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大國的衰落：俄羅斯的慘痛教訓

八十年代末，前蘇聯發生了社會“劇變”。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劇變”？這一轉軌過程產生了何種經濟社會效果，其長期發展方向如何？對我國經濟改革有何啟示？ 這些問題是人們普遍比較關注的。的確，這種劇烈的社會變遷就像千載難逢的“木彗星碰撞”一樣，為實踐檢驗各種經濟理論和政策提供了巨大的實驗場，仔細觀察其實際效果，總結其經驗與教訓，對於防範美國隱蔽經濟戰的攻擊，把握我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避免不必要的社會代價，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國內許多人曾有一種錯誤的認識，誤以為俄羅斯已經度過了改革難關，社會經濟形勢正趨向好轉。實際上，國內許多報刊報道國際新聞的消息來源，主要出自西方和俄羅斯大通訊社的消息，而這些大通訊社都是由大壟斷財團控制的，倘若俄羅斯經濟的病症略有減輕，壟斷資本控制的新聞媒介一定會大肆宣揚，而俄羅斯經濟的病情出現惡化，壟斷資本控制的新聞媒介則會壓低調子報道。９７年初俄羅斯政府通過大量舉借高利貸外債，發放了部分長期拖欠的工資和養老金，俄羅斯和西方新聞媒介都廣泛宣揚“形勢大好”，９７年國際貨幣基金在召開的年會上也曾宣稱，“俄羅斯經濟前景令人感到樂觀”，但是，９７年底俄羅斯就開始爆發了金融動盪，而且９８年以來俄財政金融危機正愈演愈烈，戳穿了西方媒介關於俄羅斯經濟好轉的謊言。墨西哥和泰國爆發金融危機之前，西方報刊也曾廣泛將其吹捧為“經濟奇蹟”，以誘導其它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效仿。

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俄羅斯經濟改革的前景仍然困難重重，他批評了某些參與俄羅斯改革西方經濟學家，為了給自己推薦的錯誤改革藥方辯護，隨意製造俄羅斯即將擺脫經濟困境的輿論。他說，“他們出版了《即將到來的俄羅斯的繁榮》的書，這種樂觀的看法正被廣泛接受。令人吃驚的是如此樂觀的觀點竟然沒有數據支持”，“就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他們剛剛宣布取得了改革的勝利”。［１３］

俄羅斯選擇了資本主義的激進改革道路，認為只要全面效仿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就能儘快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代表西方政治經濟利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趁機推薦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作為政府顧問，直接干預了俄羅斯推行激進改革的過程，其改革方案完整遵循了西方的規範經濟學理論，特別是市場價格理論和科斯產權理論，其激進改革方案的主要內容包括：全面放開價格、工資“一步到位”，放棄政府干預並完全依靠市場調節供求；解散各級政府的計劃部門和行業管理部門，大規模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徹底實行政企分開和明晰產權界定，以求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推行銀行體系的私有化和商業化，勒緊對原來國營企業的貸款；財政改革取消各種政策補貼，實行高額所得稅、增值稅，以增加財政收入和減少赤字；立即實現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全方位對外開放。這種作法似乎屬於“全面、系統的改革”，從西方經濟學的邏輯來看的確是很完美，可以實現微觀體制轉軌和宏觀控制的同步化，似乎實踐中也應該取得良好的效果，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曾許諾“半年內控制通貨膨脹並恢復經濟增長”，可惜事實卻完全相反。

斯蒂格利茨指出，“對前蘇東國家經濟轉軌前十年的平均增長率與過去的十年加以比較，除了一個例外，這些國家在向市場經濟轉軌後比轉軌前經濟增長更差勁了。從平均意義上來看，這些國家今天比轉軌之前更窮了。這一結果被其它生活富裕水平指標，比如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所證實。這些國家的預期壽命即使在全世界預期壽命平均提高兩年的情況下，其平均水平仍有所下降”。“有關貧困的統計數據更加令人擔憂。在有統計數據的25個國家中，有18個國家的平均貧困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4%增加到45%，反映了這些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劇惡化”。［１４］

俄羅斯經濟經過連續多年的嚴重衰退，社會失業和人民貧困現象嚴重，私有化導致了社會財產和收入的兩極分化，國民收入和工業生產已下降了一半，不僅冶金、機械、化工等重工業生產下降，輕工消費品生產也大滑坡，從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６年，俄羅斯的煤炭、石油產量下降了４０％左右，機械產品如機床、拖拉機下降了８０％左右，洗衣機、電冰箱、錄音機也下降了８０％左右。農業方面，俄羅斯的糧食生產下降５０％，牛的飼養頭數減少２３％，豬的飼養頭數減少３５％，農用拖拉機減少３０％，收割機減少４０％，食品供應嚴重依賴於進口。

目前，美國通過誘導俄羅斯進行自殺性激進改革，摧毀了俄羅斯的物質生產和科技實力，迫使脆弱的俄羅斯經濟全面依賴於西方，俄羅斯正逐漸淪為西方壟斷資本的經濟殖民地，甚至喪失了制訂本國經濟政策的自主權。俄政府為勉強度日被迫出售戰略行業的國有資產，放寬外國資本購買戰略行業資產的限制，外國資本正大舉進軍俄羅斯的石油、通訊等戰略領域，俄羅斯的股市價值大約６０％已為外資所擁有。國際貨幣基金還以推遲貸款來威脅俄羅斯，要求加速大型工業企業的破產進程，以幫助西方壟斷資本廉價控制俄羅斯經濟，引起了俄羅斯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

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俄羅斯已從工業生產大國，淪為西方的礦產等自然資源輸出地，他說“我們應該清楚一點：即一個自然資源蘊藏豐富的國家要找到願意開發這些資源的海外投資者並不難，尤其是價格合適的時候。然而，更難的是創建一個以產業或服務為基礎的經濟。1994年，製造業投資占外國投資總額比重僅為7%，而自然資源投資卻占了外國投資總額的57%。1997年，雖然數據依然不夠完整，但初步統計數據顯示製造業外國投資比重進一步下挫，大約為3%左右。投資是受到了自然資源的吸引，而不是用於生產製造方面”。

斯蒂格利茨還幽默地諷刺道，“那些冷戰經濟學鬥士們，似乎自認為肩負着剷除共產主義“罪惡”的重任。那些主張實行休克療法人，那些主張迅速實現私有化的人，至今仍認為問題並不是衝擊太大，而是藥方太小了，衝擊太小了。實行的改革還不夠激進。藥是對的，只是病人沒有按醫囑進行治療！一個俄羅斯的改革者最近譏諷說他們頒布的法律都沒有錯，就是沒有執行罷了”。［１５］

