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貴照片】中國共產黨是蘇俄製造的侵華工具

送交者: LuZhiShen 2011年07月01日13:04:54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附珍貴照片】中國 共 產 黨是蘇俄製造的侵華工具 http://www.huanghuagang.org/issue11/gb/20.htm 艾 華 民 　　中國GCD成立已經八十多年了。經過這八十多年的歲月，人們已經有充分證據，可以說明中國GCD的性質和面貌。 　　中國GCD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政黨，而是由蘇俄培植成立起來的政黨。這個政黨與蘇俄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只有從中Gong與蘇俄的密切關係入手，才有可能認清中國GCD的性質和面貌。 　　概括起來：中國GCD是蘇俄扶植成立的侵華工具；是全心全意為蘇俄服務的政黨；是大量出賣中國領土和主權的政黨；是一個毀國害民的黨。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不僅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還送來了GCD。 　　俄國的十月革命，並不是如同俄共所吹噓的，是甚麼“無產階級革命”。實質上只不過是一種改朝換代；是由舊沙皇換成新沙皇。外表換了新裝，內里仍然是封建專Zhi制度。列寧也根本算不上是甚麼無產階級革命領袖。 　　列寧象馬克思一樣都是偽君子、假道學。 　　馬克思批判資產階級是甚麼“溫情脈脈的面紗”，他自己卻偷偷與保姆通姦。養下私生子，既不敢認，又不敢丟。這是甚麼感情？列寧在法國巴黎闖蕩江湖，混 了很長時間，常去三流妓院玩女人，得了一身花柳病。二十年後，潛伏的病菌發作，擴散到腦部，成了植物人，最後不治而死，只活了五十四歲。 　　就是這樣的一位列寧，他在十月革命前後，就在策劃着如何征服世界。 　　一、一九一九年六月，他拋出一本“帝國主義論”，即《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是一本既為過去沙俄對外侵略進行解脫，又為蘇聯以後對外擴張 進行掩蓋的著作。按列寧所說，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才是帝國主義；沙皇時期尚是農奴社會，不是資本主義，因此沙皇時期的俄羅斯就不是帝國主義。沙皇時 期的對外侵略和擴張，就不是帝國主義行為。而新成立的蘇俄是“社會主義”，自然也就說不上是帝國主義。因此，蘇聯如何對外擴張，都不是帝國主義侵略；而是 “解放”，是“挽救人類”。正是這樣，蘇俄打着“社會主義”招牌，明目張胆，大搖大擺，闖進許多國家。所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在實質上是蘇俄社會帝 國主義對外擴張的理論工具，是替蘇俄對外擴張服務的。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另一個用意，就是把被壓迫、被侵略國家求解放的鬥爭目標，一股腦都引向他所說的“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美國資本主義最發達，因此，就特別把反對的目標指向“美帝國主義”；把“美帝”列為頭號敵人，煽動反美情緒。 　　按列寧的理論，是不是反帝、反美帝，是測驗一國GCD是否真正馬列主義黨的試金石。不論美國是否侵略自己國家，凡是一提美國，就必須反。 　　實際上，單以中國來說，美國是侵略中國最少的國家，長期以來，是主張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國家，是願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從中國切身利益來說，中國沒有理由與美國為敵。真正侵略中國最多、最大的，恰恰不是“美帝”，而是“俄帝”，是“蘇帝”。 　　列寧“帝國主義論”的作用，就是引導各國GCD把鬥爭目標指向“美帝”，而讓“俄帝”、“蘇帝”順順噹噹進行侵略。 　　蘇俄成立不久就向歐洲擴張，攻打波蘭，遭到慘敗，碰了壁。一九二三年三月，列寧拋出一篇《寧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列寧明確指 出：“鬥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於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世界人口的大多數。”（大陸出版《列寧選集》第四卷，第710頁）。列寧很快把蘇俄侵 略、擴張的矛頭指向東方的中國和印度。 　　二、列寧的上述言論和著作，是他對外擴張的輿論攻勢。在他製造輿論的同時，還積極對中國進行政治攻勢。 　　1918年7月4日，蘇俄外交部長齊采林（C.V.CHICHERIN），在蘇維埃第五次會議中說：“蘇俄政府將對中國撤銷沙皇政府對中國東北的各種 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對於駐在中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的各種賠款 中的對俄國賠款部分交還中國。” 　　1919年7月25日，列寧為討好中國，又令蘇俄代理外交部長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宣言說：“凡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別處用侵略手 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棄，在那塊土地上的人民，願意建成哪樣的國，採取哪樣的政體，一任人民的自由選擇，勞農政府把中東鐵路以及礦產林業等權利，及其他 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政府、土匪霍爾瓦特、謝米諾夫和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的特權，都返回給中國，不受何種報酬，勞農政府並拋棄庚子賠款以及租 借地等。”（引自鄭學稼《中Gong興亡史》第一卷，第476頁） 　　1920年9月29日，加拉罕又發表第二次宣言。宣言說：“為了發展前次宣言的原則”，“俄國勞農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國各前政府與中國所定各條約為無 效。