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流域在三峽工程實行截流的八個月之後暴發了空前大水災，使中國現代史上最具爭議
性的工程項目──三峽大壩建設工程再度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災民們說，三峽截流是斷
了長江的“龍脈”，“龍王”因此發怒生災；也有人說：“就算一條小溪，擺一些石塊截
流，整個水流、水位都會改變，更不用說長江了。”雖然眾說紛紜，但是截流後長江水位
被抬高，已有一百六十五萬平方米的各類建築物遭淹沒則為不爭的事實。當整個三峽大壩
完工時，被淹沒的地區將包括四川、湖北的十九個縣市，有三十八萬八千六百畝耕地和果
園以及六百五十七家工廠將沉入水底。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正
式動工興建的三峽大壩，據政府宣稱其作用非凡，它不僅有防洪庫容二百二十一億五千萬
立方米，還能使年發電量達到八百四十億千瓦小時，並且可以讓萬噸巨輪直航重慶市。自
從一九五四年長江發生特大洪災後，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便設想“畢其功於一
役”，根治水患，並於一九五六年首次提議在三峽建壩。不久，黨中央毛主席親自寫下
《水調歌頭.游泳》一詩，成為影響三峽工程決策的最關鍵的因素。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
中央在成都召開會議，討論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與會者中有人解釋，主席詩詞
中的“更立西江右壁”即表示要在三峽建設高壩，“截斷巫山雲雨”是講工程的防洪效
益，“高峽出平湖”指工程有利於航運，而“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一句則抒發崇高
的革命理想。鑑於“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政治局很快就批准了《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
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意見的決定》。一九八四年四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原則通
過了三峽工程方案，並下達指示：工程按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壩頂高程一百七十五米
設計。一九八六年國務院召集四百多位專家，分成綜合規劃、水位、水文、移民、發電、
大壩樞紐、生態環境、投資、泥沙淤積、機電設備、航運、地質地震、施工、防洪、綜合
經濟評價等專題組，進行三年“論證”。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正式批准三峽工程“上
馬”。為了防止工程生變，中共中央書記處明確要求制止公開爭論三峽工程問題，國務院
也指示：“對國內的不同意見，不辯論，堅持正面宣傳。”然而長期以來，原水電總局局
長李銳、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等大批專家、學者不斷質疑三峽工程的合理性，而在
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表決三峽議案時，更有八百六十七名代表不顧政府的壓力，投了反對
票和棄權票，成為一黨制度下的政壇奇象。一九八六年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曾對三峽工程
作出結論，認為“綜合的系統評價，利弊相抵後，結果仍明顯地弊大於利”。一九九一年
十二月長江資源保護科學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環境評價部寫成《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環境報
告書》，其結論也是負面的。其實，三峽工程的“科學論證”（１９８６ -- １９８９）
是在“三峽必須上馬”的前提下所進行的，一九八五年英國首相希思當面勸說中國領導人
放棄三峽工程計劃時，鄧小平的回答是：“已經定了，不能改了。”早在一九八四年，國
務院為了配合三峽工程上馬，還一度籌建“三峽省”，並在“省會”所在地宜昌市興建了