目前，國際貨幣基金已從起初的誘騙辦法，轉向不加掩飾地剝奪前蘇東國家的經濟主權，如強迫俄羅斯將男性公民領取退休金年齡提高五歲，儘管改革後男性公民的人均壽命比以前下降了五歲，以節省政府經費保證優先償還欠外國資本的債務，９７年初趁保加利亞出現全國饑荒之機，強迫其廉價出售郵電通訊等戰略行業的控股權，強迫烏克蘭大批關閉礦山，取消進口產品的質量檢查等等。９８年３月２３日俄總統葉利欽突然宣布解散政府，據英國的《泰晤士報》發表的一份文章報道，“葉利欽的決定與俄內務部於３月初提供的一份報告有關，該報告稱改革進程不僅引起了不滿情緒，而且正在導致對改革者的強烈仇恨，國民中有相當多的人（多半是年輕人）準備拿起武器反對政府，如果國內形勢進一步惡化的話，看來一場武裝暴動正在醞釀之中”。葉利欽深知由他在情報部門的親信所呈送的報告，不同於一般報刊的文章或反對派對俄羅斯局勢的估價，該報告所警告的武裝暴動並非是危言聳聽，阿爾巴尼亞前總統貝里沙當選後曾推行了高壓政策，但因他造成的社會災難導致了民心喪盡，９７年阿南部發生武裝暴動時軍隊竟然自動解散，葉利欽顯然擔心重蹈阿前總統貝里沙的覆轍，不如趁早解散不得人心的此屆俄羅斯政府，但是，俄羅斯的困境是改革方向的根本失誤引起的，不斷更換政府也很難緩解已經積眾難返的社會矛盾。俄羅斯政治動盪中普里馬克夫當選為新總理，他深知以前的市場改革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公開宣稱打算糾正以前改革中的錯誤作法。但是，俄羅斯和西方的壟斷資本從以前改革中獲取了巨大利益，普里馬克夫採取了不同於以前的新經濟政策，對穩定國內經濟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許多新政策觸犯了國內外壟斷資本的利益，如加強政府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管理，限制金融寡頭將掠奪資產轉移到國家，遭到西方和俄羅斯壟斷財團的強烈反對和破壞，最終他們慫恿葉利欽罷免了普里馬科夫，由葉利欽選擇自己在安全部門的親信擔任總理。

八十年代前蘇聯縮小了同美國的工業化差距，於是認為已進入了發達社會主義的階段，聯合國有關機構也將前蘇聯列為工業發達國家。前蘇聯改革初期，許多人天真地認為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很快就能過上發達資本主義的富裕生活，但是，俄羅斯選擇資本主義改革道路造成了巨大災難，非但沒有進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行列，反而墮落成了貧富懸殊的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發達社會主義階段”蛻變為“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前蘇聯廣大人民因領導人推行改革的失誤，付出了經濟崩潰和國家分裂的巨大代價，遭受了黑社會泛濫、傳染病猖獗和廣泛失業的災難，飽嘗了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和社會保障瓦解的痛苦。１９９８年聯合國的開發計劃署宣布，不再將俄羅斯列為工業發達國家，因為，俄羅斯的許多社會經濟指標都明顯惡化，包括醫療開支、出生率、死亡率和犯罪率，以及財產集中程度和社會貧富差距等等，其人均壽命甚至降低到了不發達國家的水平。６０年代前蘇聯曾以世界上死亡率最低而自豪，目前，由於經濟狀況惡化和社會保障瓦解，俄羅斯的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同改革前同期相比死亡人數淨增加了四百五十多萬人，而且新增死亡人口大多數是中年輕人，俄羅斯居民的平均壽命也下降了五歲，這種惡劣情況一般只有在大規模戰爭中才會出現。倘若類似的社會災難發生在中國，就意味着多死亡三、四千萬無辜的人民，任何一個稍有良知的中國人，都絕不應容忍類似災難在中國重演。

二、 揭開俄羅斯私有化改革失敗之謎

９８年俄羅斯爆發嚴重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道路的失敗，特別是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失敗。值得注意的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初期，曾經探索過多種改革道路，強化激勵、企業擴權和租賃制等等，但是，由於受西方宣揚的規範經濟理論影響，戈爾巴喬夫認為產權改革才是關鍵，決定大力推行股份化，並將其稱之為“社會化”。 １９９０年，蘇共中央向２８大提出的綱領草案，明確肯定了股份制的作用，決定以此來加快經濟改革。９１年戈爾巴喬夫參加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期間，曾發表宏論稱“我們願意實現經濟自由，但這主要由社會來決定。我們應當做什麼，推動人們進入股份企業”。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的初衷，或許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但是，他沒有想到料到的是，一旦人們動搖了對公有制的信心，改革就迅速滑向了復辟資本主義，曾經擁護社會主義的前蘇聯民眾，紛紛轉向擁護主張激進改革的葉利欽。

葉利欽曾以以反腐敗贏得民眾支持，他主張推行私有化實現“人民資本主義”，但是，俄羅斯民眾沒有料到私有化的結局，竟然將俄羅斯變成了“強盜掠奪”的國家，迅速形成了七大金融寡頭家族的壟斷，昔日號稱“反腐敗英雄”葉利欽，如今也涉嫌通過洗錢將巨額資產轉移海外。１９９１年葉利欽上台後，開始大規模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其措施包括出售、拍賣中小型國有企業，對大中型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化改造，第一階段稱之為“憑證私有化”，發放可出售、轉讓的私有化證券，第二階段則稱之為“貨幣私有化”，向私人、外資出售國有資產和股權，法人購股、持股基金和產權重組等等。早在１９９４年底，俄羅斯已有７０％的工業企業進行了私有化，但是，俄羅斯私有化政策的實踐效果究竟如何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提供的統計資料，９８年俄羅斯的私有化企業有５０％陷入了虧損，有２５％的私有化企業實際上已經破產。據我國訪問俄羅斯的學者考察，俄羅斯民眾普遍認為，他們名義上雖然成了股東，卻根本沒有參與的權力和機會，感到自己非但沒有成為“主人”，倒是淪為了“僱工”，經常受到拖欠工資和失業的威脅，眾多俄羅斯人因生活艱難而將私有化證券或股票低價出賣。［１６］

俄羅斯社會早已廣泛熟知，私有化中存在着嚴重的違法腐敗現象，黑社會和腐敗官員、經理相勾結，實際控制了一半以上私有化企業和銀行。新興腐敗經理階層並不關心企業的經營，而將其作為非法牟利的工具，多元產權化結構和董事會、監事會，無法監督制衡反而相互勾結進行掠奪，導致俄羅斯的企業投資連年持續下降，每年約有數百億美元非法收入轉移境外，形成了俄羅斯經濟“動脈”大出血。這種變態的私有產權結構一旦形成很難正，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將是長期性的。俄羅斯居民普遍認為，私有化已成為合法化的盜竊行動。目前，俄羅斯形成了掌握經濟命脈的七大壟斷財團，通過其擁有的大新聞媒介影響社會輿論，提供政治資金和安插內線關係操縱政府決策。

根據西方經濟學的產權理論，私有化是惟一能夠徹底明確公有企業產權界定的辦法，應該能夠減輕國有企業的“預算軟化”現象，大大提高企業效率，為什麼俄羅斯改革的實踐效果卻同西方的產權理論的推論完全相反呢？根據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的演化規律，企業的產權結構總是在企業成長的漫長過程中適應生產規模、經營管理、代理成本等生產力因素的需要，逐漸地有機形成的。一般來說，私人企業是由業主、合夥、有限責任企業逐漸成長為股權較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的，這樣控股股東才有充分的時間，逐步積累控制企業和選擇、監督代理人的經驗，將由於股權分散化和兩權分離造成的代理成本限制在一定範圍。如果私人企業的股權分散化過程過快，可能造成企業權力體系失去控制，因內部矛盾和糾紛干擾經營權的統一性和權威性，導致企業的虧損甚至解體。但是，俄羅斯私有化運動，不顧國有企業的不同動態成長經歷，試圖模仿西方股份公司幾百年演化的靜態結果，完全違反了上述經濟規律。由府官員和某些經濟學家，僅僅憑着主觀的空想，在短期內以任意方式決定成千百萬企業的所有權結構，這樣一方面給原有經營秩序帶來巨大衝擊，另一方面卻無法保證經營才能同財產分配重新結合的自然過程。例如，產權的平均分配破壞了經營權的的權威性和統一性，如果企業財產落入善於權術而無能經營的人手中，低效率將以私人產權的形式固定化。調查表明，私有化進程中，俄羅斯的原國有財產的控制權正迅速集中在官僚、黑社會和投機集團的手中，這種所有權結構是否能提高原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是不難想象的。

