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的並不是一個新的課題。近年來中國學術界發表的有關論著除了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文獻外，其引人注目之處還在於它們沿着兩條基本上不同的思路，提出了兩種對立的觀點，儘管它們的作者顯然無意進行爭論。

　　其中一種觀點認為，1969年春中國軍隊在珍寶島採取軍事行動，是在文化大革命強調反對修正主義的特殊背景下，對蘇聯不斷製造邊界事件的一種反應，此後中國尋求改善中美關係是"中蘇緊張局勢事實上的緩和"帶來的"一個有國際意義的副產品".[1]另一種觀點指出，毛澤東是在調整中國外交戰略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利用中蘇邊境爭端。[2]比中國學術界開始討論稍早一些，當時任蘇聯駐華公使的A.葉利扎維金的回憶及岡察洛夫和烏索夫所寫的前言和評述已經發表，他們在其論著中強調，中國領導人在1969年的邊界衝突中"在追求廣泛的政治目的"，是利用邊界衝突"拉攏同莫斯科對抗的主要西方國家".[3]

　　認真比較上述不同的觀點，便會發現仍然存在一些帶有根本性的疑問，它們包括：從中蘇關係破裂到1969年兩國發生邊界軍事衝突，中國外交戰略及其支配下的對蘇政策的主要特徵是什麼？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開始於何時，以及中蘇邊界衝突在其中起了何種作用，是因為中國要調整外交戰略而利用中蘇邊界衝突、還是邊界衝突促成了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中國對外政策的決策者們對中蘇邊界軍事衝突的後果是否有某種預見，包括是否預見到蘇聯會作出何種反應，以及美國將會如何利用這種形勢？本文的目的是結合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與新公布的歷史文獻，對上述問題作出解釋。需要指出的是，要解釋上述疑問，必須參考這一時期中美關係的發展，否則便很難解釋中國決策者們的一些關鍵性的動機。

　　（一）中蘇關係破裂後的中國外交戰略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一邊倒"向蘇聯陣營便是中國外交居首位的原則。在這項原則指導下建立的與蘇聯的同盟關係，是整個50年代中國外交的基石。這一時期中國外交曾有過調整或波動，但其格局基本上是固定的。至50年代末期，中蘇同盟開始出現裂痕，但不論其原因是什麼，該由哪一方負責任，中國仍然對維持與蘇聯的同盟關係抱有希望。直到1964年11月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莫斯科以前，中蘇兩黨間的關係作為維繫中蘇同盟的重要紐帶，雖然已經受到嚴重的損害，但畢竟還沒有徹底斷裂。[4]即使是在兩黨關係徹底破裂以後，共同反對美國在亞洲進行軍事干涉的戰略需要，仍在維持兩國關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964年8月中蘇邊界談判破裂後，中國總的態度是凍結邊界爭論，而且在一段時間裡並未在此問題上大作文章。1965年2月，毛澤東會見了訪問越南途經中國的蘇聯總理柯西金，周恩來與柯西金進行了多次會談，並就改善兩國關係提出了6點建議。[5]

　　60年代中期，中國的外交戰略實際處於一個轉變的過程中。一方面面臨美國在越南的軍事干涉，另一方面作為中國外交基石的中蘇同盟已經基本瓦解，中國在客觀上陷於兩個大國的夾擊之中。用後來所謂的"兩個拳頭打人"來形容中蘇關係破裂後的中國外交戰略，雖有一些道理，卻並不很準確。從實際情況看，中國領導人總地說來，還是試圖穩住中蘇關係，以便集中力量對付美國在越南的軍事干涉。正如1966年1月周恩來在外交部會議上所說的，國際統一戰線的主要矛頭是打擊美帝，因為發動侵略戰爭，企圖獨霸世界，是美國為主，蘇聯則是美國的幫凶。[6]1965年2月毛澤東會見柯西金及周恩來提出改善中蘇關係的6點建議，均反映了中國領導人這一時期處理中蘇關係的基本思路。他們在中蘇關於意識形態的爭論中措詞尖銳激烈，但仍然試圖將這場爭論屆定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兩黨之間的問題，並指望論戰不要損害或不要嚴重損害兩個國家間的關係。至少他們主觀上認為這是有道理的和行的通的。[7]決定這一時期中國外交戰略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領導人認識世界形勢的兩個基本的觀念。

