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外部環境嚴峻

(本文摘編自《國際觀察》2001年第3期）

目前，我國已經面臨一個相當嚴峻的外部環境。這種嚴峻性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美國正在進行以中國為主要威脅的國防戰略調整。冷戰結束以後，美國失去了主要對手。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以後，美國的戰略框架在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後已經逐步明朗化：美國力圖把目前所具有的軍事、技術、經濟優勢轉化為長遠的戰略優勢，排除任何可能對美國構成的威脅，使美國在21世紀的至少50年內，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構成挑戰。為達成這樣的戰略目標，在安全領域美國明確把中國作為主要的戰略對手，代替冷戰中的主要對手蘇聯。隨着這種戰略框架的轉變，美國也提出了把軍事戰略重心從歐洲轉向太平洋地區，其主要矛頭指向中國。

作為對這種戰略思維框架的支持，美國改變了過去所依賴的建立在確保相互摧毀和大規模報復基礎之上的安全平衡，而力圖通過建立導彈防禦體系，確保本土和盟國的安全，把對手置於戰略威懾能力被剝奪的地位。

同時，美國通過新軍事革命，力圖把現行的先進技術轉化為軍事能力，發展全天候、全方位的衛星偵察體系，把敵手置於安全暴露的狀態之下，又大力發展遠程精確打擊能力，以便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可以實施對對手的戰略打擊。

雖然美國的這種戰略調整還剛剛開始，但它已成為美國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內容。隨着美國的戰略調整，在軍事上我們與美國的距離也將拉得越來越大，造成中美之間在信息和能力上的極度不對稱。雖然今天我們並沒有理由斷言美國一定會發動一場對中國的戰爭，但是中美之間在軍事能力上極度不對稱的結果，會導致美國把中國牢牢地限制在一個框架內，使中國無法挑戰美國，而美國則在內和外對中國都具有很強的制約力。隨着美國戰略優勢的上升，在中國的國家統一問題上，美國必定會進一步介入，迫使我們不能根據自己的意志來行使主權。

雖然中美關係內容是豐富的，並不只有安全問題一項，其中經濟關係占有重要的地位。確實，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會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以後，這種關係的發展更會進一步加快。中美之間經濟關係的發展，有利於中美之間形成建設性關係。但是，當美國在戰略上確定中國是主要威脅來源之後，經濟關係無法改變美國的基本戰略思維。而且從經濟關係上看，中美之間也存在不對稱：中國有求於美國的多，美國有求於中國的相對要少。在美國新的戰略框架下，經濟上的不對稱將被進一步擴大。因此不能把經濟關係作為中國因此可以改變與美國戰略關係的支點。

另一方面，台灣近10年來通過"民主化"和"憲政改革"的方式，走上了"國家化"的道路，改變了大多數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中華民國"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被重新定義，它的"合法性"來源和所包括的"領土"範圍被定義為只包括"台澎金馬"，而不包括整個中國。"中華民國在台灣"代替了原來的"中華民國"，成為大多數台灣民眾對"國家"的理解和認同，而現行的台灣政治制度則成為支持這種認同的政治基礎。同時，台灣的分裂勢力有了很大發展。台灣的執政當局，從李登輝到陳水扁都主張"兩國論"或台灣獨立。主張獨立的民進黨受到大約三分之一的選民支持，分裂勢力成為影響台灣發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雖然從目前的現實條件看，台灣並沒有實現公開獨立的可能，但是，也並沒有力量可以有效地制約台灣的“國家化”的進程。而追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基礎，它對民眾的動員能力，要遠遠超過“台灣獨立運動”。因此，台灣事實上與以一國兩制為目標的統一方向背道而馳。