前蘇聯的舊經濟體制有僵化的弊病，但依然存在着比較嚴格的責任制度和監督體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預算軟化”和貪污浪費現象，如國營企業對設備工具、行政費用和現金出納等有比較嚴格的管理制度。根據現代組織理論，實行分權化和引入市場化改革時，企業應特別應重視用新的責任制來取代舊的責任制，否則經營部門易於濫用新獲得的權力，導致代理成本的擴大。但是，俄羅斯推行的私有化卻違反了上述規律，對所有權結構進行任意而且過快的分散化，破壞了經營權的權威性和統一性，導致眾多股東之間信息交流和協調成本的大幅度增加，這樣做雖然瓦解了舊的責任制，但是新的有效責任制卻難以建立起來。俄羅斯實行私有化後許多企業的實例證實了這一點。例如，前蘇聯的民航體系很發達，責任制度也非常嚴格，甚至飛行員用哪一隻腳先登上飛機都有規定，違反了要受處罰，因此，前蘇聯民航以其安全性而聞名。但是蘇聯解體後，民航實行了私有化，經營責任制卻非常渙散，惡性航空事故大幅度上升，而且大多是缺乏責任心所致，９４年失事的一架飛機，竟然從黑匣子的錄音帶上發現了駕駛員的孩子的聲音，專家推斷這種明顯違反駕駛安全規定的作法同事故有直接關係。又如，前蘇聯的發電設備製造工業很發達，我國電力系統經常購買其設備，雖然其體制僵化，同部委的交涉時間較長，但批准後執行卻很快；前蘇聯解體並私有化後，同各個廠家的經理交易都要有現金賄賂，因此儘管其設備價格便宜，國內正規企業也難以再購買。上述實例比理論分析更加生動地說明了俄羅斯實行私有化後“預算軟化”問題惡化的事實。顯然，俄羅斯的私有化非但沒有解決國有企業的所謂“產權虛置”問題，反而卻真的造成了“責任虛置”的問題，而現代企業在實行兩權分離的條件下，經營責任制是決定企業效益的更為直接的因素。

由於俄羅斯私有化改革造成了企業經營秩序的混亂，徵收高額增值稅加重了企業的負擔，結果是生產萎縮和稅源枯竭，而且８０％的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行為，９７年俄羅斯的財政稅收不足預算的一半，政府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拖欠了巨額的工資、養老金和福利費用。政府為了彌補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兌現葉利欽９６年總統選舉許下的承諾，避免因拖欠工資出現社會爆炸的局面，被迫依靠大量舉借高利息外債勉強度日。但是，近來在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下，俄羅斯舉借外債日趨困難利息成本大幅度增長，償還債務支出已占全部財政預算的３０％，甚至俄政府將國債實際利息提高到１５０％，國際貨幣基金提供了二百多億美元貸款之後，外國投資者也不願購買反而紛紛拋售，最終成為一場的國際金融風暴的發源地。俄羅斯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之後，幾乎沒有投資建立一家新的工廠企業，資金不是外流就是進入金融泡沫投機領域，實質生產不斷萎縮而股市卻出現虛假繁榮，９８年泡沫經濟崩潰觸發了股票市場暴跌，私有化企業的虧損面急劇上升到８０％，沉溺於投機的私有化銀行也紛紛破產。

三、 戳穿西方經濟理論與國際經濟組織的誤導

前蘇聯、東歐國家實行“休克療法”帶來巨大惡果，其對我國經濟改革的重要啟示，就是改革方案的設計不能照搬西方規範經濟理論，不能從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出發，特別應警惕代表美國操縱的國際經濟組織的誤導。西方經濟學對於研究我國經濟改革有一定借鑑意義，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西方的各種經濟理論一般建立在許多抽象假設基礎上的，不僅難以反映西方國家的經濟現實，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現實更是南轅北轍。至於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提倡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不僅具有強烈的反社會的意識形態色彩，而且還直接服務於某些西方大國的政治經濟利益。數百年來，西方列強一直打着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幌子，名為奉行不干預經濟政策，實為維護本國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積極藉助各種政治、軍事和經濟手段，對外推行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對弱小民族國家進行野蠻的殖民掠奪。但是，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中，一些西方國家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嚴重的社會失業危機置之不理，最終因社會動盪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也因此聲譽掃地，曾經長期陷入一蹶不振 。二戰後迫於社會主義的強大壓力，西方國家進行了廣泛的社會改良，加強了政府干預經濟和社會福利，自由主義理論甚至被認為是反動思潮。但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後， 西方出現了嚴重的“滯脹”問題，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經過包裝又趁機捲土重來，攻擊二戰後的政府干預經濟和的社會改良，公開主張重新回歸到“亞當·斯密的時代”。

儘管在眾多西方經濟學派的抨擊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顯得漏洞百出，僅僅是有爭議的非主流學派，但是，在西方右翼政客和大壟斷財團的全力支持下，居然在英美等國政壇上取得了主導地位。八十年代，英、美兩國保守政府以控制通貨膨脹為號召，曾再度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帶來了嚴重的社會經濟惡果，十年中兩度出現嚴重經濟衰退和失業危機，原來緩和的貧富差距再度顯著擴大，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看起來是主張改革創新，實際上是主張復古倒退。儘管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越來越聲譽掃地，但是，美國壟斷資本出於政治經濟戰略利益，仍然通過操縱一些國際權威經濟組織，向第三世界和前蘇聯、東歐地區兜售，用貸款附加條件的辦法逼迫這些國家就範；八十年代許多拉美國家推行的“自由化改革”，九十年代前蘇聯、東歐採取的“休克療法”，也都是來自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藥箱。這些國家普遍因採納了其錯誤的政策主張，長期遭受了經濟衰退、失業加劇和貧困惡化的巨大痛苦，民族工業逐漸落入西方跨國公司手中。

經歷了多年的曲折轉軌過程，一些東歐經濟學家前不久指出，獨聯體、東歐國家實行“休克療法”遭受失敗帶來的重要啟示，是應努力避免到代表西方政治經濟利益的某些國際經濟組織的誤導，特別是應防止陷入了五個經濟理論的誤區。某些國際經濟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製造了一些神話般的經濟理論陷阱，真正的受益者是跨國公司、買辦資本以及新興的政治權貴。

第一個經濟理論陷阱，是過渡越徹底，社會代價就越小。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曾經許諾，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越徹底，持續的時間越短，所付出的社會代價就越小，東歐國家會在數月或一年內跨入市場經濟，數年內?上西方發達國家。不幸的是，一些獨聯體、東歐國家已經“休克”了多年，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仍深陷經濟蕭條，保加利亞五年來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４０—５０％，失業率保持在１６—２０％，貧困率仍高達８５—９０％，經受了保歷史上的最大災難。一位保加利亞前民主積極分子痛心地說，“在共產黨垮台以前，我和許多人一樣，認為共產黨政府有關美國的一切說法和警告，純屬欺騙和宣傳。從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３年，我是一個支持民主的積極分子。我們的陷落，是因為我們受到了民主和開放的引誘。那些老人、婦女搜尋垃圾桶的情景，使我見了心痛欲碎！十年以後的今天，我真希望當初這一切都沒有發生”。１９９９年羅馬尼亞的蒂米什瓦拉市，數千名工人舉行了抗議示威遊行，打出了這樣的口號“回來吧，齊奧塞斯庫同志，我們願意與您在一起，不想再受苦了”。具有戲劇性的是當年也在這座城市，爆發了誘發社會劇變的動盪，後來有報道說是西方特工機構操縱的。［１７］

