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美國債務危機的背後真相

遠古的風 於 【萬維讀者網】的〖古風無痕〗博客 2011-08-08

2011年，發生了許多影響未來世界格局的大事：日本大地震、海嘯、核災難，美國債務危機，歐洲債務危機，IMF總裁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案件，中國J20首次公演，中國第一艘航母完工，利比亞戰爭，中東革命，新聞集團（News Corp）竊聽事件等等，紛呈複雜，不一而足。本文在以下的文字裡，就以剛剛“落幕”的美債危機作為切入點，闡述一下2011年世界局勢的背後真相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和未來世界大勢的走向。

在這次美債危機過程中，從各大媒體的報道中，傳輸的是如下的鏡像：共和黨是有錢人的代表，因為他們反對加稅；民主黨是平民的代表，因為他們反對削減社會福利；而美國總統是全民的代表，他的政府是為全美國服務的。而實際情況跟這個表象相差有多大呢？為了弄清楚內幕，還得從奧巴馬總統（Barack Obama）的所作所為入手。

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之下，奧巴馬雖然打着改革的旗號入主白宮，可是上台後任命的政府財經高官（美聯儲主席Bernanke、財長Geithner、財經委主任Summers等）幾乎全是那些把美國引上2008年金融危機的同一班人，而真正能把美國帶上改革復興之路的人才（Joseph Stiglitz、Elizabeth Warren等）卻完全得不到重用。是何種原因產出如此可笑之果呢？遠的先不說，在2008年總統選舉的關鍵時刻，同一股華爾街勢力對奧巴馬陣營投入了兩倍於其競爭對手的巨額競選經費，實際上把奧巴馬及其未來的執政團隊通過合法的手段給賄賂了。這就是操縱美國政治的背後那一隻看不見的黑手：資本集團通過對選舉經費的支配來控制選舉的結果，再通過持續不斷的權錢交易（遊說），讓運行國家的“三權”（政府、議會、法院）通過、執行和維護有利於自己私利的法律，堂而皇之地合法禍國殃民。

如果深層次地去了解美國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更為嘆為觀止的問題：華爾街的內核就是美聯儲（FED），而美聯儲其實是個百分百的私人銀行系統，可是它卻擁有美國的貨幣發行權和實際的稅收權。美國從建國之初，政府跟金融勢力就一直在財政的最終控制權上角力，貨幣發行權幾經易手，到1913年，金融勢力乘年終多數國會議員休假期間，依靠買通的參議院議員，在聖誕節除夕通過了自肥的《聯儲法案》（Owen-Glass Act），僅僅一個小時後，威爾士總統（Thomas Wilson）就簽字生效了！從此，美國國民就把自己的未來全部交到了美聯儲這個私人銀行的手裡，而且美聯儲的運作不受任何美國“三權”的監督和控制。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到底誰才是美國的終極主人：由美聯儲為代表的金權（國際資本），向下控制着這個國家的“三權”（國際資本的代言人），再次控制着這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的命脈（本土資本），最下面的是普通的美國國民。就是由於這個金字塔權力結構，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政府（不論是誰當政）都一而再、再而三地給華爾街輸血，美聯儲暗箱操作，給自己的分支銀行前後總共投出了16.1萬億美元的貸款。QE1和QE2（以及正在醞釀中的QE3）的那點錢跟這筆“黑錢”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這些2008年以來對華爾街的救助直接造成美國國債增加了5萬億。

那麼，1913年後，美國的國家財政是如何運作的呢？這個說來就有點太無理頭了。比如，美國政府要用錢了，可是美國政府受《聯儲法案》的制約，散失了貨幣發行權，怎麼辦呢？美國政府就發行國債，向全世界公開出售，中國買，日本買，英國買，…… ，最後賣不出去的剩貨，美聯儲就全收下了，然後美聯儲就印出相同數量的美元，投放市場。呵呵。。。美元就是這麼來的呀。如此這樣，美國政府拿到了要花的錢，中國買到了想買的貨，大家皆大歡喜了，是吧。先別急着高興啦，這裡面有很大的貓膩咧。美國政府發行國債，是要付利息的喲，這筆錢從哪裡來呢？從美國本土的稅收來。所以說來好笑：美國政府花的每一分錢（也就是現實中流通的美元），都是一分錢的債，還要再加上利息，而且美國人辛苦幹的活，最終都以交稅的方式，回到了美聯儲的腰包裡面。這美聯儲做的才叫真正的“無本萬利”啊！（相比之下，買美國國債的買家還得拿自己的錢出來投資，而獲取美債的利息咧。）