如果我們把上述美國的戰略調整與台灣的發展趨勢結合起來考慮，可以發現，隨着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的完成，中國不僅面臨着越來越大的安全壓力，而且在台灣問題上實現統一的主導權和最後保障可能會越來越受制於美國。而台灣的分裂勢力則有機會利用美國，進一步擴大分裂趨向。而台灣問題的進一步失控，其後果不僅僅是台灣問題本身、國家統一的延遲，而是對我國家安全將增加巨大的壓力，對我內部穩定也增加巨大的不確定因素。可以看出，這種外部環境的變化不是一種短期的、局部的變化，而是帶有全局性的、長期的演變。它表明了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們利用美蘇對抗的大格局，以及90年代美國尚未明確主要威脅來源所形成的相對有利於我的外部環境已經不復存在。

面對這種情況，一相情願地希望美國的溫和派、中國的一些老朋友在對華政策上起作用，希望俄羅斯與美國的矛盾上升以使我取得一個相對較為有利的戰略地位，希望隨着民進黨的執政困境加劇、通過台灣的政權轉移而使兩岸關係的發展出現轉機都是不可靠的，甚至也是不現實的。

隨着美國戰略框架和軍事戰略的調整，如果我們還只是重複“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的主題”已不能幫助我們認識嚴峻的形勢。

“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是小平同志80年代對冷戰時期所作的概括，它被人們沿用到90年代。這裡所講的和平是指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但小平同志同時也指出和平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同時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這個判斷也是以美國不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甚至與中國有戰略合作為背景的。從80年代的情況來看，這個判斷沒有錯。從90年代的情況來看，在美國沒有明確主要對手的情況下，這個判斷也是成立的。但是，這個判斷本身沒有接受冷戰結束以後的新的情況的檢驗，而人們在強調這個判斷時，往往只是用一種思維定式來概括新的情況。筆者同意這樣一種看法，人們如果只是繼續強調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的主題，而看不到新的嚴峻形勢，會導致“對冷戰後的國際局勢盲目樂觀，以為天下從此太平，可以高枕無憂地專心發展經濟了。它們只講和平與合作，不講戰爭威脅和霸權威脅；只講經濟和發展，不講政治和安全；只講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講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他們對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和困難估計不足，對美國一極獨霸的危害放鬆警惕，喪失鬥志，只講妥協，不講鬥爭，只講委曲求全不講針鋒相對”，最終使我們不能對外部環境的嚴峻性作清醒的估計，而導致大戰略的失誤。

在我們撥亂反正、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時，曾強調“落後就會挨打”，因此在發展的命題中很容易也包含着發展才能安全的含義。在以後的認識中，也把發展等同於綜合國力的提高，而綜合國力的提高又等同於安全。事實上，發展與安全的關係並不如此簡單。發展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資源，其中包括保障國家安全的戰略資源，但是，發展又不等於安全，或者說發展不能自動地帶來安全。

一個國家是否安全由多種因素決定，從靜態來看取決於這樣一些因素：

一個國家對安全狀態的判斷，首先取決於對自己的國家利益的界定。這是決定自己戰略目標和判斷是否安全的基礎。如果對自己的國家利益定義過寬，就必須承擔在安全上的過重的負擔，即使發展了，也會覺得不安全。就綜合國力而言，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與美國相比；就安全環境而言，冷戰結束以後美國已沒有另一個超級大國的對手，安全環境應該說是極大地改善了。但是美國仍然感到非常不安全，所以執意要發展導彈防禦系統，要搞新軍事革命，目的是要追求美國的絕對安全。

其次，一個國家的安全狀態也取決於所處的地緣政治和戰略環境，即這種環境是否構成了對國家利益的威脅。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所處的地緣政治和戰略環境的變化，並不是完全由這個國家自己所控制或決定的。不管是其他國家對其進行侵略或干涉還是因為這個國家的上升使其他國家把它作為戰略競爭或挑戰者（如近年來的“中國威脅論”），都會引起這個國家的戰略環境惡化，產生不安全的因素。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要看這個國家是否具有有效的國家安全戰略，即如何分配和使用自己的戰略資源來保衛自己的安全戰略，所具有的戰略資源和潛在戰略資源才能被有效使用，國家才能處於安全的狀態。只有在這種狀態下，發展才能持續和穩定，我們稱之為“實現安全的發展”。

