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一切政治都是為經濟基礎服務”，這句話我覺得雖然還有待商榷，但是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中我們仍可以看到一些跡象。

　　戰前的日本與中國經濟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開始着手整備為追趕歐美各國經濟的經濟環境。1870工部省提出了振興產業政策：相繼進行了廢藩置縣（1871）、廢除武士俸祿（1873）、設置內務省（1873）推進振興產業政策，多次頒布教育令實行義務教育（1873、1879、1886和1907，分別將義務教育由16個月擴展至4年、6年）。從政治政策、國民素質等諸多方面為引進歐美先進成果和大力促進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

　　日本的振興產業政策是以“富國強兵”為口號的，這一時期的日本陸軍參謀總長山縣有朋在其1880年寫的《鄰邦兵備略》中曾明確地說：“查兵之多寡，較諸國之貧富尤為當務之急”，“強兵為富國之本”，明確了日本經濟為對外侵略擴張而服務。

　　在振興政策的過程中，出現了被稱之為“政商”的民間企業家。他們用極低的價格接受官營工廠和直屬礦山，有着特權地位，不久後很快演變成財閥企業。1909年三井財閥建立三井合名會社，其它的財閥也於1910年代～1920年代之間形成以控股公司為中心的組織形式。財閥的特點是“在中心產業的多數部門擁有寡頭企業，以家族為頂點的多角的事業形態”，以金融、貿易、礦山業等為中心實行了多種經營。歷經了1927年的金融恐慌之後，產業資本向財閥的集中更趨明顯化，使得財閥成為日本經濟界的支配者。對於財閥這種組織形態的評價因人而異。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它們對於戰前日本的工業化進程起了實質上的重要作用。

　　反觀這一時期的中國，國土面積1100萬平方公里，人口4億6000 萬。土地面積約為日本的三十一倍，人口為日本的五倍。而且中國土地上蘊藏着無盡的礦產和森林資源。從自然和人力資源上來看，日本斷然不是中國的對手。

　　然而，中國自鴉片戰爭戰敗以來，註定了中國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一系列的戰爭賠款、領土割讓、租界、治外法權等使晚清中國陷入了一個萬劫不復的境地。之後的辛亥革命、北伐戰爭、軍閥混戰、國共對抗又使中國大地常年兵荒馬亂，人民流離失所，國家經濟狀況更是一落千丈。

　　1912－1931年間，中國的總產增加得非常緩慢，人均收入幾乎沒有增長。在小農經濟占主體的中國社會，中國農村大約分成七萬多個地方性基本自給自足的社區，社區內有一些互補餘缺的貿易，但社區之間及它們與大城市及國外的分工和貿易極其有限。這一切，使中國無法產生工業化的資本元素，中國經濟僅僅依靠國外投資和國內運輸、商業、金融業來維繫。工業生產幾乎為零。

　　從農業上看，國民政府於1930年頒布土地法，但由於缺乏長子繼承權，戰亂連綿，制度化的土地市場仍不發達，所以每戶土地分割為很小數塊。1910年戶均土地為2.62公頃，1933年為2.27公頃，民國時土地所有權分布雖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後國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戶擁有十五畝地，他們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戶均擁有五十畝以上的耕地，占總耕地的34％。民國時期資本主義式的僱工租地大規模商業化農業經營並不普遍。

　　另一方面，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利用人民對經濟學的無知，為一黨之私利服務，其後果是破壞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機制，阻礙了經濟的發展。由於這類政令給國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財產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權力，它為以後導致經濟災難，政治動亂的政治遊戲規則的盛行開了一個惡例。

　　這一切，與日本恰恰相反，從政治、經濟、文化整個大環境中，中國的經濟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約。中國經濟，尤其是工業舉步唯艱。

