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失守之後，蔣介石為什麼不同意張學良要抗日的主張，最後激發出西安事變？從常識和邏輯來說，當時連一般老百姓都無法容忍日本侵略，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怎麼可能就不準備抗日呢？從蔣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儘管他和毛澤東有很多不同，但有一點非常相似，他們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份子，這點從後來他和毛澤東都無論如何要堅持“一個中國”可以看出。蔣介石寧肯中華民國忍辱退出聯合國，也絕不放棄大陸版圖，更不走台獨。

而且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已證明，蔣介石不僅堅定抗日，而且領導了整個抗戰（國民黨部隊承擔了主要戰場，共產黨軍隊僅是敵後打打游擊）。據香港學者李谷城的研究統計，八年抗戰，國民黨軍隊傷亡340萬人，共產黨軍隊傷亡61萬人。從犧牲的人數大小也可以看出誰在承擔主要的戰場和責任。

從台海兩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證實，蔣介石並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時機上和張學良有嚴重分歧，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紅軍。這種政策主要出於兩個考慮：

一是當時中國雖結束了軍閥割據，但政令難以統一，尤其是共產黨不僅仍擁有軍隊，並割據陝北一方。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蔣對共產黨的本性有相當的了解，深知如果不剷除紅軍，它會利用抗日之機得以發展而後患無窮（後來的歷史正是這樣演變的！）。

蔣介石苦心經營的五次圍剿紅軍和共產黨，雖然前四次失敗，但第五次獲得成功，紅軍被迫進行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大潰退。潰退到陝北的紅軍僅剩下幾萬人，蔣介石多年的艱苦剿共，終於有了眉目，他怎麼讓它功虧一簣呢。

二是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儘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儘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1934年，蔣介石就把為抗日而建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直屬蔣直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後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西安事變時落到張學良手裡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些國防設計有詳細描述（這也是促成張學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變前一年，蔣介石還堅持“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

但蔣介石為什麼不把他的想法告訴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國民眾呢？“918”之後，日本內部對是否攻占整個中國也有分歧，當時日本政府向“國聯”（國際聯盟）提出的對華五項條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護日本臣民在滿洲之一切和平業務，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利益”，日本“尊重中國土地之保全”。雖然這種條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國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的時間，以積蓄自己的力量，從長計議。因此如果作為當時中國領袖的蔣介石公開這種戰略部署，等於告訴日本人，中國正臥薪嘗膽，準備全面抗日，會刺激日本鷹派提前全面侵華。因此國人當時多不知蔣介石的這種國防設計。日本占領東三省後，中國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學生和小知識份子們，更是遊行示威。在高喊“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熱血沸騰，難以聽進去理性的聲音。(

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此保持清醒頭腦的是胡適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適發表“華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戰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胡適後來還提出，“日本倘能自華撤兵停戰，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胡適為文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占領，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於實力懸殊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後來有實力又收回。

但胡適的見解不僅無法成為主流聲音，而且被指責為“漢奸”“賣國賊”。胡適當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胡適和汪精衛的本質不同是，一旦所有謀和手段失敗，日本進攻全中國，胡適則堅決主張全民血戰，直至最後一寸土，最後一個人。這也是後來他為什麼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蔣介石的幾次懇請後同意到美國做“中國大使”爭取美國援助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