從動態的角度來看，除了外部因素的變化外，這個國家的持續發展本身可能也會成為一個影響安全環境的重要因素。

當一個國家相對較弱的時候，其他國家並不把它當作威脅，因此，它的安全係數可能比較高。當這個國家持續發展，實力不斷上升時，就很容易被其他國家視作威脅，從而進行牽制和防範。從90年代起，“中國威脅論”在美國被不斷炒作，到現在美國的戰略界把中國作為最大的潛在對手，就反映了這樣一種情況。俄羅斯又是一個相反的例子。俄羅斯的實力大大衰退了，被認為威脅其他國家的可能性也大大減小，由此俄羅斯的安全係數可能並不隨國力下降而同步下降。這種情況表明，一個國家的實力上升和下降，也是影響國家安全的一個因素。

正因為如此，在我們肯定發展有利於安全和安全保障發展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發展不能自動地帶來安全，在國家戰略上，我們也不能用發展戰略來代替安全戰略，而必須把安全戰略作為國家大戰略中的一個獨立的部分來加以考慮。

因此，發展本身並不能自動地帶來安全，只有當一個國家自覺地把安全問題提到國家戰略的高度時，才能有效利用自己的戰略資源來維護好國家的安全。當一個國家的安全環境相對較好時，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資源投到發展中去。但是，在一個國家的安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如果仍只專注發展，必定會吃大虧。作為國家戰略，必須同時強調發展與安全兩個方面，追求安全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戰略指導思想必須轉變。

在我們確定了必須把安全與發展一起作為國家戰略的前提下，進一步需要討論的問題是怎樣追求國家的安全？

“韜光養晦”是我們現行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之一。在出現外部形勢不利的情況下，人們往往總是強調韜光養晦。應該承認，到現在為止，“韜光養晦”對我們外交來說仍是正確的，但是，對於保障國家安全和指導外交來說，它又是遠遠不夠的。

“韜光養晦”是一種策略，在對手還沒有確定主要敵人時，以低姿態的方式，可以避免過早地被敵人作為對手來對待，能爭取發展的時間。在一旦已經被敵人確定為主要對手的情況下，繼續韜光養晦仍是必要的，它有利於避免過早暴露自己的戰略意圖，仍可以用來爭取時間。

但是，“韜光養晦”的作用是有限的。正像美國把中國作為主要對手，並不是中國沒有韜光養晦，而是美國有了主動的戰略選擇。不管中國是否韜光養晦，美國從自己的國家利益出發，都需要確定今後自己的主要威脅對象，以凝聚共識，帶動國家的國防建設與發展。因此，面對美國這樣的戰略調整，光靠“韜光養晦”並不能保障我們國家的安全。

另一種主張是在安全上採用“搭車”和“超越”戰略。所謂“搭車”，是指搭世界基本潮流之車。鑑於目前和今後很長時間內，世界總的來看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共同體占顯著上風，中國必須與之形成總的協調關係和發展出足夠多的共同利益、共同價值概念、共同規則和共同的國際運作機制，必須通過必要的、能夠承受的妥協來獲取我們所處的基本環境中蘊含的種種機遇。所謂“超越”，就是“要求中國參加或努力爭取參加所有可望使中國獲益顯著大於代價的國際安全機制。特別是以東亞大國強國的身份參與創設東亞區域多邊安全機制，並在其中參與發揮全面主導作用”。

