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願打仗了”

　　1952年2月，侵朝美軍開始對整個北朝鮮、我國東北、甚至我國南方腹地展開了大規模的細菌戰。國際和平人士和科學家到我國東北和朝鮮實地考察後證實了美軍的罪行。志願軍 也加緊審訊參與細菌戰的侵朝美軍俘虜。一個美軍飛行員分配給我審訊。

　　我們的政策是，寬待俘虜，消除他的恐懼和敵對情緒，生活上儘可能照顧他，等他情緒穩定後開始審訊。

　　我找了兩間比較乾淨的小屋。他住裡間，我住外間。審訊從他的家庭、學校生活談起，談美國的作家馬克·吐溫、傑克·倫敦、斯坦貝克以及詩人福羅斯特等。這個美國人的知識比較貧乏，知道馬克·吐溫，但對傑克·倫敦和斯坦貝克卻一無所知。那麼，大名鼎鼎的海明威呢？他也沒有聽說過。他驚奇地問我：“你一定在美國留過學吧？”我對他說：“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從來沒有出國留過學，但美國是世界上的一個重要國家，不能不知道、不了解。正像你們美國人不能不知道、不了解我們的國家一樣。”他沉默了一會，很坦率地承認：“我對中國很少了解，不知道你們的軍隊這麼棒，如果我能被釋放回家，再也不願打仗了。”他對我顯示出信任和尊重，誠懇地說：“李上尉(志願軍不佩帶軍銜，其實我只不過是副排級待遇)，你要了解什麼，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如實告訴你。”我倆心照不宣，他當然知道我需要什麼。

　　根據我們掌握的情報，他起飛的那個南朝鮮機場就是美軍進行細菌戰的一個基地，飛機型號也就是投擲細菌的機型，他是在投放細菌時被擊落的。審訊中，他表示願意交待。但領導決定，暫時不要同他接觸實質性問題，因為上級已決定派我到開城去，參加交換戰俘的翻譯工作。

　　“讓飛機大炮去談吧！”

　　在朝鮮板門店停戰談判過程中，美國人一度十分囂張。他們妄想在談判桌上攫取到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當我方堅決頂住他們的無理要求時，美方代表竟口出狂言：“不必再談了，讓飛機大炮去談吧！”他們錯誤地認為軍事優勢在他們一邊，1951年8、9兩個月發動了“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包括殘酷激烈的上甘嶺戰役。當他們的攻勢以慘敗而告終之後，美國人出於無奈，才回到談判桌，簽訂了《停戰協定》。

　　根據《停戰協定》，雙方紅十字會人員可在戰俘營工作，為戰俘提供服務。戰俘交換地點設在板門店。我在這裡擔任我方紅十字會代表的英語翻譯。交換戰俘是《停戰協定》中的重要內容。

　　交換戰俘是一場激烈的鬥爭，在板門店紅十字會小組的會場上進行着看不見硝煙的戰爭。我方對戰俘的人道主義寬待政策同對方巨濟島戰俘營慘無人道虐殺戰俘的罪行形成鮮明對比。我方用事實揭露他們踐踏《關於戰俘待遇日內瓦公約》，他們一直理屈詞窮，處於被動。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他們的首席代表、一個大胖子搶先發言，一口氣讀完發言稿後，不等我方發言，幾個代表刷地一下全站起來夾着皮包就離開會場。我方應聲而起，譴責他們這種無禮行為。當時，我用英語罵他們“逃會、無恥”。一個菲律賓裔對方代表回頭看我一眼，表情驚愕。

　　我不會速記，一邊翻譯一邊記錄，焦頭爛額，手忙腳亂。一般情況下，對方有發言稿時，可以向他們要一份，免得記錄。這次他們念完拔腿就跑，而我犯了經驗主義，沒作記錄，怎麼辦呢！幸好，一位與會朝鮮同志用速記記下來一些對方發言內容。我們倆就這個速記和共同回憶整理出一份對方發言全文，忙了一個下午，苦不堪言，也從中汲取了教訓。