請大家思考一下：如果掌握貨幣發行權的不是私人機構，國家的財政會如何運作呢？除了沒有了付給私人央行的貨幣使用利息外，別的都一樣。政府根據國民的稅收來制定開銷：開銷多，政府發行債卷；開銷少，政府有盈餘，還債和付債務利息，或者去別國投資。由於沒有了巨額的貨幣使用利息，只要管理得當，整個國家的財政狀況會健康很多。

這裡面還有一個暗門：美聯儲通過旗下的分支銀行，向社會大舉貸款，這已經不是單純地印刷實體的美元了，而這筆巨額的貸款美元至少是實體美元的9倍！因此，美聯儲實際上在故意引發通貨膨脹：用黃金價格作基準，過去10年下來，美元的年均貶值率在15%以上。美元貶值對所有掙美元的人（當然包括所有非金融資本在內）都是一種事實上的額外收稅，而具有貨幣發行權的美聯儲及其背後的國際資本卻可以高枕無憂：隨着美元的進一步貶值，國際資本對美國的控制也進一步增強。所以可以很明確地說：美元就是國際資本通過美聯儲販賣給美國以及全世界的毒品，國際資本要的其實根本就不是更多的錢，而是對美國乃至全世界的更加全面、深入、牢固的控制。

說得更加直白些，美國政府存在的意義不外乎維持美聯儲一直不斷地吸美國人的血汗。在現在的法律框架下，除非把美聯儲的貨幣發行權給奪回來，否則任何解決美國債務問題的努力都是鬧劇一場、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務。公平地講，1913年後，愛國的美國人士從來就沒有放棄過跟美聯儲的鬥爭：肯尼迪總統（John Kennedy）就曾經頒布過政府重新拿回貨幣發行權的總統行政命令（第11110號），可是不久後他就被暗殺了，繼任的強森總統（Lyndon Johnson）立即就廢除了前任肯尼迪總統有關貨幣發行權的政令；里根總統（Ronald Reagan）也曾想就恢復美元的金本位放手一搏，也同樣遭到了刺殺；現在參與總統大選的美國眾議員Ron Paul也在大力疾呼廢除美聯儲，要麼他不會勝選，要麼也逃不出被刺殺的命運。

到這裡，我們就有了足夠的訊息來探討西方民主的精髓了。大家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沒有？我們找不出在二戰後有一個國家在完成工業化之前實行西式民主制度成功的例子（比如：印度、菲律賓）。戰後，凡是經濟上成為強國的，都是在國家威權專制的社會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比如：南韓、新加坡）。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呢？其實，這裡面的玄機很簡單：一切向錢看！誰控制了錢，誰就控制了一切。在西方的這些民主國家裡，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的國際金權和本土資本都完成了對整個社會的控股，餘下的股份即使由普通的國民擁有（通過多黨普選投票實現），對國家的政策也不會產生實際的影響，因為誰上台當政都得實行背後控股老闆的意志。更糟糕（隱晦）的是，控股方通過所謂的“言論自由”，進一步分化普通國民的議政、參政的力量。比如，民主黨長期處於兩院的絕對多數，可是很多有利國民的法案就是不能通過，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民主黨的組成太複雜，訴求太多而相互矛盾，讓控股方能夠在局部“以少勝多、分而殲之”，即使偶有失手，控股方也能通過每年的政府預算給實施法律監管的政府部門“釜底抽薪”，達到“有法不行”的效果。（美國2008年的金融危機本質上就是“無法可依、有法不行”的惡果。）因此，凡是一個國家的控股沒完成或者控股勢力內部出現巨大利益分歧，實行西式民主必敗，國家社會必定經歷反覆無常的政治動盪。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看清這次美債危機背後的真相了。美國現在的債務危機實際上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效應：由於金融危機後，國際資本完全綁架了美國，美國執政當局基本上只救助了華爾街勢力，引發了控股方內部國際資本跟本土資本的嚴重對立，進而演變出來債務危機的較量。參加這場搏鬥的都是些什麼勢力呢？據我觀察，主要有如下幾股勢力：

