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悍然製造“九一八”事件，發動對中國的全面侵略。面對這一突發事變，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東北地方的最高長官張學良，他們作出了什麼樣的反應和決策？不抵抗主義如何出籠？多年以來，一直流傳着是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張是代人受過的說法，張到底有沒有為蔣背黑鍋？張下令不抵抗的背後原 因是什麼？本文將依據史料提出看法。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日本關東軍南滿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按預定計劃炸毀南滿鐵路瀋陽北郊柳條湖一段鐵軌，並誣為中國軍隊所為，隨後，關東軍炮擊北大營，並大舉進攻瀋陽，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發生了……

　　一、不抵抗主義出籠

　　面對日本的武裝進攻，東北地方當局毫無思想準備。9月18日當晚，駐守北大營的第七旅高級軍官，自旅長王以哲以下，大都在外未歸，僅有參謀長趙鎮藩在營中。日軍的進攻剛一開始，趙鎮藩就立即用電話向第七旅旅長王以哲報告和請示，隨後又直接向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報告，榮命令部隊不要抵抗，並和遼寧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將情況急報時在北平就醫的張學良。正在北平前門外中和戲院陪人看戲的張聞訊立刻趕回養病的協和醫院，接通榮臻電話後指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得到張指示的榮臻隨即發布了一道極為荒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須“不准抵抗，不准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着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對於正被日軍炮火猛烈攻擊的第七旅官兵而言，榮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經過趙鎮藩反覆請示，榮臻才算發了善心，同意讓第七旅在必要時可以向東移動。次日凌晨3時第七旅向東突圍而出，有些軍官堅持服從榮臻的命令不肯離開，最後被士兵強行架走，電張學良，報稱：“日兵自昨晚10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總算沒有以挺着死的方式為國捐軀。”張對此表示認可，在19日同《大公報》記者談話時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槍械，存於庫房，昨晚日軍以三百人攻入我軍營地，開槍相擊，我軍本無武裝，自無抵抗。”不抵抗主義就此粉墨登場。

　　二、不抵抗主義誰之過？

　　面對日寇的入侵，東北地方當局實行了不抵抗主義。這種做法立即受到國人的指責和痛罵，張學良也因此被罵為“不抵抗將軍”。但多年以來，一直流傳着是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張是代人受過的說法。其中最有名的材料是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提供的，他在1946年8月15日發表廣播演說時稱：“‘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復電不准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這些電文一直到現在還保存着，蔣介石是無法抵賴。”(《東北日報》1946年8月24日)。於是，在許多歷史著作中，蔣決策不抵抗，張忠實執行便成了定論。但直到今天，歷史研究者們都始終無法找到任何一份蔣在“九一八”事變當時命令張不抵抗的電報或手諭，這不能不讓人產生疑問，而考察蔣在“九一八”事變前後的行蹤，就可以發現所謂蔣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的說法站不住腳。

　　1931年9月18日，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匆匆登上永綏號軍艦，離開南京沿江西航。蔣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內的紅軍。當19日凌晨南京中央a接到張學良報告“九一八”事變情況的電報時，正在艦上休息的蔣還對此一無所知。19日上午在蔣缺席的情況下召開了中常委臨時會議，決定以中執委名義通知各省市和海外a，日軍侵入東北，全黨須團結一致，並急電蔣介石回京主持一切。(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三冊，236頁)永綏號軍艦於當天到達湖口，在此蔣接到上海方面的急電才得知“九一八”事變的消息。他隨即改變原定計劃，決定抵南昌後坐飛機回南京。19日晚8時左右蔣在南昌給張發出了事變後的第一封電報，全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勛鑒：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避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戎”(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續編》，第278頁)。可見蔣直到19日白天才由上海方面得知關於“九一八”事變的初步消息，蔣急於了解詳情，所以要張“近情盼時刻電告”。其中並無下令不抵抗之語，而所謂蔣十幾次復電不准抵抗的說法，在當時通訊條件不佳的情況下，從事變發生至瀋陽淪陷不過幾個小時的時間裡，兩地間能往返幾十封電報，則無異是天方夜譚。

