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回憶: 彭德懷臨終前夕高喊不用毛澤東的藥和飯

楊漢勤，1939年6月生。原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消化系主任醫師兼門診部主任。先後在武漢、北京及廣州等地醫院從事臨床工作40餘年，曾負責國家和軍隊各級領導人的具體醫療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懷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醫生。
　　
　　在生命最後的兩個月，癌症已轉移，他周身疼痛難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單；
　　
　　對疾病，他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卻時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見毛澤東！”
　　
　　“145號”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調令，從武漢軍區總醫院調到北京解放軍301醫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領導安排我到該院南樓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當時南樓設在外科樓的唯一一個高幹病區，坐落在外科樓的四層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隊副軍職幹部和少數當時所謂有問題的軍隊及地方領導。
　　
　　那時，我是住院醫師，分管六七個病人，其中5床的那個病人叫“145號”。經科室領導介紹，“145號”就是廬山上“跌下馬來”的彭德懷。因彭德懷在政法幹校時的代號為“5號”，來醫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專案組定為“145號”。
　　
　　彭德懷，那個身經百戰、威震敵膽、戰功顯赫的元帥？毛澤東曾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讚頌過他，此時卻成了專政對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務，我心裡不免一陣緊張。然而，無條件地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不能推辭。
　　
　 　科室領導及專案組人員反覆對我強調：你是一名醫生，任務就是治療病人。對彭德懷的治療，該怎麼治就怎麼治，該用什麼藥就用什麼藥，有問題按級請示報告； 醫護人員進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談話，不應回答與診療無關的事情；除有關醫務人員及專案組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該病房；5床的房間裡有看守人員24小時 晝夜值班，非醫療需要，不讓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看不出他曾指揮千軍萬馬
　　
　　接班後，我認真地聽了交班醫生的介紹，又仔細地複習彭德懷住院以來的病歷，得知他的詳細病情：
　　
　　彭德懷是因便血十餘天，且越來越嚴重，上廁所都起不來，於1973年4月12日晚8時許，被監護人員攙扶着走進南樓14病室的。初診為直腸癌。4月18日，醫院正式通知中央專案組，“145號”必須儘快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
　　
　　專案組只好打報告請示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批示：“彭德懷同志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手術不要受到影響，一定要做好。”醫院落實周總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術前的準備工作。
　　
　　4月26日，醫院為彭德懷做直腸癌手術，術中發現癌症已轉移，隨即切除腫瘤，並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門。
　　
　 　我第一次進“145號”的病房，是和病區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時進去的。彭德懷半坐半臥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髮，那倔強的消瘦的鐵青的方形臉龐，那 深沉有力且蘊含着幾分憂鬱的眼睛，那寬厚的總是緊閉着的微微向下彎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結，呆滯而憂鬱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舊的黑棉襖、黑棉褲。顯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絲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英雄。
　　
　　我也沒有想到，這位叱咤風雲的元帥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
　　
　　“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彭德懷的病房是病區西邊的最後一間，這間十餘平方米的病房裡，門窗緊閉着。靠近床尾佇立着一位面無表情地緊盯着他的軍人，一個班的戰士一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間裡除了幾本《毛澤東選集》及幾張過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顯得空曠陰冷。
　　
　　為了限制他的活動，他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更顯得冷清和死寂。
　　
　　也許看到我是新來的醫生，他指着床頭病歷卡片對我們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沒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顧自憤憤不平地說下去：“我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錯，我錯在哪裡呀？我寫信給主席，符合原則，我是根據國內情況和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的 內容而寫的，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竟說成意見書呢？說我懷有什麼陰謀，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麼呢？準備 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說完了便仰天長嘆。