放棄中國領土之侵占及在中國境內各租界，並將以前俄國帝國政府及中級社會人士所掠奪者，俱以無報酬永久還付中國。”（引自同上書第623頁） 　　以上齊采林的報告和加拉罕的兩次宣言，雖然是虛晃一招，但是還很靈，在當時中國的學界和政界，都引起了很大影響。一部分人認為蘇俄確與沙俄不同。認為 蘇俄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勢。一些人遂對蘇俄仰望、羨慕、讚美不已。這都為俄羅斯在中國成立GCD做了有力的準備。 　　三、加緊策劃在中國成立GCD。中國GCD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不是由十幾個人一下子就成立起來的。而是在中Gong成立之前，蘇俄進行了一系列準備工作。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寧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 　　在這個會議上，成立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這個組織被定為世界各國GCD的聯合組織。同時也是世界各國GCD的上級領導組織，對各國GCD實行高度統一的領導。各國GCD是它的下級組織。 　　第三國際組織法的第一條規定：“此新國際勞動者聯合會之成立，所以組織各國無產者之共同行動，其目的則在推翻資本主義，設立無產階級專Zheng，並組織國際的蘇維埃共和國，以掃除階級而實現社會主義，此為共產社會之第一步。” 　　第二條規定：“凡屬於共產國際之黨，應名曰某國GCD，為共產國際之一部。” 　　（楊幼炯著：《中國政黨史》第219頁） 　　這個第三國際，實際上是蘇俄對外擴張的指揮機關。它居於各國GCD之上，對各國GCD有指揮權。各國GCD是它的下級組織，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它要幹啥，就得幹啥。 　　1928年8月29日，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國際章程規定：各國GCD參加共產國際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這是共產國際的紀 律，非常嚴格。如果不遵守共產國際的紀律，被共產國際開除，那就是極大的處分。後來的南斯拉夫被定為是修正主義，就被開除共產國際。 　　這個共產國際是以列寧主義為最高行動綱領。列寧主義為各國GCD的“聖經”。列寧死後，史達林的訓示又接着成為各國GCD必須遵守的聖旨。 　　在第三國際的統Zhi下，俄共黨史、俄共組織形態、鬥爭策略，都成為各國奉行的典範。中Gong一直把《聯共（布）黨史》作為經典，規定為幹部必讀書；在奪得大陸政權後，還把它列為高等學校公共必修課，所有的大學生都必須要學習。不知浪費了青年多少大好的時光！ 所謂蘇維埃政府就是蘇俄在中國篡立的馬列子孫政府！   　　1919年，俄共（布）在鄂木斯科秘密舉行第二次西伯利亞代表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秘密的特務組織，即《俄共（布）西伯利亞區委情報宣傳局》。這個情報宣傳局的任務是為了“建立和加強同東方及美國共產主義組織的聯繫”，實際上就是為了對東方各國進行滲透和尋找代理人。 　　1919年6月，俄共（布）在西伯利亞區委的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議，在俄共（布）西伯利亞成立東方局，也叫“東方民族部”，專門負責與東方各國 的“革命”力量進行聯繫，幫助東方國家成立GCD。華裔俄共黨員楊明齊被搜羅，參加設在海參威的俄共（布）遠東地區委員會的工作。 　　1919年11月，在德國柏林成立青年共產國際。 　　1920年1月，俄共（布）遠東地區委員會負責人庫什納列夫及薩赫揚諾娃聯名向俄共（布）中央報告，說他們已着手與中國革命者聯繫。俄共（布）中央於 三月立即批准建立“俄共（布）遠東局”，在海參威成立“俄共（布）海參威分局”，任命維經斯基為分局負責人，專門從事對中國進行滲透工作。 　　1920年4月6日，由列寧指揮成立“遠東共和國”首都設在赤塔，直接窺視中國。 　　1920年6月25日，成立“俄國GCD華員局”，為俄共領導華僑中俄共黨員的中央機構，以便利用華僑中的俄共黨員向中國滲透。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由列寧主持，舉行共產國際二大。華人俄共黨員劉紹周、安恩學參加了會議。中國社會黨代表江亢虎也出席了會議。這次會 議列寧進一步策劃向中國滲透的安排。選荷蘭人馬林、印度人羅易為“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的秘書和委員。後馬林和羅易都被派到中國，參加指導和組織成立中 Gong的工作。 　　1921年1月，在伊爾庫茨克成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這個機構組織龐大，設有中國部、朝鮮部、日本部、蒙藏部；還設有情報部。專門挑選“中國通”或與中國有聯繫的人任職。 　　在此期間，俄共先後派出二十幾位各式各樣的間諜、特務，來中國各地進行活動，收買各階層投俄份子，為在中國成立GCD進行準備。 　　中國京戲有開台鑼鼓，開戲之前，先來一通鑼鼓。叮叮噹噹一陣之後才開戲。俄羅斯在中國上演共產主義大戲之前，也是先來一套開台鑼鼓。經過一番大造聲勢，緊急籌劃的緊鑼密鼓之後，緊接着就以“替天行道”的架式，把侵略魔掌伸進主權獨立的中國，在中國成立GCD。 1929年夏蘇聯為拒我收回中東鐵路而大舉侵略我國 　　四、蘇俄直接扶植成立中國GCD。1921年7月1日俄國人出錢直接策劃和指揮成立了中國GCD。 　　在中Gong黨成立之前，俄共遠東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員潛入中國，在華活動一年多，取得豐碩成果，在中國一些地方建立起共產主義小組，並已於1920 年8月建立了臨時中Gong中央。列寧認為在中國正式成立GCD的條件已經成熟。於是由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尼柯爾斯基、馬林到中國組織成立中Gong。 尼柯爾斯基對馬林說：伊爾庫茨克共產國際給他的指示是，中Gong的會議必須要有他參加。 　　尼柯爾斯基生於一八九八年，曾是赤塔商學院的一位學生，來華時僅二十三歲。就是這樣一個小青年，操縱成立中國GCD。馬林為荷蘭人，生於一九八三年，來華時三十八歲。這兩個人在上海曾與李達、李漢俊秘密商談，後又到北京與李大釗、張國燾等人秘密會談。 　　據包惠僧說。