　　張學良也在生前提供了關於不抵抗決策的珍貴史料。經歷50多年漫長的幽禁生涯後，張學良在1990年6月和8月兩次接受了日本NHK電視台記者的公開採訪。在訪談中他談及“九一八”事變時坦承：“(對於日本軍隊的進攻)我當時沒想到日本軍隊會那麼做，我想絕對不會的，我認為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誤了。”(【日】臼井勝美：《日本昭和史的最後證人——張學良》，第72頁)當日本記者問他是不是接受了蔣的命令才決定不抵抗時，張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國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同上，第73頁)張的回憶得到現有史料的印證。“九一八”事變後他在與蔣的往返電報中多次提到他和東北軍對日軍的進攻“絕對抱不抵抗主義”，但從未提及這種做法是遵奉蔣的命令。

　　三、不抵抗政策的來龍去脈

　　張學良集國讎家恨於一身，對日本軍國主義十分仇視。在接掌東北大權後，他不顧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撓，毅然宣布東北易幟，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同時在東北的建設中，張把重點放在鐵路、港口建設上，積極改善軍隊裝備，以加強東北之經濟國防力量，提升抗禦日本侵略的實力。儘管張對日本的擴張野心洞若觀火，但東北軍力的不足是他最大的心病。1929年爆發中東路事件，東北軍慘敗於蘇聯遠東紅軍，張也被迫作城下之盟，簽署“伯力議定書”，放棄對中東路主權的收回計劃。深感失敗屈辱的張認定東北實力不足，難以與在東北的蘇、日勢力正面對抗，正如他在晚年回憶中所說“我知道中國沒有力量跟日本打”(同上，第62頁)，因此在對日交涉中張一直保持低調。1930年下半年，張學良捲入關內新軍閥的混戰，9月18日，他發布“巧電”，入關助蔣取得中原大戰的勝利。勝利後張榮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東北軍也拿下河北和察哈爾等省地盤，北方事務蔣委託張相機處理。張一時之間頗為躊躇滿志，但前後十餘萬東北軍入關，令邊防力量大為減弱。日本關東軍開始蠢蠢欲動。

　　1931年初，日本滿鐵公司與東北當局談判交涉鐵路問題，時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長的孫科對日方的舉動甚為擔心，提醒張學良要慎重交涉，“最好向中央推諉，以留後路”。張卻不以為然。2月底，他把談判任務交給新任命的東北交通委員會副委員會長高紀毅，自己赴北平辦公，而高亦在3月赴津，談判以不歡而散告終。同月，國民政府情報機關發現日本在遼寧撫順、山東煙臺越界採煤，日產三萬噸，卻照三千噸報稅。而主管華北、東北軍政事務的張學良對此卻一無所知。隨後，又發生關東軍“事先不通知即進行軍事演習”事件，日本還陸續向南滿輸送大批兵員與軍火，東北形勢趨於緊張。

　　7月，發生“萬寶山事件”，在吉林省長春縣萬寶山鎮(今屬吉林省德惠縣)當地中國農民與朝鮮僑民就農田引水問題發生爭執，日本武裝警察捲入糾紛，竟使用機槍掃射中國百姓。日方還利用此一事件在朝鮮各地煽動排華情緒，製造了多起排華慘案。圍繞萬寶山事件，中日展開交涉。張學良認為：“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宜亟力避衝突。”(7月6日致東北政務委員會電)，主張“隱忍自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也同意張的處置意見，蔣在7月12日致電張學良，稱“此非對日作戰之時”。

