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中國人參加的朝鮮戰爭中，除了最初幾個月的時間雙方真正是在作戰以外，從1951年下半年開始，一直到1953年7月戰爭結束，雙方基本上是處在一個打打談談的狀態之中。其中，談的時間遠比打的時間長。因此，研究朝鮮戰爭，必須要研究朝鮮戰爭停戰的過程。朝鮮戰爭停戰談判的開始及其經過艱難曲折最後取得成功，自然是戰爭雙方反覆努力的結果，但是這種努力背後的情況卻是千差萬別的。對於中共中央來說，它對停戰談判的態度就經歷了一個複雜的變化過程。了解這一變化的來龍去脈及其原因，理應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中國介入這場戰爭背後那些更為複雜的歷史因素。

　　　　　　　 斯大林對聯合國干預的應對策略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時，斯大林顯然過高地估計了經過蘇聯顧問計算的北朝鮮軍隊的軍事能力，以至竟沒有考慮到應當採取適當的外交手段來阻止可能的國際干預。事實上，還在1月底，他就以抗議美國等國拒絕驅逐國民黨和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名義，要求他的代表離開了聯合國。對他來說，此舉也許能夠避免蘇聯在聯合國公開捲入爭論，從而引發有關蘇聯與戰爭關係的不恰當聯想。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美國並不在意蘇聯對戰爭會做何種反應，幾乎當天就做出了干預戰爭的決定。不僅如此，美國還利用其影響下的聯合國多數成員國的理解和支持，在在7月初的安理會上輕而易舉地通過了一系列不利於北朝鮮的決議。包括組成聯合國軍司令部，指揮各國軍隊直接干預朝鮮戰爭，以援助剛剛加入聯合國的韓國政府。對於這一嚴重事態，蘇聯因為沒有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竟然失去了利用其否決權加以阻撓的重要外交機會。

當然，聯合國的介入對於共產黨人並非都是壞事。這是因為，在聯合國的成員國中間，畢竟並不都那麼贊同美國的軍事干預政策，這就給了蘇聯重回聯合國，發揮其外交影響力，以牽制美國軍事干預計劃的機會。蘇聯方面首先試探着利用英美之間的矛盾，推動英國出面提出和平調停的建議。此舉遭到了英國的拒絕，而印度駐蘇聯大使卻表現出了積極的態度。他隨後以個人身份提議由美、蘇、印三國組成朝鮮問題委員會，共同審議和調停朝鮮戰爭。對此，斯大林給予了相當的重視。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因此出面代表蘇聯政府表示了歡迎的態度。他告訴印度大使說，蘇聯的建議是：這件事應當在有中國和北朝鮮代表參加的情況下，由五大國代表協商解決。[1]而為了更有效地發揮其外交方面的影響力，斯大林迅速決定利用8月蘇聯代表擔任安理會主席的機會，重返聯合國，以便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的議事章程，在朝鮮問題的討論中發揮作用。

但是，斯大林的這些反應根本上都不是想要促成朝鮮停戰。按照最初的軍事計劃，北朝鮮人民軍應當能夠在一個月之內解決問題，在此期間美國或者是聯合國軍應當難以做好大舉干預的軍事準備。正因為如此，斯大林在7月間繼續對戰爭保持樂觀的看法。他對美軍介入在軍事上所做的準備，僅僅是同意向北朝鮮人民軍前線司令部派出“穿着文職人員的服裝，作為《真理報》的新聞記者”的軍事顧問，以便加強部隊的有效指揮力量，同時贊同中國政府關於“集中9個中國師在中朝邊境”，以便戰爭發生意外時能夠迅速“入朝作戰”的建議。[2]直至8月底，北朝鮮人民軍的推進在釜山一帶受到美軍的頑強阻擊，陷入僵局，他依舊繼續給金日成打氣，聲稱：“蘇共中央毫不懷疑，外國干涉者將很快地被趕出朝鮮。”[3]

8月，蘇聯代表重新回到聯合國安理會並出任主席。他對朝鮮停戰問題提出了兩項先決條件，即：第一，必須考慮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以及朝鮮人民的代表參加；第二，外國軍隊應當撤出朝鮮半島。與此同時，他還要求撤銷在蘇聯代表缺席時安理會就朝鮮問題作出的各項決議。顯而易見，蘇聯人並不指望這些要求能夠取得聯合國多數成員國的贊同。蘇聯代表的努力唯一取得收穫的，是9月29日安理會通過了一項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討論有關美國侵略台灣問題的議案。[4]

9月29日安理會通過上述議案的時候，北朝鮮的軍事形勢已經隨着15日美軍在仁川成功登陸而全面惡化。但即便如此，斯大林也並不指望能夠在聯合國阻止麥克阿瑟向北朝鮮推進。他顯然更希望中國能夠按照它所做出的承諾，出兵援助朝鮮。因此，蘇聯政府這時並沒有設法提出一個能夠被聯合國安理會接受來作為討論基礎的和平方案。它堅持主張：朝鮮半島的交戰雙方應立即停止敵對行動，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然後由北朝鮮的最高會議和南朝鮮的國會作為代表組成選舉委員會，在聯合國的監督下通過選舉組成統一的朝鮮政府。而在實際上，斯大林在莫斯科明白告訴來訪的周恩來和林彪：現在局勢下沒有別的辦法，或者你們出兵把美國人頂回去，或者你們讓金日成的人撤到你們的東北去建立流亡政府，二者必居其一。[5]結果，事情正如斯大林所估計的，在麥克阿瑟指揮下的聯合國軍對蘇聯的勸告置之不理，必欲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上來，中國人被迫出兵援朝。

毛澤東的作戰目標？

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出動，無疑帶有不得已的性質。毛澤東用來勸說多數領導人的理由主要是兩點，一是基於道義和感情的因素，因為都是共產黨人，過去金日成等朝鮮同志曾長期與中共並肩作戰，因此反覆講：“別人處於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麼說，心裡也難過。”二是迫於國家利益受到威脅，因為北朝鮮毗鄰中國重工業基地東北三省，因而強調對朝鮮不能不幫，讓美國人騎到鴨綠江邊來，就會威脅我們，無論對朝鮮，對中國，對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6]

但是，從志願軍參戰之日起，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本人，仍多少抱定了要在軍事上解決問題的想法。還在10月2日，毛澤東最初起草給斯大林的復電，準備表明自己的態度時，他就詳盡地說明過自己對這場戰爭的態度。他的觀點很清楚：“既然決定出動中國軍隊到朝鮮和美國人作戰，第一，就要能解決問題，即要準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第二，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打起來（雖然我們用的是志願軍名義），就要準備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就要準備美國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其海軍攻擊沿海地帶。”而在毛澤東看來，“只要我軍能在朝境內殲滅美國軍隊，主要地是殲滅其第八軍（美國的一個有戰鬥力的老軍），則第二個問題（美國和中國宣戰）的嚴重性雖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時的形勢就變為於革命陣線和中國革命都是有利的了。”毛澤東雖然注意到朝鮮戰爭有“兩軍相持成為僵局”的可能性，但他顯然更看好“以戰勝美軍的結果而在事實上結束”戰爭的可能性。毛澤東提到的唯一困難，就是志願軍的武器裝備與美軍相比差距過大。因此，他的意見是，志願軍出動後，“第一時期只打防禦戰，殲滅小股敵人，弄清各方面情況，一面等候蘇聯武器到達，並將我軍裝備起來，然後配合朝鮮同志舉行反攻，殲滅美國侵略軍。”[7]十分明顯，毛澤東這時是以徹底戰勝和驅逐美軍為目標的。

