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失誤已經成為歐美日着力維護的既得利益

　　　　從八十年代開始我們開始對外開放，開放的戰略定位是大量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當時國家經委副研究員王建等人提出了使他名噪一時的“國際大循環”理論，說中國要發展產品密集型產品出口創匯，然後用外匯購買西方的先進技術來裝備我們的重工業，然後通過重工業技術的升級來裝備我們國民的各個部門，然後在這個過程中提高我們的整體的競爭能力。這樣的設想裡面，就有決定性的缺陷：用輕工產品創匯去裝備重工業，這實際上要求把輕工業部門和沿海地區實現的經濟利益，向重工業和內地工業基地轉移。剛剛好改革後，我們的財政的轉移支付能力下降了，我們的市場變動結果，恰恰導致了輕重工業之間經濟上的循環斷裂了。因為在實際中無法完成這樣的重大利益轉移，這個在戰略實施的後果就是中國產業迅速發生邊緣化，邊緣化的後果是裝備工業的衰敗，原來分配給重工業部門的資源，實際上經過壓縮調整結構反而轉移到輕工業部門，結果形成加工型產業的獨自膨脹，這是中國產業邊緣化的第一重表現。

　　邊緣化還有加外一重含義就是工業的淨增加值率急劇下滑，使得中國工業企業連維持簡單再生產都發生困難。邊緣化在這個意義上三個表現，一個表現就是企業無法完成正常的資本積累過程，不能順利完成正常積累過程的企業如果作為競爭實體，很顯然其競爭力是無法提高的；第二是企業對國家的財政貢獻不足；第三是對工人不做維持最低生命再生產的工資給付。在改革開放以後，作為一個錯誤的產業政策導致的全球第三世界國家的同類產品價格急劇下跌，擴大了原來就有的壟斷價格與競爭性價格的鴻溝，擴大了價格配置資源的流量，極大地有利於第一世界，不利於第三世界。結果是中國用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擊敗了我們的朋友，幫助了我們的敵人或者競爭對手，這是中國新時期外交困境的產生根源。

　　結果在中國錯誤的外向型經濟發展和膨脹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1970年代曾經開始出現嚴重分化的歐美日，又重新找到了共同利益―――是日益擴大的壟斷價格同盟的共同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摺椅既得利益地位，他們都具有強烈的願望要聯合對中國施加政治、文化、軍事各方面的壓力，希望中國繼續目前的錯誤發展戰略，由中國來保持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的競爭性低價格，維持甚至是擴大價格配置資源的效應，確保大量資源繼續沿着當前的國際市場價格差距源源不斷地從第三世界流向發達國家。這是全球資源分配有利於歐美日的一個最重要事實，因為中國當前這樣一個政策實際上也不利於自身的發展，歐美日對中國繼續維持這一戰略並沒有信心，因此他們就越發感到需要對中國施加各種壓力，促使中國政府不偏離這一政策。

　　倫敦戰略研究所已經死了的所長西格爾，寫了一篇文章《要把中國當回事嗎？》（英文是DO CHINA MATTER）發表在美國外交季刊上，這篇文章說，中國過去150年來一直是拒絕融入國際體系的。在這位先生看來，慈禧太后和李鴻章的誠意和蔣介石的熱誠都是虛情假意，從顧維鈞到時殷宏們的努力言說都是廢話，在這位先生看來都是一錢不值的，只有義和團和毛澤東才是代表中國真實立場的，他們看起來只相信“只有捍衛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那樣一種政策是真實意思表示。因為中國精英階層一百年來的誠意和言說，所追求的在新殖民主義國際體系裡面就位的政策，實際上意味着中國作為資源流出地區，都是違反中華民族利益最大化的。今天中國的外向型發展戰略，實際上是在世界市場壓低第三世界的出口產品價格和實際的資源分配地位，這本身不利於中華民族自身的發展和國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無論中國政府表示出多麼大的誠意，都不可能得到西方的信任。只要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繼續在這一軌道上運行，中國在外交上就要繼續承擔歐美日的長期不信任和聯合壓力；這一戰略的執行，實際上是繼續疏遠和損害第三世界的經濟利益和全球資源分配地位，結果也不可能在第三世界國家中間爭取到真正的同情和支持；而中國外向型經濟的惡性膨脹是龐大資源流出國境為條件實現的，降低了國內實際可供分配的資源數量，不利於國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和內部矛盾的緩和，中國因此難以實現真正的內部整合，這也一定要反過來招致外患或者外侮。