　　首先，不論是從世界革命還是從中國國家安全的角度看，美國都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

　　早在1946年中國內戰爆發後，毛澤東便斷定，美國的擴張既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也是對世界革命運動的遏制。[8]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領導人最終決心參戰的原因之一是，他們擔心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干涉會產生類似"多米諾骨牌"的效應，即如毛澤東所說的："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占了去，朝鮮革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於整個東方都不利。"[9]這種觀念也是促使中國領導人決心全力以赴地支持越南抗美鬥爭的重要原因。實際上這一時期中國幾乎在支持世界任何國家或地區出現的反對美國的鬥爭，不論其以何種方式進行。

　　進一步說，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美國的擴張還是對中國的直接威脅。自從朝鮮戰爭發生後，美國不斷在中國周邊地區炫耀武力，組織軍事同盟，致使中國的周邊地區經常出現緊張局勢。從近代中國歷史上看，任何一個被認為是居心叵測的大國如此接近中國，中國都會做出強烈的反應。因此那時只要美國的軍事力量不後撤，中國就一定會保持對抗的立場。

　　1964年4月，美國政府通過加拿大駐印度支那國際監督委員會新任首席代表布萊克。西博恩向越南民主共和國轉達，如北越不停止在南方的軍事行動，美國將對越南實行海空打擊，直至北越就範。[10]美國擴大戰爭的威脅引起中國的強烈反應。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開會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

　　毛澤東在會議期間提出，要搞三線建設，要準備打仗。[11]7月27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時再次說明，中國要準備打仗，並提出了中國參戰的可能性。[12]8月初東京灣事件爆發，美軍隨後開始轟炸北越境內的目標，美國參眾兩院分別通過東京灣決議。

　　顯然是受到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的影響，毛澤東在當時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強調，要抓緊時間準備應付侵略戰爭，他甚至認為要不要搞三線建設，就如同大革命時期要不要到農村一樣，是革命不革命的問題。[13]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各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說，三線建設要搶在戰爭前面，即使提前一個小時也是好的。[14]在毛澤東的指導下，當年制訂的《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匯報提綱》規定，要立足於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來制訂三五計劃。

　　這期間中國領導人多次表示，他們並不認為美國有向北越發動軍事進攻的計劃，因為美國沒有做好軍事準備，無長遠打算。他們甚至希望北越保持謹慎，在此重要時刻不給美國擴大戰爭的藉口。[16]顯然，中國領導人將美國對北越的海空攻擊視為是一種軍事壓力，而不是蓄意要發動大規模的軍事入侵。但是，他們同樣也認為，戰爭有其自己的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美國在如此鄰近中國的地方採取軍事行動，中國不能不有所準備。[16]根據上述情況大致可以斷定，美國在越南擴大軍事行動，至少也是促使中國領導人試圖利用赫魯曉夫下台的機會，爭取改善中蘇關係的主要原因之一。

　　影響中國外交決策的第二個重要觀念即是"美蘇勾結".在50年代引起中蘇兩黨論戰的重要分歧之一，便是蘇聯應該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係。不論中近代的歷史、還是中共領導革命運動的經驗，都使中國領導人對大國之間的妥協抱着高度的警惕。歷史留給中國領導人的教訓之一便是，大國間的妥協總是以犧牲弱國和小國的利益為代價的，在他們心目中，這幾乎是沒有例外的。當美國在謀求世界霸權時，蘇聯要緩和與美國的關係，必定會以犧牲中國的利益和斷送各國革命的前途為代價。所以要徹底反對美帝國主義，就必須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