在廣州“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會見尼柯爾斯基，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 要召開中國GCD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派兩個人出席；還寄來二百元路費。”（《包惠僧回憶錄》，轉引自葉永烈著：《中Gong之初》第299 頁）。 　　中Gong後來說：由於中國工人隊伍壯大，工人覺悟提高，具備了成立GCD的條件，才成立GCD。這純是胡說八道。包惠僧的回憶，說得清清楚楚，是共 產國際派人來主導成立GCD；與中國工人階級如何，毫無干係。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更強大，也沒急於成立GCD啊！而恰恰在成立中Gong的代表中，一個 工人階級的代表也沒有。 　　俄共用一百五十元現大洋，買一位中Gong一大代表。 　　為召開中Gong“一大”，馬林帶來活動經費，給“一大”每位代表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先發一百元，臨回去時，再發五十元。很可能是怕這些“一大”代 表，在上海十里洋場胡亂花錢，對他們不放心，擔心他們回程時沒有路費，困在大上海。所以沒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發給他們。 1946年蘇軍因在東北參加中Gong打內戰而被國軍所俘 　　這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對個人來說不算少。現時一百五十元人民幣只能買幾個漢堡包，還不夠買一條褲子。可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元現大洋，那就值 錢多嘍！例如二、三十年代一小職員每月工資十五元，就可以勉強維持四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不至於飢腸轆轆，衣不蔽體。這也就是說，當時的一百五十元現大 洋，可以每餐有四個豐盛菜餚一個湯。大米白飯，花卷饅頭，隨便吃。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可以供應五十個學生吃一個月的伙食；也可以供應一個學生吃五十個月的 伙食。這就是當時一百五十元的價值。所以說，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在當時不算少。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這一百五十元又不算多。曹錕賄選，向豬仔議員買一張選票，就用五千元大洋。而俄國人、列寧僅只用一百五十元，就收買了中 Gong“一大”代表的良心和靈魂。真是廉價動物，一批賤貨。說明俄國人、列寧也很摳門；很會打算盤，非常唯利是圖，十分吝嗇。俄國人這個小小的投資，以 後竟獲得了無法估計的大利，確實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資。只是中Gong代表的身價，低得太可憐了！恐怕這些“無產階級的先進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對 趙公元帥見錢眼開，沒有一個代表會覺悟到想一想：“俄國人給他們這個錢是為了甚麼？是要他們幹甚麼？”，“俄國人會隨便花這筆錢嗎？”，“難道俄國人用大 把鈔票撒給中華大地，是來替天行道嗎？” 　　就是這樣，中國GCD的“一大”代表失去了靈魂，成立了國際GCD的中國支部──中國GCD！ 　　據陳獨秀在獄中對人透露：“中Gong第一次代表大會（據他說，全部代表為十三人），我因事在廣東，沒有參加。所以叫我當上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 寧的意見，派一個叫維經斯基的到中國來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 我。”（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載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報》） 中Gong圍攻四平街時，為國軍所俘虜的北朝鮮共軍 　　據美國‘世界日報’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社論指出：“當時通過的“中國GCD綱領”也是莫斯科交下來“着令通過”的俄、英兩種文本，後來才由中Gong譯成中文本。” 　　中Gong“一大”通過的黨綱，明確標明要“聯合第三國際”。在大會決意中，還規定每月應向第三國際呈送報告一份；必要時，應派代表去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與遠東各國GCD代表，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事。 　　所以，在中國成立的這個GCD，實際就是蘇共在中國產下的“怪胎”，或者說是蘇共的“兒子黨”，是馬列子孫的黨，是為俄國侵華服務的工具。 　　（關於中Gong是蘇共“兒子黨”的問題，中Gong自己長期一直是默認的。一九四九年中Gong進城時，牆上掛領袖像，馬、恩、列、斯的像要掛得高 高的；而毛澤東的像則要掛得很低，以示低人一等。直到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Gong建黨四十多年之後，“兒子黨”才要造“老子黨”的反。這就是 中Gong的所謂“批修”是也。） 　　怎樣看待成立的這個中國GCD？ 　　陳獨秀認為是“歷史的誤會”。他認識到，就當時的歷史情況說，中國是患“貧”，而不是患“不均”；中國無產“可共”。如主張要實行共產主義，必先實行 資本主義。他認為列寧的十月革命是“走在歷史的前面，背離歷史的軌道”。（石灰：“歷史的誤會”，1991年9月8日《世界日報》） 　　參加中Gong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憶說：“現在回顧起來，真如做夢一樣。當時萬萬想不到我們幾個年輕的學生，會鬧出這樣的大亂子。 二十年來，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村莊，損失多少元氣，都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種下的禍根。我現在想起來，真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國家弄到現 在這樣危險惡劣的情形，我們不能單責軍閥和官僚，當時在嘉興南湖的小船中的幾個青年，也要負很大的責任。”