當然，長期從事戰爭指揮的經歷，也使毛澤東能夠對軍事形勢做相當冷靜的判斷。比如在志願軍入朝之初，即第一次戰役打響之前，毛澤東就曾專門分析過可能影響朝鮮戰局結果的三大因素。“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戰役是否能利用敵人完全沒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殲兩個三個甚至四個偽軍師（偽三師將隨偽六師後跟進，偽一師亦可能增援）。”此戰如果是一個大勝仗，在現有兵力的條件下，敵人將立即處於被動地位。否則形勢將改到於敵有利。“第二是敵人飛機殺傷我之人員妨礙我之活動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間行軍作戰做到很熟練的程度，敵人雖有大量飛機仍不能給我太大的殺傷和妨礙，則我軍可以繼續進行野戰及打許多孤立據點，即是說，除平壤、元山、漢城、大邱、山峰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區我無飛機無法進攻外，其餘地方的敵人都可能被我各個殲滅，即使美國再增幾個師來，我也可各個殲滅之。”如果敵人飛機對我的傷亡和妨礙大得使我無法進行有利的作戰，則在我飛機條件尚未具備的半年至一年內我軍將處於很困難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國再調五個至十個師來朝鮮，而在這以前我軍又未能在運動戰中及打孤立據點的作戰中殲滅幾個美國師及幾個偽軍師，則形勢也將於我不利。”但顯而易見的是，毛澤東內心裡對戰爭的前途仍是相當樂觀的。他明確強調：“我們應當力爭此次戰役的完滿勝利，力爭在敵機炸擾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氣進行有力的作戰，力爭在敵人從美國或他處增調兵力到朝鮮以前多殲滅幾部分敵人的兵力，使其增補趕不上損失。總之我們應當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8]

志願軍入朝作戰頭兩次戰役的勝利，在相當程度上印證了毛澤東的樂觀估計。儘管在戰役開始之際，毛澤東還在主張保持謹慎的戰法，尤其主張暫時避開美英軍隊，以免被其膠着，至少應當做到先打韓國軍隊，然後再打美英軍。但眼見戰役展開順利，他的胃口就漸漸地開始變大了。進入到11月以後，他更是接連不斷地提出一舉殲滅美軍幾個師的極具想象力的作戰目標。[9]他甚至認為：“美國人是可以戰勝的，美國軍隊比起蔣介石的某些能戰的軍隊其戰鬥力還要差些。”“美英法對我毫無辦法，悲觀情緒籠罩各國，只要我軍多打幾個勝仗，殲滅幾萬敵軍，整個國際局勢就會改觀。”[10]第二次戰役發起後，即11月28日，他明確提出：“西線爭取殲滅五個美英師及四個南〔朝〕鮮師，東線爭取殲滅兩個美國師及一個南〔朝〕鮮師”，“此次是我軍大舉殲敵根本解決朝鮮問題的極好時機”。[11]12月5日奪取北朝鮮首都平壤之後，毛澤東更估計美軍將要全面撤退。“至遲我十三兵團到達開城等處迫近漢城時，可以證明”這一情況。[12]

依據上述情況不難判斷，毛澤東從志願軍入朝作戰以來，始終不曾有過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想法，也不曾準備把自己的作戰目標局限在南北朝鮮原來的分界線－三八線上。正因為如此，即使負責前線軍事指揮的彭德懷在第二次戰役結束之際已經明確提出，對朝鮮戰爭必須做長期打算，不能急於求成，並考慮在三八線以北休整部隊，毛澤東還是明確主張必須打破美英利用人們頭腦中三八線的印象“進行其政治宣傳，企圖誘我停戰”的陰謀，否則“必引起資本主義各國甚多揣測，民主陣線各國亦必有些人不以為然，發生許多議論。”為此“我軍此時越過三八線再打一仗，然後進行休整是必要的。” 當然，他同意，要根本解決朝鮮問題，非“經過嚴重的鬥爭”不可，故“速勝的觀點是有害的。”但是，他仍然極力強調戰爭的最終目標，即要迫使美軍退出朝鮮半島。因此，他一面委婉地表示同意彭德懷關於應當主要打偽軍打的意見，說“只要能殲滅偽軍全部或大部，美軍即陷於孤立，不可能長期留在朝鮮。”同時卻仍然強調還要殲滅幾萬美英軍，稱“如能再殲滅美軍幾個師，朝鮮問題更好解決。”因為“不殲滅偽軍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殲滅美英軍至少四、五萬人，朝鮮問題是不能解決的”，[13]

第一次拒絕聯合國停火提議的經過

　　12月5日，眼看志願軍把聯合國軍打得節節敗退，以印度為首的11個中立國家的政府聯名向北京發出了呼籲，要求中國和北朝鮮的軍隊務必停在三八線上，以便終止這場戰爭。與此同時，印度以及英國在聯合國的代表積極活動，一面與剛剛來到聯合國的中國代表伍修權頻頻接觸，了解中國方面停戰的條件，一面提議建立由聯合國大會主席等三人組成朝鮮停火委員會，在朝鮮先停火後談判。要不要舉行停戰談判的問題由此提上了議事日程。[14]

幾乎就在印度等國停戰呼籲的同時，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已經得到指示，要他向蘇聯政府探詢：在目前形勢下，美國有無提出朝鮮停戰的可能，應如何應付，志願軍應否越過三八線？中國方面之所以會主動提出這一問題，其實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蘇聯派駐聯合國代表維辛斯基的態度。因為有消息說，維辛斯基傾向於贊同停止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對此，葛羅米柯的答覆很明確：第一，現在美國方面還沒有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意圖；第二，鑑於目前軍事上的勝利形勢，志願軍當然應當“乘熱打鐵”。[15]隨後，蘇共中央政治局明確否定了維辛斯基關於應當在朝鮮實現停火的建議。莫斯科的電報指示稱：目前的所謂停戰提議，多半只是美國為了改變美軍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局面而採取的緩兵之計。[16]

　　莫斯科的答覆顯然符合毛澤東上面的想法。在深入討論了印度等國關於停火問題的動議和蘇聯政府對停火問題的態度之後，周恩來於12月7日凌晨3點受命緊急召見了蘇聯大使，說明了中國方面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周恩來告訴羅申大使說：近來，聯合國秘書長、印度、英國和瑞典的代表不止一次地詢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伍修權，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停止在朝鮮的軍事行動。中國政府打算答覆如下：“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將在下列條件下停止：

　　１、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

　　２、美國軍隊撤出台灣海峽和台灣島。

　　３、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

　　４、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聯合國並從聯合國驅逐蔣介石的代表。

　　５、召集四大國外長會議準備對日和約。

　　如上述五項停止軍事行動的條件被採納，五大國（指美、英、蘇、法、中）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開簽訂停戰條件的會議”。[17]　　

對此，莫斯科當然贊成。只是，他們相信，印度等國代表“其實是美國的探路人”，對他們不能過於坦誠，“在漢城尚未解放之前，還不到中國亮出自己所有的牌的時刻。”“況且，中國的五項條件可能被美國利用，去打聯合國決議的耳光。不應當給美國這種好處。”斯大林提議，中國方面應該公開表示贊成結束在朝鮮的軍事行動，並迫使聯合國和美國就此提出具體條件。[18]

　　12月9日，依照斯大林電報的精神，中國代表伍修權在聯大對印度代表表示了願意看到聯合國和美國就停戰問題提出具體建議的態度。此舉使中立國家代表倍受鼓舞。經過緊張活動後，印度等國提出的停火案在14日的聯合國大會上獲得通過，隨即成立的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很快致電中國政府，表示願意與中國談判停戰問題。

　　但是，要停戰，即使只是要表示贊同停戰的意向，就不能不慎重考慮越過三八線的問題。然而在實際上，越過三八線已經成為中蘇兩國一個既定的方針，全無迴旋和猶豫的餘地。既然如此，繼續與印度等國圍繞停戰問題進行周旋，看起來就毫無意義。因此，12月22日，就在志願軍準備發起第三次戰役，大舉越過三八線之際，周恩來受命公開發表聲明宣布：中國不會上聯合國所謂“停火”方案的當，除非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半島，美國武裝撤離台灣海峽，中國政府獲得它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否則決不停止戰鬥。[19]