1）    奧巴馬及其美國執政核心代表的是國際資本（美聯儲、華爾街、IMF、World Bank）。如果您留意一下近來的新聞，就會發現新上任的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跟歐巴馬一唱一和，幾乎對美國賴賬的嚴重後果發出相同的威脅。國際資本利用美債違約後的高利息，造成美國本土資本無法應付的營運成本增加，來逼迫美國本土資本放棄削弱國際資本對美國的控制。所以說國際資本實際上已經成功地綁架了整個美國，美國最後只能毫無懸念地繼續提高債務上限。

2）    美國議會中的共和黨大部代表的是本土資本（美國非金融的其他資本）。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本土資本的確一路走得很艱辛，內不為美國政府大力救助，外受中德的擠壓，如果還要承受未來的更高稅率，那一定會是雪上加霜了。在走投無路之下，只好利用預算和債務上限的議題放手一搏，想跟國際資本談條件：把自己從未來的高稅率和削減政府開支的雙重“剪羊毛”過程中解脫出來。

3）    美國議會中的茶黨和少數攪局派代表的是美國中產（比如：Michele Bachmann、Ron Paul、Rand Paul、Jim DeMint、Mike Lee、Ron Johnson、Pat Toomey、Jeff Sessions、Marco Rubio）。他們有的想徹底掙脫美聯儲的束縛，有的想平衡預算消除財政赤字，有的想守住不增加（自己）稅收的底線。在與本土資本妥協後，大體支持“節流、不開源”的法案，讓處於社會下層的民眾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買單。剩下不妥協的少數，也根本不可能再起什麼大的作用了。

4）    美國各大傳媒（除Fox News外）和三大金融評級機構（S&P、Moody’s、Fitch）基本上都為國際資本發聲。他們實際上就是國際資本的喉舌，配合國際資本及其前台代言人（美國執政核心），一起來恐嚇、麻痹、愚弄美國本土資本和普通國民，以達到他們繼續掌控美國的目的。

5）    Fox News還是堅定地為美國本土資本和中產吶喊的。在全美國的傳媒機構裡面，Fox News的確是個異數，一直毫不動搖地站在美國本土資本和中產的立場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Fox News的同一個系統的傳媒開始同時在英國和美國受到執政當局的打壓。如果Fox News及其後台不能抵抗得住國際資本的進攻，最終可能逃不過被瓦解的命運。如果新聞集團（News Corp）最終被拆分，國際資本對美國的控製程度將達到前所未有的境地。

6）    美國議會中的民主黨成分複雜，幾乎涵蓋了各種政治勢力。由於力量不能集中使用，即使總人數占優，在歷次重要議題的博弈中總是處於下風。

7）    這裡面唯一沒有什麼發言權的就是美國的下層。

實際情況是剛剛通過的美債上限法案已經繞過了美國的憲法，容許成立由13人組成的“超級政治常委會”（Super Committee）：兩院各出6人再加上總統。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這13位“美國政治局常委”中的大多數將是國際資本的代表，少數留給本土資本，而中產和下層將基本失去代表權。這13人“美國政治局常委”將會起草未來的美國財經法案，直接送兩院投票認可，未來的兩院議員再也不能修改、阻擾立法過程了。看到沒有，在美國這個標榜“民主自由法制”的自由世界領袖的國度里，控股的老闆們也開始跳脫衣舞了。所以，我敢肯定這次美債危機最後還是會通過剝奪下層福利（政府的社會服務）來暫時度過難關的。可是，下層的羊毛都剪光了，中產就成了下一個狩獵目標。所以，身處中產的很多中國人不要高興太早啦。到下屆選舉完後，中產就會受到沉重打擊。再後，國際資本就會跟本土資本脫離，美元就會崩潰。這個最終結局會在5-10年內出現。

