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幣，美國政治的“代罪羔羊”

“我毫不懷疑，只要對（共和黨）政府在國內政治中有利，小布什政府會繼續想方設法，用盡各種手段，包括提高關稅，來繼續向中國施壓，” 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開發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副主任尼古拉斯．霍普教授（Nicolas C. Hope）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的專訪時指出。

中國二字最近頻頻出現在美國新聞話題中。中國在朝鮮危機中發揮積極作用是新聞噱頭的一個來源之外，另一個更為尖銳、刺耳的“中國”話題就是關於“被低估的人民幣是否傷害美國就業機會”的大討論。

人民幣升值真的會救美國工業嗎？

美國製造業與美國政府將自己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建立在如下邏輯上：人民幣的價格被低估了，所以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相對便宜，傷害了美國公司，使本來已經很虛弱的美國勞動力市場雪上加霜，失去了很多就業機會。

“實際上美國的個人消費者與企業，製造業消費者都從人民幣的低匯率上得到了不少好處，因為便宜的中國原材料與零部件加強了美國的工業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現在中國製造已經是美國全球價值鏈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如果人民幣升值，很多美國加工業會因原材料與零部件升值而失去競爭力。所以人民幣升值給美國帶來的就業機會和由此減少的就業機會同樣多，” 密歇根大學企業戰略與國際商業教授琳達．林（Linda Y.C Lim）說。

“現在大量湧入美國的‘中國製造’產品並非是從美國人手裡搶走市場份額，而只是‘墨西哥製造’、‘韓國製造’的替代品而已。而且中國產品在美國總共進口的產品價值不到10%，在美國GDP中占不到2%，所以責備中國要對美國上百萬失業大軍負責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林教授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在英國劍橋大學，美國耶魯大學與密歇根州立大學分別拿到自己的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的林教授，是最近美國“批鬥”人民幣大討論中一個極為響亮的聲音。她多次接受美國主流電視與報紙刊物的採訪，並在耶魯大學網站上發表文章明確支持中國關於保持人民幣現有匯率的立場。

霍普同意林教授的分析。 他說，“人民幣升值並不會給在美國本土或者在中國投資的美國製造加工帶來什麼負面影響，因為如果人民幣價格上漲，靈活的美國商人就會尋找下一個更便宜的地方去採購和投資。”

霍普教授總結說人民幣升值的最終結果和美國本土的就業率高低無關，也和振興美國經濟在實質上沒有任何聯繫。而且他說，“至少是大多數，甚至是所有的美國行政部門的高級經濟官員，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尼古拉斯．霍普教授是美國學術屆中國經濟方面最著名的專家之一，他於1998年進入斯坦福大學執教，主要研究方向為東亞經濟，尤其是中國與印度尼西亞方向。在進入斯擔福之前霍普教授在世界銀行工作多年，曾擔任世行中國與蒙古地區主席，世行印度尼西亞員工負責人。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美國的勞動節，即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在美國政治傳統上經常是第二年總統大選的“揭幕”時間。在野黨正式確認本黨的挑戰者，而執政黨則要着手總結現任總統的業績，而將其政策錯誤的負面影響作“最小化”處理，從而為其連任鋪路搭橋。

毫無疑問，9/11恐怖主義襲擊之後公眾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的小布什目前是政治最脆弱時期。象他父親一樣，作為戰爭強人的小布什總統，一大政治“軟肋”在國內經濟方面。眾院民主黨首領、來自加州的南希·佩羅斯議員一句話總結了小布什總統上任至今的經濟記錄，“多了三萬億新債，少了三百萬工作”。

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更是因為伊拉克“反恐”戰爭之後的困難重重而更招人眼目。美國的歐洲盟友分崩離析，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無影無蹤，小布什總統不得不在上周明確否定薩達姆與9/11恐怖主義襲擊有任何關聯。

種種政治的不順心逼得共和黨人下幾劑“猛藥”，包括刺激國內消費的大手筆減稅計劃、為了提高美國產品國際競爭力而放任美元貶值的政策，以及拿起壓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大棒。

在美國這樣的民主制度中，最好的政策未必是最可能採取的政策。雖然經濟學家說得對，但是美國的政治家們有自已的苦衷。他們不需要，也不能夠考慮太遠太廣。他們現在的首要目標是“一直向前走，不要向兩邊看”，即在一年之內讓美國經濟取得明顯起色，就算沒有明顯進步也要表明他們在努力，或者找到一個替罪羊對選民有一個交待。說到底，除非被卡住喉嚨，在美國沒有哪一個政治家心甘情願地承認“都是我的錯”或是斗膽批評選民說“都是我們自己的錯”。

“美國現在的高失業率主要是由於其自身原因引起的，但政治家們不願意在公眾面前承認這一點，”林教授說。 她接着說，“美國現在的巨額財政赤字主要來源於歷史最低水平的國內儲蓄與歷史最高水平的財政赤字。而美國企業更願意在資本上投資，而不願意花些錢與力氣增加其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她還批評說讓美元匯率浮動會增加美國某些工業部門的成本負擔，進一步削弱美元，從而產生美元通貨膨脹與利率上漲的危機。

中國該做什麼？

林教授認為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的政策是一向不變的。“在1990年亞洲金融風波時，中國的亞洲競爭夥伴的貨幣對美元匯率最多下降了40%，但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及亞洲各國的建議下頂住了巨大的國內經濟壓力，自己承擔了出口下降，通貨緊縮的‘陣痛’過程，力保人民幣不貶值，”林教授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現在中國政府只是在一如既往地執行自己的金融政策，並不存在象美國製造商與政治家們抱怨的那樣“人為地操縱”人民幣匯率。與此同時儘管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經濟復甦沒什麼作用，但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卻十分巨大。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國有企業改造與加入世貿組織都是以中國國內的高失業率為代價來進行的。出口額占美國GDP的11%，但在中國卻占GDP的25%。出口貿易的下降必定會導致整個經濟增長的放緩。而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對整個亞洲地區以至整個世界的經濟政治穩定都是不利的。

“只要中國政策允許，人民幣的現有固定匯率可以無限期地保持下去。只要WTO中的各項條款沒有完全執行，新的匯率沒有任何價值。現階段1元人民幣對6.5或7美元與1元人民對8.5美元對美國經濟沒任何明顯影響，”霍普教授說。“而在未來幾年之內，只要中國按照WTO的自由兌換協議完成了國內金融市場的調整並將其向全世界開放，那麼其是升是降都是順其自然的事情。我個人認為一個較為廣泛的人民幣調整空間對於促進國際金融對換市場的健康發展是有好處的。”

林教授與霍普教授都傾向於讓人民幣投資到別國市場來做為折衷與緩衝政策。霍普教授說他個人比較傾向於讓中國介入歐元市場來緩解中國對美巨額貿易順差。

“只要中國的外匯儲備繼續增加，那麼就會繼續用這些儲備向國外資產投資。如果中國買入以歐元為主的金融資產以代替為美元為主的資產，那麼就有可能會繼續增加歐元對換美元的比例，從而增加美國產品相對於歐元區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而歐元區的飛機與電子產品，而非中國的紡織品與鍋碗瓢盆才是美國在國際商場上的真正競爭者，”霍普教授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他說在目前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從多國多邊貿易的角度來看，雙邊貿易赤字毫無任何討論的意義。美國巨額財政赤字的最根本解決辦法是美國家庭，企業與政府在日常運營中徹底改變借錢花的方式，養成良好的儲蓄習慣。

杜菁琳，《華盛頓觀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卅五期， 2003年 9月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