　　1959年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會談後大談"戴維營精神"，便引起毛澤東的反感。10月2日中蘇領導人會談後，毛澤東便決定，拒絕在對美政策上與蘇聯協調行動。[17]1963年7月25日，中蘇在莫斯科舉行高層領導人會談時，蘇聯在未通知中國的情況下，與美國和英國共同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這一事件對中蘇關係的破壞是帶有根本性的，它被視為不僅是蘇聯企圖與美英國家合謀，阻止中國發展核武器，而且表明蘇聯更重視與西方大國的關係，正在進行的兩黨高層會談並沒有多少重要意義。中國領導人猛烈抨擊蘇聯的行動，指責它想與美英一起"統治世界，要全世界都聽他們的命令".[18]

　　1964年夏季，北越領導人為了阻止美國擴大戰爭，曾表示有意與美國進行談判。中國領導人當時基於同樣的考慮，贊成北越採取包括償試和談在內的謹慎措施。[19]大約從1965年春起，中國開始對北越與美國談判持反對態度。

　　造成中國態度轉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並且主要同美國的政策有關。[20]不過有一點也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對外政策的看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此後中國領導人多次利用外交場合，反覆談論在中國解放戰爭時期，蘇聯如何對美國妥協並企圖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打過長江。在他們看來，既然美國提出和談建議是消滅越南革命力量的"陰謀"，那麼蘇聯這時促使北越接受美國的和談崐建議，就是要使越南人民的解放戰爭"半途而廢".[21]儘管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對外政策的批評言詞激烈，但是從中不難看出，他們仍然認為蘇聯與美國是有根本區別的，即美國對外擴張是全球性的和直接的威脅，而蘇聯則起着一種"幫凶"的作用；美國是要獨霸世界，蘇聯則是企圖靠與美國勾結來共同統治世界；蘇聯對外政策的主要錯誤不是要稱霸，而是要用犧牲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來與美國妥協。這種基本看法使中國領導人即使是在邊界問題上，總地說來是採取就事論事的態度，並沒有斷定那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

　　概而言之，直到1969年3月中蘇邊界衝突發生以前，中國的外交戰略還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中國仍將全力以赴地反對美國的擴張政策作為外交的首要任務，這特別突出地表現在支持越南的抗美戰爭中。另一方面，中蘇同盟破裂後，中國對蘇聯主要還是口誅筆伐。在行動上，包括處理邊界糾紛，則是謹慎和有節制的。用毛澤東的話說，中蘇論戰不過是"筆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22]

　　（二）中蘇邊界軍事衝突與中國的反應

　　近年來中國學術界的一些有關論著揭示，早在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軍委即指示瀋陽軍區、北京軍區等單位，加強中蘇邊界東段的警戒，作好以軍事行動配合外交鬥爭的準備。

　　中央軍委還就處理邊界事件的各種辦法，做了相當詳細具體的規定。[23]這些地文章還指出，由於蘇聯在七里沁島和珍寶島的挑釁日益嚴重，中國軍隊於1969年1月25日制訂了在珍寶島作戰的方案，2月19日獲總參謀部和外交部的批准。這些文章給印象是，該作戰方案實際上得到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批准。[24]

　　進一步分析中國軍事計劃產生的背景是有意義的。根據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國的軍事行動首先是對蘇軍日益頻繁地挑起邊界爭端的反應。根據中國當時的報道，從1964年10月到珍寶島事件爆發，蘇軍挑起的邊界糾紛多達4189起。這一數字可能被誇大了，但即使縮小一些誇大，也是相當可觀的。[25]1966年以後，蘇軍加強了在烏蘇裡邊界一帶的行動，其採取的手段之惡劣，的確是令人髮指的。葉利扎維金的回憶解釋了蘇軍在邊界地區採取行動的動機，即1966年間，蘇聯駐華使館便向蘇共中央報告說，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地區未來有可能發生軍事衝突；1967年還進一步報告說，中國已經決定在一系列江心島上將蘇方擠走的方針，故應對"中國人上島給予回擊".[26]