國際資本跟本土資本脫離或者美元崩潰的前兆，就是三大金融評級機構在國際資本的操縱下開始漸次下調美國的國債等級，當然這個操作過程不會像它們對待歐元區那樣的劇烈大副下挫，而會是一家先微調，兩家維持不動，過了一個季度後，隨着美國經濟的進一步惡化，後兩家再跟進。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就在本文撰寫的過程中，S&P在8月5日把美國的評級從最高的AAA下調到了下一級AA+，而Moody’s和Fitch卻沒動。呵呵。。。預計三大評級機構下一步會下調英國和法國的評級，開始對歐元發起更加猛烈的攻勢。如果這樣，IMF總裁拉加德就會在法國被發現“濫權罪”成立，IMF又會換人作了（詳情見下）。大家拭目以待吧。

大家看到這裡心中一定會有個疑問：美元不是美聯儲發行的嗎？如果美元崩潰了，美聯儲不也灰飛煙滅了嗎？的確如此，可是別忘了美聯儲其實就是個空殼，真正的後台控股老闆們又會利用美元崩潰帶來的金融危機和政治恐慌，再催生出來個“北美聯儲”，通過新發行的“北美通用貨幣”（Amero）來取代美元，把整個北美洲都納入到新成立的“北美政經共同體——北美聯盟”（North American Union）中去。赫赫。。。這才是國際資本的中棋局啊！您一定會說：不對不對，這怎麼才是“中棋局”呢？難道還有比這更大的棋局嗎？當然有啦，讓我們回味一下IMF前總裁卡恩性侵案吧，然後大家就更明白箇中奧秘囉。

在2011年，最具有戲（喜）劇化的事件就數IMF前總裁卡恩性侵案了，在短短6個星期內，把全世界都搗騰了一番，最後除了卡恩未獲出美國自由外，一切又仿佛回到了原點：IMF新任總裁仍然由法國財長擔任，歐洲人繼續占據着這個寶座。（卡恩在就任IMF總裁前也曾任法國財長。）更為巧合的是一連串的時間序列：5月14日，卡恩遭到逮捕，美國的幾大媒體對卡恩大加鞭撻；5月18日，卡恩辭去IMF總裁職務；5月20日，卡恩即獲保釋；6月29日，新IMF總裁拉加德就任；7月1日，卡恩即被無保釋放，先前對卡恩口誅筆伐的媒體又突然開始為卡恩鳴冤了；7月4日，法國女作家巴農又以“強姦罪”在法國起訴卡恩；而美國這邊的檢方對卡恩的無罪釋放又遲遲不見下文，致使卡恩一直不能離開美國，同時也將錯過投入法國總統選戰的最後報名期限。看出點門道來了沒？有人（當然是幾大傳媒和美國的後台控股國際資本）就是要把卡恩從IMF以及未來的法國（乃至歐洲）的政治舞台上清除出去。為什麼呢？這首先要從IMF的本質談起。

跟“世界銀行”（World Bank）一樣，IMF雖然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可它的內核一點也不“國際”：西方資本是絕對的控股方（控股實力超過44%）。在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看來，世界銀行和IMF無非就是西方資本對非西方世界實施進一步控制的利器。它們打着幫助發展中國家的旗號，選派曾經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所謂大師（其實就是西方的政經殺手），教授發展中國家如何運用自由市場經濟原理，“大躍進”踏入發達國家行列。這些西方的政經殺手使用的手段其實簡單得嚇人：首先，他們高估一個處於地緣政治關鍵點或自然資源富有的發展中國家未來的經濟狀況（當然這其間有對當地腐敗官僚和知識精英的賄賂）；然後，依據高估的成長率，從世界銀行借貸出在紙面上能夠償還而實際上無法償還的巨額外債（當然這其中的一部分直接存入了當地貪官在海外的秘密銀行賬戶，以作為未來持續遙控這些貪官的韁繩）；然後，這筆巨額貸款立即轉入了指定的西方工程公司的賬號，委託這些公司到債務國從事有利於西方未來控制當地資源的基礎設施建設（而外債卻成了債務國全民的負債）；然後，等待着債務國出現違約的情況，IMF再派出宏觀調控的經濟專家，協助債務國進一步“現代化”，將原國有的戰略資源（如能源、礦藏、飲水、糧食、交通等）全部私有化，金融部門徹底取消監管，國民經濟貿易完全自由化，這一切都通過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定了下來（當然這期間不能缺少當地的媒體與文化知識經濟金融精英對當地人民的普世教育）；然後，西方資本長驅直入，依靠法制的手段，自由地攫取着債務國的資源，作起了奴役債務國人民的主人。這就是西方資本所宣揚的所謂“法制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精髓！