一批樓、堂、館、所。從表面上看，三峽工程既有可行性報告，也有審查程序，似乎具備
一個大型工程所需要的論證和審批環節，但實際上其可行性研究及工程的審批和施工，都
由同一個部門負責，例如原水電部副部長陸佑楣就是一人身兼三職──“三峽工程可行性
報告”工作組副組長、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主任兼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
開發總公司總經理。有批評人士指出，三峽工程反映出“首長意志”今天依然決定着這個
國家的命運，因此它是舊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又一“傑作”，是憑藉計劃經濟調動全
國財力所盲目進行的政治工程，它的可悲之處在於好大喜功的政治熱情再次戰勝了科學態
度。 　　

據說三峽工程上馬的主要理由是“有利於防洪、發電和航運”，中宣部強調這是“一舉三
得”。其實這三個目標不但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對於它們的期望的本身就存在着謬誤。長
江歷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為一千六百億立方米，而三峽水庫充其量只有二百二十一億立方
米的蓄洪庫容，如果讓它抵禦一九九八年長江的八次洪峰，無論攔蓄哪一次都無濟於事，
根本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根據長江流域由東向西的降雨規律，當雨區抵達鄱陽湖、
洞庭湖一帶時，上游水位尚低，三峽水庫是不可能下閘蓄水的；而當雨區移至鄂西、川東
時，水庫卻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來蓄納來自三峽地區和四川的洪水。通常暴雨總是先集中
降落在華南、江南及湘贛兩江流域，這時處在鄂西的三峽水庫對於長江中下游的湘資沅各
水系以及漢江、贛江等眾多支流的水患就愛莫能助。按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制定的工程運
行計劃，每年十月汛期結束後，三峽水庫開始畜水，讓水位保持在一百七十五米，以利航
運；到來年四月至六月中旬汛期前夕，再進行排水，將庫內水位降至一點四五米，準備蓄
洪 -- 不過這樣卻抬高了長江幹流的水位，發生“內水”和“外水”頂托，只會加劇災
情。據知在一九九八年汛期，三峽建設部門由於擔心急流會影響建壩工程，曾故意泄出比
正常情況下更多的水，結果使下游的水災變得更為嚴重。另一方面，三峽工程對水能的利
用也遠不如政府所說的那麼理想。雖然川江的流量大，但分布極不均勻，每年百分之五十
的涇流量都集中在七至九月，一至三月的涇流量只占全年的百分之七，況且三峽水庫還要
“蓄清排渾”，因此最多只能保證四百九十九萬千瓦的年發電量，從而使裝機容量達一千
七百六十八萬千瓦的巨型電站難以擺脫虧本的厄運。然而最令三峽水電站難堪的是，在長
江涇流量最大的幾個月裡，水庫的主要任務卻是防洪，而且必須在汛前留出蓄洪庫容，這
樣便使發電創收的契機失之交臂。正因為如此，安裝了發電設備的水庫往往會拒絕承擔防
洪責任，正如在一九九八年六月洪流狂瀉之際，全國三百五十二座大型水庫只蓄洪四十一
億立方米，僅占總蓄水量的三十三分之一。再說三峽水電站要在工程開工十二年以後才能
發電，而專家們預計，到２０１５年它的發電量只能占全國發電總量的百分之三點五。更
出乎工程上馬派預料的是，目前電力供應過剩已成為阻礙全國電力市場發展的一個最主要
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再建造一個龐大的水電站，對於電力市場來說恐怕不是福音。而在
航運方面，三峽工程可將川江下水單向的航運能力從目前每年一千至一千二百萬噸提高到
五千萬噸的說法，其實是建立在必須全年通航的前提下的。為了防洪，汛期水庫需要騰出
足夠的庫容，這樣一來一年中就有六、七個月不能通行萬噸輪，年航運量最多不會超過二
千九百萬噸。更何況水庫長期將泥沙攔蓄在航道里，最終難免會導致礙航。長江中平均每
年有五億三千萬噸的泥沙來自三峽，預計建壩七十五年之後，整個水庫將被泥沙淤滿，並
淤塞重慶至涪陵的航道，使重慶成為一座死港。這些還是次要的，令人擔心的是，三峽工
程可能還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美國斯克拉──露爾絲工程諮詢事務所指出，三峽地區曾
發生過五點一級地震，現在壩址附近還存在着石灰岩底層的水平斷錯和間斷性起伏等新的