　　其次，中國人民解放軍黑龍江軍區於1969年1月下旬制訂在珍寶島反擊的計劃，並於2月獲批准，同1至2月蘇軍在珍寶島的行動有直接的關係。從1968年冬季起，珍寶島成為中蘇邊界爭端的焦點，事態日趨嚴重。如在1月23日的糾紛中，中國軍人有28人被蘇軍用棍棒毆傷，部分武器被搶。2月7日還發生了蘇軍鳴槍的事件。只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軍隊才決定進行反擊。需要指出的是，在珍寶島反擊的計劃是經中共中央批準的，但最近有間接的資料證明，毛澤東等中共高級領導人事先並不知道3月2日會發生軍事衝突。[27]

　　另一方面，不論是從中國軍隊作戰的情況看，還是從中國軍隊反擊的規模看，都很難斷定，中國軍隊在珍寶島的軍事行動包括着戰略意圖，或是為了"追求廣泛的政治目的".這次衝突對於中國軍隊來說，很有可能如徐焰所說，是"一次雖預有準備卻不由自己掌握的遭遇戰".[28]確切地說，中國軍隊在珍寶島進行的是一次目標相當有限的邊界戰鬥，是對蘇軍不斷製造邊界事件的一種反應。

　　當然，不能否認這一行動與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有密切的關係，其國內的動力部分地來自於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熾熱的反蘇氣氛。

　　之所以要說明中國軍隊在珍寶島採取軍事行動的目標是有限的，是因為它與此後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特點有密切的關係。正是由於中國領導人試圖在邊界衝突中追求有限的目標，以致於他們對蘇聯的反應總地說來準備不足。這是導致他們高估戰爭危險，並進而調整外交戰略的重要原因。

　　珍寶島事件發生直到中共九大期間，中國決策層並不認為軍事衝突會擴大。

　　從目前可以得到的證據看，毛澤東清楚地知道，衝突在蘇聯方面並不是有預謀的。3月14日周恩來在會見外賓時說，現在還不能說中蘇軍事衝突會擴大，"蘇崐聯要進攻中國有困難。"[29]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上明確表示，他認為珍寶島事件是突發事件，蘇聯高層事先並不知情，政治局也沒有討論。他甚至不同意在九大政治報告中過多地談論中蘇邊界衝突。[30]此後不久，毛澤東實際上已準備採取措施緩和中蘇關係，並指示周恩來"準備外交談判"[31]九大期間，毛澤東曾於4月14日就孫玉國關於珍寶島事件的報告發表談話，其主要內容不是要備戰，而是強調突出政治和精神作用。[32]對於這期間蘇軍的調動，中國領導人基本上視其為"故意虛張聲勢".[33]

　　九大一結束，中國決策層對中蘇軍事衝突前景的估計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4月28日，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要準備打仗"，並設想了兩種戰爭形式。一種是在邊界上"小打"，一種是蘇軍入侵中國的"大打"，對其中任何一種情況都要有所準備。[34]此後一段時間裡，毛澤東一度對形勢作出了更為嚴重的估計，認為中國要準備應付蘇聯的入侵，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是蘇修"，中蘇有兩千多公里的國線，蘇聯隨時可以挑起戰爭。不僅如此，中國還要準備應付世界大戰，因此要在精神上、思想上和物質上準備打仗，準備打大仗，打硬仗，打惡仗。

　　在毛澤東的指示和推動下，備戰隨即成為中國政治的中心。林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在軍委系統提出要"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軍委辦事組隨後召開座談會，制訂了龐大的國防建設計劃。解放軍開始大量增編新部隊，各地方也加強民兵武裝，國民經濟實際上開始轉入臨戰狀態，許多企業轉向生產軍品，大批工廠遷往內地。8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35]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東北、華北和西北的解放軍部隊進入緊急戰備狀態。至此中國戰備達到了第一個高潮。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時期，中國高層領導並未在戰爭的緊迫性和蘇聯威脅等戰略問題上達成共識。其突出的表現是由周恩來推動並精心安排的陳毅等四人小組，在同一時期得出了與毛澤東不一致的結論。由四人小組討論國際形勢最初是毛澤東本人的建議。該小組於5月開始討論國際問題，則是在周恩來精心安排下進行的。周恩來不可能不了解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但四人小組的研究結果卻與毛澤東的看法有同有異。相同者是他們也認為，蘇聯對中國"安全的威脅比美國大"；相異者是他們斷定，"在可預見的時期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還不大".[36]根據熊向暉的回憶，四人小組的報告於7月20日由中央辦公廳印發中央負責人。6月3日，瑞典駐華大使曾問周恩來，美國和蘇聯哪一個國家對世界和平和中國的安全威脅更大，周的回答是有保留的，他認為"現在還在發展，還要看。"[37]