（葉永烈著《中Gong之初》第430頁） 　　瞿秋白在臨刑前，知道自己已經必死，他還是說出多餘的話，承認自己參加GCD是誤入歧途，是歷史的誤會。他認識到：共產主義，“它違背歷史發展的規律性”。 　　作為GCD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不管他們後來個人的結局如何，在他們生前能對自己過去的行為做一個交代，這總還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頑固派要好的多。 　　蔣中正先生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明確指出：“中國GCD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於中國的氣候。”很可惜，那些被鬼摻住的人是聽不進這些教導的。 　　蘇共在中國成立GCD是甚麼性質的問題？ 　　應該說，這就是政治侵略。作為一個外國政府和政黨，跑到另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組織政黨，目的就是要推翻這個國家的政權，還要毒化這個國家，這難道還不是 侵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主權和尊嚴？這是最明顯不過的政治侵略。倘若不是如此，中國去俄羅斯組織政黨並推翻他們俄國的政府可以不可以？ 　　在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由外國人組織起來的政黨，這個政黨實際上就是聽外國人指揮，替外國人服務的工具和奴才。以後中Gong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做俄國人工具，為俄國人服務的奴才史。 　　英國人用鴉片進行侵華，很快被中國人發現，受到中國人的抵制。日本人明火執仗，用飛機大炮侵華，立刻遭到中國人的抵抗。俄國人換了一個手法，從政治侵略入手，麻痹中國人民的思想，使中國人從思想上被俘虜。這種馬克思主義政治鴉片，可比英國的真鴉片要高明無數倍啊！ 　　自中Gong成立之後，一直有代表常駐蘇聯；蘇聯也一直有代表常駐中Gong黨內。出謀劃策，互通信息，保持聯絡，不斷指揮。 　　五、史達林鼓動“中國人打中國人”，中Gong發動南昌暴動。 　　1927年4月，共產國際開會討論，決定迅速指揮中Gong，開展武裝鬥爭。要中Gong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面目下，展開農民革命。 　　1927年4月27日，共產國際密令鮑羅廷指使中Gong完成以下任務： 　　1，改組武漢政府，增加中Gong的領導力量。 　　2，改組國民黨中央，選拔中Gong的積極份子參加國民黨中央黨部。 　　3，武裝兩萬中Gong黨員。 　　4，選出五萬工農積極份子，參加國民黨軍隊工作，徹底改造國民黨軍隊，排除其中的反動將領，代以中Gong黨員或徹底的國民黨左派。 　　5，成立法庭，嚴審右派及反革命份子。 　　6，實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豪紳財產。 　　（引自張玉法：《中Gong現代史》第413頁） 　　1927年6月1日，史達林電報指示武漢GCD： 　　1，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 　　2，以黨部力量制止農民過激行動。 　　3，清除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GCD員，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份子，組織新軍隊。 　　4，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以新的工農份子代替舊份子。 　　5，以知名的國民黨員，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動軍官。 　　（引自黃大受：《中國現代史綱》第108頁） 　　以上的密令和史達林的電報，說明蘇俄直接指揮和破壞中國內政是如何具體和嚴重。其中僅以“土地革命”來說，就是從根本上破壞中國的農業生產體系，瓦解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不明真相的農民，怎能會看出“土改”對中華民族真正損害啊! 　　1927年8月1日, 在共產國際的直接策劃、指揮下中Gong發動南昌武裝暴動。 　　史達林在發出上述兩封電報後，仍不放心，於是於七月中旬，再派紐曼(NEINZ NEUMANN)及羅明納茲(BESSD LOMINADZE)來華。紐曼是德國人，二十六歲。羅明納茲是俄國喬治亞人，二十九歲。他們兩人到漢口後，就積極推動暴動政策。他們計劃在湖北、湖南、 江西、廣東等地發動暴動。 　　周恩來、張國燾都是共產國際份子，都無限忠於共產國際，一切以共產國際馬首是瞻，根本忘記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自然就不去顧及自己國家、民族的安危和痛苦。 蘇軍將清點後的日軍武器全部交給中Gong發動內戰 　　 七月下旬，政府軍張發奎率第二方面軍進駐江西，GCD密派周恩來、張國燾隨軍潛往。周、張偷偷摸摸混入南昌。還有瞿秋白、李立三等人，也都混進南昌。他們 煽動第二十軍軍長賀龍，及第十一軍第二十師師長葉挺，還有南昌市公安局局長朱德等人，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深夜暴動。這就是被中Gong大肆吹噓的所 謂“八一”南昌起義。 　　1927年8月4日，國民革命軍包圍了暴動軍隊。五日，暴動軍隊突圍，逃跑到江西南部，於九月抵達廣東汕頭。後在潮汕被國民革命軍擊潰。葉挺、賀龍殘 部由朱德率領向滇軍范石曾部投降。後來，朱德再叛滇軍，搞了廣東暴動後，跑到廣南一帶流竄。周恩來等則潛逃到香港，以後又偷偷溜到上海。 　　這個時候的賀龍，絕對不會想到：自己出生入死為“革命”，幾十年後卻被毛澤東生生折磨致死，臨死前連喝一口水，都不可得！當初的“革命”，又是所為何來？ 　　自南昌暴動後，中Gong就在中華大地掀起了最殘酷的武裝鬥爭，大打“內戰”。 　　這場延續數十年的“內戰”，已經十分明確。它根本不是中國人自己內部不同政治派別打的鬥爭，而是由俄國人指揮的，並且是由俄國人供應經費和武器，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一場戰爭。把這場延續十年的戰爭，說成是中國的“內戰”，這是不準確的。 　　俄國人挑動和支持一部分中國人替俄國人去打中國人。這才是實質。俄國人自己坐山觀虎鬥。