　　
　　此後，我時時刻刻感到肩上的責任和壓力，所以一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時，手術後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症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身體每況愈下，受盡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對自己的病總是置之度外。
　　
　　“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他仍每天數次到衛生間裡，自行清洗大便，為假肛換熬料。醫生、護士要幫忙，他揮手拒絕，說：“太臭，你們走開！”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滿肚子的話傾吐出來。
　　
　 　他激憤難平地說：“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為反革命集團的總頭目，根據是什麼呢？就是在廬山，我以私人名義給主席寫了一封信。還有就是在上廬山之前，我出訪 了東歐一些國家，因此說我‘裡通外國’，搞什麼‘軍事俱樂部’，這完全是強加於我，我絕不承認，因為本來就是子虛烏有嘛！”
　　
　　他不 停地說：“說假話，搞浮誇吃香；說實話，講真話有罪。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他有時大聲反問：“我是共產黨員，為什麼看到黨受損失不應當說真話？我是政治 局委員，有權向主席反映情況嘛！” 他不時流露出有話無處訴說的心態，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淚，念叨着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名字，傾訴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鬱悶。
　　
　　每次 查房，總聽見他喃喃自語：“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懷一生最敬佩的人。我倆在一起三十多載，歷經多少風風雨雨，坎坷磨難，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說我像猛張 飛，既有其粗，亦有其細，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幾段發言，為什麼竟惹出你這麼大的火氣？你是不是‘萬歲’聲聽得多了，聽不進一點兒逆耳忠言 了？這樣就太可悲了，後果不堪設想啊！”
　　
　　“人們有時喊你一聲‘萬歲’，是出於對你的敬仰和熱愛，如果張口閉口高喚‘萬歲，萬萬歲！’這就讓人懷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還是別有用心。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長命百歲！”
　　
　　在最後的日子裡，這些話他反反覆覆地說，醫護人員雖然不便與他交談，但這些話大部分都記錄在病歷上。
　　
　　夢中大喊：“衝啊！同志們……”
　　
　　有時，他會突然變得很沮喪，呆呆地望着窗口投射進來的一束光線發愣；有時，他會痛苦地閉上眼睛，或許是沉浸在回憶里；有時，他會獨自流下眼淚，嘴裡不停地念叨着舊事。
　　
　　“主席，你什麼時候變得聽不得不同意見了呢？你以前可不是這樣啊！你過去的寬宏大量到哪兒去了呢？你被左傾路線排擠的滋味難道不記得了？你批評王明搞‘無情鬥爭，殘酷打擊’，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譏諷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難道也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變了！”
　　
　　我們醫務人員想盡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緩解，他就會不停地說下去：“如果我的罪大於功，就乾脆把我處決了，或讓我解甲歸田，回家當農民吧！這裡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懷有錯，可也有功，功一面，錯一面，總可以吧？但不能說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樣說，我不服！”
　　
　　“否定我彭德懷事小，否定歷史，否定事實，否定真理，否定黨的原則事大啊！”
　　
　　我負責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衝擊的老帥，但別人都比較安靜，只有彭德懷的病房裡，常常響起他的吼聲。
　　
　　他不願答應醫生查房時的詢問，對如何給他治療，用什麼藥，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他有時雙眉緊鎖，沉默無言。夜深時，我們曾聽到他夢中大喊：“消滅敵人！衝啊！同志們……”接着，便是很長一陣無休止的咳嗽。
　　
　　總感覺他有一肚子的話要跟毛澤東訴說，喋喋不休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見毛澤東！”我們醫生、護士愛莫能助，也不敢跟他多說什麼，只好這般安慰他：“情緒不要過於激動，思想不要考慮太多，以免影響身體。”
　　
　　他反倒把聲音提得很高，兩眼直盯着專案人員及看守戰士手裡的筆記本，“你們記吧！就說我有意見，有氣。要是把我現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裡，我真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你們才是！”
　　
　　腳趾從鞋的破洞裡露出來
　　
　　他陷入了極度的激憤和悲傷之中，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一個人默默地凝視着昊昊蒼穹，默默地承受着痛楚和厄運……
　　
　 　彭德懷依然十分關注政治舞台上的風雨陰晴。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後，從人們的言談話語之間，他隱隱約約地得知林彪叛逃摔死了。他義憤填膺地說：“ 林彪居心叵測，他的許多話是別有用心的，他提出什麼‘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不是什麼創造，是製造混 亂。”“他還說什麼毛澤東思想是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政治，這簡直是糟蹋毛澤東思想！不知毛主席聽了有何感想？”
　　
