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袁崇煥的經歷，是早先讀金庸小說的後記里一篇評傳，那時印像不深，金庸的評傳寫得很好，只是我看的時候還太小。後來大學裡重讀金庸又看到這篇文章，那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忘記的了。

皇太極退兵以後，北京解圍，袁崇煥被崇禎帝判為凌遲處死，凌遲自宋代被確立為法定刑，大概可算是中國最殘酷的刑罰之一，民間又稱活剮，是一刀一刀地行刑，據說整個行刑過程甚至可以長達數天。不過袁崇煥的死沒有用那麼長時間，因為他最後被北京城的老百姓活吃了。只是一句“遂磔崇煥於市”輕輕帶過，在里卻有這樣的記錄，“遂於鎮撫司綁發西市，寸寸臠割之。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啖之。劊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盡。開腔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齧，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止剩一首，傳視九邊。”袁崇煥的頭顱，最後被傳視九邊，這個九邊是籠統的說法，主要是指中國北方邊境的一些軍事重鎮。崇禎的意思大概是要殺一儆百，但是他顯然沒有達到目的，因為“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

關於袁崇煥的死因，梁啓超和金庸都作過很好的分析，特別是金庸，除了當時的政治氣候外，他還提及了袁崇煥和崇禎帝朱由檢兩人之間的性格衝突。毛澤東和李自成對崇禎的評價都不算差，除了那句著名的“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外，崇禎自殺前對長公主所說的那句奈何生於帝王家也使後人平添了對他的許多好感。然而，崇禎在位十七年間，換了五十個大學士，十四個兵部尚書，殺死或逼得自殺的督師或總督有十一人，殺死巡撫十一人。他個人性格上的缺陷，卻也暴露無疑。
　
這裡我想說的，不是袁崇煥的死因，我只想說一說民眾對於袁崇煥那顆被傳視九邊的頭顱的反映以及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東漢末年張角造反的時候，說過一段很有名的話，“至難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勢取天下，誠為可惜。”張角是個想當皇帝的人，他牢牢記得民心可用這四個字。但所謂民心，是大勢所趨，這個勢的核心正是利。毛澤東的中國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拿到了土地改革的現實好處，雖然他們得到的關於將來的種種許諾以後大都未能實現。也正是因為利之所趨，仁義道德所塑造的民心顯得那麼不可靠，以至於它隨時有反噬的可能性。

早在寧遠第一次大捷的時候，民眾對於袁崇煥的態度就曾有過微妙的變化。天啟六年，努爾哈赤帶兵十三萬進攻寧遠城，寧遠的守兵只有一萬。攻城戰打到後來，寧遠四周十餘里的城牆牆腳已被挖得千孔百瘡，眼看就要家破人亡，民眾十分驚惶，抱怨袁崇煥為了一己私利，荼毒全城百姓。誰知道歷史的手筆就是那麼出人意料，寧遠城的一發炮彈打傷了不世的梟雄努爾哈赤，並致使他後來傷重而死。寧遠一解圍，滿城大哭，視袁崇煥為再生父母。這裡面民眾的態度已經值得深思。

崇禎二年皇太極出奇兵從西路進攻，繞過袁崇煥的寧遠防線，直逼北京城。袁崇煥率部分兵回京救援，在北京城門口與十倍兵力於己方的皇太極激戰。按袁崇煥的意思，全部兵力撤進北京城，依靠大炮的優勢等待寧遠的步兵主力回師再與皇太極決戰。但因為諸多因素，此時的崇禎對袁崇煥已是疑忌太深，拒絕袁崇煥帶兵進入北京城，同時北京的老百姓也稱袁崇煥的部隊是漢奸軍。

這裡一方面是文化傳統的因素，自宋以降，因為屈辱過甚，主戰派總是以愛國的姿態出現，即使戰敗，也少過錯，如果不幸身死，甚至可以名垂青史，而與外族的和議幾乎一律被視為賣國；而袁崇煥此前曾與皇太極進行秘密談判，皇太極也已同意與明帝國的往來中將低明朝皇帝一等，客觀說這是個有利的談判，但是由於崇禎對全局理解能力的匱乏，朝中清流與佞臣的一致反對，以及民眾對“和談”的抵制，使得這次談判中途流產。北京的民眾面對“漢奸”袁崇煥時，他們早已忘記眼前這個人正是三次寧遠大捷的指揮者，也早已忘記正是因為這個人的存在才使清兵近二十年不能入關，他們甚至忽視了眼前的事實，袁崇煥率兵連夜兼程從寧遠回師，在北京城下為着一群辱罵自己為賣國賊的人浴血奮戰。這是何等的荒誕？站在北京城頭上的民眾戴着“愛國主義”的眼鏡，一下子就看到了漢奸。
　
另一方面則不是文化傳統所能解釋的。袁崇煥當年的主考官正是東林黨人的骨幹，而他自己也屬東林一派。為什麼北京城的老百姓對左光斗，楊漣等東林黨人都表示了足夠的同情，卻對同為東林一派的袁崇煥如此苛刻？除了袁崇煥倔強的性格因素，除了“賣國”這個足以把人殺一千遍的帽子以外，還有別的。

相比於岳飛，以及與袁崇煥同朝代的于謙，袁崇煥的死體現了更深層次的悲劇意義，因為他不但被當權者所殺害，而且遭到了老百姓的唾棄，他的這種悲慘死法，在歷史上我能聯想到的是董卓，後者被點了天燈。聯繫寧遠第一次大捷時民眾的表現，就可以發現在嚴重危及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民眾的特殊反映。北京城的老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齧，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這種仇恨讓人心生疑懼，因為就算是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只怕也不能如此報復。這裡最直接的原因是清兵在城外的燒殺(直接涉及民眾自身的利益)，以及袁崇煥為等待主力的按兵不動，使得北京城的民眾更加相信袁崇煥是個漢奸，而清兵正是他引入關的，這種匪夷所思的猜想在特殊時期不幸地比事實更有市場。

面對楊漣左光斗，面對袁崇煥，民眾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兩種回答，避害趨利作為一種本能再次得到了體現。魯迅在中所記錄的那種民眾的麻木，還有代表正確想法(這個詞可能不太確切)的人與民眾的隔離以及不被後者所理解的狀況，在這裡都反映了出來。一個比較殘酷的解釋是，北京城的民眾給予左光斗和楊漣的是事不關己的廉價同情，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時候，他們甚至蒙蔽到可以把自己的守護者生吞活剝。

人在嚴重危及自身利益狀況下的瘋狂(這種瘋狂在集體狀態下很容易得以滋長)是很可怕的，對死亡與丟失財富的恐懼和對責任的逃避心態結合在一起，使這個群體很容易地去尋找替罪羊，並將“愛國主義”以十分廉價的方式改造成暴行的同名詞。在這裡，我絲毫沒有責怪崇禎時期北京城老百姓的意思，首先這毫無意義，其次這些不是某個人或者某些人所特有的，而是藏在所有人體內的作為稟性的思維方式。時至今日，袁崇煥的頭顱早已不知去向，即使真的象李敖在中所寫的那樣被安葬，恐怕也已化為塵土，只是崇禎時期北京民眾的這種想法，直到今天也沒有消退的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