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後來日本人武裝侵華，搞了個南京大屠殺，殺害中國數十萬同胞，引起全中國人民的憤慨。這種深仇大恨，數十年過去，中國人始終不能忘卻。 　　可是，蘇聯人通過毛澤東之手，殺害中國同胞數十萬，數百萬，數千萬，上萬萬，中國人民對蘇聯人不但不痛恨，反而把它頌仰為“解放者”、“大救星”。中國人的民族覺悟哪裡去了？ 張惠民與陳東和主動向國民政府交代蘇軍收買他們搜集國軍情報以供給中Gong，後知工資竟由中Gong所付。 　　蘇聯人對日本人一槍沒打，卻把中國東北全部工礦機械設備一掃光，還到處建立“解放碑”、“勝利碑”。長春最好的一條大街給了史達林，命名為“史達林大街”。中國人的尊嚴、恥辱、是非都到哪裡去了？ 　　在對待侵華政策上，日本人與俄國人比較起來，就太簡單，太笨拙了。日本人興師動眾，大鬧一場，除了給中國人留下無限的仇恨，甚麼也沒撈到。俄國人躲在 背後，不聲不響，要中國人去打中國人，最後要中國人把大片土地和財富乖乖地送上手，還要對蘇聯感激涕零，高喊萬歲萬萬歲。比較起來，在侵華的問題上，日本 人的智慧比俄國人的智慧差得太遠了！ 　　自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在世界一部分國家，主要是落後國家，陸續吹起“共產主義革命”風。這股“共產主義革命”風，尤以在中國最為時髦和盛行。 　　當時，在中國就陸續展開一場大辯論。辯論的中心，就是要不要走俄國人的路？要不要與俄國人聯盟？ 　　起初，這場辯論還是筆桿子對筆桿子。到中Gong南昌暴動之後，這場辯論就由筆桿子對筆桿子，發展到槍桿子對槍桿子。當然，槍桿子就不講理了，誰是誰非不是以理服人，而是蠻不講理。誰打勝，似乎誰就掌握了真理。 　　自俄羅斯十月革命，到在中國成立GCD，到挑起中國人打中國人，這就不得不在中國人面前提出一系列問題。蘇聯是一個甚麼性質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又是甚麼性質的？它是不是照樣是帝國主義國家？它對中國是那麼具有善心，會拯救中華於水火嗎？ 　　馬克思主義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嗎？ 　　刮“共產主義革命”風的人，當時對上述問題的回答，都是毫無疑問的肯定，並且痴迷奉行。但是，中國大多數人對上述問題卻得不出肯定的結論。 　　自中Gong在蘇俄指揮下走上打內戰的道路之後，中Gong與國家矛盾的性質，就起了質的變化。從非對抗性，走上對抗性；具有將自己轉化成為蘇俄侵華 工具的性質；具有從單純的國家內部矛盾，轉變為具有蘇俄對華侵略與中國人民反對侵略的性質。對於矛盾的這種轉化，由於中Gong的欺騙性，當時國內的很多 人是認識不清的。 　　六、蘇俄繼承沙俄侵華衣缽繼續侵華。蘇俄同樣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蔣中正先生於一九二三年底赴俄考察後即明確指出：“在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則其對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當時，曾參加戊戌變法的維新革命家梁啓超先生，也曾非常明確指出：蘇俄是帝國主義國家。他說：“問蘇俄是不是帝國主義？我毫不沉吟地答道，他是帝國主 義的結晶，他是帝國主義的大魔王！他是帝國主義的……一國的國民性可以換一面招牌就得轉變的嗎？俄國人玩的政治，對內只是專Zhi，對外只是侵略，他們非 如此不能過癮！不管蘇不蘇，赤不赤，玩來玩去，總是這一套。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臘正教上帝，列寧便是轉輪再生的大彼得！全俄人民從前是“沙”的腳下草，現 在便照例承襲充當執行委員的腳底泥；中國從前是“沙”的夢想湯沐邑，現在便是紅旗底下得意的拋球場．”（1925年10月27日，北京“晨報社會周刊”第 四號）梁先生這段論述，實在是非常深刻，把一個蘇俄描述得具體生動。就是八十年之後的現在，來看這段對蘇俄的論述也仍然準確。 　　實際上也確實是，蘇俄在取得政權不久，就接過沙皇衣缽，開始繼續對華侵略。起初是以剿滅白俄兵為名，把軍隊開進中國外蒙古。白俄兵與紅俄兵好象很有默契。紅俄兵進來，白俄兵交棒，紅俄兵接棒；接棒之後，就占據不散，武裝侵占中國外蒙古。 　　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時，就千方百計要分割、侵占中國外蒙古。雖然沒有正式侵略成，但是沙俄的侵略勢力卻已經占據外蒙古。蘇俄是完全趁機承襲沙俄侵略勢力進駐中國外蒙古。 　　1921年2月，白俄軍將領謝米諾夫（Ｓｅｍｅｎｏｆｆ）由日本人供應軍火，由他的部下恩琴（Ｒｎｇｅｍ）率領白俄軍及原蒙古軍，在日本軍官的協助 下，攻占庫倫（現烏蘭巴托），搶走活佛。同年三月，由白俄軍扶植成立“外蒙獨立政府”，接着這些白俄軍連續攻占了蒙古很多地方。 　　1921年7月，正是俄共在中國組織成立“中國GCD”的同時，蘇共紅軍侵占外蒙古，打敗白俄軍，占領庫倫。蘇共軍在赤塔狂殺中國僑民。接着扶植由蘇 共訓練的波多（Ｂｏｄｏ）任國務總理，組織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到同年十一月，又把這個政府改為“蒙古獨立國”。在中國之內成立國中之國，嚴重侵害 中國領土和主權，明目張胆分割中國。 　　1921年9月，列寧統Zhi下的蘇聯，出兵侵占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蘇共拉攏當地青年，組織“土文革命黨”。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蘇俄導演下，成立“烏梁土文人民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實行蘇聯制度，與蘇聯訂立密約，由俄國人控制軍事、政治和外交。 　　這是蘇俄侵華，在中國境內建立的第一個傀儡政權。它分裂了中國領土，侵奪了中國主權。 　　這是在加拉罕幾次聲明之後，在列寧統Zhi下的俄國對中國新的侵略罪行。中華民國政府始終沒有承認蘇俄這種侵略。 　　1923年1月，蘇俄與外蒙古私下訂立密約，允許蘇俄在外蒙古駐軍，容許俄國人開採一切資源和金礦，容許撥土地給俄國農民耕種。一九二四年，蘇俄進一 步與外蒙古訂立協定，要求外蒙允許蘇俄建築從赤塔到庫侖的鐵路，在鐵路兩側一百俄里內，俄國有伐木、開礦、建屋等權利。一九二四年七月，蘇共將“蒙古人民 政府”，改為“蒙古人民共和國”。蘇俄把蒙古完全當作殖民地來對待。 　　“蒙古人民共和國”是蘇聯在中國領土上建立的第二個偽政權，嚴重侵犯中國領土，破壞中國主權。 　　七、蘇日串通，合謀侵華。