　　我們再看看這一時期中日兩國的此消彼長。1895年日本逼迫清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條約，割取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列島，並勒索賠款白銀二萬萬兩。後因俄、德、法干涉，日本不得不放棄遼東半島，但又索取贖遼費三千萬兩白銀。這一筆總數二億三千萬兩白銀的巨款，相當於當時中國年財政收入的3倍，日本年收入的4.5倍。此後，日本將90％的賠款發展軍需工業，建立了大機器生產的工業體系。1896年伊藤博文內閣制定十年擴軍計劃，40％的經費直接來於中國的賠款，為日本進一步侵華打好了基礎。而中國則財政枯竭，經濟崩潰，為支付賠款不得不增加稅收，並向西方列強借債度日。在此國家衰敗、民不聊生之際，中國人民不得不作絕望中的掙扎，爆發了義和團運動，以血肉之軀“扶清滅洋”。1900年，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日本充當了主力先鋒，血腥殺戮我人民之外，還從北京與天津掠走庫存白銀共五百萬兩，將清皇宮內的珍寶文物洗劫一空。之後又攫取賠款白銀約三千萬兩。至此，中國已徹底破產，再也無錢財可供榨取了。而日本則開始其侵略的下一步，即占領中國全土，掠奪中國的資源。

　　1931年前後的日本與中國經濟

　　自一戰後的世界經濟不景氣開始，日本經歷了關東大地震（1923）和金融危機（1927）。1929年蔓延資本主義世界的全球經濟危機爆發，日本更是雪上加霜。企業破產、失業率高企。1931年，經濟危機在日本達到頂點。為擺脫困境，日本政府採用了以低利率、低匯率、擴大財政支出為主幹的高橋財政，並於1931年制定了《重要產業統製法》，加大了政府對企業的控制，這個法律日後被認為是戰時日本經濟系統的根源，確保了經濟為戰爭服務的目的。

　　在中國東北，日本在日俄戰爭後迫使中國簽訂《中日滿洲協約》，取得了東北的巨大權利，包括了“採伐鴨綠江森林之權利”和“中國政府允許南滿鐵道所用各材料，豁免一切稅捐厘金” 。後來日本在大連設關東軍司令部，在東三省各重要城市、通商口岸、鐵路沿線派兵駐守，置東三省於武裝控制之下。

　　1927年，日本東方會議發布了《對華政策綱領》，其中第六條這樣寫明：“滿、蒙尤其東三省地區，在國防上以及國民生存上，均有重大利害關係。我邦不僅應作特殊考量，即就維持該地方之和平，經濟發展，俾成為內外人民安居之地，以毗鄰而言，不得不感有責任存在。”明確了東三省對於日本的國防與經濟均有重大利害關係。

　　為加強對東三省的控制，同時緩解本國人口過剩的問題（根據當時的統計，日本的土地每平方里平均有146人。人口逐年上升，至1930年更增加了912,000人），日本加緊了對東北的移民。

　　1931年3月，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在對日本陸軍步兵學校的講話中說：“滿蒙對於帝國的國防和國民的經濟生活，有着極為深刻而特異的關係”，“是帝國自給自足所絕對必要的地區”。不久又說：“我們的目的，毫無疑問是把滿蒙變成我國的領土”。由居住在中國的日本人組成的右翼團體“滿洲青年聯盟”也聲稱：“就連茫茫大海中的一塊礁石也確定了領土權”的今天，“到世界上什麼地方可以獲得取代滿蒙的地方呢？”從輿論上積極為日軍進占東北製造聲勢。

　　中國方面，在軍閥混戰年代裡，東北屬於張作霖的奉軍。為支付龐大的軍費開支，稅收亦隨之加多。戰時附加捐數不勝數，日常生活種種物品都要抽稅。同時，張作霖還向外借貸，僅1925年，張作霖便向日本銀行借款2400餘萬日元。除此之外，奉軍在東北境內發行公債和大量增發貨幣。僅1926年5月，便發行公債5000萬元，“奉票發行額 1916 年是 1508 萬元，1925 年是513,732,300元，比1916年增加33倍還多。1928年1月，發行額竟達13億元，比1916年增加86倍多。”以上種種，使東三省人民生靈塗炭、民不聊生。

