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研究專刊》2003年9月25日文章：《正確看待中國》

作者：施蒂芬·S·羅奇

Stephen S. Roach（摩根斯坦利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師）

　　該報告的內容基於作者在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的“中國工業、投資和匯率政策對於美國的影響”聽證會上的陳述。

　　幾個發達國家不是以負責任的態度面對自身的經濟難題，而是將其歸咎於一直被喻為世界經濟最大機遇的中國。

　　出口威脅源於何處？

　　中國在過去十年中的出口貿易增長，體現的是跨國公司在這段時期內的大規模外購行為。

　　與中國巨大的貿易赤字是美國國內儲蓄短缺現狀的副產品。

　　由於美國政府大手大腳的財政政策，美國必須輸入國外儲蓄。即使美國不與中國做生意，這樣的赤字也會產生在美國同其他國家的貿易當中。

　　貿易赤字有利於美國

　　美中貿易給美國消費者帶來了世界上最物美價廉的商品。中國對於美元名義下的資本的購買，幫助美國維持了較低的利率。

　　中國的貨幣利率不是問題：穩定的人民幣才是最重要的

　　要想完成國內金融市場的改革，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資本賬戶的開放以及貨幣自由兌換的實現很有可能給中國金融市場以及世界金融市場帶來極大的不穩定因素。

　　應該不惜任何代價地取消有關貿易保護的立法。

　　每當政治和經濟產生矛盾時，貿易總會成為唯一的出氣筒，貿易摩擦也將會由此加劇。這一次，國會又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中國當成了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禍首。

　　現在，持續低迷的世界經濟正在逐漸滑向貿易衝突和保護主義的危險深淵。隨着各個國家的政治力量介入到經濟貿易的宏觀調控當中，一場相互指責的遊戲也自此開始。而如今，各國幾乎不約而同地找到了同一個國家來作為自己上述情感的發泄對象：那就是國民經濟迅速增長的中國。國際上的各種輿論似乎變得異口同聲起來，大家都在要求中國調整人民幣匯率。在我看來，不管是對中國、對美國、還是對整個全球經濟來說，這都是大錯而特錯的。我認為，整個世界都在中國問題上犯下了致命的錯誤。

　　實際上，各國對中國的指責源於如此的動機：在發達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連續三年低迷不振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強勁的發展勢頭自然木秀於林；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中國今年八月份的工業生產總值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17%，而出口量也增長了27%之多，這再清晰不過地表明：在一個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停滯不前的世界市場中，中國正不斷地在市場份額的爭奪當中觸地得分。隨之，人民幣的匯率問題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很多人認為，人民幣的市值設定得太低了。

　　普遍的觀點認為，由於一直與近期內頹勢不止的美元相掛鈎，所以相對於其他國際流通貨幣來講，人民幣給中國帶來了非常可觀的競爭優勢。如果美元的市值持續走低的話——假設美元在未來的兩年內再貶值20個百分點，很多人擔心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將變得更加顯著。眨眼之間，中國就從希望的田野變成了美國乃至全球經濟的致命威脅。

　　糟糕的經濟學

　　如果世界經濟形勢一片大好的話，中國驚人的增長速度必然會迎來一片掌聲。不幸的是，事實恰好相反。在這個持續低迷的世界經濟環境中，市場份額成為了異常寶貴的財富。再考慮到失業問題的複雜性，任何能夠改變競爭局勢的因素都足以招致充滿敵意的回應。這樣的競爭壓力在今天變得十分明顯。中國在中美貿易中所獲得的越來越大的順差被廣泛地看作是中美經濟關繫緊張化的根源。而就此追溯下去，中國貨幣的匯率成為了最終的癥結所在。人民幣升值被認為是治標治本的靈丹妙藥。我認為，這一論點的荒謬之處有以下三點：

　　首先，國際上對於所謂的“中國出口威脅論”的定性一塌糊塗。

　　在我的理解中，國際上似乎已經對中國形成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即是中國公司正在毫無顧慮地搶奪全球市場份額。不過，什麼結論都不能脫離事實。在過去的十多年裡，中國出口增長的真正動力實際上更多地來自於那些西方跨國公司處心積慮制定出的外購戰略，而不是源於中國本土公司實力的迅速增長。