　　9月初，很可能是為了緩和緊張局勢，中共中央開始採取一些措施，如不允許地方報刊再宣傳"要準備打仗"和"一切為了打仗"等口號。11日，周恩來與蘇聯總理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舉行了會談。周恩來在會談前曾指出，蘇聯挑起邊界衝突是為了轉移蘇聯人民的視線為其國內困難找出路。[38]他在與柯西金會談後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中蘇政這種性質的接觸還是第一次，中國應爭取緩和邊界局勢，促進邊界談判。[39]四人小組顯然贊成周恩來的主張，也認為柯西金訪問北京的主要原因是想同中國"緩和一下"，"蘇修不敢挑起反華大戰"，"估計蘇修可能同我談判".[40]

　　9月14日，周恩來着手準備中蘇談判。兩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致柯西金的信，該信提出了緩和中蘇邊界緊張局勢和舉行邊界談判的具體措施。[41]所有這些安排肯定是經毛澤東同意後進行的，問題在於他即使同意周恩來的安排，也未必相信形勢在趨向緩和。意味深長的是，9月17日，就在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政治局決定的當天，《人民日報》刊登了慶祝國慶20周年口號。毛澤東親自加上了一條，即："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42]此後中國的戰備宣傳再次升溫。9月22日，周恩來在全軍戰備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準備打仗是新的戰略部署，要防止蘇聯的突然襲擊。[43]國慶節期間，中國領導人相繼發表措詞強硬的講話，歷來反映中共中央重要決策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的國慶社論也突出強調了要戰備。隨着宣傳的白熱化，中國的戰備達到了第二個高潮，其標誌是10月17日林彪發出了《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命令崐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44]作為戰備措施的一部分，中共高級領導人也從北京向各地疏散。同時各大中城市也有數以千萬計的城市居民疏散到農村。

　　上述情況表明，從9月20日前後開始，中國決策層占支配地位的看法是要防止蘇聯利用談判做掩護，發動突然襲擊。這種擔憂最初很可能來自毛澤東，而且領導人疏散也很可能是毛澤東想法，對此周恩來也未提出疑義。至於四人小組，據熊向暉回憶，他們在被疏散前曾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戰備措施，以後他們也沒有機會再討論國際問題了。[45]至此可以說中國高層決策者基本形成了共識，即蘇聯是中國的主要威脅，而且目前存在着蘇聯軍事入侵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中國決策層對中蘇邊界軍事衝突的看法存在一個變化過程，即從一開始認為是偶發事件，到後來斷定蘇聯有可能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並因此而進行全面備戰。這種變化產生於兩個原因。其一是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加強了對中國的軍事壓力，將邊界東段的衝突向西段擴散，不斷製造流血事件，其中8月13日在新疆鐵列克提地區有計劃地進攻中國邊防部隊，造成嚴重的流血衝突。同時蘇聯領導人和輿論工具不斷進行戰爭威脅，並對中國發出核戰爭恫嚇。

　　蘇聯的行動在中國領導人中引起極度的警惕和緊張在情理之中。[46]

　　其次，中國決策層對戰爭的判斷與毛澤東1968年秋冬以來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有直接的關係。自60年代中期起，毛澤東即認為世界形勢進入一個"大動盪"的時期，存在着發生世界戰爭的爆發世界革命的兩種可能性。1968年8月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毛澤東的特別關注，是否會爆發世界戰爭和什麼時候會爆發世界戰爭，成了毛澤東關注和思考的重要問題。