可是，美國卻並不用開給別人的藥方來治自己相同的病。比如，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時，美國和IMF就要求那些遭災的國家大幅削減開支、減少赤字、調高稅率、任由本土金融機構倒閉。輪到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了，西方國家全部是反其道而為之。赫赫。。。西方的那一套“法制自由民主”普世價值都是留給非西方國家用的，西方自己用的是“有西方特色的普世價值體系”。大家懂了吧。

在這裡，需要對西方資本作一個梳理。西方資本總體上分成三大塊：美國的本土資本（也就是美元的使用者），歐洲的本土資本（也就是歐元的堅定支持者）和游離於歐元區外的國際資本。在這三大勢力中，國際資本目前是勢力最為強大的，同時它也與美國本土資本利益交集最大，因此占據着全球金權的巔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三股資本勢力間的矛盾明顯地公開化，並朝着更加激化的方向發展。

那這跟卡恩案件有什麼關係？當然有，而且關係巨大。卡恩作為法國的前任財長和IMF的前任總裁，當然知道西方資本運作的內幕。可是卡恩就任IMF總裁後，不知道是不是由於良心發現，還是由於忘記了自己只是國際資本的一個高級打工仔的角色，他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就對IMF的運營開始改革，逐漸遠離長久以來的西方資本自肥模式，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政策傾斜，同時攜手歐盟對歐元區的債務危機進行了大量實質性的救助，表現出強烈的親歐洲本土資本的傾向。相比於國際資本和美國本土資本的聯合體，勢力較弱的歐洲本土資本只有跟新興國家建立統一戰線，才有點勝算。所以，親歐洲本土資本的卡恩才會實行有利於新興國家的政策。可是卡恩所做的這一切改革都與游離於歐元外的美國的國際資本的宗旨格格不入，所以才有後面的卡恩受難記了。

果不出其然，新上任的IMF總裁拉加德雖然任命了一名中國籍的朱民為副總裁，作為中國對她支持的回報，但是在現有的IMF四位副總裁中（第一副總裁為美國人，再加上來自日本和埃及的兩位副總），權力還是牢牢地操縱在西方資本手中。拉加德同時全力配合國際資本擱置對歐元區的救助計劃，並收緊了歐債援助的條件。比如，IMF就嚴格要求：除非希臘削減開支、增加稅收達到要求，否則救助不可能實現。在剛剛結束的美債危機過程中，拉加德也跟國際資本和美國的執政當局緊密合作，發出許許多多駭人聽聞的言論，用美債違約的諸多嚴重後果來恐嚇美國普通國民，為國際資本的運作保駕護航。在看到拉加德跟國際資本打着這麼火熱之後，歐洲的本土資本也不是完全沒有還手之力。這不，在“察其言、觀其行”1個月後，8月4日，法國開始對拉加德在任法國經濟、財政與工業部長期間的濫權行為展開正式的司法調查。至於調查的長度、廣度與深度，就要看未來拉加德所領導下的IMF的言行來決定囉。這場西方金權的“三國志”是越演越精彩啦！

