，觀其行」之後，再度提出有關復談的說法，相當值得重視，他並建議揆應可考慮在二月中旬向立法院提出首次施政報告時，審慎地回應錢其琛的各項政策談話。

事實上，一九九八年二月廿日，當時剛接任閣揆的蕭萬長，在立法院施政報告中即曾回應錢其琛當年的談話，並公開倡議兩岸當局：「以第二次辜汪會談為起點，只要有助於海峽兩岸和平發展以及國家民主統一的議題，均可以一步步提出來展開溝通和對話，尤其是針對影響兩岸人民權益至鉅，因交流衍生的問題，雙方早已同意納入協商議程，應該優先進行。」

令人意外的是，四天之後，即二月廿四日，海基會的「傳真熱線」重新啟動了。它不但融解兩會冰凍兩年多的僵化關，更推進「辜汪上海會晤」的歷史進程。海協會當天電傳函件給海基會，倡議「願意接受有關方面授權，與貴會協商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序性事宜，並隨之着手安排重開經濟性、事務性議題商談。」

這是九五年六月十六日，海協會因李登輝總統訪美，推遲兩會制度化、定期化的會談之後，首度表態願意恢復商談。海協會在這封關鍵轉折的促談函件中，並未提到「一個中國」的前提條件，更未糾纏九二年香港會談的爭議，僅務實地表明兩會應速復談的既定立場。

對共產黨來說，開啟政治談判，是一項攸關統一大業的長期鬥爭；中斷談判，也是一項策略性的政治鬥爭。海協會當年並不是因為蕭萬長講了「什麽都可以談」，就改變既有壓縮談判空間的鬥爭策略。北京當年在推遲兩會談判兩年八個月後，主動拋出復談訊號，關鍵是北京自認為經過外交與政治鬥爭的經驗總結後，已有信心對台展開政治談判的新攻勢。

中南海近年處理台灣問題的策略考量，不僅從對美與對台的角度思考，往往還是從鞏固權力的角度出發的。在今秋中共十六大，以至明春第十屆全國人大之後，江澤民即將陸續交卸黨政軍大權，但在台灣政治結構急遽轉型，兩岸關持續產生量變與質變之際，時間的壓力，迫使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領導集體，不得不面對政治現實，自我解套，準備與陳水扁和民進黨打交道。江核心團隊宣示有意復談，何嘗不是「我其誰」的政治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