　　在1994年到2003年上半年的這段時間裡，中國的出口總額狂增兩倍，從1210億美元增長至3654億美元。而在這一時期中，中國出口增長的65%都來自於外商投資的企業——也就是跨國企業在中國的子公司以及中國本土公司和西方公司合作經營的合資企業。也就是說，中國強勁的出口發動機上刻滿了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烙印。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並不能說明中國在與其他國家的市場爭奪戰中攻城掠地，相反的，更多意義上則是表明了中國正在為了保存自己的生存空間，而與發達國家高成本製造商苦苦競爭，出口增長只不過是這一努力的副產品。

　　去年共有527億美元的直接投資流入中國，從而使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接受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國際資金產生如此的流向完全是出於自願，而並非是源於某種強迫力。由於生產成本的不斷提高，發達國家作出了一個清醒而明智的決定：它們需要把中國變成自己的生產平台，以便增加自己的生產效率。

　　中國市場正在日益融入新興起的國際化生產模式當中，在此背景下，取消人民幣匯率的“鎖定”政策將不可避免地攪亂中國市場的供銷鏈。反過來，這又將會給那些在“中國外購行動”中衝鋒在前的日本、美國、歐洲各國等國家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一味向中國施壓，促使其改變貨幣流通體系的話，發達國家必將自食苦果。總之，對於所謂的“中國出口威脅”的恐懼完全沒有根據。中國出口增長的強勁勢頭更多地源自於“我們”（US）而不是“他們”。

　　其次，低市值的人民幣並不是中國競爭優勢的主要根源。

　　與普遍流行的觀點相反，中國競爭優勢的主要根源並不是低市值的貨幣，而是其自身的勞動力資源、技術資源、質量控制、基礎設施以及對於經濟改革持之以恆的決心。據我估計，即使人民幣升值10%或者20%——儘管我不希望更不建議中國這樣做，中國所能夠占到的國際市場份額也僅僅會受到極小的負面影響。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出口優勢主要源自於其“集裝人”的角色，中國出口商品中大部分採用的都是製造於其他國家的原材料和產品，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真真正正的“中國製造”。

　　斯坦福的教授勞倫斯·J·劉（L·J·Lau）以及他的同事們曾經做過一個統計，結果表明在中國出口的每一個美元中，僅僅有30美分體現了中國本土公司的生產增值。（詳見C·Xikang、L·Cheng、K·C·Fung和L·J·Lau的《對出口所導致的GDP增長以及失業率變化的評估——適用於中國對於美國的出口貿易》，2001年12月修訂版）。

　　對於出口到美國的中國商品來說，中國本土公司的價值累加所占的份額就更加得低了：每一美元中僅占20美分。這也就意味着人民幣匯率的調整並不能給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優勢帶來多大的衝擊。舉例來說，如果人民幣升值20個百分點的話，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商品價格僅僅能夠升高4%——這完全不足以將美國市場的消費傾向轉移至美國製造的商品上。

　　對美國來說，另外一個更加關鍵的原因是：中國貨幣一直是採取“盯緊美元”的做法，而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自從1994年開始就幾乎沒有過大的變化。這也就是說，在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從1994年的300億美元增長至2002年的1030美元的過程中，人民幣的匯率並沒有對價格變化起到什麼作用。

　　此外，一個國家對於世界經濟的影響不應該僅僅根據它與某個國家的雙邊貿易來判斷，而是應該看它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貿易地位。在今年的前八個月裡，中國整體的貿易順差大約為89億美元，其增長率不足去年的一半。根據這樣的發展趨勢，我們很難說中國貨幣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嚴重的競爭威脅。

