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考慮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我們首先要對“國家安全”的歷史由來，有清醒認識。

　　“國家安全”是歷史概念。自然經濟的小農國家，安全與土地面積和人口相聯繫，產生了以保衛土地和農業人口為目標的國家安全觀，同時，也產生了以爭奪陸地要塞為目標的陸權國防理論。那時，國家安全環境考慮的是保證人的生存條件。

　　市場經濟條件下，利潤的意義使“發展”成為國家生存的前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主要表現為對“發展條件”即資源、市場的威脅。此時，國家安全已經與經濟的發展相聯繫，超越了生存條件的範圍。

　　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發展要求具有可持續性，這就對海上貿易線的安全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海上貿易線的控制與反控制，催生了以遠洋海軍為主要作戰手段、以控制海上要塞為目標的海權國防理論。蒸汽機和火炮的發明，極大地提高了海上機動性和遠距離打擊能力。國家防衛概念，從中世紀的保衛生存條件轉化為保衛發展條件，從本土防衛轉化為海上防衛，儘量把戰場推向遠離本國邊界的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革命性變化是制空權。德、意、日等國率先採用飛機配以坦克集團軍，先發制人。這場大戰完成了從制陸權到制海權再到制空權，即從平面戰爭到立體戰爭的軍事革命。此後，國家安全的空間開始向空中擴展，發達國家紛紛把空中防衛提到了國家安全的重要地位。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信息革命對國家安全有巨大意義。里根政府拋出“高邊疆”戰略理論，出台了“星球大戰”計劃，想通過空間衛星監控技術，建立一個攔截敵國導彈的防禦系統，從而使核打擊對美國失去威懾作用。這預示着信息高科技戰爭形式，將首先藉助太空在未來戰爭中占據優勢地位。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普遍認為人類進入全球化時代。什麼是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速度取決於它按市場交換原則獲取海外資源和市場的能力，高額利潤來源於對世界市場及戰略資源的控制。做到這一點，必須控制海上交通線。對國家安全環境要素的評估，主要不再是對本土安全的評估，而是對海上交通線控制能力的評估。20世紀的美國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圍繞中東石油以及通往北美和西歐的石油運輸線：西線由波斯灣經紅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線；東線由波斯灣經科倫坡、馬六甲海峽、馬尼拉、關島、夏威夷到美國太平洋沿岸。中日戰爭，日本在中國東北華北長驅直入，美國坐視不管，而一靠近上海，美國就認真起來；兩伊戰爭中，只要伊拉克向東北擴張，美國就表示出慷慨，大力資助，一旦伊拉克調頭南下，就遭到美國打擊。海灣戰爭前，美國外交的最大遺憾就是不能對波斯灣石油實現直接控制，而美國在中東的“ 首要國家安全利益”是海灣的石油利益，需要軍事介入海灣事務的能力。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為美國提供了良機，在阿拉伯人“邀請”下，堂而皇之地開進 50萬軍隊，但不除掉薩達姆，為的正是在海灣長期駐軍。

　　今天談國家安全和國防建設，應置身於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大背景思考問題。發展市場經濟意味着提高物質生活水平，提高民眾的消費能力，各國都需要有充足的能源供應和海外市場，這已成為經濟發展的命脈。因此，各國都在考慮如何保護國家的經濟發展，進而實現國家安全。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是軍事力量。一個國家越是開放，越融入全球化，就越是需要加強國家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和科技實力，而絕對不是相反，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或者自廢武功感動強權和霸權。在全球化時代，不能沒有強大的國防力量，對於大國來說尤其如此。

　　霸權國家沒有國家安全邊界，它的國家利益在全球，它的國家安全邊界就是全世界。所以，它的飛機在全世界進行偵察，在全世界設立軍事基地，肆意干涉別國內政，這些在霸權國家看來都是正常的，因為都與其安全利益有關。中國沒有對外擴張的傳統，將來也永不稱霸，但中國需要考慮自己的邊界安全與安全邊界。就拿海權來說，對霸權國家來說就是海上霸權，對發展中國家則是受國際法所認可的合法的海上自衛權利。從國家安全的歷史發展來看，未來中國發展適當的海上力量，已愈顯重要，我們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新的國家安全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