　　戰俘營里的鬥爭

　　板門店會場裡的鬥爭是尖銳的，會場外戰俘交接處的鬥爭更是觸目驚心。我們的被俘人員回來了。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欣喜若狂，抱住志願軍接收人員不放。這些九死一生從人間煉獄走出來的人個個百感交集。有一個被俘人員用關切的目光注視着我，問道：“毛主席還活着嗎？”在敵方的戰俘營里，散布着各種謠言，施展了重重手段、毒計，企圖把我們的被俘人員騙到台灣去。一個年輕歸俘看見紅十字會小組裡的美國人，一邊叫罵一邊出拳要打，嚇得這個美國人逃到汽車的頂蓋上。

　　在我們的戰俘營里，我方發給被遣返戰俘新衣、禮品和香煙等物品。志願軍管理人員站在公路旁歡送他們回家。

　　戰俘收容所是一個特殊的群落。在這裡會遇到異乎尋常的人和事。一個押送美國戰俘的人員給我們講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故事：一個年輕志願軍戰士將美軍戰俘押運到無人區就地釋放，俘虜乘其不備，奪取戰士的槍並把戰士打死。火線釋放俘虜是我軍的優良傳統，而這個戰俘卻兇悍殘忍地槍殺釋放他的我軍戰士，罪不可赦。他對罪行供認不諱，受到了應得的懲罰。

　　楠亭里收容所距離鴨綠江邊的碧潼戰俘營800餘里。把戰俘自楠亭里押送到碧潼是一項艱巨而且危險的任務。我主動爭取擔任翻譯，配合志願軍警衛部隊將一批戰俘押送到碧潼去。由於敵機的轟炸掃射，只能晝宿夜行。行進途中，一個戰俘告訴我，有一個戰俘強奪另一個戰俘分得的食物，這個餓肚子的戰俘快走不動路了。我去看望那個吃不飽飯的俘虜，他非常矮小瘦弱。我問他是不是日本人，他說他是加利福尼亞州的華裔農業工人。一聽是華裔，我就怒火中燒，找到那個強奪食物的又粗又大的黑人，嚴加訓斥。

　　在收容所當教員

　　戰俘管理是一項性質特殊的工作。有些戰俘不好管理。而根據我們寬待俘虜的政策，又不能把他們怎麼樣。為了不讓這些不好管理的戰俘影響其他戰俘，俘管當局把被俘軍官和不好管理的戰俘集中起來，成立一個新的戰俘營，調我去當教員。

　　當時，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日報《上海新聞》刊登了美軍空軍駕駛員進行細菌戰的供詞。我們要把這些供詞讀給戰俘們聽，讓他們知道侵朝美軍在進行罪大惡極的細菌戰。我們這裡集中了被俘軍官和調皮搗蛋的傢伙，他們哪裡肯安靜地聽這些供詞。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以“救世主”的身份自詡，美國戰俘沙文主義思想濃重，不相信、也不肯承認美軍進行了細菌戰。

　　我苦思冥想。我找了幾個俘虜談話，並把《上海新聞》給一個平時表現比較好的俘虜看。他看完這些詳盡的供詞，呻吟半晌說：“好像是真的。”於是，我要他把這些供詞念給其他俘虜聽，他猶豫良久後答應了。

　　供詞宣讀開始了。每次10個俘虜坐在並在一起的兩張方桌旁，我要求他們低頭伏案，不准向別處張望，宣讀過程中不准提問。他們安安靜靜地聽完。接着再換一批。總部來檢查宣讀情況的江同志驚訝地問：“為什麼這麼安靜，不像別處喧嚷起鬨？”

　　宣讀供詞的這個俘虜同我比較熟了，交談也就多了些。一天，我問他，為什麼有些戰俘在上山打柴的路旁拔野草帶回。他說，那不是野草，是大麻葉。在一次突擊大檢查中，搜查出不少大麻葉。一個志願軍管理幹部很好奇，他撕了一片報紙，把大麻葉捲成捲菸抽了起來。剎那間，他感覺天旋地轉、騰雲駕霧，頭暈眼黑，站立不住了。此後，我們嚴禁俘虜在行進時抓路旁的“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