　　他認為美國和蘇聯都有能力發動世界大戰，而且它們也都在準備擴大戰爭，因此"似乎要打仗了"，"既不打仗，又不革命，這種狀態不會持續很久了。"[47]此外他還認為，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間隔22年的歷史經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24年後，也該有大戰爭了。正是在這種看法的影響下，一旦中蘇邊界發生軍事衝突，毛澤東便自然將其與侵華戰爭和可能爆發世界大戰聯繫起來。不過毛澤東最初對中蘇邊界形勢的判斷應該說是就事論事的，否則中共中央也不會批准在珍寶島採取軍事行動，以致於引火燒身。是蘇聯的軍事威脅、特別是核戰爭的威脅，觸動了毛澤東本已經崩得很緊的神經，致使他擔心邊界衝突會導致蘇聯大規模的入侵，甚至有可能成為一場世界大戰的前奏。可以設想，如果毛澤東沒有那種關於可能爆發世界大戰的先入為主的看法，他未必不會像周恩來、陳毅等人那樣，對形勢作出較為現實的估計。而真正的不幸在於，絕大數人認可了毛澤東的觀點。

　　（三）中蘇邊界衝突與中國對美政策的轉變

　　要解釋本文開始提出的疑問，必須參考這一時期中國對美政策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與中蘇邊界衝突的關係。這兩者之間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問題是中國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是否在有意識地利用中蘇邊界衝突來為調整中美關係服務？

　　現有的資料表明，在尼克松競選總統前及其當選前後，毛澤東已經注意到美國有可能調整對華政策。[48]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發表就職演說，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在予以批判的同時，應全文轉載。有論著暗示，毛澤東這樣做是為了在大範圍內傳播尼克松就對華政策發出的信息。[49]毛澤東還批准中國駐波蘭臨時代表向美方建議，於1969年2月20日舉行中美大使級第135次會談。後因美國向叛逃的中國駐荷蘭外交人員提供政治庇護，中國於2月28日宣布取消會談。至此中國在尼克松當選後的第一次試探便結束了。

　　這裡需要探討的是，毛澤東及中國政府作上述試探是否與某種戰略考慮聯繫在一起？換句話說，這時毛澤東是否已經有了全面改變中國外交格局的戰略考慮，還是像已往一樣，這次行動只是中國領導人緩和中美關係的長期願望的又一次表現？從目前已經披露的資料看，後一種結論更為合理。

　　從60年代中國領導人的許多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們實際上認為，中美關係包含着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是在全球戰略層次上，美國要稱霸世界，以及與蘇聯聯合對付中國，遏製革命運動。[50]第二是在地區層次上，當時特別是美國在中國周邊地區、主要是在越南的軍事干涉，對中國的安全構成了直接的威脅。1968年間中國領導人已經肯定，美國早晚要從越南撤軍，毛澤東甚至估計美國最多再堅持4年。不過估計歸估計，在沒有清楚地了解美國的政策之前，毛澤東等仍然認為，戰爭是解決問題的主要手段。[51]也就是說，只要美國不從越南撤崐軍或明確承諾撤軍，要改善中美關係是相當困難的，因為美國在那裡的軍事干涉一直被認為是遏制中國的一個極端的標誌。第三是雙邊關係的層次，當時的核心問題是台灣問題。只要美國不表示將改變自朝鮮戰爭以來的政策，中國領導人就很難根本改變對美國的政策。

　　在上述三個層次上，直到1969年春夏之交，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沒有表現出什麼變化。如果考慮到中美長期對抗的歷史，以及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敵意和懷疑，便可以想像，在毛澤東做了最初的試探後，美國不僅沒有做出積極的反應，反而在中蘇發生邊界衝突時，繼續做出對華強硬的姿態，這會在中國決策層造成多麼嚴重的心理影響。這種情況有助於說明，為什麼1969年夏美國發出一連串改善關係的信息，而中國的最高決策者卻一直不動聲色，儘管他認為，與蘇聯的戰爭已經迫在眉睫。