　　2、弱國如何進行外交

　　我們只要深入分析中國的外交處境，就會發現對中國至關重要的國家中，美國與它們的雙邊關係都要好於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在美國宣布中國是“頭號戰略敵人”或者“戰略競爭對手”的時候，中國在外交上幾乎沒有操作空間。而且原來在七十年代已經分化成了三個世界的態勢，現在我們不僅看到不到第二世界，也看不到自覺的第三世界了。這個過程，正好是中國促使歐美日完成整合過程，同時中國以經濟上的惡性競爭分化了第三世界。要解決中國今天的外交困境，要回首看從前，九十年代的毛澤東熱，我覺得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工人農民基本生產和生存條件的被破壞，他們自然地想起了毛澤東；中國今天外交困境和國際地位的惡化，也油然而生對毛澤東的懷念。從這條路走下去沒有前途的事實，已經得到了許多人的確認，而回頭看去，就發現是毛澤東一個人站在正確的地方，我認為這可以解釋毛澤東熱，這也可以解釋我們國家今天的內憂外患。

　　中國要解脫今天的外交困境，就要按照中國國民福利水平最大化的經濟發展方向，去調整自己的經濟發展戰略，盲目的外向型和國際大循環戰略，在經過事實的教育之後應該進行深刻的反省和堅決的調整。我國在外交上首先面臨的是“頭痛要醫腳”，是因為我們的國家在一開始就在經濟發展上走錯了路，走錯了路就要進行經濟戰略性調整，通過人民幣強制升值來強制性進行國內的產業整合和產業結構調整，把我們的重工業特別是裝備工業重新發展和裝備起來，龐大的輕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要進行有意識的壓縮，讓有限的資源儘可能多的留在國內改善我們國民福利。切實執行勞動保護政策，讓我們的打工仔在城市能夠掙到養家糊口的錢，提高我們整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讓我們的財政能夠得到足夠的支付能力，改善政府就是亂收費的形象；也使我們的資本家以及其它的民族企業能夠具有足夠的資本積累空間。這將有利於實現中國內部實現更高程度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國今天在國內經濟上、政治上特別是思想上的嚴重分化現象。按照孫子的說法是要“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我們要優先完成內部整合，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和國內政治服務方向，等待美國的困境繼續發展和西方的分化的加深。美國越是復興舊殖民主義規則，就越要引起歐洲國家的強烈反彈，如果美國把舊殖民主義把戲玩到底，我們就肯定可以看到歐洲和美國進入常規軍備競賽過程。

　　終止中國產業為了外向型目標，必須把“生產者剩餘”轉讓給西方消費者的邊緣化現象。這樣中國實際上意味着要讓出一定的國際市場份額給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這個過程也一定會促使國際市場上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源密集型產品價格適當上升，改善第三世界包括我們自己在全球資源分配上的劣勢地位。在這一程度上，我們與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上競爭程度降低，雙邊關係能夠得到相當程序的改善，同時中國減少資源流出，我們國家在內部整合上依託這樣一部分少流出的資源，是有更大希望的。

　　有得利者就必定有失利者，畢竟是物質不滅和能量守恆還要起作用，在這個過程背後，歐美日將要遭遇到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品價格的一個上升過程，在全球市場上由於壟斷價格與競爭性價格的距離拉近，資源流向發達國家的數量會減少。而在歐美日國內民生產品價格的上升，面臨的可能是資本家和工人為了工資舉行更艱難的談判或者鬥爭；在國際上歐美日面臨的從第三世界國家流出的資源數量在減少，對一個日益縮小的餡餅，在分割上各國會面臨更多的爭執；在國內他們面臨的物價上升，會自動地引發勞資矛盾，影響到他們國內的順利整合；在國際上流出資源數量在減少，分割方面的協調會更加困難一些，也意味着壟斷利益同盟內部程度的整合程度下降，這兩者正是我們作為競爭者所需要的效果，壟斷價格的既得利益同盟國家之間及其國內階層的分化，都是對中國有利的。

　　在外交和對外戰略上，因為我們是弱勢國家，能夠調動的經濟政治和軍事資源有限，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進行主動的政策操作和控制，實現有利於中國的國家組合形勢是沒有太大空間的。弱國難以進行有效的外交操作，這是由中國的弱勢地位決定的，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我們這樣的弱國企圖要去離間別人，要收買別人，要與別人結成同盟，我們確確實實缺乏這樣一些強有力的手段。要充分認識到中國沒有能力整合周邊國家，實現亞洲達到歐盟那種形式或者程度的整合，只能在短期內容忍美國在我們的周邊執行分化亞洲的政策，並採取“有理有節有利”的謹慎應對政策；我們也沒有力量去離間歐洲和美國，也沒有能力促進歐洲和俄羅斯的軍事和政治關係，所以我們實際上就是需要一個持久戰的戰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有一點應該做的是要通過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幫助第三世界國家儘可能少受歐美日壟斷利益同盟的盤剝，增強第三世界的力量，這也是一個艱難的長期調整和等待過程。