這齣戲該如何收場呢？這就要先看透西方資本的各自目的。歐洲本土資本雖然推出了歐元，並已成為繼美元之後的第二大國際儲備貨幣，但是其所占的份額低於30%，還不到美元份額的一半。再加上國際資本和美國本土資本聯軍的強力進攻，沒有相應的統一歐洲政治力量作為後盾，歐元現在已經是岌岌可危了；如果沒有中國在背後加以支持，歐元早就土崩瓦解了。因此，在現階段，歐洲本土資本必須跟中國緊密合作，才有可能自保。而站在對立的另一方就是國際資本和美國本土資本的聯軍，他們資本運作的載體就是現在流通的美元，占據着全世界外儲的60%強（是歐洲本土資本的兩倍多）。可是經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其後的美元天量供應導致的美元信譽危機，讓歐洲本土資本看到了繼續做大的希望，大西洋兩岸的明爭暗鬥就更加激烈了，所以才出現了中東革命以及後來的利比亞戰爭。同時在貨幣戰爭的層面，受控於國際資本的三大評級機構開始首先對歐元區內的外圍小國（希臘、愛爾蘭）發起評級劇烈下挫的攻擊，漸次由外向內（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觸及歐元區的核心（德國、法國、荷蘭）。國際資本的目標就是擊潰歐元，然後利用歐元崩潰後的政金真空，在自己的控股之下重組歐盟的政治、經濟、金融體系，推出自己發行的新歐元，催生出受自己操控的新歐盟，眾多的歐洲國家在歐元崩潰後的金融危機之中只好放棄自己的政治主權，接受國際資本的奴役。這才是國際資本的大棋局啊！

在這個大棋局之上，還有個更大的“超級大棋局”，而其中的真正大玩家只有西方跟中國兩家：這是中西方從政治體制、經濟發展、金融管理、科學人文進步、軍事安全等全方位的綜合競爭。行文至此，需要對全球的多極區域化做個介紹了，然後我們才能看清楚未來的國際局勢的走向。

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宣傳中，對當下非西方世界的區域化好像刻意地報道得不多，即使有點新聞，也大多是幾筆帶過（下面就會講到這裡面是有更深層次的原因的）。目前全球已經有如下幾大國家聯盟體系：

1）    歐盟（European Union）

2）    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

3）    南美洲國家聯盟（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

4）    中美洲統合體（Central American Integration System）

5）    加勒比共同體（Caribbean Community）

6）    阿拉伯國家聯盟（Arab League）

7）    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

8）     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9）    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10） 太平洋島國論壇（Pacific Islands Forum）

11） 源於前蘇聯的獨聯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俄白聯盟（Union State），歐亞經濟共同體（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12） 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在未來的全球大博弈過程中，中美洲統合體和加勒比共同體要麼併入南美洲國家聯盟，要麼為將來的北美聯盟的所吸收。阿拉伯國家聯盟和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極有可能合併為統一的阿拉伯聯盟（Arab Union）。如果不出什麼意外，隨着中國國力的進一步提升，未來的上海合作組織在消化獨聯體、俄白聯盟、歐亞經濟共同體之後，會整合東南亞國家聯盟、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和太平洋島國論壇，而成為實質意義上橫跨歐亞大陸的超級“亞太聯盟”。這樣，未來的全球區域化就會呈現出高度統一化的六極趨勢：

1）    亞太聯盟（Asian-Pacific Union）——以中國為中心，核心成員包括印度、俄國、日本、澳大利亞等，涵蓋所有除西亞外的亞洲、太平洋國家；

2）    北美聯盟（North American Union）——以美國為中心，核心成員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

3）    歐盟（European Union）——以德國為中心，核心成員包括法國、英國等，涵蓋所有西歐和東歐國家；

4）    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以南非為中心，涵蓋所有非洲國家；

5）    南美聯盟（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以巴西為中心，涵蓋所有南美洲（包括中美洲）國家；

6）    中東聯盟（Mideastern Union）——涵蓋所有西亞和北非的阿拉伯國家。

這其中，前三極處於全球事務的主導地位，後三極是前三極的資源提供區和產品消費區。

當然，未來的局勢是不一定會如此理想化的，適當的微調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處於北非的阿拉伯國家極有可能脫離非洲聯盟，而完全融入中東的阿拉伯聯盟。少數西亞的產油國（如伊朗）也可能決定加入亞太聯盟。同樣處於中東的以色列就有好幾種可能的出路，要麼加入中東聯盟（下策），要麼加入亞太聯盟（中策），要麼加入歐盟（上策），甚至不排除加入北美聯盟的可能。

以上“超級大棋局”的內核也可能發生巨大的變化，關鍵就要看中國和西方的博弈效果了。如果未來中國在關鍵的幾着棋上失誤，亞太聯盟、北美聯盟和歐盟都有可能被由國際資本控股的美國主導，那麼全世界就完全處於國際資本的淫威之下了（如此這般人類文明就真的是沒有什麼前途可言了）。這就是為什麼受國際資本操縱的西方各大主流媒體很少詳細地談論國家聯盟體系的原因了：他們想在人們不察覺的狀態下，把全世界的政治經濟金融全部壟斷起來。現在，中西方在定義“超級大棋局”內核上的鬥爭早已進入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了，大家不可不察啊。