　　他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時候卻又欲哭無淚，欲喊無聲。他的聲音哽咽了，太陽穴邊曲張的血管搏動着，眼睛濕潤，兩道混濁的淚水流過微顯浮腫的臉頰，兩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顫抖。他渴望向自己的親人傾訴衷腸，卻說不出一句話。
　　
　　他受盡病痛折磨，經常痛苦呻吟，但醫生查房時，他很少訴說身體狀況，總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絕地說與病情無關的事情。但我們有規定，聽到不回答，不外傳。
　　
　　冤屈長期得不到申訴，他孤立無援，束手無策。
　　
　　他穿着破舊的黑薄棉衣，腳上蹬着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裡露出來；他面色鐵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雙手插在袖筒里，渾身瑟瑟顫抖，目光呆滯而無奈。
　　
　　這種萬念俱灰的樣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顯然力不從心，知道命運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時常怒火中燒，不停地和看守戰士大聲爭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這裡坐以待斃！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對着戰士吼叫：“我要見毛主席，不然你們也把我開除出黨吧！拉出去槍決好了！好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說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可戰士沖他搖搖頭，顯得無能為力。他縱然千呼萬喚，縱然大發雷霆，中南海是絕對聽不到的。
　　
　　彭德懷體內的癌腫已侵犯到全身多個部位，肩膀腫得厲害，痛得不能動彈。他那寬闊微駝的脊背，仿佛又被重荷壓駝了許多。他已疲憊不堪，比平時更顯得蒼老了。
　　
　　經醫院及科室有關人員研究，擬給他進行“放射”治療，並報專案組及他唯一的一個親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後着手實施。這時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盡，情緒低落。
　　
　　在最後的日子裡，他的情緒變得更加起伏不定。時而消沉煩躁，時而呆呆地凝視思索，時而扼腕長嘆暗自垂淚，時而又破口大罵。當我詢問他病情時，他常常答非所問，只顧訴說自己的心事；看守戰士干涉他時，他也根本不加理會。
　　
　　比如，我問：“你感覺怎麼樣？”“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堅持放療。肩膀和腰部的疼痛減輕些了吧？”他回答說：“我頂得住。肩是壓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為什麼遲遲不給我定案？我彭德懷有什麼罪？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側過頭去，眼淚流在枕頭上
　　
　　醫務人員推着他，通過人來人往、昏暗陰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療”。他身穿黑棉襖，腳蹬圓口布鞋，頭上戴着鴨舌帽，一個大口罩幾乎遮蓋了整個臉。他已經步履維艱，只能坐在輪椅上，更加顯得老態龍鍾，沒有人能認得出這就是曾經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
　　
　　他常常自言自語：“我還是那句老話，‘是非有公斷，事久自然明’，主席說叫歷史去做結論吧，我等着歷史做結論。”
　　
　　彭德懷因癌症轉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腫痛難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掙扎。有時，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它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輸液，他把針拔掉。當看守戰士阻止時，他罵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澤東的藥！”
　　
　　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不久於人世。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澤東的飯！”他煩躁不安，脈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發紺。醫務人員竭盡全力搶救，不分晝夜地觀察着他的各項生命指征。他終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漸進入半昏迷狀態。
　　
　　11月4日，醫院徵得專案組及他侄女的同意，給他做氣管切開術，以維持最後的生命。此後，他完全不能說話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的頭腦依然是清醒的。無人的時候，他常常側過頭去，眼淚默默地流淌在枕頭上。
　　
　　他那瘀腫的布滿着血絲的眼睛，從早到晚總是睜開着，渾濁的眸子裡仿佛有一團火在燃燒。時常能聽到咕嚕的聲音，仿佛是從他胸腔里發出的撕裂聲，從氣管套筒里傳出。
　　
　　就這樣默默地走了
　　
　 　在生命的最後一天，當醫護人員給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劃着，張着嘴“啊、啊”地想叫喊。死神正在向他猛撲過來，他不願意、不甘 心就這樣離開人間！或者，他心裡有無窮無盡的遺憾，他有滿肚子話要對決定他命運的人訴說，他還想多看一眼他為之奮鬥終生的共和國的大地和天空！
　　
　　他頑強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極限堅持着，可是，他已經筋疲力盡。他的元氣、精力已經耗費殆盡。他掙扎不起來了。他孑然一身。睜大眼睛注視着這個世界。
　　
　　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這顆跳動了76年的頑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從此，他把怨恨、痛苦、憂慮、困惑、遺憾和希冀，留給了這個世間，永遠地撒手而去。
　　
　　在那個數九寒天的苦澀歲月，沒有任何人為他送行。護士像對待每一位逝者一樣，常規地為他做最後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條潔白的床單嚴嚴實實地遮蓋着遺體。
　　
　　一位指揮千軍萬馬鏖戰大江南北，為民族解放事業縱橫捭闔，為人民利益剛正不阿犯顏直諫的共和國元帥，就這樣默默地走了，共和國毫無動靜。

1955年，周恩來、彭德懷在中南海同工作人員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