早在八國聯軍侵華以後，俄羅斯長期霸占中國東北，勾引和助長了日本人的侵華欲望，造成日本人與俄羅斯相互爭奪侵華權益，以致在中國的領土上大打惡仗。俄羅斯慘敗，吐出南滿地區，退到北滿。日本占據南滿。 　　蘇俄成立之後，加緊侵略中國外蒙古，又再一次勾引和助長日本人的侵華野心。如果蘇聯不侵華，日本人也不敢輕易侵華。 　　俄日大戰之後，俄羅斯在侵華戰略上有個大轉變。這就是從過去與日本人戰爭爭奪，改為與日本人合夥、合謀爭奪。共同侵略和瓜分中國。蘇俄成立之後也延續沙皇時期定下的這種策略，就是與日本不用對抗形式爭奪，而是用合謀形式，共同侵華。 　　1927年4月，日本軍閥田中義一成立內閣。這位田中，野心極大。八月，田中派森格去大連，與關東軍頭目舉行“大連會議”，接着就制定出野心勃勃的“ 田中奏摺”，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洲。”田中的計劃，實際上是與俄羅斯互相爭奪和侵華的一個計劃。 　　1928年5月，日本人在濟南用割舌的殘酷手法，殺害中國駐山東外交特派交涉員蔡公時，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 　　接着，田中計劃把中國東北及朝鮮的一部分，與貝加爾湖以南的西伯利亞地區合併在一起，設立一個自治區。田中派前日本駐美大使高藤博及內閣閣員久原房之 助等人，帶着田中的計划去蘇俄，與蘇俄協商。史達林欣然接收這個計劃。他認為，這樣既可以與日本人和好，又可以刺激中國人反日。蘇俄可趁機坐收漁人之 利。（黃大受：《中國現代史綱》第128頁） 　　史達林這個狐狸精，一生一世就是千方百計侵略和陷害中國。他比老沙更陰險狡詐。 　　史達林在鼓勵日本侵華的同時，自己也加緊進行侵華。 　　1929年5月27日，俄國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召集遠東各地重要GCD幹部舉行共產國際會議，討論對華侵略事宜。被哈爾濱地方當局發現，經搜查捉到蘇 共、中Gong黨員數十人，查收到擾亂中國秩序、企圖分化中國的文件等共數萬冊。（黃大受：《中國現代史綱》第126頁）從搜查出的文件證明，蘇俄駐哈爾 濱的一些機構，都是蘇俄的特務組織，是蘇俄顛覆中國的活動中心。 　　1929年7月10日，我國東北軍政長官張學良，命令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按照中俄協定，免除俄人局長職務，並解除蘇籍GCD份子高級職員五十九人的 職務；另派華人繼任。收回一切路政。同時搜查俄人用作間諜活動的職工聯合會、國營貿易局等機構。有效地打擊了蘇俄深入中國的侵略勢力。（同上書第126 頁） 　　1929年8月11日，蘇俄急不可耐，調動大軍，發動侵華。 　　蘇俄在遠東原駐三萬人的軍隊，為了入侵中國，又在西伯利亞徵召十萬人入伍。同時還從俄羅斯內地派來七千人的秘密警察，派加侖（GALENS）為蘇俄遠 東特別軍總軍團長。由他指揮俄軍對東自綏芬河西到滿州里，中國沿邊重要城鎮和地區，全面侵犯。中國政府為了自衛，命張學良負責國境邊防。東北軍分東西兩 路，進行阻擊和抵抗。 　　1929年9月19日，俄軍炮毀我國吉林綏濱城。同時，在三江口、同江、富錦、樺川、滿洲里、扎蘭諾爾、密山、綏芬河等地都進行激烈的戰鬥。 　　1929年11月17日，蘇俄軍出動飛機、大炮、坦克，猛襲扎蘭諾爾。中國軍隊奮勇抵抗。激戰中，旅長韓光第及全旅十之八九光榮犧牲。 　　這時，與蘇俄明目張胆武裝侵華相配合，中Gong竟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裝暴動，牽制政府軍難以北調抗蘇。當時的形勢就是，蘇俄在北部進攻，中Gong在南部“造反”。雙方緊密配合，共同謀害中國。 　　這個時候，賣身投靠的中Gong，已經墮落為沒有中國國家概念和沒有民族意識的漢奸和走狗。在俄國人公開武裝侵華，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階段，中 Gong卻叫嚷：“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打倒國民政府”等口號，周恩來、劉伯誠、葉劍英等人，由俄國人每月供應三千萬盧布，從俄國到中國東三 省，召集中國、日本、朝鮮的GCD徒，組織義勇隊，參加俄國人侵華的戰爭。中國人幫助俄國人侵略中國。中國人與俄國人一起殺害中國人。這就是中國GCD人 的“革命”。 中Gong逢會必掛蘇共黨旗 　　1931年9月18日，當日本人看到蘇俄正向中國武裝侵略時，他們着急了，再也忍耐不住了，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瀋陽。接着很快占領全東北。 　　日本人作為一個旁觀者,他們對蘇俄自然看得很清楚，甚麼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世界革命等等，在他們看來都不過是騙人的鬼話。在這些詞句下，掩蓋着的是對外的侵略和擴張，這才是真的。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就是來和蘇俄爭奪東北，阻止蘇俄向東北擴張。 　　這個時候的蘇俄，由於過去有被日本人打敗的教訓，早已轉變策略，不與日本人對抗；並想把侵華目標轉向蒙古和新疆，所以也就從東北縮了回去。 　　日本人侵占中國東北後，蘇俄的加拉罕明確告訴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說蘇俄無意干涉東三省事件，使日本人更加放心地侵華。蘇俄這種表示，並不是它不想侵華，而是它的侵華熱點早已轉移的緣故。 　　日本人是武裝進攻，燒殺搶掠，很容易遭到中國人的反抗。俄國是政治侵略先行，先從思想上麻醉中國，很容易迷惑人，不使中國人感到它是侵略。 　　世界上的事情，並不都是孤立的，偶然的。很多事情是相互聯繫的，互相影響的。任何孤立的，片面的看問題，都是不可能看清楚的。實際上日本人侵華的禍 源，恰恰就是蘇俄。如果沒有蘇俄先入侵東北，日本人也未必敢侵略中國。八國聯軍之後，俄羅斯招來日俄大戰。一九三一年蘇俄侵華，又惹來“九一八”事變。這 就是事實。 　　有的不明當時事件真相的人，對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大肆責怪蔣中正、張學良不抵抗，而根本不看蘇俄也正在大軍壓境，加緊侵華。當時中Gong在 蘇俄指揮下，最盼挑起中日戰爭，以便讓俄國人趁機侵華。所以，當時中Gong的“抗日”叫囂，完全不是為中華民族着想，不是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而純 是為俄國人的侵華服務。 　　由於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蘇俄又進一步策劃在中國的心臟地區，在中國的南方成立第三個國中之國，進一步分裂中華。 　　