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評論：關於中美關係的文化思考

歐美同學會會刊

　　朱世達

　　中美文化本質上的相悖、兩者間的內在矛盾是產生摩擦的主要原因，而中美在經濟利益上的相互補充又將兩國吸引在一起，導致雙方為文化的歧異做出妥協。

　　中美兩國，一個是世界上古老文明、人口最多的國家，一個是世界上較為年輕、經濟
最強大的國家。發展兩國關係，對兩國人民及世界的未來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多年來，中美兩國之間始終摩擦不斷，關係時好時壞，人們不禁要問：中美關係的走向究竟會怎麼樣為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先分析一下中美兩國之間的異同，以及主宰中美關係的諸方面的因素。

　　在主宰中美關係的諸種因素中，最關鍵的是經濟因素，因為經濟利益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目前中美之間的貿易額達744億美元。據來自美國的統計，中國的出口商品約有40%銷往美國。與此同時，美國已成為中國最大投資國，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正日益成為吸引美國資本的主要動力。中美經濟關係發生任何波動，都有可能影響全球的貿易與金融體制，也可能影響兩國的政治與外交決策；兩國在做出任何抉擇時，起決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經濟因素。

　　美國推行霸權主義是以其經濟實力為基礎的。美國的經濟財力占世界的30%，基於它在世界各地的經濟利益，從地緣政治角度出發，其一再聲言要領導世界，並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

　　經濟因素之外的戰略因素也是考慮的範疇，中美兩國在戰略上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國在處理美朝關係、防擴散等問題上需要中國的幫助和影響力；在台灣問題上，中國要求美國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即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為敏感的問題。近期美國向台灣出售包括4艘“基德”級驅逐艦、8艘柴油動力潛艇和12架P—3C“獵戶座”反潛巡邏機在內的價值70億美元的先進武器裝備，是美國對華政策上的升級，即從銷售“防禦性”武器向“進攻性”武器的升級。美國的這一做法，加強了台灣的軍事實力，加強了其與大陸抗衡的能力，助長了“台獨”勢力分裂中國的氣焰，是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挑釁。美國政治家分析，布什政府對台灣出售武器，是對中國處理“中美撞機事件”的強硬回應。

　　中美之間在相互外交政策中重心的不同，也是影響中美關係的因素。布什政府公開表示，中國在美國外交政策中不具有重要地位。美國關注的是歐洲、中東、日本和拉美。中國不是美國的戰略夥伴，而是競爭對手。美國的主要對手第一是中國，第二是俄羅斯，美國的亞太政策不把中國擺在核心位置。而對於中國來說，無論從經濟還是戰略的角度分析，美國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美國的一舉一動都有可能影響海峽兩岸的關係。由於中美在相互外交政策中的這種不平衡，造成了在處理相互關係過程中的間離性，這是造成中美之間誤解與困難的原因之一。

　　文化因素在影響中美關係中占有突出地位。文化因素說到底就是意識形態因素，從這種意義上說，中美意識形態差異的因素決定了中美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戰略夥伴。中國奉行的是社會主義路線，而美國從歷史上一直對社會主義不懷好感，視為洪水猛獸。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使美國始終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敵人，而不是合作夥伴和朋友。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為什麼在美國“中國威脅論”有那麼廣泛的市場。對於中國來說，了解美國的文化淵源與精神，對於處理與美國的政治與外交關係至關重要。

　　國內政治對兩國關係的影響。近10年來，多元文化主義在美國興起，其宗旨是為少數種裔，如黑人、拉丁裔、亞裔等在政治、社會與文化生活中爭取與盎格羅—撒克遜清教徒後裔(WASP)享有同等的地位。多元文化主義產生的動力與少數種裔人數在美國人口中的激增緊密相聯，多元文化主義的挑戰因移民潮的衝擊而日益加劇。據統計，1960年白種人占全美人口的88.6%，1990年白種人僅占75.6%，30年裡下降了13個百分點。1985年以來，美國每年至少接收50萬移民，目前已有970萬人獲得綠卡。截至1996年10月，在美的非法移民已達500萬人。預計到2020年，白種人可能僅占全國人口的61%，在15歲以下的兒童中，少數民族很有可能變為多數；到2030年，少數種裔人口將超過白種人。在小布什總統的班子裡，黑人出身的鮑威爾成為國務卿，黑人賴斯出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這在5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美國政壇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與近年來美國思想界對多元化的追求，少數種裔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高有着很大的關係。