第二個經濟理論陷阱，是付出代價後，很快會得到補償。經濟理論家向人民宣揚這樣的觀點，只要忍受一下收入下降和社會保障的消失，就會迎來經濟繁榮和現代化。但事實上，許多國家忍受的不是短期陣痛，而是長期煎熬。最令人民失望的不是短期的代價，而是經濟的長期發展方向。的確，國民經濟遲早會從衰退轉入復甦，一些東歐國家如波蘭、匈牙利和愛沙尼亞，經歷了三、四年的嚴重衰退後，逐漸開始了經濟復甦，但是，人民的失望情緒變得比衰退時期還要強烈，因為他們從資本主義式的經濟增長中，幾乎得不到多少好處，許多人的實際收入仍在下降。據《華爾街日報》刊登《中東歐經濟評論》９７年５月號發表的一篇調查報告，１９９６年匈牙利僅有６％的人口收入增長，７２％的人口收入下降，２１％的人口收入保持不變，波蘭僅有２０％的人口收入增長，３７％的人口收入下降，４０％的人口收入大體沒有變化。儘管西方報刊將波蘭視為“改革楷模”，宣揚靠引進外國投資培育了新中產階級，但是，占７０％多的大多數人口仍未真正受益，屬於類似拉丁美洲的兩極分化型經濟增長。［１８］

第三個理論陷阱，是所有社會成員同樣承擔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痛苦。東歐人民認為那些付出艱苦努力創造財富的人應該致富，但實際上，在大多數人陷入貧困的同時，一小部分人依靠不法手段一夜之間成了百萬富翁，改革的成果“僅僅是將社會劃分為窮人和富人”，這種情形同許多拉美國家實行自由化改革的惡果如出一轍。原來依靠西方援助的期望也落了空，因為西方國家採取了“對上鈎的魚不必多給食餌”的態度，以前給予大量援助的許諾並未兌現。

第四個經濟理論陷阱，是實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社會就可以實現均富。許多國家推行大規模私有化的結果，並沒有像理論家宣傳的那樣產生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而是導致大多數居民的實際收入銳減，失業人數猛增，老弱病殘陷入赤貧的地獄。理論家認為私有化企業提高了效率，通過增加稅收可以實現再分配，達到比原來更高的社會保障水平。但事實上，私有化企業並沒有提高效率，而是千方百計逃避稅收，如葉利欽政府面對巨額財政赤字，根本無力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甚至無法給現有職工和軍隊發工資，為了贏得９６年總統選舉，強迫中央銀行動用了數十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拉攏人心，卻加速了９８年爆發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

第五個理論陷阱是，產權一變更，就會提高經營效率。台灣、南朝鮮二戰後推行的土地改革，是將土地分配給農民。近年來東歐國家的土地改革，則是剝奪農民的土地，將其歸還給地主。例如，保加利亞曾有很高的農業生產率，農產品大量出口，但是，私有化後生產下降了一半，變成了農產品進口國。西方國家一般是將效益不佳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而東歐國家私有化的對象是任何國有企業，包括大批盈利的國有企業，許多國有企業在劇烈的產權變更中，反而陷入了嚴重的虧損，私有化從一種經濟手段，變成了經濟目的，甚至不惜破壞生產力發展，不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其真正受益者僅僅是西方跨國公司和本國的新生貴族階層。

四、 為何前蘇聯倒退到“資本主義初級階段”？

為何前蘇聯會放棄“發達社會主義階段”，倒退到“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呢？為何拉美國家的眾多人民處於極度貧困之中，甚至每年有數十萬兒童因營養不良而死亡，但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卻沒有垮台？ 為何前蘇聯不僅擁有強大的工業軍事實力，而且保障了全體人民的就業、醫療和養老，卻反而在一夜之間發生制度“劇變”呢？ 為何前蘇聯“劇變”不是發生在僵化或謹慎改革的時期，而恰恰發生在戈爾巴喬夫大膽推行全面改革的年代？ 這些都是關係國家存亡而又急待解答的重大問題。近來美國出版的《勝利——美國政府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一書，透露了美國政府曾採取“攻心為上”的軟戰爭策略，動搖前蘇聯領導人對自身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誘導了前蘇聯的制度解體。鑑於這一新披露的歷史教訓，我們應對前蘇聯劇變的原因重新進行反思。許多人將前蘇聯垮台的原因歸於計劃經濟的僵化，這種觀點有道理但卻是不夠全面的。儘管前蘇聯、東歐的工業化起步較晚，發展水平的確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但是，發展速度卻遠遠高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如俄國曾是歐洲非常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日俄戰爭中無論海戰、陸戰均被日本打得一敗塗地，但是十月革命後前蘇聯的工業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二次大戰時期，前蘇聯的坦克、飛機在數量和質量上均優越於日本，以致在外蒙和東北的戰爭中日本已顯得不堪一擊。美國著名國際戰略專家保羅·肯尼迪，曾撰寫《大國的興衰---沒有永恆的霸權》一書，提到以１９１３的工業生產為基數，到第二次大戰前的１９３８年，前蘇聯的工業增長速度比較美國快數倍，確保了擁有強大工業實力對抗德國侵略。儘管前蘇聯曾在二戰中蒙受了巨大損失，美國的國土未受到戰火的波及，工業科技實力反而大大增強，但是，前蘇聯迅速醫治戰爭創傷並縮小了同美國的差距，八十年代許多工業品生產甚至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成為能夠同美國抗衡的惟一超級大國，特別是軍事力量無論在常規軍備和核導彈方面，強大到足以對抗美、英、法等全部西方盟國。實際上，二戰後美國的國際戰略家早已深知，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優越性，單純依靠美國的力量難以遏制其擴張趨勢，正因如此，美國才改變了將德國、日本變成農業國的初衷，通過馬歇爾計劃大力扶植西歐、日本和台灣、南韓。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教授愛德華曾指出，美國的對外援助總額的百分之八十，提供給了社會主義世界的周圍國家和地區。敞若社會主義確實是效率低下的落後制度，歷史上總是貪婪地掠奪別國資源的西方列強，決不會突然改變本性大發善心，甚至對以前的敵對國家也進行大量的援助。一次大戰之後，西方列強曾強迫德國割讓了大片工業發達的領土，放棄了７４％的鐵礦和２６％的煤礦，而且還需支付難以忍受的巨額戰爭賠款。世界上有許多人口眾多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巴西擁有一億多人口和豐富的資源，但主要工業行業幾乎都為外國公司壟斷，存在着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貧困問題，根本無法擁有前蘇聯同美國抗衡的經濟軍事實力。

