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一個真實故事。

2002年夏天，在廣東中山小欖鎮，在一間卡拉OK房裡，我見到了一群日本人。他們男男女女，大約六七個，大部分都在三十歲以上。日本人來中山小欖，主要是因為商務關係。我到中山小欖，是受到鎮裡的邀請，為推廣小欖的五金專業鎮形象出謀劃策。我的妻子與我同行。

日本人先來了，我們後到。我沒去過日本，跟日本人沒有任何業務來往，僅僅因為副鎮長工作太忙，同時要接待兩批人，硬是將我們跟日本人扯在一起。副鎮長不到三十歲，他向日本人介紹，我是中山大學的教授。

有位白髮的日本老者，聽說我是中大的教授，立即來了勁，對我講了幾句日語，意思是說，他也是中山大學的教授，在中大授課多年了。我不懂日語，是他身邊的一位中國人翻譯的。
這個翻譯後來成為故事中的主角。

老實說，我只是中山大學的兼職任教，主要是為EMBA學員講授CIS和品牌營銷方面的課程，偶爾也講講區域形象戰略。眼前這位日本老者，可能跟我一樣，也是個兼職教授。但我沒有機會問他講授什麼內容，因為翻譯接下來再也不願替日本人翻譯了。

我與日本老者之間，坐的就是這位日語翻譯。我們面前有一張黑色的茶几，上面放一些水果。日本老者又對我說了幾句，但翻譯就是不翻。

年輕斯文的副鎮長叫服務員拿酒來，給大家添酒。日本老者要跟我乾杯。因為身體原因，我不能喝酒，妻子替我喝了。

放下酒杯，日本老者又沖我說了幾句，嗓音很大，我不知道他了說什麼，翻譯死活不願翻成漢語。
老實說，我從小對日本人身邊的中國翻譯印象不好。可能是《地道戰》、《地雷戰》之類的抗日電影看多了，我總覺得跟在日本人屁股後面的翻譯都象漢奸。眼前這位翻譯個子不高，約模三十五歲光景，初次見面，不太起眼。

可能喝多了，日本老者嗓音越來越大，他堅決要求將自己的話翻譯給我聽，但是那位翻譯就是不肯。在我們看來，日本人正跟他帶來的翻譯說事兒，大家都可能喝多了。反之與我無關。

其他日本人想唱卡拉OK，他們在目錄簿上找日語歌曲，很不容易找。卡拉OK是日本人發明的，早已流行全中國。有一位年輕的日本女子，是小欖日語學校的教師，副鎮長向我們介紹。

突然，我身邊的翻譯舉起手中的酒杯，往茶几上用力一砸，啤酒頓時飛濺，他站起來，噗一聲向茶几狠狠踩上一腳，順勢越過茶几，出房去了。

我不明白這個翻譯為什麼要發脾氣，為什麼要跟日本人鬧彆扭。年輕斯文的副鎮長也跟了出去。
我知道小欖鎮被命名為“中國五金製品產業基地”，近幾年來一直努力改善投資環境，對日本的資金和技術寄予厚望。鎮裡設有日語學校，街道的新路牌除標有英文之外，還有日文。副鎮長帶日本客人來唱卡拉OK，顯然是公關的一部分，他當然不能將事情搞砸了。

副鎮長很快就回來，也不跟我們解釋什麼，他來到日本老者面前，用簡單的日本話說：渴酒！乾杯！完了自己給自己倒了一杯酒，喝下去，又倒了一杯酒，喝下去，一連幹了幾杯，算是為剛才的事情向日本老者道歉。
我以為這事與我無關。

一會兒翻譯回來了，他再也不願跟我們坐一起，一個人靜靜地坐在角落裡，沉默不語。
其他日本人終於找到日語歌曲，卡拉OK起來。唱了五六首曲子，又喝了十幾杯酒，日本人起身告辭。

日本人的翻譯沒有跟去，仍然靜靜地坐在一邊。室內的燈光不亮，但我們仍然看清了，他在擦眼淚。他是個東北人，正當壯年，血氣方剛，因為不願翻譯日本人的話，躲在一邊獨自流淚。這都是因為我，我卻渾然不覺。

又來了一位客人。三十歲左右，身材高大，一臉帥氣，他是山東一家知名企業小欖分廠的負責人，陽光性格，心直口快。我們曾經見過一面。

我將剛才發生事情跟山東帥哥說了一下，然後指指在一邊悶坐的翻譯。翻譯這時再也忍不住了，他走過來，對我說：“你知道日本人剛才要我翻譯什麼嗎？”

“不知道。”我說。
“他要你向他鞠躬。”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是中大的教授，而他年齡比你大，所以你得向他鞠躬。我怎麼能為他翻譯？”
原來如此。