　　　　　　　 第二次拒絕聯合國停火建議之經過　　　　　　　

　　第三次戰役從12月31日起，一直打到1951年1月8日。中朝軍隊不僅占領了美軍的補給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鮮首都漢城，而且把戰線向前平均推進了100公里，幾乎打到了三七線。這邊是斯大林大為興奮，電賀“這是人民愛國力量對反動力量的偉大勝利”[20]，那邊聯合國內部停戰的呼聲卻又再度高漲起來。

　　還在1950年12月29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就通過了一個給麥克阿瑟的秘密指示，要求他準備在一旦戰線不守時，務必將部隊安全撤出朝鮮。志願軍的第三次戰役進攻似乎證實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擔心，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後來明確講，那個時候華盛頓領導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上”。他們不能不一面指示麥克阿瑟作好撤出朝鮮的一切準備，一面被迫表示接受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1月11日突然提出來，並且得到英國等國同意的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五步方案。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後來在回憶這段情況時承認，自美國將中國干涉問題列入聯合國大會議程以來，它就在不遺餘力地試圖讓聯合國通過決議將中國推上“侵略者”的被告席。但軍事上的失敗和印度等中立國家的停火呼聲使得美國政府進退兩難。僅僅是出於擔心失去聯合國多數支持的考慮，國務院煞費苦心地選擇了支持三人委員會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五步方案的作法。然而，“我們熱切地希望並且相信，中國人會拒絕這個決議，從而我們的盟國會回到比較清醒的立場，並追隨我們把中國人作為侵略者進行譴責。”[21]

　　1月13日，由於美國投了贊成票，聯合國第一委員會順利通過了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關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五步方案，即（一）立即實現停火；（二）舉行一次政治會議以安排恢復和平所應採取的進一步措施；（三）外國軍隊分階段撤出朝鮮，並採取措施以實現聯合國關於建立統一政府的決議；（四）在實現第三條步驟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鮮和確保朝鮮和平與安全的臨時性辦法；（五）由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國代表舉行會議討論遠東問題，其中包括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毫無疑問，美國人並不是真想接受這個五步方案。但不論艾奇遜事後如何表白，承諾贊同撤退外國軍隊，特別是同意把台灣問題與朝鮮問題連在一起來解決，這都只能是美國領導人對朝鮮軍事形勢感到絕望的結果。如果中蘇朝三方這時接受五步方案做為停火和談判的條件，即使這僅僅是出於策略的目的，不僅美國政府的企圖不能得逞，而且勢必會使美國政府在外交上更加被動，它的任何軍事反攻的企圖都必然造成聯合國軍內部的尖銳分歧，從而使它從戰爭初期的一呼百應，迅速跌落到嚴重孤立的境地。何況，五步方案關於討論解決中國的台灣問題以及它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問題，都是中國政府夢寐以求的，承認它本身在美國就是外交上的極大失敗。

對中國方面來說，這時更重要的是，入朝作戰的大約40萬志願軍經過三次戰役減員已近10萬人，特別是大踏步向南推進後，補給線長達500公里，有400公里沒有空軍掩護。接連三次戰役又幾乎沒有間隙，不僅士兵疲憊不堪，而且糧彈供給早已發生嚴重困難，極大地影響了部隊連續作戰的能力。在這種形勢下，如果中國方面接受停火提議，美國在它所贊同的聯合國決議的壓力下，自然不能不暫時停止反攻作戰，這不僅可以把停火線暫時置於漢城以南的三七線附近，而且可以使部隊得到一定時間的休整補充時間，包括讓一部分部隊用剛剛運到的比較現代化的蘇式裝備武裝起來。因此，聯合國的停火提議，對志願軍至少在策略上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然而，中、蘇、朝三方對美軍的反擊能力和戰爭的艱巨性，明顯估計不足。

　　就在聯合國通過五步方案後的第二天，毛澤東給彭德懷和金日成發了一封電報，次日並轉發給斯大林。毛澤東的這封電報表明，他這個時候不可能接受聯合國的五步方案。電報估計戰爭前途只有三種可能，一是“在中國和北朝鮮軍隊的壓力下，敵軍將進行微弱的抵抗，然後撤出朝鮮。二是“敵軍將在釜山－大邱地區進行頑抗，一直到確信抵抗徒勞無益為止，此後將撤出南朝鮮。”三是“客觀原因迫使我們於2月進行一次戰役，此後即繼續進行休整，以便徹底完成最後一次戰役的必要準備工作。”此電是為了支持彭德懷關於休整部隊的意見，強調只有充分準備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但其決心奪取徹底的軍事勝利，統一整個朝鮮，把美國軍隊趕出去的意圖十分明顯。16日在進一步給金日成的電報當中，他更進一步指出：春季再次發起進攻時，就是要“最後解決朝鮮問題”了。[22]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形勢估計，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於1月17日致電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主席，正式拒絕了五步方案。電報稱：“先停戰後談判的原則，只便利於美國維持侵略和擴大侵略，決不能導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電報建議，必須在同意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和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的基礎上，由有關各國談判結束朝鮮戰爭和美國撤出台灣海峽等問題；必須立即在中國召開包括中、蘇、英、美、法、印度、埃及七國會議，並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23]

　　儘管中國政府的主張中實際上包含着部分承認五步方案的意向，這種拒絕的態度正中美國政府的下懷。印度等中立國家雖然看到周恩來電報所提談判條件與五步方案有着某些接近之處，因而再次提出修正方案，但美國已經不必在這個問題上再行敷衍了。隨着美軍在朝鮮戰場上開始反擊，美國代表也在聯合國藉機大談中國的戰爭狂熱，並迅速提出了中國侵略朝鮮案。2月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美國提出的譴責中國“侵略”的提案。無論在外交上，還是在戰場上，中國方面都開始由主動轉為被動了。

　　　　　　　 堅持戰爭的最後努力

第三次戰役是1951年1月上旬結束的，經過彭德懷的極力爭取，並得到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支持，連續作戰三個月之久的志願軍終於得到了休整補充的機會。但中國政府剛一拒絕聯合國的五步方案，美國軍隊就於1月25日乘機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大規模反攻。聯合國軍的進攻，打破志願軍預定的兩個月的休整計劃。彭德懷深知部隊困難已極，馬上再戰，弊多利少，因而當即提出：可否根據11日聯合國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的決議，為增加帝國主義內部之間的矛盾，播發中朝兩軍擁護限期停戰，已從烏山、太平里、丹邱里線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的消息？毛澤東對此馬上表示異議。他於第二天電告彭德懷說：“中國和北朝鮮軍隊向北後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及發布關於贊同暫停軍事行動的公報，這對我們是不利的，因為敵人恰好希望當我軍向北撤至一定距離，以便使他能封鎖漢江時才停止軍事行動”。“我軍必須立即準備發起第四次戰役，其目的是消滅二至三萬美軍和偽軍及占領大田－安東一線以北的地區”。毛澤東同時詢問了斯大林的意見，斯大林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聲稱“從國際的觀點看，不讓敵人占領仁川和漢城，以使中朝部隊給敵人的進攻部隊以重大打擊，是完全合適的。”[24]

為反擊美軍進攻而倉促發動的第四次戰役，前前後後打了將近三個月時間。由於敵人這次摸清了志願軍連續作戰能力不超過一個禮拜，利用志願軍糧彈耗盡，疲憊不堪，進攻能力幾近衰竭之際大舉反擊，結果使志願軍遭到入朝作戰以來的第一次挫折。雖然志願軍各部隊打得十分頑強，戰役組織上也沒有出現大的失誤，但這一仗打下來部隊不僅損失了5萬多人，而且沒有能夠實現毛澤東和斯大林提出的戰役設想。相反的，志願軍被迫放棄了剛剛占領不久的仁川和漢城，全線後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線以北。