附表１、 反映若干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結構特點的統計數據

人均ＧＮＰ 農業人口 ＧＮＰ年增長 鋼產量 發電量 穀物 肉產量

（８５年，￥）（８５年）（８０－５年）（１９８５年，按人口平均數）

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P>

（公斤）（度） （公斤）（公斤）

前蘇聯 ７４００ １９％ ２．０％ ５５８ ５５６３ ６９０ ６１

捷克 ８７５０ １３％ １．５％ ９７０ ５２０１ ７７３ ９９

匈牙利 ７５６０ １８％ ３４２ ２５０１ １４１２ １１２

保加利亞 ６４２０ ２０％ １．２％ ３２８ ４６４２ １０４０ ９４

中國 ３４０ ６８％ ９．３％ ４５ ３９２ ３６２ １６

美國 １６７１０ ３％ ２．４％ ３４４ １０３１８ １４５０ ７３

法國 １３７５５ ９％ １．３％ ３４４ ５８６５ １００２ ７１

英國 １２０４２ ３％ １．７％ ２７７ ５２４７ ３９６ ４１

意大利 １０９２８ １３％ ０．８％ ４１６ ３４１３ ３１７ ３８

西班牙 ９００８ １８％ １．４％ ３６２ ３２３５ ５４１ ４３

希臘 ６８５４ ３１％ １．０％ ９９ ２４９９ ３６

印度 ２５０ ７０％ ４．１％ １５ ２２３ ２２１ １０

－－－－－－－－－－－－－－－－－－－－－－－－－－－－－－－－－－－

數據來源：有關各國的國民生產總值（ＧＮＰ）、農業人口、增長率的數據來自

美國格利高力著《比較經濟制度學》，原引自經合組織（ＯＥＣＤ）的有關經濟統計資

料。工農業的實物產量數據來自中國《世界經濟統計簡編》１９８７年。

附表２、 前蘇聯與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 （前蘇聯為美國的百分比）

１９５０年 ６０年 ７０年 ８０年

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

國民收入 ３１ ５８ ６５ ６７

工業生產 ３０ ５５ ７５ ８０

鋼產量 ３０ ７１ ９５ １４２

發電量 ２２ ３３ ４３ ５３

工業用電 ３１ ４６ ６９ ９１

原油 １４ ４２ ７４ １４２

天然氣 ３ １２ ３０ ６９

化肥產量 ３１ ４３ ８８ １１０

化學纖維 ４ ２７ ２８ ３０

水泥產量 ２６ ８１ １４１ １８０

農業生產 ５５ ７０ ８５ ８５

穀物產量 ５６ ６９ ９９ ７０

棉花產量 ５４ ４７ １０５ １２２

鐵路 ６８ １７５ ２１８ ２４７

社會勞動生產率 約４０ 約４０

工業勞動生產率 ４４ 約 ５３ ５５以上

農業勞動生產率 ２０棧玻? ２０棧玻?/P>

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

數據來源： 中國《經濟統計簡編》１９８７年，引自前蘇聯中央統計局的數據，

價值數據如國民收入對統計口徑進行了調整，對美國的國民收入按前蘇聯的統計方法（

不包括非物質生產部門的收入）進行改算後，按可比價格進行比較，故同西方數據相比

有較大的差距。

有些人僅僅將社會主義國家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靜態的比較，這種比較是片面的。八十年代中蘇外交關係比較緊張，妨礙了我們客觀地認識前蘇聯的經濟發展，現在我們有必要進行更為全面、動態的比較分析。同西歐、北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前蘇聯、東歐的經濟仍然相對落後，無論在工業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存在着較大的差距，但是，二戰以來前蘇聯、東歐仍現實了較快的經濟發展，如五十年代前蘇聯的國民收入和許多主要工業品產量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到了八十年代，前蘇聯的國民收入上升到美國的６７％，工業生產上升到美國的８０％，鋼鐵、石油、化肥、水泥的產量甚至超過了美國。在就業水平和社會分配方面，前蘇聯、東歐經濟顯示出相當的優越性，長期以來基本上不存在失業現象，相當多部門還面臨着勞動力的短缺，社會收入的分配也更加平均化。前蘇聯、東歐國家還建立了廣泛的社會保障制度，其覆蓋面與北歐社會福利國家相差不大，工人農民均享有公費醫療和養老保障，而且前蘇東國家人民不面臨失業的威脅，這種就業保障比較西方的失業救濟制度，能夠為勞動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和工作，提供更多的安全感和穩定、舒適的環境。前蘇聯在普及全民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８４年的中學入學率為１００％，而美國同期的中學入學率為９５％，法國為９０％，西德為８０％，巴西僅為３６％。在社會治安方面，前蘇聯、東歐國家一直以社會秩序良好聞名，顯著優越於一些犯罪率高的西方國家如美國、意大利。前蘇聯、東歐的發展水平雖然明顯落後於西歐和美國，但是，這種情況同上述國家工業化的歷史起步不同有很大關係，而且西方長期實行的封鎖遏制政策也造成很大影響。如果同起步較晚的南歐國家相比，如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前蘇聯、東歐的經濟發展水平就相當接近或略勝一籌，在重化工業和高科技方面更為發達，在消費品工業方面可能有所遜色。南歐國家儘管享受歐洲聯盟的經濟援助，但仍然存在不少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如近年來西班牙的失業率高達２０％，社會收入分配也更為不平等，社會保障制度也落後於西歐。

前蘇聯、東歐國家與大多數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包括拉美的許多新興工業國家，無論在國民收入、工業化水平、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勢。拉丁美洲的工業化進程開始較早，１９世紀英、美就曾對拉美進行了大量工礦業和鐵路投資。二戰以後，拉美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普遍加快，發展程度明顯高於其它發展中國家。但是，拉美經濟突出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內在弊病，由於社會財富過於集中於私人資本和外國跨國公司手中，貧富差距懸殊，人民貧困嚴重。１９８０年，拉美的貧困者的人數為１．１２億，１９９０年增至１．９２億，占拉美人口的４６％，其中一半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墨西哥在６３—７５年間，占人口５０％的窮人的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由１５％下降為１３％，而２０％的富人的收入比重則由４０％上升到６０％，八十年代推行自由化改革以來，社會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８５年拉美城市的公開失業率為１１．１％，半失業、隱性失業現象更為嚴重。儘管拉美國家按美元計算的的人均國民收入大大高於中國，但是，由於拉美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人民貧困嚴重，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落後，而中國生產資料分配和收入分配比較平等，人民基本生活有保障，醫療衛生事業較發達，經濟改革又促進生產力發展，因此，拉美許多國家的人均營養水平和人均壽命都落後於改革後的社會主義中國。拉美國家還存在嚴重的販毒和貪污腐敗問題，黑社會將販毒視為積累財富的捷徑，許多人為貧困所迫而捲入，致使販毒現象遍布城鄉；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由來已久，醜聞不斷，黑社會的販毒賄賂加重了這個問題。儘管前蘇聯經濟遠遠優越於拉丁美洲國家，但是，由於現在俄羅斯的社會經濟狀況嚴重惡化，貧富懸殊和黑社會犯罪猖獗等許多方面，已接近甚至比拉丁美洲國家的狀況更為糟糕。［１９］

美國的國際戰略專家布熱金斯基認為，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雖然能夠生產出大量的洲際導彈和核潛艇，但是，無法生產出充足的“黃油麵包”，從而導致了失敗的結局。實際上，布熱金斯基曾經擔任政府的國家安全秘書，深知這正是美國瓦解前蘇聯制度的秘密戰略。近年來，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彼得·施瓦茨，撰寫出版了一本著作，題為《勝利——美國政府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透露了美政府秘密策劃瓦解前蘇聯制度的內幕，里根政府和中央情報局曾僱傭一大批專家，包括心理學、歷史學和國際政治經濟方面的專家，擬定了美國瓦解前蘇聯的“軟戰爭”戰略，重點放在動搖前蘇聯領導人對自身制度的信心。美國政府一直大力推進核軍備競賽，蓄意利用前蘇聯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發展軍事工業以消耗經濟實力，八十年代裡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設法壓低石油價格以耗盡前蘇聯的外匯來源，迫使其陷入經濟困境進而瓦解對自身制度的信心。儘管美國憑藉其經濟軍事實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夠從世界各地廉價獲得大量的資源，但是，美國仍然為其秘密戰略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八十年代國債從七千億猛增至三萬億美元。令人遺憾的是，前蘇聯政府沒有識破美國的秘密戰略，否則經濟陷入破產的可能不是前蘇聯而是美國。