關燈！陽光帥哥說，我要是早來就好！立即關燈，然後狠狠揍日本人一頓，完了再開燈，對日本人說，呀哎，你怎麼變成這樣了？
帥哥說得讓人痛快。他說我們東北人最恨小日本了，老人回憶說，當年日本侵略中國，將中國人綁起來，練飛刀；有的日本人一起喝酒，一會兒切下中國人的一根子指頭，一會又切下另一根指頭。所以他們老家的人見到日本人，總喜歡說關燈，然後就打，完了再問日本人：你怎麼變成這樣了？

年輕斯文的副鎮長一直在聽我們說話。他可以說是我的學生，因為中大在小欖開過EMBA，我給他們上過課。這位副鎮長的角色很難做，他也是中國人，卻不能得罪日本人，還得搞好關係。

翻譯原來也是東北人，是一位高級工程，在日本留學，早已定居日本，加入日本籍了，兼職為小欖做一些聯絡工作。他雖然不願翻譯“向日本人鞠躬”的話，卻非常認同日本的先進技術，希望中國人能虛心學習這些先進技術。他說，日本人雖然可恨，但中日兩國有許多方面可以互補，千萬別把兩國關係搞壞了，搞壞了只有美國高興。

我沒料到在珠三角的一個小鎮上會碰到這種事情。對於日本，我從來沒有什麼好感。這與我們接受的教育有關，也與我們家族的經歷有關——母親當“走（躲）日本”，一家人從廣東揭陽逃到興寧，她告訴我，她們那輩人親眼見過日本兵用刺刀挑中國嬰兒。

在近百年的中國歷史上，日本和俄羅斯既是中國的朋友，又是中國的敵人。在東北，我參觀過日俄戰爭的舊址，看到1904年日本和俄羅斯在中國領土上為了爭奪地盤而打仗，那種樸素的強國理想、愛國情感總是油然而生。

許多中國人無法理解，1972年中國政府會向日本承諾，不要日本的戰爭賠償。那時候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前蘇聯是中國最大的威脅，1969年發生的珍寶島戰爭依然歷歷在目。為了國家利益，中國需要與日本合作，與美國合作。就這樣，短期的國家利益長期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雖然中國政府不要日本的戰爭陪償，但中日建交以來，日本政府幾乎從未間斷過向中國提供經濟援助。一筆本來就需要支付的巨額戰爭賠款，現在變成一種“恩人”似的施捨，高興的時候就給你一點。這種援助讓許多日本人在中國人面前，感到自己是“恩人”，而不是“罪人”；似乎中國人應向日本人鞠躬。這是天大的誤會。

我不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我知道在國際關繫上，沒有真正的朋友，也沒有真正的敵人。中國需要韜光養晦，需要向日本人學習。事實上，中國人一直師從日本，且不說現代漢語中許多詞彙來自日本，光從中國人尊敬的魯迅先生的鬍子上，你就能看到日本文化的痕跡。孫中山先生的鬍子也不例外。現在你坐車到中山市，在翠綠的山巒上，你會看到一些巨大而耀眼的白字：偉人故里。據說孫中山的名字，就是當年日本人起的。

我現在講授的當代CIS戰略，雖起源於美國，卻完善於日本。美國人開始強調視覺識別VI，日本人卻將企業文化方面的內容加進去了，增加了理念識別MI和行為識別BI，並且認為理念是最為重要的。我們完全可以根據這套理論來解釋日本或日本人在中國人心中的不良形象。

先說日本國旗，如果僅從視覺識別VI看，我認為是世界所有國旗中設計得最好的。白色背景下的一輪紅日，簡潔、美觀，極容易識別。但許多中國人一看到日本國旗就反感，就連想到日本侵略中國的情景，因為日本人的行為識別BI，讓美麗的日本國旗顯得醜陋。日本政府要員多次參拜供有戰犯的靖國神社，多次否認侵略中國，多次否認南京大屠殺；日本法院多次宣判中國民間要求日本政府為日軍在華所犯罪行陪償的起訴失敗，這一切都令日本國旗失色。

眼下，日本正積極爭取京滬高速鐵路項目，許多中國網民連名簽署反對。齊齊哈爾日軍遺留毒氣傷人事件，進一步喚起了中國人對日本二戰罪行的回憶。

日本人別指望中國人會向你鞠躬！

我認為日本人如果想改變自己在中國人心中的形象，第一步是要從理念識別MI着手，首先得承認自己是“罪人”，而不是“恩人”。這方面德國人就做得很好。然後在行為識別BI上，日本人應學習日本企業的汽車“招回制度”，發現自己那款汽車的零部件有問題，要承認錯誤，立即招回。長此下去，中國人雖不會向日本人鞠躬，但大家至少可以平等握手做個朋友，日本的國旗——視覺識別VI，也不會顯得那麼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