還在美軍突然發動全線反擊之後不久，毛澤東就隱約地開始意識到自己對朝鮮戰局前景的看法可能有些過於樂觀了。他雖然拒絕了彭德懷關於利用聯合國停戰提議偽裝停戰的建議，但卻第一次談到了可以與美國進行談判的問題。儘管，他所提到的談判，未必與放棄趕走美國軍隊的目標相矛盾，但至少，他已經注意到，單純依靠戰爭的方式，並不完全有利。毛在電報中估計：“敵人現在就指望奪回漢城－仁川一線以南漢江南岸的橋頭陣地，並對漢江進行封鎖，以便使漢城處於敵方炮兵火力的威脅之下，進而迫使我們停止軍事行動和開始和談。敵人想藉此使中朝處於不利地位，對此，我們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但他同時肯定地說：“結束第四次戰役之後，敵人有可能同我們就解決朝鮮問題進行和談，那時再進行談判將對中朝有利。”[25]

隨着四次戰役進行困難，在聽取了彭德懷回京的匯報之後，毛澤東於3月1日第一次對與美軍作戰的嚴重困難有了較清醒的認識。他在這一天致電斯大林為志願軍被迫撤出漢城，退至三八線進行了辯護。他說：由於我在朝鮮境內運輸線過長，沒有空中掩護，30－40％的補充物資不能到達前線，再加上在朝鮮的9個軍減員10餘萬人，3個軍已無作戰能力，在前線作戰的6個軍也因得不到補充和減員過大而難以抵抗美軍進攻，因此，撤退到三八線不可避免。鑑於美軍擁有火力上的強大優勢，並能獲得大量補充，他甚至坦率地承認：“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至少我應作兩年的準備”。當然，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志願軍的作戰目標並未改變，只不過“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26]

斯大林還在美軍進攻開始時，就特別表示希望不要放棄仁川和漢城。但毛澤東提出的困難，很大程度上是與蘇聯有關的。特別是空中掩護問題，更是與蘇聯的援助密切相關。為了鼓勵中共中央把戰爭進行到底，在得到毛澤東的電報之後，斯大林接連做出了一系列決定。這包括進一步提供6000輛汽車，迅速幫助中國完成裝備37個全副蘇式武器的步兵師的任務，將原先設在中國東北安東地區的兩個蘇聯殲擊機師移到朝鮮境內的機場上去，再從蘇聯調撥一個大型殲擊機師到安東地區去，接替原先那兩個蘇聯殲擊機師的空防任務；下令為在朝鮮修建幾個機場提供金屬跑道、高射炮和其他必需的物資；下令超出戰鬥師的編制，專門為進入朝鮮作戰的每一個殲擊飛行員配備10個後備的飛行員；無償為中國提供372架最新型的米格－15噴氣式殲擊機，用以改裝6個米格－9殲擊機師。[27]不難看出，斯大林這時對支持志願軍繼續作戰傾注了相當高的熱情。

既然相信志願軍的主要困難來自於運力薄弱、兵力不足，以及敵人在火力上占有優勢，在得到斯大林許諾給予大力援助，再加37個步兵師的裝備和其他重型武器已陸續到達，新開進的部隊多已換上較先進的蘇式裝備，蘇聯火炮組建的4個炮兵師和4個高射炮師也陸續開入朝鮮，志願軍各種火炮的數量已增至6000多門，中共中央顯然沒有理由不把戰爭進行到底。因此，儘管毛澤東已經肯定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而中共中央這時的指示卻提出，朝鮮戰爭還是應當“儘量爭取短期”。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能速勝則速勝，不能速勝則緩勝”。結果，毛澤東不僅決定要再打第五次戰役，而且第五次戰役的目標從開始時決定主要在三八線地區打擊敵人，到後來又進一步發展到要打回三七線以南去了。

　　第四次戰役的結果已經很不理想，戰役4月21日剛剛結束，第五次戰役馬上就從4月22日開始打響了。戰役發動不久，彭德懷就發現戰場形勢十分不利。不僅敵人掌握了志願軍的作戰規律，而且利用其機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強等優勢，協同掩護，節節後撤，使志願軍無法發揮運動戰的特長，幾乎抓不住敵人。不得已，他急忙改變作戰目標，毛澤東雖然沒有發現情況異常，但也改以解放戰爭打蔣介石的例子，去電叮囑彭德懷要積小勝為大勝，對美軍每次的作戰胃口不要太大，力求殲滅其一個營就夠了。對戰場的選擇，也特別提出，出於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仍要設法發揮我軍運動戰的特長，如果三八線以南敵人防線強固，不妨想辦法把敵人引到北面來打，只須不讓敵人占了平壤－元山一線就可以了。[28]但斯大林甚至連這種靈活的戰法也不同意。他特別提醒毛澤東，切勿拿美軍與蔣介石的軍隊來類比，他們沒有蔣介石那樣愚蠢。因此你們無論如何不能再向北退，不僅丟了平壤會嚴重影響北朝鮮人的士氣，而且你們在前線後方也沒有預先設置強固的防禦工事，美國人很容易識破你們的計劃，在向北推進時一道道地建立起自己的防線，一旦那樣，志願軍轉入進攻勢必要付出巨大的犧牲。[29]

　　志願軍沒有能夠大踏步後退，但仍舊在美軍的大舉反擊下全線被迫後撤約40公里。整個戰役明顯地再度受挫，且損失嚴重。不僅志願軍的戰線這次未能向前伸延，反而比戰役發動時平均後退了十幾公里。特別是在戰役第二階段，有兩個軍的兵力被敵分割包圍，險遭覆沒。最後還是有一個整師，即第3兵團60軍180師未能歸還建制。僅此一個戰役，志願軍就有1.7萬人被俘，占了整個朝鮮戰爭中志願軍被俘人員的80％還多。

中蘇兩黨關於停戰問題的交涉

　　第四次，特別是第五次戰役的失利，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志願軍一時還沒有力量把美國軍隊從朝鮮趕出去。要想照毛澤東所說，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在事實上也不大可能。不僅北朝鮮和蘇聯不會同意，就是自己國家也難以保持如此長期的戰爭狀態。正因為如此，5月下旬，第五次戰役尚未結束，中共中央軍委開始討論前線局勢時，就已經注意到，開戰時的那些優勢已經不復存在，要想實現統一朝鮮的戰爭目標，暫時也全無可能。面對這種情況，與會者已經提出應當力爭在三八線上停下來的意見了。毛澤東顯然已經注意到這樣的意見。

　　6月2日，毛澤東得到通報稱，美國前駐蘇聯大使凱南5月31日曾以私人身份會見了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拐彎抹角地表示美國希望在聯合國或是以其他方式與中國方面談判結束朝鮮戰爭的辦法。[30]顯然，美國人雖然軍事上取得了進展，但自身也有困難。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當然，在6月4日給斯大林的電報里，他隻字未提是否應當考慮停戰的問題。他在說明了第五次戰役的不利情況和火力太弱的現狀之後，只是委婉地表示，目前形勢下已不可能加速朝鮮戰爭的進程了，怕是必須準備打一場持久的消耗戰，志願軍仍準備反擊，但只能在三八線附近穩紮穩打。[31]

　　斯大林這時似乎不願意看到中國人失去徹底戰勝美國人的信心。他在5日給毛澤東的回電中說：“我同您一樣認為，不應加快朝鮮戰爭，因為持久的戰爭第一能夠使中國軍隊在實戰中學習現代戰爭；第二將會動搖美國杜魯門政府和打破美英軍隊的軍事神話。”但他相信，志願軍目前遇到問題並不十分嚴重，只要按照目前計劃在接近前沿的後方構築強大的防禦工事，加強敵後游擊隊的活動，進一步裝備新的大炮和其他必需的武器，情況就會改善。他擔心的反而是，幾度後撤，志願軍的士氣已經出現問題。“如果不準備和不實行對敵人的重大打擊，消滅其三、四個師，就不可能消除這些不健康的情緒。”[32]