前蘇聯長期以來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失誤，就是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此消耗了過多的寶貴資源和科技力量，六十年代曾一度有所調整，但是，未能根本改變農業、輕工業落後的局面，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僅僅以此解釋前蘇聯失敗的原因，則過於簡單化了，因為，前蘇聯的在鋼鐵、航天和軍工方面的成就，畢竟反映了相當的經濟實力，沒有理由認為一個國家能夠發射數千個衛星，但卻無法生產相對簡單的輕工消費品。事實上，前蘇聯的農業、輕工業雖然比較落後，但一般生活消費品還是有充分的供應，小轎車等耐用品以及郊區別墅的擁有率也很高，匈牙利六十年代實行改革並改變發展戰略後，出現了消費品市場的繁榮，農業生產率接近西歐國家。值得指出，前蘇聯、東歐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雖然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但是，由於有充分就業和較完善的社會保障，仍然高於大多數的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許多貧富懸殊的拉丁美洲國家。儘管許多拉美國家的眾多人民處於極度貧困之中，甚至每年有數十萬兒童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社會動亂和武裝鬥爭此起彼伏，但是，美國從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需要出發，強迫這些國家推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顧由此引起廣大人民貧困狀況惡化，從來沒有認為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失去了合理性。

我國的許多學者認為，前蘇聯、東歐國家發生“劇變”的原因在於沒有進行體制改革。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的確，前蘇聯在發展重工業和備戰方面取得很大成績，但是，隨着國民經濟規模的擴大，體制僵化越來越限制了生產率進步，大大限制了社會主義發揮的應有經濟潛力。但是，這種說法仍然是不夠全面的，事實上，前蘇聯、東歐國家早在六十年代就開始試嘗經濟改革，如前蘇聯實行了更加重視利潤指標和物質獎勵的作法，匈牙利從６８年起取消了指令性計劃，採取重視農業、輕工業的發展戰略，這些改革曾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果，緩解了體制僵化的矛盾，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如果我們對歷史事實不採取簡單的態度，而是進行深入細緻的觀察，就會發現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前蘇聯、東歐的“劇變”不是發生在體制僵化或謹慎改革時期，而恰恰是發生在戈爾巴喬夫大膽推行政治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年代。 由於前蘇聯長期片面強調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消耗了過多的資源，八十年代以來其經濟發展速度漸趨緩慢，里根政府推行針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進行核恫嚇逼迫前蘇聯進行軍備競賽，壓低油價枯竭外匯來源造成很大困難，戈爾巴喬夫沒有察覺到美國的險惡用心，也沒有深入分析導致經濟困難的原因，將經濟增速趨緩全部歸罪於自身的經濟制度，恰好誤入了西方動搖其制度信心的戰略陷阱。其實，當時前蘇聯面臨的美國製造的核恫嚇和經濟困難，遠遠不及二戰後初期遍地戰爭創傷的時期，戈爾巴喬夫善良有餘而未經風浪老練不足，誤入美國攻心戰陷阱導致了前蘇聯崩潰。彼得·施瓦茨的著作詳細記載了這一時期，美國政府為了瓦解前蘇聯的秘密戰略，巧妙發動的政治、經濟、心理、外交、軍事等方面攻勢。

美國策劃的“軟戰爭”取得初步成效之後，又開始發動了“攻心戰”的第二階段，通過新聞媒介大肆讚揚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八十年代後期資助了一大批前蘇聯知識分子，前來考察學習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和理論。戈爾巴喬夫開始進行改革的關鍵時期，美國秘密戰略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都通過各種形式，積極介入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的改革，如培養蓋達爾、丘拜斯等年輕經濟學家，指使索羅斯贊助和參與制訂“五百天計劃”，推薦精心配製的具有巨大破壞性的改革藥方，國際貨幣基金通過提供貸款的附加條件，規定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薩克斯前往指導俄羅斯改革，等等。最近涉嫌上百億美元洗錢案的主角之一，俄羅斯駐國際貨幣基金代表卡加洛夫斯基，前蘇聯時期曾接受哈耶克基金會精心培訓，同西方上層政界人物有直接的聯繫，後來同蓋達爾等人一樣被安插擔任了要職。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推行改革時期，美國曾用所謂規範的經濟理論和政策藥方，蓄意誤導俄羅斯走上自殺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羅斯遭遇的巨大社會災難。

其實，戈爾巴喬夫曾經面臨着許多的改革選擇，他本人的改革初衷並非就是瓦解前蘇聯，但是，卻被美國精心誘導?上了毀滅之路。美國的壟斷財團的智囊機構和基金會組織，如屬於索羅斯和哈耶克的右翼基金會，精心培訓來自前蘇聯的年輕知識分子，灌輸特殊配製的政治經濟改革藥方。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嘗試類似中國的漸進的改革道路，如加強激勵機制、企業擴權和租賃制等等，但是，隨着西方精心灌輸的規範化改革藥方流傳，人們心氣浮躁地很快被誤入了改革歧途。前蘇聯經濟學家缺乏對市場經濟的了解，於是輕信了來自西方權威專家的改革建議，否則他們不會發明出成套的規範理論和改革藥方，輕率地放棄許多符合本國國情的政策措施。試想閱歷不深的蓋達爾、丘拜斯等人，如何能自己創造出深奧的“產權明晰理論”，認定產權改革乃是深層次的關鍵改革呢？如何明知前蘇聯面臨着商品供應短缺，卻主張全面放開價格一步到位，推行“放開價格、管緊貨幣”的政策呢？ 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時期，幾乎所有導致災難性後果的改革政策，雖然都曾經由本土的經濟學家所積極倡導，但實際上都來自美國精心配製的害人藥方。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撰著說“前蘇聯垮台不是上帝青睞美國，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書中透露，關於前蘇聯“客觀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興趣，他提出的任務就是，將這種生命力降低到零。儘管存在着如此大量的事實證據，許多中國人仍不願相信“陰謀說”，仍將前蘇聯社會劇變和全面瓦解，歸罪於計劃經濟僵化等自身制度的原因，積極否定美國瓦解前蘇聯秘密戰略的作用，這種看法容易誤入美國的攻心戰陷阱，仿佛同里根秘密戰略的目的不謀而合。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還毫不掩飾地寫到，“談論前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對症的藥方嗎？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預謀？”彼得·施瓦茨的話如此露骨，倘若我們仍然麻木不仁無動於衷，就難免那一天也吃錯藥重蹈前蘇聯覆轍。［２０］

西方國家特別重視培養前蘇聯的青年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缺少長期工作的實踐經驗和分辨能力，容易對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產生盲目崇拜。西方國家培養了蓋達爾等一批年輕經濟學家，後來分別擔任了俄羅斯總理和政府部長的要職，成為俄羅斯推行災難性“休克療法”的主力軍。西方國家紛紛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出謀劃策，撒切爾夫人曾親自向他面授“私有化”的奧秘，趁機誘導前蘇聯進行自殺性的激進改革，有意利用自由化市場的內在弊端作為戰略武器，以求徹底摧毀前蘇聯作為大國的經濟軍事實力，還提出了“改革陣痛”的煙幕蒙蔽前蘇聯人民。不幸的是，前蘇聯的領導人和負責國家安全的部門，僅僅熟悉以前帝國主義時代的“硬戰爭”，對於西方採取的“軟戰爭”卻完全缺乏戒備。