　　總而言之，由於力量對比的不利，中國沒有立竿見影的對外政策選擇，有的只是通過艱苦長期的經濟調整過程，追求長期形勢演化的有利趨勢，所謂的持久戰就是在現實力量不足的情況下，等待長期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自己的變化過程，一切外交的招法和機巧嗜好，實際上都反映的是這一關鍵問題：試圖迴避中國短期力量不足的現實而又缺乏長期競爭的戰略意志。國際關係中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利益調整過程，在國際形勢不利的情況下，又違背真實國家力量對比的事情，這樣的急功近利思路對中國而言是有害的。我們對於冷戰時代的經驗和教訓，要認真進行總結，不能忽視赫魯曉夫的愚行及其惡果，對於弱勢的一方而言，喪失戰略競爭意志的後果，只能是意味着失敗。中蘇論戰中間，關於如何與帝國主義國家相處的問題，還是按照毛澤東的眼光，要在文化和政治是採取攻勢策略，而在軍事力量部署和經濟是則要選擇防禦戰略，這是由於我們在力量上不足的現實決定的；我們能夠在政治和文化是採取攻勢也是因為我們沒有經濟和軍事上的擴大與侵略要求決定的，使得我們能援引道義立場和無形的資源來彌補有形資源的不足。

　　在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因為力量不足，需要在經濟和軍事上採取防禦戰略為主，在經濟上採取防禦態勢的關鍵是要把有限的資源，優先配置在能更好地提高我們的生產水平和國民福利水平上，減少資源流出，緩和國內的矛盾追求更高程度的整合；對外我們要把外交重點放在第三世界國家身上，只有不是壟斷利益同盟的成員，才有可能成為中國真正的朋友和戰略少的幫手。在這個過程中，要爭取第三世界同我們一道，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要採取攻勢戰略，這種攻勢戰略要深刻質疑到現在國際經濟關係的合理性問題，以及國家之間資源流動規則的合理性問題，這是我們第三世界國家的共同利益所在。這種攻勢戰略其實是在我們力量與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在物質力量不足的情況下，我們格外需要援用無形的文化的力量，來彌補我們的不足。

　　3、與第三世界的經濟合作空間和巨大利益

　　如果我們認真進行了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為核心的長期政策，我們的重工業和裝備工業的恢復，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復興或者工業化進步中，我們剛剛好具有我們自己的優勢，我們的工業裝備出口，不是西方那種勞動力節約型技術，生產的也不是為少數人服務的高檔產品，在根本上是適應第三世界國家需要的。中國的技術對於第三世界國家和民眾而言，正是他們所需要的“適度技術”與“適度產品”。中國應該通過國家力量的幫助，發展和壯大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利益，畢竟第三世界國家不僅處於經濟上的不發達狀態，而且這些國家多數是人口和領土有限，資源稟賦不足的國家，在經濟是難以真正具備獨立資格的，而中國人口地域廣大，資源門類齊全，是具備填補這個不足的資格的，特別在毛澤東時代長達30年的自主發展，使得中國也具備這樣一個技術和產業基礎。這樣中國可以通過幫助第三世界的自主發展，解脫產品出口上的邊緣化現象，同時在這樣一系列的經濟互動過程中，配合技術培訓、售前售後服務，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緊密文化、政治關係，把朋友交情深入發展和鞏固下去，這樣一系列的長期交流，應該作為基本不變的國策，長期進行下去以促進我們同第三世界的關係。

　　關鍵是中國出口資本貨物幫助第三世界加快工業化的過程中，中國提供的這些資本貨物並不是必須轉讓“生產者剩餘”的低價格，在競爭上西方國家已經不生產同類產品了，而其他國家又難以發展與中國相對應的產業替代關係，這樣一個產品檔次和系列的競爭性不會特別高，產品實現的價格條件不會特別苛刻；而中國大力發展這樣的產品出口，在國內產業結構上輕工業獨自膨脹的態勢也可以得到逆轉，這樣中國產業邊緣化的兩大特徵---低附加值和輕工業獨大---都會被沖淡，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第三世界，這個過程的背後實際上也意味着：第三世界的發展究竟是一種依附性發展還是自主發展，也同時意味着第三世界國家的資源開發利用過程是第一世界主導還是第三世界主導，有了中國的幫助自主發展的成分就能夠大幅度上升。

　　與第三世界合作的核心問題在於，這樣的貿易可能都意味着需要中國政府的長期信貸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缺乏的是硬通貨，豐富的是資源，中國回收貨款需要耐心等待着工廠開工與投資回收過程，在這樣的過程里，國內單個的規模不大的生產企業不適合作這樣的貿易主體，需要國家作為出售方，並通過外交和國家政治保證方式，消除或者降低長期貨款回收的風險。這樣的貿易方式本身，就是在政治關係上去密切經濟關係，良好的政治關係反過來為經濟關係服務。

　　我們與第三世界的親近過程，必定是他們與第一世界的脫鈎過程，一切國家增強了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性，都是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美國掌握的單極世界，都是有利於中國外交和安全處境改善的，都是值得中國通過長期努力去爭取的，並在各個方面加以支持的。

　　　　二○○三年八月十四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