　　但是，就在斯大林來電的同時，毛澤東與前來北京的金日成舉行了會談。金日成也已意識到繼續作戰的嚴重困難，因而也傾向於贊同停戰了。鑑於這種情況，毛澤東終於開始考慮要不要停戰的問題了。他在5日傍晚發給斯大林的另一封電報中明確提出要派高崗前往莫斯科，就“我們在朝鮮戰爭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嚴重問題”提出報告，並請求指示。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後，毛澤東第一次在電報中暗示了中共中央想要尋求停戰的意向。在9日的電報里，他通知斯大林說，高崗此行準備報告我們“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想法。[33]

　　6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聽取了高崗和金日成就朝鮮戰爭問題進行的匯報。他很痛快地答應了中國方面提出的關於補充提供60個師的武器裝備的申請訂貨單，和毛澤東提出的為彭德懷派遣軍事顧問的要求，並告訴高崗說，志願軍的裝備與敵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必須加強坦克和火炮的數量。然而，當高崗代表中共中央開始提出，是否可以考慮以三八線為界舉行停戰談判的問題時，斯大林顯得有些不安。他表示：你們現在打得很好，為什麼要停戰？害怕打下去的應當是美國人，不是我們。我了解美國人的心理，你們多打死一名美國兵，他們多往國內送回一具棺材，他們國內反對這場戰爭的壓力也就越大，最後要停戰的一定是美國人。在高崗和金日成反覆解釋了中朝方面面臨的困難之後，斯大林最終作了讓步，說如果你們一定想停戰也可以，那就試一試吧，也許是件好事。在會談後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斯大林只簡單地提到了一句：“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34]

　　斯大林的答覆，使毛澤東很快下了決心。他一收到電報當天就致電高崗和金日成，要他們與斯大林協商爭取停戰的辦法。毛澤東表示：“現在由我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對朝鮮和對中國都是不適宜的，因為在最近兩個月內朝鮮軍隊和中國志願軍都得採取防禦態勢”。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停戰，很容易被敵人看成是軟弱的表現，即使能夠談判，中朝方面也必定處於不利的地位。因此，最好這樣做：或等待敵方提出，或由蘇聯政府根據凱南的聲明向美國政府試探停戰問題，或兩種方法同時進行。[35]

　　既然決定爭取停戰，自不必等美國來提出，完全可以利用蘇聯的地位。6月23日，經過斯大林的批准，馬立克利用在聯合國發表演說的機會提議：朝鮮“交戰雙方應談判停火與休戰，並把雙方軍隊撤離三八線”。[36]25日，中美雙方都非正式地表示了願意和平談判的意向。緊接着，根據蘇聯方面的建議，朝鮮戰爭交戰雙方前線司令官在6月30日和7月1日就直接談判停戰問題交換了意見，正式確定以位於雙方軍事接觸線中朝一側的開城作為談判地點。隨後，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開始了。

　　　　　　 中共中央對停戰談判的策略

　　確定了談判的方針，具體談判起來卻是一個相當複雜和技巧的問題。提出過高的條件，必使談判陷入僵局；主動進行退讓，又難免給對方造成錯覺，從而步步進逼，使自己陷於被動。何況，朝鮮戰爭雙方，互有勝負，誰也不想訂城下之盟，因此雖然進入談判，雙方態度都相當強硬。經過斯大林同意，由毛澤東擬定的中朝方面關於停止朝鮮軍事行動協議草案，包括以下幾點：

　　（一）雙方同時發布命令，停止軍事行動。

　　（二）雙方軍事力量從三八線各後撤１０英里，建立非軍事區。

　　（三）雙方停止從外部向朝鮮的一切軍事調動。

　　（四）在停止軍事行動後３個月內分批全部交換戰俘。

　　（五）所有外國軍隊在３個月內分批全部撤離南北朝鮮。

　　（六）南北朝鮮的難民在４個月內應返回從前居住的地區。[37]

　　從上述條件可以看出，談判一開始，中國方面就不得不放棄了一些過去它最為關心的問題，如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等。這比1951年1月13日美國曾經投票贊同過的那個五步方案，顯然是一個相當大的讓步。即使比6月13日毛澤東給高崗、金日成的電報中所提出的條件，也有明顯後退。[38]

但是，即使是這樣一個談判條件，也還是不足以讓美國人接受。難民問題不用說了，從一開始毛澤東就懷疑美國人和南朝鮮方面是否能夠接受。就是被中、朝、蘇方面視為“最基本的原則問題”的兩條，即限期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和以三八線為界，恢復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狀態，美國方面也不答應。不得已，中、朝方面被迫又作出讓步。就撤退所有外國軍隊問題爭論一周后，毛澤東即明確提議：“不要提出把外國軍隊撤退問題作為停止軍事行動的必要條件”，因為事實上我們目前也沒有這個實力。金日成也表示，只要各自軍隊能夠從三八線後撤１０英里，可以暫時放棄這一要求。[39]

而後就是以三八線為界的問題了。雙方圍繞着這個問題整整爭論了一個月。由於美國和南朝鮮方面所占三八線以北的面積多於中朝方面所占三八線以南的面積，再加上美國在海上和空中占有絕對優勢，因此，美方不僅不肯以三八線為界，甚至還提出什麼“海空補償論”，要求中朝軍隊從實際軍事接觸線後撤，來劃定軍事緩衝區的界限。考慮到“敵方的最終目的是要在當前戰線所在地區停止軍事行動”，在這方面不可能讓步，因此，志願軍副司令員鄧華和談判代表團在雙方相持不下一個月後即明確提出，為避免談判破裂，“最好考慮在當前戰線所在地區停止軍事行動的問題，不再為三八線而進行鬥爭”。但斯大林最初對這種讓步感到擔心，他並且明確反對毛澤東這時提出的關於邀請中立國家代表介入談判，以制約美國的意見。他再三強調：應該“是美國人更願意繼續談判”，而不是我們。如果提出這樣的建議，“將會被美國人認為是中朝方面更需要儘快簽訂停戰協議”，這是示弱的表現，“沒有任何好處”。[40]結果，停戰談判終於在8月23日被迫中斷。

　　雙方軍隊重新在戰場上進行了大約兩個月的激烈較量之後，美軍在整個戰線上平均又推進了兩公里左右，但付出的代價相當沉重，美國人也意識到沒有辦法堅持它的所謂“海空補償論”了。因此，新的一輪談判於10月25日重又開始，只不過談判地點按照美國人的要求，移到位於雙方實際接觸線中間的板門店去了。談判繼續圍繞軍事分界線問題進行爭論。但由於美方不再堅持“海空補償論”，中朝方面不再堅持以三八線為界的要求，主張“以雙方實際接觸線為軍事分界線，並且由此線各後退二公里，以建立非軍事區”，談判開始取得進展。雖然斯大林仍不斷地提醒中朝方面要“實行強硬路線，不能有急於結束談判的表現”，他實際上也轉而同意“採取靈活戰術”了。[41]終於，談判雙方在11月27日就軍事分界線問題原則上達成了妥協。[42]

　　　　　　 斯大林支持中國採取強硬態度

　　隨後的談判出乎意外地卡在戰俘問題上了。本來，無論是毛澤東，還是斯大林，都十分樂觀地相信：“該問題不難達成一致意見”，認為“敵人很難對此提出異議”。[43]想不到，中朝方面堅持戰俘全部遣返，美國和南朝鮮堅持“自願遣返”，兩方就此相持不下，以致其他問題解決後，朝鮮戰爭還是長時間不能停戰。