戈爾巴喬夫採取了直接效仿西方發達國家模式的辦法，大膽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政治、經濟改革設想，其影響很快波及到整個東歐地區。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從政治體制入手，首先舉行了有反對派參加的全民自由選舉，經濟體制方面準備實施著名的沙塔林“五百天計劃”，擬用一年半完全實現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渡，大規模推行企業的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完全放開價格和政府管制等等，美國資本家索羅斯積極參與並資助了擬定“五百天計劃”的過程。索羅斯同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合作關係，他資助和參與制訂的經濟改革計劃，是否能符合前蘇聯國情不難想象。這些改革措施來自西方的規範藥方，不僅脫離了前蘇聯的實際情況，還嚴重動搖了人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實踐中推行矛盾重重加劇了經濟混亂，國民經濟從以前緩慢增長變為加速下滑，人民群眾對改革的期望落空，普遍產生了怨恨不滿情緒，從初期選舉中主要投共產黨改革派的票，轉為投激進反對派的票，最終導致了葉利欽上台和前蘇聯的解體。

由此可見，經濟體制僵化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是，領導人推行改革政策的失誤，也應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戈爾巴喬夫的大膽改革遭到了徹底的失敗，但是，西方摧毀前蘇聯的“軟戰爭”卻大獲全勝。前蘇聯人民現在認識到自己上當受騙了，但不幸的是這已經為時太晚了。美國《波士頓環球報》專欄作家威廉撰文寫道，改革初期俄羅斯人民對美國和西方是有熱情的，但是，由於改革六年來事態的發展，“現在人們普遍抱有這樣的看法，美國蓄意要毀掉俄羅斯，故意出了導致經濟和體制癱瘓的壞主意，為的是使它不再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２５］

五、 警惕西方動搖我們制度信心的“軟戰爭”

美國政府策劃瓦解前蘇聯的秘密戰略，重點是採取“軟硬兼施”的攻心戰略，設法動搖前蘇聯領導人對自身制度的信心，這是西方家深入研究了前蘇聯制度的優缺點，專門攻擊其薄弱環節的一種精明厲害戰略。二戰後美國曾依靠經濟軍事實力的強大，經常採取封鎖遏制甚至軍事侵略的行徑，但是，美國為自己的傲慢態度付出了沉重代價，深深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難以自拔，領悟到社會主義國家具有理想主義的優勢，能夠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共同抵抗外敵，但是，敞若西方採取“攻心戰”瓦解其對自身制度的信心，就有可能誘導其領導人自動放棄社會主義制度，或因改革出現失誤不慎瓦解社會主義制度。儘管拉美國家的眾多人民處於極度貧困之中，無法獲得基本生活、教育、醫療的保障，經常發生社會動亂和武裝鬥爭，但是，國內外壟斷資本及其控制的專政機構，一直採取各種措施嚴厲鎮壓人民的反抗活動，因此，即使這些國家陷入了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人民也絕對沒有機會和平地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卻存在着‘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原因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和政府領導人們，整體上是真心為全社會的利益而工作的，敞若他們認為改革符合全社會的利益，甚至願意為改革而犧牲個人的既得利益，至少不會像資本階級那樣採取暴力維護自身利益。西方國家鑑於侵略戰爭和封鎖遏制的失敗教訓，意識到難以通過“硬戰爭”打敗社會主義國家，才提出了誘導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戰略，發動“攻心戰”瓦解前蘇聯領導人對自身制度的信心。

美國採取“攻心戰”的秘密戰略瓦解前蘇聯，導致俄羅斯正逐漸淪為西方的經濟殖民地，值得引起我國政府和廣大人民的高度警惕。美國同前蘇聯歷史上從未發生過戰爭，而新中國成立後與美國發生過多次衝突，尼克松訪華也是為了擺脫越南戰爭困境，因此，美國右翼對中國的仇恨絕不會亞於前蘇聯，肯定也會擬定針對中國的“攻心戰”秘密戰略。我國近代史上曾飽受西方列強的欺辱掠奪，但是，當前西方國家的對華的態度似乎有了積極改變，許多人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發生了本質性變化，仿佛從掠奪成性的強盜驟然間變成了慈善家。但是，為何西方資本主義的貪婪本性數百年一直不變，而近二十年來對華態度卻驟然發生較大變化呢？ 為何解放前中國長期處於貧窮落後狀態，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從來不曾對中國發過善心，反而不斷發動戰爭強加不平等條約和巨額賠款呢？ 實際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華態度改變的根本原因，是我國解放後工業化成功和綜合國力日益強大，迫使西方國家無力推行侵略掠奪和封鎖遏制政策。冷戰期間，美國曾花費大量財力封鎖遏制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越南戰爭中不惜耗資近兩千億美元，但是，遭到了慘重失敗和國內人民的強烈反對，無奈中修改了“冷戰”的國際政治戰略，採取了以“軟戰爭”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的策略。越戰失敗之後美國許多國際戰略專家提出，美國在綜合國力相對衰落的條件下，應試圖利用一系列新的戰略政策武器，來實現支配世界戰略格局的目標。美國國際專家的提出的戰略政策武器，涉及了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等各個領域，包括局部地放棄封鎖遏制社會主義國家，利用經濟文化交流和經濟軍事制裁手段，軟硬兼施地誘迫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西方許多著名的國際戰略專家還早就提出，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必然大大增強它們的經濟和軍事勢力，成為同美國爭奪自然資源的競爭對手，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美國應及早設法阻止這一實力均衡變化趨勢。敞若我們認為西方積極資助經濟文化交流，目的是幫助我國改革開放並成為現代化強國，那實在是一種誤入西方陷阱的幼稚想法，因為，西方壟斷資本絕不會提供“免費的午餐”。我們從許多微妙跡象不難洞察西方的對華戰略動機，如８９年布什訪華不忘特別拜訪方勵之，克林頓在白宮“偶然巧遇”達賴喇嘛等等。我們從西方一貫奉行的國際地緣戰略方針，以及國際政治鬥爭中的大量客觀事實，不難知道西方列強時刻都在尋求分裂瓦解中國，敞若說西方尚未公開針對中國的秘密戰略，僅僅是因為尚未獲得類似瓦解前蘇聯的“勝利”。近年來隨着瓦解前蘇聯的秘密戰略獲得成功之後，美國的國際專家和新聞媒介紛紛製造輿論，宣揚中國綜合國力日趨強大威脅美國的利益，竟然將中國列為最大的潛在戰略敵人。敞若我們對西方的對華戰略缺乏清醒認識，隨時可能誤入西方列強設下的戰略陷阱，為潛藏在正常交往中的戰略暗器所重傷，甚至重蹈前蘇聯經濟崩潰和國家分裂的覆轍。從美國政府針對前蘇聯的“攻心戰”秘密戰略，我們不難知道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正是直接關繫到國家興衰存亡的生命線，直接關繫到改革道路的選擇是否正確，同時我們也可以由此而斷定，社會主義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正確選擇，否則美國何必不惜耗費巨資發動秘密“攻心戰”，何必將８０％的外援提供給社會主義周圍國家，敞若社會主義真是效率低下的落後制度，中華民族何以雪洗一百多年來的恥辱，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昌盛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國際交流日益頻繁，但是，很少有機會深入了解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況。當然，西方發達國家有較強的經濟條件資助文化交流，但另一方面確實也有國際政治戰略的目的。國際文化經濟交流的機會增多，為我們對外開放和發展經濟創造了良好條件，是我們爭取民族利益鬥爭的勝利成果，但是，的確也帶來了一定的風險。由於追求富裕生活是人們的共同願望，許多人難免不急切地希望效仿西方發達國家，以為只要搞市場經濟就必定帶來經濟繁榮，沒有必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忽略了造成中、西方之間差距的複雜歷史原因，以及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貧窮狀況。西方邀請我國大量的官員、學者進行訪問，許多人因中西方差距而動搖了對本國制度的信心，但實際上，我們看到的不是中西方差距的擴大而是縮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舊中國的留學生曾倍感西方人的嚴重歧視，飽嘗“東亞病夫”和“劣等民族”的屈辱，甚至激勵了許多出身資本家地主家庭的留學生，回國後義無反顧地投身於中國的革命事業。我國著名學者聞一多二十年代留學美國，深感國家貧窮軟弱遭受外人欺負的恥辱，他寫道“國人旅外之受人輕視，言之心痛”，“我堂堂華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禮法、文學、美術，除不嫻製造機械以為殺人掠財之用，我有何落後於彼哉？ 而竟為彼所藐視蹂躪，是可忍孰不可忍！” 現在西方列強被迫放棄了封鎖遏制“硬戰爭”策略，我國到西方考察或學習的官員和留學生，普遍受到來自強大國家的客人應有的禮遇，從新舊中國兩代留學生的截然不同境遇，我們應該體會到正是社會主義制度挽救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的輝煌成就。但是，新中國畢竟僅有數十年的工業化歷史，同西方工業發達國家比較仍有巨大的差距，敞若不從歷史的動態角度來進行思考，有些人難免會對中西方經濟比較產生認識誤差，甚至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一定懷疑，西方國際戰略家正是希望利用這種認識誤差，誘導我們對兩種制度的比較產生判斷失誤，進而瓦解我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誤導我們作出類似前蘇聯的錯誤改革選擇，落入美國“攻心戰”秘密戰略設下的陷阱。某些西方國際組織和俄羅斯的激進改革派，曾大肆宣揚走資本主義道路，數年內即可達到西歐國家的富裕水平，利用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急於求富心理，誤導俄羅斯選擇了“休克療法”錯誤政策。事實證明，俄羅斯非但沒有因此進入西方發達國家的行列，反而墮落成了一個貧富懸殊的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人們的善良願望被自私的政客愚弄了。前蘇聯曾經是一個能夠同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曾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數百億美元的經濟軍事援助，如今卻淪為了一個四分五裂的乞丐國家。“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我們應該從前蘇聯改革失敗的慘痛代價中吸取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由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同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差距縮小了上百年，西方列強再也無法用軍事強權威脅我們的民族生存，也無力支付封鎖遏制中國的巨大代價，只能寄希望於通過“和平演變”的戰略，讓我們因急於求富和判斷失誤而自亂陣腳。我們必須認識到，對外開放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閉關鎖國更是沒有前途的，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改革開放是一個艱難的歷史任務，既存在着巨大的機會，也存在着巨大的風險，如果我們在改革開放中缺乏清醒的頭腦，同樣可能出現國家四分五裂、經濟崩潰的巨大災難，從政治、經濟上再次淪為西方列強的附庸。由於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而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經濟基礎比前蘇聯更為薄弱，這種災難對於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打擊，無疑將大大超過前蘇聯解體帶來的損失，這種局面也許正是某些西方列強所盼望而無法用槍炮得到的結果。