1931年11月7日，中Gong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當時，在瑞金召開所謂“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會上宣布成 立“臨時中央工農民主政府”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六十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為主席。還制定了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法等。確定這個政 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專Zheng。 　　後來這個工農政府改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如果說中Gong搞武裝暴動，發動武裝鬥爭，中Gong與國家和人民的矛盾已經發生變化；那麼，中Gong在中國境內成立“蘇維埃共和國”政權，這就使矛盾進一步變化。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允許成立另一個國家。這既是常識，更是國際法的通例。 　　而尤其嚴重的是，中Gong這個政權是以蘇俄政權為背景。從名稱到制度，到性質全部執行蘇俄的一套，並且按照蘇俄的指示行事，隨時向蘇俄請示匯報。這 樣一個政權，實質上是蘇俄的傀儡，成了人家的走狗。這個傀儡政權是搶在日本人在東北成立“滿洲國”傀儡政權之前成立的。 　　毛澤東成立的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繼“烏梁土文人民共和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後，蘇俄在中國成立的第三個傀儡政權。 　　日本人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才在中國東北成立“滿洲國”。比蘇俄在中國江西成立“蘇維埃共和國”晚三個月。也可說是日本人看到蘇俄搶先在江西成立“蘇 維埃共和國”，他們才跟進成立“滿洲國”。中Gong現在時常叫嚷：“不許分裂祖國”，“不承認兩個中國”。實際上分裂祖國的不是別人，恰恰是中Gong 自己。搞“兩個中國”的也不是別人，首先就是中Gong自己。 　　毛澤東這個人是個野心家、陰謀家。他在閩西時，曾經臨陣脫逃，被周恩來等人批評為“逃跑主義”、“諸葛亮式的學究‘錦囊妙計’”。一九三一年初，他被 罷免了總前委書記及總政委的職務。（賀貞明：《七十年骯髒史話說從前》，1991年《爭鳴》七月號）。但是毛澤東這個人是不甘於被冷落的。他到瑞金之後， 就千方百計清除異己。他所遵循的原則就是以我為核心，以我為準繩。誰反對我，誰就是反革命，必欲殺之而後快。 　　據披露，在瑞金，萬人坑就有十幾處。（見李忠道《毛酋秘聞》1976年6月版） 　　是時的deng小ping參加了毛澤東的小幫派。在一九三三年圍剿中臨陣逃跑，躲到香港避難。結果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受嚴重警告處分。他的第二任 妻子金維映（李鐵映之母），因此與他離婚。改嫁給當時的中Gong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賀貞明：《七十年骯髒史話說從前》，《爭鳴》1991年七月號） 　　自中Gong發動南昌暴動，到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之後，毛澤東在內地，瘋狂進行大屠殺。俄國、日本人從外部對華大屠殺，毛澤東則與他們同步，密切配合，從內部開展大屠殺。 　　據當時上海《申報》報導，僅鄂、豫皖邊區，二十三縣的人民遭到的禍害計有： 　　屠殺人數　　1，563，500人； 　　流亡人數　　1，183，530人； 　　燒毀房屋　　2，433，343間； 　　牲畜損失　　2，725，075頭； 　　財產損失1，330，423，500元。 　　據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整理委員會公布，自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1928－1932），江西全省六十一個縣人民受到GCD禍害： 　　屠殺人數　　　431，750人； 　　流亡人數　　 1，688，532人； 　　燒毀房屋　　　349，743間； 　　財產損失　　442，529，110元。 　　（李進請：《中Gong匪黨真面目》第183頁，另參見大陸學者貝聿所著《中國左禍》一書。） 　　這些罪行是俄羅斯最願意看到的。他們難以用他們的手，屠殺中國人；而通過中Gong卻很好地達到了屠殺中國人的目的。他們對中Gong“一大”代表，僅僅一百五十元的投資，卻換來這麼多毀華的成績，該是多麼划算哪！ 　　“九一八”日本侵華之後，蘇俄採取的策略是，一方面不斷鼓勵日本向中Gong南部擴張；一方面指示中Gong宣揚“抗日”。當時正是德、意、日三國聯 合，準備發動世界大戰時期。蘇俄鼓動日本向南方侵略，就可減去其對蘇聯的威脅。倘若日本向北，向蘇進攻；而德國從西部進攻蘇聯，蘇聯西、東兩面受敵，必然 會被打得慘敗，在地球上早就沒有蘇聯這個名字了。所以，日本沒有進攻蘇聯，是蘇俄在戰略上的極大勝利。而日本則是最大的失策。因為倘若日本當年不是聽蘇俄 的，不向南部擴張，而是向西伯利亞進攻，與德國一起對付蘇俄，日本一定會戰勝蘇俄。甚至有可能象當年中國蒙族英雄成吉思汗一樣，一直打到莫斯科。日本不但 不會失去北方四島，還會占據整個西伯利亞廣大地區。 　　日本人的失誤就在於亞洲人打亞洲人；而不是聯合亞洲人共同打敗斯拉夫人，把斯拉夫人從哪裡來趕回哪裡去。這個歷史教訓，很值得日本人深省。 　　八、共產國際命令中Gong宣揚“抗日”口號 　　由於德、意、日勾結，加緊世界緊張局勢。蘇聯受到德、日夾擊的威脅，異常恐懼。因此蘇聯想方設法擺脫自己的困境。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莫斯科舉行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這次會議進行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是討論蘇聯怎樣擺脫困境，以及各國GCD如何為幫助蘇聯擺脫困境效勞。 　　會上，提出在各國要建立“人民統一戰線”，共同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這是GCD需要人民的時候，就講究統一戰線。不需要人民的時候，就拼命打壓人民。 　　