戰俘問題的關鍵在於雙方俘虜的人數相差懸殊。根據雙方公布的數字，美方俘虜朝籍戰俘11.2萬人，俘虜中國籍戰俘2.08萬人；而中朝方面掌握的戰俘，只有美英籍戰俘4417人，南朝鮮戰俘7142人，相差有十倍之多。這一方面是由於志願軍從戰爭開始即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採取在戰場上釋放戰俘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北朝鮮人民軍大量吸收戰俘當兵和從事後方工程建設。再加上志願軍及北朝鮮戰俘中確有一定數量的原俘虜兵存在着不願回到共產黨政權下的要求，韓國李承晚政府和台灣國民黨政府的情治單位又乘機介入其間，進行宣傳鼓動，結果使中國方面在政治上陷入嚴重被動，不得不全力相爭。

中方在戰俘問題上的處境不如朝方主動，是因為志願軍戰俘中絕大多數都是原國民黨軍的俘虜兵，政治上容易動搖，自願遣返的只是戰俘中的少數。而北朝鮮方面談判時背着中蘇兩國隱瞞了數萬戰俘[44]，其主要被俘人員又是部隊勝利推進時被美軍仁川登陸作戰攔截於南方而被俘者，前韓國俘虜兵極少，因此不容易受反共宣傳的影響，大多數願意回到北方。這兩部分人員相加，北朝鮮實際上並不吃虧。這種情況明顯地使北朝鮮方面不願太過糾纏於戰俘問題。特別是因為戰爭沒有結束，聯合國的空軍仍可以對北朝鮮狂轟濫炸，這給了北朝鮮方面以相當大的壓力。因此，當1952年2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妥協，決定在簽訂停戰協定後90天內召開相關國家的政治會議以解決問題時，金日成就主張儘快結束談判，“把所有未解決的問題交給政治會議去研究。”他看不出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麼意義，因為在他看來，“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何況，中國志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政治上也不可靠，所以他相信“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見”。他為此特別指示人民軍的談判代表南日“弄清楚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並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並且輾轉通過外務相朴憲永向毛澤東表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向。[45]

當1952年7月13日，美國表示願意把它同意的遣返戰俘人數從最初的7萬人增加到8.3萬人之後，金日成再也沉不住氣了。第二天，金日成直接給毛澤東發了電報，建議接受美國人的提議，儘快就停戰問題達成協議。他明確講，因為為幾萬名戰俘，北朝鮮方面正在經受着巨大的損失，僅7月11日到12日夜，平壤居民就因為敵機的狂轟濫炸死傷了6000多人。但是，毛澤東於第二天告訴他說：“對這個問題我們進行了兩天的研究，一致認為，正當敵人對我們狂轟濫炸之際，接受其實際上沒有任何讓步的、具有挑撥性和欺騙性的建議，對我們來說是極不利的”，它“必然會使敵人更加自負傲慢並有損我們的形象”。我們必須迫使敵人讓步，或者採取軍事行動來尋找改變目前形勢的出路。對於朝鮮方面的困難，中國人民將竭盡全力予以幫助，“請您不客氣地向我們提出朝鮮局勢所要求的迫切解決的各種問題”。[46]

　　毛澤東與金日成對美國提議的不同看法，有着重要的背景。周恩來8月間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時談到了這一點。他解釋說，問題出在美國人同意遣返的8.3萬人中，7.6萬人是朝籍戰俘，中國戰俘只有6400人，這還不到中國被俘戰俘的三分之一。他告訴斯大林，中朝之間的分歧在於，毛澤東認為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金日成認為這樣不利，因為每天損失的人數已經超過了未能得到遣返的戰俘人數。但毛澤東確信，繼續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有助於打破美國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企圖。[47]

　　對此，斯大林表示了對毛澤東的支持。他指出：“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他明確講：“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志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麼中國永遠也收復不了台灣。美國人是一批商人，每個美國兵都是投機商，都做買賣。德國人20天就占領了法國，美國已經打了兩年了，卻對付不了小小的朝鮮。這算什麼實力？”“當然”，斯大林同意：“要理解朝鮮人，他們有很大的犧牲。”“對朝鮮必須幫助、支持他們。”“為了朝鮮我們不惜一切。”至於戰俘問題的談判策略，斯大林同意：可以考慮宣布照比例交換戰俘，美國人扣留多大比例的戰俘，中朝方面也宣布扣留多大比例的戰俘；如此不行則可考慮由中立國進行調解，先解決停戰問題。但談判中態度必須強硬，仍應首先堅持全部遣返，要逼迫美方先做讓步。[48]

戰俘問題的爭論使板門店談判在10月份再度陷入僵局，並導致停戰談判長期休會。儘管聯合國就此進行了多次討論，並且在11月17日通過了印度代表提出的，由四個中立國代表組成特別遣返委員會，交戰雙方在議定的非軍事區的交換地點，按議定的人數將戰俘移交給遣返委員會，願意接受遣返的戰俘在該委員會的監護下即時返回家園。仍未遣返的戰俘則在停戰協定簽署期滿90天后，提交給停戰協定規定召開的政治會議來解決。[49]對此，周恩來於11月28日公開發表聲明表示反對。他表示贊同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的先停戰然後解決戰俘全部遣返問題的建議，並重申：“戰俘全部遣返問題仍然須依照日內瓦公約的原則和國際處理戰俘的慣例來解決。這是不可動搖的原則。”周恩來同時還致函聯合國大會主席皮爾遜，斷言聯大通過的這項決議，實際上是強行扣押戰俘的藉口，要求聯大撤銷該項決議，呼籲在蘇聯建議的基礎上重新恢復板門店談判。[50]

事實上，戰俘問題這時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歸還人數多少的問題。對於高度重視“道義”形象的中國領導人來說，它更多地已經變成一個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政治問題。為此，只要能夠保持目前的相持局面，使美國不能再演仁川登陸的一幕，中共中央就決心長期打下去，直到美國人妥協為止。用周恩來的話來說，就是：“現在雖然我們已擋住敵了人。並給予敵人很大殺傷，但還沒打到使它非停戰不可的程度。美國之所以破壞戰談判，就是這個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鬥爭還應加強，繼續實行‘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我們要繼續鬥爭下去，要在這條戰線上打得美帝國主義罷手，不管一年也好，兩年也好，繼續下去也好，總有一天要打得它罷手。”[51]因此，中國方面甚至壓縮了談判代表團的人員，也不打算再與印度接觸，商談戰俘問題了。[52]

面對中方的強硬態度，1953年2月22日，美國方面首先做出姿態，打算恢復談判。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這一天發表聲明，建議根據日內瓦戰俘公約的有關規定，先行遣返病傷戰俘。但由於不了解美方的真實態度，為了不讓對方產生幻想，基於“一動不如一靜，讓現狀拖下去，拖到美國願意妥協並由它採取行動為止”的既定方針，毛澤東仍不認為有必要馬上重開談判。他告訴志願軍談判代表說：“在觀看發展後再行決定是否予以答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兩周后，即3月5日，始終支持中國方面採取強硬態度的斯大林突然逝世了。這使得整個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中共中央在停戰問題上的妥協

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蘇共中央內率先提出了一份關於立即在朝鮮停戰問題的備忘錄。這一文件認為，朝鮮戰爭拖延至今，給蘇聯以及中、朝兩國都造成極大的負擔。以往曾經有過幾次實現停戰的機會，但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是一個錯誤。現在已經到了需要立即停止這場戰爭的時候了。