　　同時，張作霖也認識到日本最終目的是要控制東北，於是開始推行“以夷制夷”政策，極力與英、美等西方列強拉關係，爭取支持。大量吸收英、美等資金，以抗衡日本。1928年6月4日，張作霖被日軍炸死於皇姑屯。其子張學良集國難家仇於一身，於1928年12月29日通電全國宣布易幟，服從南京政府。並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限制了日本侵略勢力在東北的擴張，維護了民族利益。

　　張學良積極在東北修築港口和興建鐵路，以抗衡日本壟斷東北經濟的計劃。東北自建鐵路計劃有東四路和西四路，目的是與日本大連港和南滿鐵路競爭。首先成立“東北交通委員會”，自1925年至1928年間，修築了開原至西豐、大虎山至通遼鐵路，繼而又修建了瀋陽至海龍、吉林至海龍鐵路。1929年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東北交通委員會”制訂了東北鐵路發展計劃，計劃內容主要是在東北修建東西兩條幹線和葫蘆島港，以抗衡南滿鐵路和大連港。日本認為這是“包圍滿鐵”，侵犯了它的權益。田中義一認為這兩條新鐵路，將包圍南滿鐵路而拘束其活動於極小範圍之中，結果將使日本在滿蒙的政治、經濟發展完全窒息。

　　田中義一在國策中發出這樣的警告：“中國人民將有一日瞿然覺醒，甚至即在國際多事之今日，彼等仍能以其勤廉勞動，仿製帝國之商品，以為代替，而妨礙帝國貿易之發展。試思中國乃吾人最大之主顧，該國一旦完成統一，實業發達，歐美復與吾人競爭，則帝國在華之貿易，必將歸於破產。”

　　另外一個因素，民國建立後，國民政府鑑於東北資源豐富，人口稀少，而關內的人口不斷上升，為了使資源能更平均分布，於是便將大量年青人口及科技人才有計劃地遷移到內陸人口稀少的地方，以開發資源及解決沿海城市過度擠迫的問題。每年移居到該地的人口不下百萬，東北人口由20年前的五、六百萬人口增至三千萬，而在此三千萬人口中，絕大部份是由關內移民去的。日本藉由移民來控制東北的計劃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1931年7、8月間，中國發生空前大水災，長江沿岸十六省洪水泛濫，災區七萬平方英里，災民達2500萬。9月1日，國民政府頒布救災令，為解決災民的居住問題，國民政府做出了將災民遷至未受水災影響的東北地區的決定。這進一步打擊了日本的移民政策。

　　田中義一在奏摺中再次寫明了“吾人因日俄戰爭而獲得之南滿資源，亦將遭九國公約之嚴重限制。結果所至，帝國臣民將無法在滿洲自由移殖；而中國人民則潮湧前來，彼等成群結隊逐年移入滿洲，數以百萬計，嚴重危害帝國在滿蒙之既得權益，使帝國每年近八十萬之過剩人口，無處棲身。就此而觀，吾人不能不認為帝國調劑人口與糧食之努力，已告失敗。吾人若不妥籌善策，迅速遏止中國移民之洪流，則五年之後，中國移民將逾六百萬之眾。屆時吾人在滿、蒙方面，即將面臨重大困難。”田中義一認為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中國已積極開發東北，並引進其它國際力量制衡日本。於是主張及早採取“鐵血政策”，占據東北。

　　在這期間，日本先後制定了《對華政策要點》以及《1931年度形勢判斷》等秘密文件，並起草了《關東軍占領滿蒙計劃》、《關於滿蒙占領地統治的研究》等文件。1931年5月，關東軍制定了《處理滿蒙問題方案》，強調了關東軍在非常情況下，自行決定占領滿蒙的決心。7月，日軍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制定了《解決滿洲問題政策大綱》。這一切，最終導致了9.18事變的爆發

　　綜上，經濟因素在9.18前後的中日較量中占據了相當的份量。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除了在政治和軍事上的考慮外，在經濟層面受到當時中國政府的打壓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篇文章的目的不過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九·一八”事變，其中不少的錯誤和遺漏，還請廣大軍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