地殼構造運動，一旦建壩蓄水，整個谷底和兩壁又要突然增加四百億噸水的壓力，因此不
容忽略其誘發地震的現實威脅。此外，由於庫區兩岸存在二百多處塌方隱患，當大壩將水
位抬高一百多米後，隨着庫水向兩岸的岩縫中滲透，很有可能會引起具有地震能量的大塌
方。而考古學家也不無痛惜地說，三峽工程還將淹沒豐都鬼城、昭君故里、白帝城等八百
多處歷史古蹟及古墓，使其原有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變得面目全非，歷史文化遺產泯滅
不復。　 　　

三峽工程對於一九九八洪災的直接影響，還在於它占用了大量原本用於加固防洪大堤的資
金。一九四九年以後，長江大堤只在五十年代全面維修過兩次。一九八０年國務院召開長
江中下游防洪座談會，計劃投資四十八億元人民幣，趕在一九九０年之前完成對荊江、同
馬、無為、黃廣、松姿、老城、南線、武漢、九江、安慶、南京、蕪湖、上海等地堤防的
加固、加高工程。然而由於當時葛洲壩工程尚未完工，三峽工程又已悄悄上馬，水電部既
無心、也無錢來維修長江大堤。一九九０年國務院又重申上述任務，並強調要在一九九七
年以前把長江大堤的防洪能力提高到能防範類似一九五七年洪水的標準上，孰料這一規劃
最終也因缺乏資金保障而成為一紙空文。四十年來沒有得到全面修繕的長江大堤，幾乎每
年都在高水位的壓力下發生裂縫、滲漏、脫坡、漫頂等險情。據北京《經濟參考報》報
道，這幾年長江崩岸非常頻繁，常年需處理的崩岸總長約二百公里，且情勢日益嚴重。而
在一九九八年洪水的衝擊下，長江大堤竟出現五百四十處重大險情，有四百八十多公里的
堤段只能靠拋沙袋築子堤來擋水。僅以人稱"洪水走廊"的湖北省為例，一九九八年汛期就
至少發生三十三處決堤。令人困惑的是，近五十年來政府將百分之三十五的水利投資用於
建造水庫，而包括修堤在內的防洪工程所獲得的資金只占水庫資金的三分之一。這種極不
合理的資金投向所帶來的後果是，一方面水庫的數目從一九四九年的三十餘座增加到現在
的八萬六千多座，而另一方面遭受水災的地域面積卻越來越大。尤其是規模空前的三峽工
程，簡直就象一個“無底洞”，幾乎要把全國的水利建設投資都吃了進去。一九九二年全
國人大批准三峽工程時聲稱總投資為五百七十一億元人民幣，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八月，
僅建壩、移民和發電設備這三項就漲到了二千零三十九億元，然而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
主任陸佑楣向朱熔基報告說，三峽工程實際至少需要六千億元。國際輿論還批評說，三峽
工程造成大量庫區居民被迫失去家園，正在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這也是決策
者一直不願正視的。儘管朱熔基承認水庫淹沒區的移民人數為一百三十萬，而不是工程論
證報告所稱的一百一十三萬，但是宜昌市和四川省的政府官員在參加國務院移民工作會議
時說，他們轄內的移民數分別為二十萬和一百五十萬，而且還不包括一旦水位超過一百七
十五米以上時以及當庫尾泥沙淤積、壅高水位之後，為躲避上游洪澇而新增加的移民。與
此同時，安置移民所需要的資金也不斷攀高，由最初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估算的三十億元
人民幣漲到了一九九四年的四百億元。龐大的預算本身往往就意味着腐敗，據國家審計署
一九九八年年度檢查發現，已有二億三千二百萬元人民幣的移民安置費遭地方幹部侵吞，
如湖南省移民局就曾擅自將移民賠償金用於建造湘怡大酒店牟利，而重慶市某部門幹部周
尚富則索性將十萬元移民款納入私囊。這種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已在四川省隕縣多次引發
示威事件，傳聞當地有一封萬人具名的抗議信抱怨政府發放的動遷賠償金根本不夠移民們
安家和再生產，信中威脅道：“一旦爆發民變，中央政府既便是趕派京官南下處理，怕也
無濟於事。”此外，由於移民通常都以炸山取地、毀林開荒的方式獲取建築、耕種所需要
的土地，因此實施“就地後靠”的移民方案難免會使生態更為惡化。重慶市長蒲海清指
出，為了安置三峽庫區的移民，近幾年當地幾乎每日挖山不止，已導致該市每年流失水土
達二億噸。移民毀林潮同時還接連釀成慘劇，有記者目睹四川省奉節縣移民小區旁的一條
街在洪水退去後突然坍塌，全部滑倒入長江之中，起因也是挖山造成水土流失。當高層決
策者為三峽的“樹碑工程”躊躇滿志之時，還有誰理會三峽兩岸災民啼不住的哭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