　　第三，解除人民幣對美元的掛鈎將會影響到世界金融市場的穩定。

　　中國政府一再重申，中國將履行自己的長期承諾，開放資本賬戶，實現人民幣的完全自由兌換。同時，中國也清楚，要想實現上述目標，自己必須迅速而大幅度地把改革的前沿陣線再向前推進，尤其是需要推進資本市場的改革以及清除國內銀行的壞賬問題。中國已經在這些領域內取得了大跨步的進展，但是中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除非中國已經在金融業的改革上取得了更大的進步，否則的話，在我看來，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以及開放資本賬戶，時日尚早，風險太大。如果硬要在這個時候採取上述措施的話，那將會極大地威脅到中國、亞洲乃至整個世界金融市場的穩定，並且進而危害到世界經濟。

　　1997到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了慘重的教訓，在向中國施加壓力時，我們的這個由政治控制的、浮躁不安的世界不應該拋棄長遠的眼光。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中國在平息亞洲金融危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當時，中國頂住種種誘惑，拒絕利用其他亞洲國家貨幣貶值的機會降低人民幣的匯率。

　　人民幣匯率的調整還將帶來其他的惡劣後果：其一，將會給剛剛從通貨緊縮的漩渦中解脫出來的中國經濟帶來更大的通貨緊縮壓力，從而導致中國的其他資本市場，尤其是房地產市場，產生泡沫；其二，將會給金融市場上的投機者傳遞“有機可乘”的信號。而且，我們應該牢牢記住歷史教給我們的這樣一個再淺顯不過的教訓：對於像中國這樣的貧窮國家來說，如果迫於壓力頻繁改變匯率的話，它將永遠也不能彌補自己同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鴻溝。

　　最後，一些觀察家認為，中國資本賬戶的開放將會使中國的投資者有機會將他們的人民幣轉變成為美元名義下的資產——這樣的資產配置將會使得人民幣後院着火，從而使其變得更加疲軟。

　　政治議程在起作用

　　我擔心，中國現在之所以要承受如此之大的壓力，有着更深層次的原因：發達國家不願意為自己的經濟政策失誤買單，而是把中國當作替罪羊。這在美國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自從最近一次的經濟衰退在2001年11月令美國經濟跌到谷底之後，美國已經在失業的漩渦里掙扎了22個月之久。於是，美國的政治家們便指責中國為“罪魁禍首”，華府也由此把矛頭直接對準了“中國問題”。最近，有人還在參議院中提議通過新的立法，揚言如果中國不調整人民幣匯率的話，美國應該把中國出口至美國商品的關稅升高27.5%。

　　我對此表示堅決地反對。我認為，此舉無異於給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自掘墳墓。值得注意的是，在國會對於中國的攻擊上，美國國內兩黨取得了一致。這表明了，對抗中國的提議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這也表明了貿易保護主義強勢介入。僅就此一點來說，我們很難忽略最近的反華措施將會給我們帶來的真正意義。這些措施實際上是在對美國向全球化趨勢作出的承諾宣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通過指責中國，美國國會將可以逃避自己為美國經濟困境所必須負擔的責任。

　　美國有着極其嚴重的儲蓄率問題——在2003年的上半年中，全國的儲蓄不過為國內生產總值的0.7%。如果消費水平恆定的話，美國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輸入國外儲蓄，以便支持國內的經濟增長。自古華山一條路。美國獲得資金的唯一途徑只有承擔巨大的貿易赤字。於是，中國便進入了美國的這一平衡公式當中。沒錯，2002年，美國對華貿易的赤字高達1030億美元；但是請記住，美國國內嚴重的儲蓄短缺意味着美國必然要在和其他國家的貿易中承擔逆差，除非我們準備大幅縮減國內消費。也就是說，即使美國不與中國做生意，也會同其他國家產生貿易逆差，這個國家可能是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其他拉美國家、日本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甚至可能是某個歐洲國家。

　　由此，我想提出最尖銳的一個問題：中國是否應該成為華盛頓不計後果的經濟政策冒險的替罪羊。美國不應該把中國指責為其巨大而且一再擴大的貿易赤字的罪魁禍首，這是錯誤的，也是危險的。如果美國想要減少貿易逆差的話，它應該從自身的問題入手，比如說迅速下降的國內儲蓄率等等。不然的話，美國的貿易赤字就會成為司空見慣的現狀，而不是一時的偶然；而且，進口物美價廉中國商品最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實際上，這也體現了經濟學中最主流的比較優勢理論。通過進口中國商品，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得到了提高。將赤字轉移至我們同其他國家的貿易之中，僅僅會損害到我們的購買力。