　　萬案未了，又發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5月間，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同伴井杉潛入興安嶺索倫屯墾區一帶進行間諜活動，不久被東北軍下屬之興安屯墾軍第三團發現並予以逮捕，搜獲大量其從事間諜活動的罪證。團長關玉衡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如何處理此事，出席會議的軍官對日本的侵略行徑深惡痛絕，一致主張將中村等人處死。6月26日零時30分左右，中村等四人被秘密處決。其屍體和所攜物品，除留下重要文件資料上報外，一律焚燒滅跡，投入洮兒河內。在審訊中村時，中村佩戴的手錶被屯墾三團司務長李德保拿走。後來，他去洮南府嫖妓時，將其押於大興當鋪內，最後為日方所獲，導致消息走露。處理完畢後，關玉衡將所獲物證送往北平並報告了處死中村等人的情況，張學良認為問題不大，囑關“滅跡保密”。7月中旬，關東軍特務機關尋獲中村之手錶，得知中村等人被秘密處死的詳情，決定藉此煽動反華情緒，為侵略製造口實。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情況報告，藉機在國內煽動對華作戰狂熱。日本國內對華強硬空氣高漲，形勢十分險惡，被張聘為東北外交委員會委員的老資格外交家顧維鈞感覺情況不妙，“關東軍在日本軍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採取激烈的行動，或許用武力奪取瀋陽，進行恫嚇”(《顧維鈞回憶錄》第1冊，412頁)，為此他先寫信給張學良，後又專門赴平勸張關注日本關東軍之動向，防止突發事件。但張對顧的告誡並不重視，也未對東北的兵力部署作相應調整，直至“九一八”事變爆發，關外東北軍仍大多集中在從山海關到遼河的北寧路沿線及中東路沿線等地，而在東北首府的瀋陽只駐有17000人，與朝鮮接壤的國境線上更只有6000人，使得東北軍在應付突發事變時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

　　既然決定要避免與日本開戰，面對日方咄咄逼人的挑釁，張認為退避和不抵抗是上策。9月5日他對應召抵北平的榮臻指示中村事件處理辦法時，命令“沉着應付，勿使擴大，敵果挑畔，退避為上”。9月6日張學良又自北京致電遼寧省主席臧式毅、榮臻：“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於是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張首先判斷是日方的又一次挑釁行為，因而作出了不抵抗的決策，令大好河山不戰而淪入敵手。

　　四、蔣介石默認不抵抗主義

　　對於“九一八”事變和日軍的舉動，蔣介石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時，而來侵我東省矣”(《蔣介石日記》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禦，他身感“夫我內亂不止……而況天災頻仍，匪禍糾纏，國家元氣，衰弊已極，雖欲強起禦侮，其如力不足何”(同上)，既然力不足禦侮，自然要小心應付，謹慎處理事變。9月21日蔣返回南京後，主持在京中央委員會議，商討對日策略，蔣主張“此時唯有訴諸公理，以日本侵占東省事實，先行提出國聯與簽訂非戰條約諸國……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讓至於相當程度，乃出於自衛最後之行動。”(《蔣主席召集會議決定對日方略紀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續編》，第281頁)會議決定軍事上取不抵抗，外交上則絕不能屈服，向國際聯盟申訴，以求得公平的決斷。同日，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正式照會國聯秘書長德魯蒙，要求國聯制止日本侵略。蔣介石在第二天的國民黨南京市a黨員大會上發表演說，要求全國民眾“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23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民眾書》，亦稱“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很顯然，南京國民政府在外交上與日本交鋒的同時，在軍事上默認了張在“九一八”事變後採取的不抵抗主義。

　　南京國民政府採取如此舉措，實乃受制於內外交困之局，國際上西方諸強陷於經濟危機困境難以自拔，國聯態度曖昧，蘇聯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東路權益，樂得作壁上觀。國內寧粵對立難解，雖然“九一八”事變後蔣對粵方取和解政策，但對方不依不饒，事變發生後粵方幾次發表通電，雖言抗日救國，但一再聲明“今日之計，舍蔣下野，對內對外一切救亡大計，皆將無從進行”。總之，在粵方眼中，只有打倒蔣介石，才能抗日救國。如此情況，要達成舉國一致共同抗日，談何容易。

　　雖然在軍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蔣仍堅持一步不讓，他在9月22日電告張學良：“若日方脅迫以簽字承認21條為退兵條件，應設法嚴拒，此案在京已歸為國際交涉。”23日，蔣又在與萬福麟的談話中要其轉告張，“以外交形勢，尚有公理，東省版圖，必須完整，切勿單獨交涉而妄簽喪土辱國之約，且倭人驕橫，速了非易，不如委諸國聯仲裁，尚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雖敗猶榮也。”在中方的積極爭取下，國聯在9、10、12月三次通過解決中日滿洲問題決議案，要求日本撤兵。雖然獲得國聯的“公平裁決”，但是日本方面尋找種種藉口拒不撤軍。並繼續擴大侵略範圍，至11月下旬，已進占東北大部分地區。依靠國聯裁決的外交努力陷入僵局，而國內的寧粵之爭又難見緩和(粵方堅持蔣下台為和解條件)，內外交困的蔣亦只有去職一途。