　　在美國國內，也有反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勢力。保守的思想家希望通過強化美國主流WASP價值教育抵制多元文化的勢頭。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多元文化主義增加了白人與有色人種以及有色種族之間的矛盾。少數種族人口數量的變化，使他們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旗幟下，增加了政治力量，增強了Caucus(幹部會議)的力量。這種新的政治文化格局，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決策和國會議員的觀點，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中美之間的利益結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國內政治和利益集團變化的影響。

　　亞裔特別是華裔在美國計算機業、科技界和教育界逐漸興起。80年代以來，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已超過15萬人，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學成後留在了美國，成為綠卡持有者或美國公民。華裔的崛起，引起美國國內種族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和其他少數種族Caucus的嫉恨，於是他們製造事端(如“李文和事件”)，損害中美關係，這些因素有可能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變數。

　　中美關係始終在磕磕絆絆之中向前發展。在經歷了中美建交的蜜月期後，中美關係很快進入了麻煩期。在經歷了中美關於知識產權的談判、MFN談判、WTO談判，特別是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以及今年4月1日的“中美撞機事件”後，中國年輕人中滋長了反美的情緒。這種反美情緒帶有新時代的特色：他們年輕，思想新潮、西化，甚至希望到美國留學，但他們對美國不滿。這是由美國的霸權行徑催發而生的，是對美國對華決策者的一個警告——在對華的關繫上，美國要充分考慮中國人民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感情，特別在國與國之間的關繫上，中國人非常看重相互尊重。要解決好中美關係問題，必須增進文化上的相互了解。

　　美國文化的淵源來自清教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共和主義，這構成了美國文化的價值和諸種特點。美國文化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進攻性的文化，美國崇尚愛默生式的個人主義，崇尚個人追求幸福的權利。美國文化在經濟上最集中反映就是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和政治上的霸權主義。美國的霸權主義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它以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標準為其驅動力，構成美國政治文化的鮮明特點。美國政治文化中的“美國例外論”是美國人傲慢、霸道、自以為是的文化原因。從移民的清教徒始，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上帝挑揀的子民，是優越於其他一切民族的，這種例外論深深地融入美國人的血液。

　　美國社會是開放、自由放任的社會，沒有傳統社會那種嚴格的輿論一律的制度。在其政治文化的各個領域裡，很難規範一個整齊統一的態度與口徑。在美國政治架構中，往往會出現不和諧的聲音，這種現象對於中國人而言是不可理解的，然而它卻是事實。

　　中國文化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親情文化，注重集體的利益和榮譽，不能容忍個人脫離集體而恣意妄為。這就決定了中國人非常注重面子，注重尊嚴，任何有損於面子、民族及集體尊嚴的事是不可饒恕的。而對於這一點，美國文化就不易理解。

　　通過對美國社會與文化的研究，我們發現美國文化中存在着斷裂現象。美國文化的斷裂反映了美國文化的悖論。在考察美國政治與外交動向中，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悖論的因素，如美國文化的淵源之一是清教主義，由於最早的清教徒是因為在英國受到宗教迫害而來到新大陸的，清教主義特別重視個人主義、個人追求幸福的自由。它關注人權，對人權有一種幾乎宗教般的熱情。在美國，種族迫害、種族隔離、種族分校、分醫、分乘公共交通工具、禁止種族間通婚等問題至今仍然存在。例如美國長期拖延批准《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行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只是在民權運動以後才開始發生變化。但從本質上說，白人與有色人種之間的隔閡仍然根深蒂固，這種悖論是對美國追求普遍人權的一種諷刺。這種文化悖論的存在，將對中美關係產生影響。主要表現在美國對自己與對中國人權標準的分離方面，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人權問題上採取雙重標準的深層次的文化根源。

　　中美文化本質上的相悖、兩者間的內在矛盾是產生摩擦的主要原因，而中美在經濟利益上的相互補充又將兩國吸引在一起，導致雙方為文化上的歧異做出妥協。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要求我們從根本上正視這種文化差異，並依此做出理性的判斷。既不能完全順應美國文化的訴求，又不能一味地粗魯蠻幹。

　　基於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說中美關係在未來一系列問題上極有可能產生摩擦與不和，但這種摩擦與不和不會影響中美關係的長期發展。從長遠看，只要上面所列諸素，特別是處於核心地位的經濟因素不發生實質性變化，則中美關係仍將處於小吵大和的局面。中美之間近期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需要中美兩國建立危機管理機制。在相互關係中要充分考慮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的不同特點，以及美國文化本身存在的悖論。這種危機管理機制(或者說制度化交往機制)要求雙方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使雙方相互了解，對事件得出實事求是的、冷靜的、非情緒化的、理性的分析，即使中美關係出現危機，也能將其控制在有利於雙方利益的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