正如我們的前述分析，俄羅斯目前面臨的嚴重社會經濟問題，如人民生活貧困、缺乏社會保障及黑社會犯罪猖獗等等，同許多拉美國家的社會狀況有驚人的相似，實際上並非是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短期陣痛，而是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存在的社會弊病。西方經濟學家也承認，走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道路，需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痛苦時期，其間貧富差別不斷擴大，以保證私人資本積累的積極性，度過漫長的“黑暗隧道”之後，才能進入發達工業化國家行列，有充足的財力實行廣泛的社會保障。我們應該認識到，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生活水平雖然令人羨慕，但這些是經過漫長的、殘酷的資本主義積累，掠奪了眾多第三世界國家資源財富基礎上建立的。我國是一個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而經濟基礎較差，由於生產資料和收入分配比較平等，改革開放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實現了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許多社會經濟發展的指標，如人均營養水平、人均壽命、嬰兒死亡率、人均擁有醫生數量、成人識字率，等等，已經列居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的前列。由聯合國委派到發展中國家長期工作的一位日本教授說，他到過亞非拉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一個共同的特點是有“三多”，即妓女多、乞丐多、無業游民多，他在許多國家都經常遇到過一種可笑又可悲的事情，汽車剛剛在路邊停下，一群聲稱要幫助“照看汽車”的人就圍了上來，如果他說有鎖不需要照看，轉身汽車輪胎就會被扎一個眼。他曾於８６年訪問中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感覺中國仿佛是一個發達國家，主要是大多數人民有穩定的工作，有較好的醫療保障和受教育機會，而這些比豪華賓館更反映社會生活質量。發展中國家主要依靠私人資本實現工業化，不可避免會面臨着重重困難。由於現代工業需要掌握複雜的技術，而且面臨着西方跨國公司的強大競爭，私人資本往往不願承受巨大的風險，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積累率一般相當低，大約在１０％—１５％左右，不到我國積累率的一半，難以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城鄉的公開、隱性失業率一般較高，從而制約了這些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拉美國家主要依靠跨國公司的投資，結果是國民經濟受到西方強國的控制，長期有大量的利潤匯出，導致了嚴重的淨資本流失，廣大人民難以分享經濟增長的利益，無法擺脫貧困落後的處境。

台灣、南朝鮮在殖民地時期非常落後，二戰後經濟發展較快，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為了封鎖遏制社會主義中國，向台灣、南朝鮮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和貿易優惠待遇，如果沒有中國爭取解放鬥爭勝利的強大壓力，從來自私自利的西方列強決不會變得慷慨大方，台灣、南韓也難以獲得如此優越的經濟發展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解放為它們的經濟發展也間接地作出了貢獻。許多人認為解放後中國同西方國家的經濟差距反而擴大了，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事實上，解放後中國的綜合國力大大增強，用數十年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數個世紀的工業化歷程，國民生產總值從解放前的居世界第四十多位，上升到１９８８年的第八位。解放前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實力差距如此之巨大，以至於直接威脅到我們的國家主權和民族生存，但是，今天這種差距已經有了歷史性的縮小，以至於西方列強再也無法依靠經濟軍事強權直接威脅我們，而且為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強大而感到憂心忡忡。

儘管我國的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如果我們盲目羨慕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模式，對市場經濟的利弊缺乏辯證的觀點，不珍惜自己取得的巨大成果，甚至不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那樣就很可能重蹈前蘇聯、東歐國家的覆轍，所帶來的社會經濟災難無疑將更為嚴重。近年來，我國改革和經濟發展中暴露出一些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明顯擴大，外資壟斷許多行業市場，城市貧困人口增加，停產、半停產的職工生活困難，賣淫、販毒現象死灰復燃加等等，這些問題都是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頑症，應該及早引起注意，認真進行有效治理，否則可能出現嚴重的後果。例如，拉美、東南亞、非洲普遍存在嚴重的賣淫、販毒、艾滋病問題，泰國人口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為百分之一，成人的感染率甚至接近百分之三，許多非洲國家因艾滋病泛濫導致了經濟崩潰。據我國有關方面估算，如果我國的艾滋病的感染率達到泰國的水平，就意味着將帶來龐大的醫療費用和各種經濟損失，那樣不僅我國的醫療保障制度會被拖垮，而且發展經濟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願望也會落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派遣了大量官員和學者考察西方國家，但是，很少有人前往考察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這樣不利於我們全面認識資本主義制度。當前我們有必要也派遣大量官員和學者，前往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進行考察，這樣才能認識到處於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社會貧富懸殊和人民生活的艱難痛苦，自覺地珍惜社會主義制度和公有制企業，糾正向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倒退的錯誤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