　　五、張學良之二度不抵抗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粵方壓力下通電下野，張學良也在同一天電蔣要求辭去陸海空副司令職，南京國民政府改委其為北平綏靖公署主任。此時，日軍正向錦州推進。意圖奪取整個東北。面對錦州危局，擔任特種外交委員會(該機構是“九一八”事變後設立的，主要處理對日外交)秘書長的顧維鈞曾在11月下旬提出錦州中立化方案，建議“我軍可自錦州撤至山海關，但日軍須向英、法、美各國聲明，擔保不向錦州至山海關一段區域進兵並不干涉該區域內中國行政機關及警察，此項擔保須經各該國認為滿意”。隨後由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提案，建議中立區由英、法、意中立國軍隊駐守，日軍不得侵入。該提案由於英、法等都表示無法提供軍隊，日方又堅持錦州須在日軍管轄區內，國聯理事會於12月7日議決放棄。

　　中立化方案告終後，顧維鈞認為錦州不可放棄，須“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存”，不排除以武力保衛之。他的主張得到特種外交委員會和蔣的贊同。而坐鎮北平的張學良依然鍾情於不抵抗主義。自“錦州中立化”方案提出後，他便對此大感興趣，11月底，張學良與日本公使館參事矢野真就“錦州中立化”問題進行直接交涉，同時開始安排東北軍撤出錦州。對此國民政府甚為憂慮，顧維鈞於12月2日致電張，告知“錦州問題，如無中立國團體切實保證，不劃緩衝地帶，如日軍進攻，應積極抵抗”。(“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等致張學良密電)3日，顧又電張相勸：“兄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同上)5日，顧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禦。”(同上)國聯放棄錦州中立區計劃後，12月8日，宋子文、顧維鈞兩次聯名急電張學良，要張“所提抽調駐錦軍隊一部分入關一節，請萬勿實行……吾若抽調一部後退，仍不能阻其進攻，不如堅守原防。”(同上)同一天，蔣介石也致電張：“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次日蔣又電告張：“航空第一隊已令期限3日內到平，歸副司令指揮。”以堅張守錦州之心。雖然南京國民政府一再致電反對撤退錦州駐軍，但張學良卻無意抵抗，據日方資料顯示，張已在12月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動撤退的答覆(關寬治、島田俊彥：《滿洲事變》，第345頁)。

　　蔣下野後，張學良更無堅守錦州之心。此時他深知日本的侵略野心是慾壑難填，但認為如無全國發動，東北軍孤軍作戰必然失敗，因而繼續堅持不抵抗主義。21日，他電令王樹常第二軍司令部：“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範，但若現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該部隊駐地為遷安、永平、灤河、昌黎。”根據張的命令，駐錦州的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騎兵第三旅相繼撤入關內，留錦兵力僅剩熊飛率領的3個公安騎兵總隊。而日軍已開始步步進逼。25日，國民政府鑑於錦州危急，電令張學良，要他“積極籌劃自己，以固強圉。對於(日軍)進攻錦州，應盡力之所及積極抵抗。”2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如遇侵犯，則抵禦之”。但張認為僅靠東北軍守錦無濟於事，他復電抱怨：“是為我以東北一隅之兵，敵中鄰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僥倖之理！”29日，關東軍攻陷盤山，迫近錦州。“我國正規軍均不作抵抗，抵抗日軍者多為民團及義勇軍”，榮臻於同日從北平謁張返錦，以“兵力過疲，損失過重，槍彈缺乏，後援不及”為由下令各軍撤退。30日，國民政府再電令張學良堅守錦州，謂“日軍攻錦緊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張置若罔聞，1932年1月2日，東北軍隊各部已從錦州撤退完畢，再演不抵抗一幕。3日，日軍輕取錦州，關內外宣告隔絕。張的不抵抗行為，再一次遭到海內外輿論的強烈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