　　根據熊向暉的回憶，四人小組曾於8、9月間討論過如何利用美蘇矛盾和打開中美關係，但由於受到外交部的勸告，未提出具體建議。在9月17日提交的《對目前形勢的看法》中，他們甚至沒有提及調整對美政策。只是陳毅表示，他將向周恩來口頭匯報關於改變對美政策的具體建議和設想。至於他如何向周恩來口頭建議，以及他的那些建議是否被轉達給毛澤東，便不得而知了。[52]現有的資料表明，參預決策研究的有關方面，不論是外交部還是四人研究小組，都不能不顧及建議改變對美政策可能會給他們帶來的消極的政治後果。當然，如果毛澤東已經對調整外交戰略成竹在胸，並多少透露一些，情況就會完全不同。

　　1969年7月，尼克松政府開始採取行動緩和中美關係，包括減少在越南的美軍和減少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巡邏。9月7日羅馬尼亞部長會議主席毛雷爾向周恩來傳達的信息是重要的，即尼克松政府將：（1）無保留地尋求與中國關係正常化；（2）美國不支持不參預蘇聯旨在孤立中國的任何行動；（3）美國將通過政治途徑解決越南問題。周恩來對美方建議的回答只是繼續通過華沙的大使級談判。[53]10月10日，基辛格告訴巴基斯坦駐美國大使，美國準備停止美台灣海峽巡邏。11月5日，巴總統將此情況轉告中國駐巴大使。兩天后，美國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在台灣海峽巡邏。11月16日周恩來在一份送毛澤東的電報上這樣寫到："尼克松、基辛格的動向可以注意。"[54]很可能是在此時前後，毛澤東終於下定決心，調整對美政策，為打開中美關係做出努力。

　　還有必要指出，自7月起美國政府已經採取行動並頻繁發出信息，爭取緩和與中國的關係。四人小組應該是了解這些情況的。但如前所述，在9月17日給中央的報告中，他們並沒有提及改變對美政策問題。現有的資料還不足以說明，陳毅是否向周恩來匯報了他關於如何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以及周恩來是否向毛澤東轉達了陳毅的建議，或毛澤東是否看了四人小組的報告。此外，外交部當時基於什麼原因、在誰的領導下以及如何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遠不像四人小組的情況那樣清楚。當然林彪系統的情況就更不清楚了。

　　本章的分析和上述疑問的存在，均說明我們既不能斷定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開始階段就已經決定，從根本上調整中國外交戰略，也不能肯定他接受了其他參預決策或決策研究的人的建議。這樣當然也就談不上有意地實施一項明確的戰略了。在此提出這樣的假設或許有助於將這項研究推向前進，即毛澤東這時更多考慮的是全球性戰爭與革命問題，對於中國是否、何時與如何調整對美政策，並無認真的思考和結論。很可能是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思維框架允許的範圍內，領導和推動中國外交走上了實行戰略轉變的軌道。

　　從以上三章的分析中，至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從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到10月20日中蘇重開邊界談判，中國決策層還沒有形成全面調整外交戰略的明確方針，不是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利用中蘇邊界衝突來達到調整對外政策的目的，而是中蘇邊界衝突發生後，蘇聯的反應在中國領導人心中，主要是在毛澤東心中，引起強烈的戰爭危機感，以致當他們確認美國確實準備與中國進行戰略合作後，便毅然走上了聯美抗蘇的道路，從而使中國外交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轉變。之所以稱其為革命性的轉變，不僅是因為它徹底改變了以往中國外交的格局，而且還因為此次外交戰略轉變標誌着中國領導人開始將國家利益置於中國外交的中心位置。

　　第二，對珍寶島事件後中國外交決策過程的分析，以及從目前披露的資料和國內已出版的有關論著的分析看，毛澤東在此次中國外交戰略的轉變中所起的作崐用還不能說已經是很清楚的了。如果我們不再拘泥於"偉大領袖，英明決策"這樣的思路中，肯定能更客觀更準確地評價毛澤東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在中國外交戰略轉變中的思想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