莫洛托夫的提議迅速得到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的同意。根據這一文件起草的蘇聯政府致毛澤東和金日成的信提出：繼續執行迄今為止推行的路線“是不正確的”，從中國、朝鮮和蘇聯三國的利益出發，應當在停止戰爭方面表現出一種“主動精神”。據此，蘇聯方面提議：立即由金日成和彭德懷就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2月22日發出的關於交換傷病戰俘問題的呼籲，做出積極的回答。然後由周恩來和金日成分別發表聲明，說明積極解決戰俘問題，保證朝鮮停戰和締結和約的時機已經到來。[53]3月21日，蘇共領導人與前往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葬禮的周恩來就朝鮮停戰問題舉行了會談，並正式遞交了這一信件。

不難看出，蘇聯政府對朝鮮戰爭的態度與斯大林在世時有了極大的不同。在中國政府剛剛拒絕了印度代表在聯大通過的議案，毛澤東又就遣返戰俘問題表明了強硬的立場不久，突然得知要馬上改變態度，這讓周恩來頗感困難。他在與蘇聯領導人會談的最後表示：這個讓步“是一個大的轉變”，是“一個新的方針”。“在過去一個時期，我們弓弦拉得很緊。毛澤東同志在政協講話，也強調了為遣返俘虜的正義性的鬥爭。”因此，他必須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告，並經過討論後才能就蘇聯的提議做出答覆。[54]

周恩來隨後在電報中報告說：“蘇方提議的中心思想，即是準備在戰俘問題上求得妥協，以掌握和平的主動權。解決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據日內瓦公約109條，雙方先行交換重傷病戰俘，其不願回者暫交中立國，並恢復板門店談判解決具體問題。然後即由中朝雙方當局分別發表聲明，主張戰俘按分類辦法實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餘則交由指定的中立國(如印度或其他國，視情況再定)，保證其得到公正解決。蘇聯外長跟着發表贊同聲明，然後蘇聯在聯合國代表即作同樣活動。”[55]

北朝鮮的態度早已明了，如今蘇聯也持如此態度，中共中央自然不能單方面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立場。不過，朝鮮戰爭畢竟也給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各方面工作帶來了巨大的不利影響，無論怎樣堅持爭取在戰俘問題取得正面效果，中共中央事實上也不能完全無視志願軍戰俘中存在大量政治上動搖的國民黨俘虜兵，難以硬性爭取的問題。因此，它實際上也多少意識到拒絕印度方案未必完全有利，至少給自己造成了“不利影響”。包括對克拉克的聲明，毛澤東也多少有些猶豫不決，因此雖然指示外交部起草了嚴厲駁斥的談話稿，隨後卻又考慮其實也“可以商談”，要周恩來向蘇聯領導人徵詢意見，看是否可以“在商談中看情形決定最後對策”。[56]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方面態度的轉變，最終促成中共中央態度的改變。毛澤東一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就很快回電錶示贊同。說“這實際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們向謝明諾夫（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個方案中的一個方案”，“後來因美國在板門店採取橫蠻態度，這個方案未能提出。現在提出這個方案是適合時機的。惟我方聲明中應將俘虜分為達成協議者和未達成協議者，而不稱為願回家者和不願回家者，以免和我們歷來反對所謂‘自願遣返’原則相衝突。”[57]

蘇聯方面的態度，以及蘇中達成的妥協，使北朝鮮領導人欣喜萬分。據說，金日成得到這個消息，“非常興奮，激動得歡呼起來”。蘇聯特使庫滋涅佐夫和費德林報告說，金日成明確認為“目前的形勢進一步拖延下去對朝鮮和中國，或者對整民主陣營都是不利的”。“蘇聯政府的建議是最明智和正確的”。考慮到“朝鮮方面在前線和後方的損失（每天幾乎300－400人）非常大，而與美國人進一步討論關於遣返戰俘的數字不是十分明智的。”[58]

3月23日，毛澤東電告參與負責板門店談判的丁國鈺說：“對方最近在板門店的行動，帶有明顯的挑釁和威脅的性質，因此應該提高警惕，設想壞的情況，並作必要準備，但另一方面，對方這些行動的目的則顯然是逼我談有關停戰的主題，實質上表示對方着急。艾森豪威爾上台後在亞洲採取一系列措施，企圖從杜魯門造成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爭取主動，其建議交換傷病俘可能是對方有意在板門店轉灣（彎）的一個試探行動。在分析對方具體行動時必須注意問題的這兩個側面。”為此，他要求談判代表團再不要採取凡事抗議的強硬態度，尤其不要逼對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後破裂，無重大事件，甚至不要向對方送抗議書。[59]

3月26日，周恩來回國，當即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匯報了莫斯科會談的結果，並達成了一致的意見。隨即，中共中央派負責全面談判領導工作的李克農、喬冠華返回板門店。28日，中朝方面正式復函克拉克，表示可以討論交換重傷病戰俘問題。30日，周恩來正式代表中國政府發表了“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聲明”，進一步表明了中國方面準備在戰俘問題上讓步的姿態。

但是，到1953年4月，志願軍前線陣地鞏固，並且已經完成在沿海地區反登陸作戰的部署，整部部隊的裝備及兵員都空前強大。在這種情況下，輕易地在戰俘問題上妥協，也並非中共中央所願。當毛澤東得知前線指戰員求戰心切，一致要求發動戰役反擊時，自然高度重視。他因此明確批准同意志願軍的反擊作戰計劃，明確指示：爭取和，準備拖，而軍隊方面則應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談，不要鬆勁，一切按原計划進行。[60]

4月26日，朝鮮戰爭雙方重新恢復談判。但談判如中共中央所預想的一樣，並不順利。雙方之間艱難交涉一個月之久，仍無結果。5月13日，美國代表更提出了中國方面無法接受的反建議：將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鮮藉戰俘就地釋放。鑑於美方的強硬態度，志願軍提前發動了夏季反擊作戰。中共中央軍委明確指示說：“目前停戰談判仍在拖延，何時能停尚難判定，因此，我們在朝的作戰方針仍然是堅持過去所提出的‘長期的穩紮穩打’的方針。”[61]板門店談判因此再次中斷。

注意到反建議所帶來的強烈反應，美國方面採取了適度妥協的立場。5月25日，美國代表提出並經聯合國通過了一項修正案。據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波倫對莫洛托夫解釋說：只要將聯合國的新建議“與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顯看出聯合國做了很大讓步。第一，聯合國代表放棄了以前的提案，該提案規定，不願遣返的朝鮮戰俘應在停戰協定生效之日予以釋放。在聯合國的新提案中規定，朝鮮戰俘將中中國戰俘一樣，應移交中立國委員會。第二，聯合國的新提案規定，允許朝中方面有3個月時間向戰俘作解釋工作。聯合國原先為此目的而規定的期限是2個月，而對方提出的期限是4個月。”此外，“在聯合國的新提案中，採納了對方關於朝鮮戰俘問題移交政治委員會的提案。作為對這一提案的補充，聯合國代表現在同意中立國委員會將以多數票的方式通過決議。因此，聯合國代表放棄了他們原先關於這一問題提案，該提案規定了這個委員會的5個成員應一致同意的原則。”[62]

顯然，中共中央注意到：“對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針是相符合的。”[63]但鑑於軍事進展順利，志願軍並沒有馬上停止這一次夏季反擊作戰，而是稍微調整了進攻的目標，要求部隊把主要進攻矛頭指向韓國軍隊。這次攻勢到6月16日結束為止，成功地擴大了58平方公里的陣地。