　　實際上，增長中國商品的關稅也會升高很多美國公司做生意的成本。舉例來說，美國的稅收大戶沃爾馬特公司每年都要從中國進口150億美元的商品。升高中國商品的關稅，也就意味着增加沃爾馬特公司的運作成本，最後遭受損失的還是美國股東和美國消費者。

　　中國對於美國經濟還起着多方面的積極作用。中國對於美元名義下的長期性證券興趣極大，其淨購買額在2002年達到了600億美元，這一上升勢頭在今年絲毫沒有減弱。考慮到這一點，毫無疑問，中國一直都在幫助美國維持較低的利率，從而在美國經濟復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旦人民幣升值的話，中國的外匯儲備積累速度將會減緩，其對於美元名義下的資本的需求量也會減少。

　　別忘了日本的過去

　　我還要提到日本在過去的一年多里對中國施加的壓力。日本政府的高官指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壓力並且“掏空”日本的勞動力市場。

　　還是那句話，一切都要用事實說話。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對於四面楚歌的日本消費者來說無異於一筆橫財，這就像是日本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中的“世界出口發動機”的角色一樣。如果你想找到一個過低評估本國貨幣市值的典型例子的話，那就看一看日本在經濟復興時期的匯率吧。日本在七十年代的匯率為300日元兌換1美元，八十年代為220日元兌換1美元，與如今的110到115日元兌換1美元的匯率相比要低很多。令我震驚的是，日本還要假惺惺地去批評中國，只因為中國採取了一種曾經是自己發展模式最核心策略的做法。向中國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只不過是日本為了掩蓋自己在改革上的無力或是無欲而找到的一個牽強的藉口罷了。

　　除此之外，在訪問中國新興的“特殊經濟發展區”時，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嘆於中國對日本最成功的幾家企業給予的幫助。實際上，我幾乎找不到任何一家主要的日本生產商沒有在中國有所行動。日本公司並不是被人強迫着把自己的生產能力轉移到中國的，這是日本生產商為了在這個日益開放的全球經濟中維護自己的市場份額而做出的理智的反應。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頻繁地穿梭於北京和東京之間，因此，我對亞洲經濟有着很深的了解。對比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經歷了泡沫時代的日本經濟已經連續十二年停滯不前，其國內生產總值在1992年到2002年之間的平均年增長率只有1.1%；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卻達到了10%。不過，作為世界上排名第二的經濟強國，日本的人均國民收入仍然是中國的40倍。儘管兩國的人均生活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異，但毫無疑問的是，亞洲經濟的擺錘方向正在逐漸更改。

　　中國一直堅定不移地實施着自己的改革計劃和結構調整；與此相比，日本則將墨守陳規的慣性上升到新的高度。如果政治力量以極大的力度介入經濟的話，那將形成一個極其可悲的局面，對於日益成型的經濟全球化來說更加是一個可怕的危機。如果說中國是因為刻意保持和降低匯率的做法而備受指責的話，日本則足可以為自己寫一本貨幣干涉或是貨幣操縱的教科書了。

　　對於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以及對於仍然貧窮的中國，我們應該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中國貨幣的完全自由流通必須在保證自身經濟和金融穩定的前提之下，才可以實現——這一點，至少現在做不到。

　　我相信，中國將會是21世紀內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中國的崛起將不僅會使占世界人口總數20%的中國人受益，也將使得其他80%的人受益匪淺。但是中國的繁榮之路也並非一馬平川，毫無危機。同時，我們也不能想當然地就以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形勢會永遠穩定，毫無波瀾。最後要說的是，我們都必須學會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存活。見風使舵並不是美國最好的選擇。無論是在大好形勢下，還是在艱難時刻中，我們對於全球化的承諾都不應該更改。不幸的是，在政治力量控制經濟氛圍的背景下，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便容易出現無辜的替罪羊。中國就是今天的替罪羊。現在，是到了結束這場危險的指責遊戲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