如果把中國的安全建立在“搭車”的基礎之上，實際上等於放棄了中國建立自己獨立的安全戰略。美國如果把中國確定為主要對手，就根本不存在讓中國在安全上搭車的可能性。想搭車，可能只是一相情願。而這個一相情願，就等於把自己交給對手去擺布。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再妥協，再忍讓，只會被對手看作軟弱，根本無法謀得國家的安全。“搭車”思想的本質實際上是希望以安全上的妥協來換取發展的時間和空間。結果，不僅安全不保，發展也無從談起。

“超越”的想法也是一相情願。美國在戰略重點轉向太平洋地區的同時，必定要勞勞把握對東亞地區國際安全機制的主導權。美國確實有條件這樣做。在美國參與的情況下，中國要取得對國際安全組織的主導權是不可能的。而在東亞，中國要去建立和主導一個把美國排除在外的國際安全組織，從現實性上來看也完全沒有這種可能。

對中國來說，要謀求國家安全，只有依靠自己。首先必須拋棄一相情願的想法，面對現實，從最壞的可能性出發，來思考自己的安全處境和安全戰略。

在這裡我們必須強調要制定國家安全戰略。我們之所以強調國家安全戰略，是因為國家之間的競爭說到底是戰略競爭，不僅是發展戰略的競爭，也是安全戰略的競爭。在一般意義上，我們都接受國際間的競爭是綜合國力競爭的說法。其實，綜合國力包括多種因素，其中戰略能力是比其他一切都重要的因素。軍事的、經濟的、科技的實力，都必須通過戰略能力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競爭能力。中國的歷史經驗也表明，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夠站起來，新中國之所以能在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重重包圍和壓力之下站得住，並不是我們的軍事、經濟、科技的實力比人強，相反我們要落後於人一大截。但是，我們黨的第一、第二代領導人的戰略能力彌補了國家硬實力上的不足。因此，經過抗美援朝，新中國站住了。經過外交上的努力，我們在蘇聯大兵壓境的情況下也站住了。

與20年以前相比，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有了巨大的發展，但是，面對極為嚴峻的外部環境，國家的生存、安全和發展仍然必須依賴戰略能力，它具體地體現在國家有沒有發展戰略和安全戰略和能否有效地實行這種戰略。在我們國家的發展已經具有比較成熟的國家戰略的情況下，制定和實行國家安全戰略的問題就十分突出的擺在我們面前。只有制定和有效實行國家安全戰略，才能保證安全的持續穩定的發展。因此，我們不僅要強調發展，而且要強調安全的發展。

對此，我們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什麼是國家安全戰略和怎樣制定和實行國家安全戰略？

戰略，按照《辭海》的解釋，是指對全局性和決定全局的謀劃和指導。國家安全戰略，也必須對相關的因素做全面的考慮和謀劃。至少，它應該包括這樣一些內容：

對自己的國家利益作出明確的界定。只有清楚地定義了自己的國家利益，才能夠確定自己的戰略目標，在具體判斷安全形勢時能有一個明確的依據，也能在分配戰略資源時下得了決心。

對自己所面臨的外在威脅，按照其可能產生的威脅程度和產生威脅的時間有一個清楚的判斷，這樣才能有針對性地提出安全戰略。

全面掌握自己所擁有的和潛在的戰略資源，這是決定如何分配和使用戰略資源的基礎，也是提出切實可行的策略的基礎。

按照國家利益所確定的戰略目標，針對外來威脅，根據可動用的戰略資源設計整個國家安全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必須包括外交戰略和國防戰略兩個組成部分。對此，本文不準備在這裡進一步展開陳述。但需要強調的是，外交戰略首先應該為國家安全戰略服務，其次才是為發展戰略服務。

最後，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和實施不僅要解決認識問題，而且還必須建立相關的機制，其中包括決策機制、評估機制和法律制度。沒有這樣的機制，無論是制定還是實施國家安全戰略，都會寸步難行。

必須承認，我們國家的戰略能力正處於下降的狀態。但是，只要我們重新認識安全問題和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性，依靠黨的領導和人民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中國人民仍能憑藉自己的戰略能力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