中Gong代表陳紹禹（王明）在會上強調，中Gong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會議進行期間，八月一日，陳紹禹以中Gong中央及中國蘇維埃政府名義，發表宣言，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就是後來毛澤東叫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由來。 　　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周恩來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陳紹禹被選為共產國際主席團主席之一；康生被選為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候補委員、共產國際候補執行委員。（黃大受：《中國現代史綱》第144頁） 　　會上，共產國際特別指示中Gong宣揚“抗日”，完全是一箭雙鵰。一是中國抗日，就可牢牢牽制住日本，使日本泥坑深陷，根本不會去威脅蘇俄。二是，中國抗日，中Gong就可免去被徹底消滅的危險。當時中Gong正處在大逃亡時期。 　　所以，蘇俄指示中Gong“抗日”的這個主張，站在中國國家和中國人民的立場來看，是對中國非常不利的，是極其惡毒的。 　　中國抗日，或不抗日，或何時抗日，這是中國的內政。這需要中國根據中國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和決定的事情，根本無需他國進行干涉和鼓勵。 　　然而中Gong不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不是考慮國家的實際情況和各種利害關係，而是只從自身利益出發，接過蘇俄的聖旨，奉若神明，在中國各處大炒 “抗日”風潮，惡毒攻擊蔣中正先生“不抗日”，“賣國”，等等，無所不用其極。直至如今，中Gong仍然自命為自己是抗日的，攻擊國民黨是不抗日的。極盡 歪曲歷史之能事。 　　在抗日戰爭真正打起來的時候，中Gong卻躲在大後方不斷搗亂和破壞，從來沒有過認真抗日。 　　九、中Gong與日本勾結，蘇俄與日本勾結，共同侵華、毀華。據宋賓（Peter Vladimirov）日記指出:“延安與日敵南京派遣軍總部有協定，‘互不開火’”。（中Gong文化學院編：《中國近代史》，第172－173頁。華 崗出版社，1977年9月版。宋賓為中國抗日期間，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代表）。 　　蘇日勾結。一九三八年八月，俄國與德國簽訂秘密協定，促使德國希特勒發動歐洲戰爭。這時，蘇聯駐中國上海領事館領事與日本軍部特務機關密切往來。蘇聯 領事對日本人表示，如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政府，蘇聯將於適當時間給予承認。當時，蘇聯與日本達成秘密諒解：由日本占據中國的華北、華東、華中、華南；而中國 的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關以西的大西北，為蘇聯的勢力範圍。（黃大受：《中國現代史綱》第199頁）。中國抗日期間，日本人對中國大後方狂轟亂炸，唯獨 就沒炸延安。日本人進攻湖北、湖南、廣西，唯獨就不打陝西。你看怪也不怪！ 　　由於蘇日密謀瓜分侵華範圍，中Gong在延安受到保護。全國人民浴血抗戰時，毛澤東躲在窯洞裡花天酒地，與江青鬼混。這個時候的江Z民，則在大漢奸汪精衛的庇護下，過着大闊少的生活。一個受蘇聯保護。一個受日本人保護。一孫一爺，各安其所。 　　1941年4月13日，蘇日簽訂《中立友好條約》，雙方沆瀣一氣，共同侵犯中國的領土和主權。蘇聯承認“滿洲國”，換取日本人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 ”，兩國互拿中國的領土和主權作交易。蘇聯用這筆交易，鼓動日本南進。斯達林對日本談判大使松岡洋右說:“這樣，日本可以安心南進了！” 　　蘇日這份條約簽訂後，史達林眉飛色舞。當松岡洋右離開莫斯科時，史達林故意要列車遲開。他親自跑到車站，去給松岡送行。兩個人熱烈擁抱，久久不肯分手。並在車站留下親密攜手的倩影，以示不忘。 　　史達林接待日本一位大使，遠比九年後接待中Gong國家元首毛澤東要熱烈無數倍，可以與數十年後，葉利欽與江Z民無比熱烈的擁抱相媲美。 　　在《蘇日中立友好條約》中，蘇聯把自己擺在了與日本同樣的侵略國的地位。日本侵華。蘇聯也照樣侵華。兩國同步進行。唯一令人驚訝的是，中Gong一方面不認真抗日，一方面又歡迎蘇聯侵華。豈不怪哉！ 　　1943－1944年，中Gong軍透過日軍特務機關，將國民政府軍部署和作戰計劃密告日軍，希圖引誘日軍攻打政府軍，並深入華西地區。以便中 Gong向西北擴張，及與日軍一起夾擊四川和貴州。這就是中Gong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與日本人站在一起，共同攻打中國政府軍。 　　直至今日，中Gong還在自命為自己是抗日的，攻擊國民政府是不抗日的。極盡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能事。靠欺騙人民混日子。 　　不過，歷史事實，是非曲直，是無法抹煞的。中Gong封了那麼多的元帥、將軍，可有幾個是因為抗日而立下豐功偉績的？中Gong在抗日戰爭時期，直接 與日本人打過幾次硬仗？除了地道戰和李向陽之類小把戲式的戰爭，還有甚麼？中Gong極端炫耀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三大戰役那種殘酷的戰爭場面，可是中 Gong在抗日時期，可出現過跟日本侵略者如此“大打、狠打”、直到要將日寇“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這樣一種場面？ 　　俄國人利用中Gong進行“中國人打中國人”。俄國人利用日本人進行“亞洲人打亞洲人”。這就是斯拉夫人在二次大戰時期策略的運用。中Gong、日本人都是斯拉夫人在亞洲運用的工具。 　　中國人在“中國人打中國人”中受苦；在日本人“亞洲人打亞洲人”中受難。這就是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遭遇和命運。 　　中Gong在奪得大陸政權後，更是公開“一邊倒”，徹底為蘇俄服務，大肆出賣中華民族的領土和主權，更暴露出它是蘇俄侵華的工具。 　 第十一期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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