6月初，停戰談判重又恢復，並很快在聯合國新提案的基礎上，達成了妥協，進而於6月8日正式達成了朝鮮停戰協議。但就在志願軍正式宣布結束夏季攻勢的第二天，李承晚政府就單方面進行了釋放戰俘的行動。此一事件引起中朝方面極大不滿。中國方面不僅致函克拉克提出抗議，中斷了談判，而且再度迅速組織了報復作戰。在已經通過停戰協議，就差正式簽署，而克拉克又迅速回函表示歉意之後，發動這次進攻勢必要向蘇聯方面進行通報。故周恩來受命於7月3日凌晨委託伍修權向蘇聯大使館遞交了中國政府關於對目前停戰談判情況和克拉克來信的對策的文字說明，具體說明了中國方面準備採取的和戰步驟。儘管蘇聯政府對中國方面的軍事準備並不十分贊成，但也沒有明確表示反對。據此，毛澤東於7月8日明確通知志願軍總部說，停戰協定的簽署，必須推遲到7月20日以後，並須視軍事進展的情況而定。因為“我們的方針仍然是掌握主動，爭取停戰。如果能爭取停戰簽字，則不論李承晚參加停戰與否或參加了而在停戰後還是破壞，我們均可以停戰協定的簽字來瓦解聯合國軍陣營和美、李軍隊的士氣。如果不能不簽字，則主動權仍在我們手中，可以繼續在政治上、軍事上打擊敵人。”[64]

7月13日，即在停戰談判恢復三天后，志願軍再度發動了金城戰役。此役一直打到7月27日，即雙方正式簽訂朝鮮停戰協定當天才告結束。據志願軍方面統計，此役總共斃俘傷敵7萬餘人，收復土地面積192平方公里。這也就難怪毛澤東會再三對此時結束朝鮮戰爭表示遺憾了。他不止一次地談到：如果“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來看，大致用一年的時間繼續打擊美國人，以占領沿漢江更為有利的邊界，是可以。”因為“今年夏天，我們已經能夠在1小時內打破敵人正面21公里的陣地，能夠集中發射幾十萬發炮彈，能夠打進去18公里。如果照這樣打下去，再打它兩次、三次、四次，敵人的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65]“如果再打八個月，我們可以打垮他們的全部陣地。假如在這之後進行和談，我們可以取得更有利的條件。可是，這個時候斯大林逝世了，蘇聯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為要解決他們內部的問題。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66]

當然，毛澤東的這種遺憾，並不是說如果再打下去就可以決出勝負，而是指可以在更有利一些的條件下結束這場戰爭。畢竟，整個朝鮮戰爭中，最讓中共中央感到遺憾的，就是戰俘問題了。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最後只得到了占中國戰俘三分之一強的7110名戰俘，更重要的是，1.4萬名志願軍戰俘“拒絕遣返”這件事本身，極大地便利了美蔣的反共宣傳，有損於新中國的政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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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卡爾沃科西雷編著，王希榮等譯：《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

[2] APRF，45/1/331/79.

[3] APRF，45/1/347/56.

[4] 《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第645頁。

[5] 師哲前引書，第496－498頁。

[6]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頁；王焰等：《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402－403頁。

[7] 《關於決定派軍隊入朝作戰給斯大林的電報》（1950年10月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539－540頁。

[8] 《關於朝鮮戰局問題給彭德懷、高崗的電報》（1950年10月2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588－589頁。

[9] 《軍委關於加強同美國軍隊作戰的思想教育的電報》（1950年11月22日）；《關於三十八軍等部的作戰部署給彭德懷、鄧華的電報》（1950年11月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678，640頁。

[10] 《關於釋放俘虜等問題給彭德懷等的電報》（1950年11月1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672頁。

[11] 《關於鼓勵士氣爭取大勝給彭德懷等的電報》（1950年11月28日），《建國以前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689頁。

[12] 《關於美軍準備從朝鮮撤退的情報給彭德懷等的電報》（1950年12月1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719頁。

[13] 《關於朝鮮戰場形勢和我軍作戰部署給彭德懷等的電報》（1950年12月21日）；《關於第二次戰役勝利結束後全軍主力後撤休整的電報》（1950年12月26日）；《關於打好第三次戰役和準備春季攻勢給彭德懷的電報》（1950年12月2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731－732，735，741頁。

[14] 《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第670－672頁。

[15] APRF，3/65/371/35-37.

[16] APRF，3/65/828/23-24.

[17] APRF，3/65/336/17-19.

[18] APVRF，059a/5a/3/11/196-197.

[19] 參見《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

[20] APRF，3/1/336/88-89.

[21] 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381頁。

[22] 《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1951年1月15日；《毛澤東致金日成電》，1951年1月16日，APRF，3/1/336/81-82頁。

[2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118－119頁。

[24] 王焰前引書，第446頁；《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1951年1月28日，APRF，45/1/337/41-43; 《菲利波夫致毛澤東電》，1951年1月30日，45/1/337/43-44.

[25] 《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1951年1月28日。

[2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151－153頁；並見APRF，45/1/337/78-82.

[27] APRF，45/1/337/118; 45/1/ 338/87,91。

[2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331－332頁。

[29] APRF，45/1/338/98-99.

[30] 參見FRUS，1951，Vol.7, pp.483-486, 501-511.

[31] APRF，45/1/339/4-6.

[32] APRF，45/1/339/17-18.

[33] APRF，45/1/339/23, 28-29.

[34] APRF，45/1/339/31-32.

[35] APVRF，059a/5a/5/11/35-37.

[36] 《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2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版，第511頁。

[37] APRF，45/1/340/19-20.

[38] 毛當時在電報中表示，關於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可以不提出作為條件，因為聯合國已經成為侵略工具，中國現在不認為加入聯合國有特別意義。但應當考慮把台灣問題提出來作為條件，以便討價還價。當然，在美國堅持台灣問題單獨解決的情況下，我們將作出相應讓步，以便首先解決朝鮮問題。

[39] APRF，45/1/340/93-94.

[40] APRF，45/1/340/89.

[41] APRF，45/1/342/100.

[42] 《國際事務概覽，1952年》，第406－407頁。

[43] APRF, 45/1/342/16-19, 100.

[44] 據後來蘇聯大使蘇茲達列夫報告：北朝鮮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軍隊的戰俘，其中6430人在朝鮮人民軍中服兵役，其餘的人則在內務部和鐵道部從事不同的工作。此外，還扣留了從南朝鮮被動員加入人民軍的42262人。“朝鮮同志認為將大量的南朝鮮的戰俘扣留下來，讓他們在北朝鮮從事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比較好，而無須去考慮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鄉的願望”。轉見沈志華：《1953年朝鮮停戰：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

[45] 《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1952年2月8日，APRF，.45/1/342/81-83。並見沈志華：《1953年停戰：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

[46] APRF，45/1/343/72-75.

[47] APRF，45/1/329/54-72.

[48] 同上。

[49] 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編著：《國際事務概覽（1952）》，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440－442，445－446頁。

[5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273頁。

[5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頁；《周恩來年譜》上卷，第272-273頁。

[52]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279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31頁。

[53] APRF，3/65/830/66-71.

[54] 轉引自熊華源：《關於1953年朝鮮停戰談判恢復的情況》，在“朝鮮半島的分裂與統一”學術討論會（2000年10月，丹東）上的發言提綱。

[55] 《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53年3月21日，轉見《毛澤東與抗美援朝》，第118-119頁。

[56] 轉見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頁；《毛澤東與抗美援朝》，第117－118頁。

[57] 《毛澤東與抗美援朝》，第119頁。

[58] 《庫茲涅佐夫、費德林致莫洛托夫電》，1953年3月29日，APRF，.3/.65/830/97-99。

[59] 《毛澤東關於準備同意討論交換重傷病俘問題的電報》，1953年3月2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148頁。

[60] 轉見沈志華：《1953年停戰：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

[61] 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399－401頁。

[62] 《莫洛托夫日記摘錄》，1953年5月28日，APRF，.3/65/830/6-13。

[63]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304-305頁。

[64] 《抗美援朝戰爭史》第3卷，第453頁。

[65]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354頁；《庫茲涅佐夫致外交部電》，1953年7月29日，APRF，3//65/830/187-189。

[66] 《毛澤東與英共執行委員會主席波立特和總書記高蘭的談話記錄》，1957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