那麼，未來中國必須下好哪幾步關鍵棋呢？我們還是從政治體制、經濟發展、金融管理、科學人文進步和軍事安全等幾個方面來闡述一下吧。

不可否認地說，中國有其獨特的政治制度，即不同於西方的多黨普選，也不同於世襲的獨裁或終身制，而是在一個執政黨的框架下的多黨派（包括幾個民主黨派）民主共和制。而且執政的核心也是有固定任期的，治理國家的大計方針都是由廣泛具有社會各階層代表性的政治局常委會集體決策（博奕）的結果。這樣的政治體制，一方面避免了西方多黨普選制的所呈現出來的短視、譁眾取寵、效率低下與易受特殊利益集團控制的弊端，另一方面又徹底杜絕了終身獨裁或世襲的可能。

更為特別的是中國獨有的幹部選拔制度，當然這又與中國的特殊國情密切相關。大家都知道這個常識：中國幅員太遼闊、人口太眾多了。一個縣的人口很多都跟一個小的國家的人口相當，一個省的人口都趕得上一些大國的人口。您可別小看人口多寡這一重要因素。比如在美國，基本上所有的總統要麼來自毫無行政經驗的議員，要麼就是州長出身。即使是由有行政經驗的州長來作總統，其上台後所面臨的國內外局勢，一般都沒有能力、也沒有宏觀的視野去智慧地處理，因為他們以前所管理的人口太少了、經濟的多樣性嚴重不足、人群的差異也不大，直接造成他們作州長時所面對的問題一般都比較容易解決。這樣，等他們靠民主選舉登上總統寶座的時候，大多都沒有很紮實的管理大國的執政能力，是很容易被花花綠綠的各種忽悠給降服的。如果不是後面有強大的金權（壟斷寡頭資本）在操控，西方列強早就嗚呼哀哉囉。您能想象諸如Sarah Palin類的人物出任美國的副總統嗎？可是，Sarah Palin又的的確確是美國一個干的還很不錯的州長咧。有點搞笑是吧。相比之下，中國就很不同：一個縣長所面對的問題就已經相當錯綜複雜了，人口不僅多，而且他們的差異還特別大，再加上自己還得在不同派系的政敵間周旋。可以很肯定地說，中國的一個稱職的縣長或縣委書記可以引領世界上的一個小國，中國的一個有才幹的省長或省委書記完全能夠出任世界上一個西方大國的領袖。現在，您就知道中國最高層的領導（政治局常委）都是些什麼人物了吧：他們都是從基層一步一個腳印實幹上來的，很多不僅在社會指標上相差巨大的不同省府任過職，還在中央的多個部委歷練過。他們都是經過千錘百鍊的一等一治國良才。

再詳細地說開去，中國的最高領導層（政治局常委）的構成的確具有對全社會各階層的廣泛代表性。總的來劃分，現在的中國社會有兩大階層，就是有權勢、有錢人的上層（以太子黨為代表）和中下平民階層（以團派幹部為代表）。就平常人所說，所謂“太子黨”指高官後代或晚輩；所謂“團派幹部”指無高官背景的草根才俊。更廣泛地說，太子黨是門閥、財閥、貴族、社會高層人士的代表，團派幹部是不屬於太子黨的其他社會賢達。不論身處何種社會，這兩類人都是客觀存在的，不容否認。一個好的社會政治制度就是要讓這兩類人裡面的人才都能為國家的繁榮而和諧地奉獻。重要的是賢才能夠出頭，加入到執政團隊中來。

其實，如今的英國、加拿大就是如此的政體：下院及其總理由民選的草根人士出任，上院及其國家象徵性的元首由非民選的門閥、財閥、貴族人士擔任。全國各階層以共和的方式都來參與國家的治理。再回頭看看中國2千年來的歷史，就會發現古代的中國早就有了類似的系統，宰相及政府官員大多由民間出身的文人狀元出任，王公貴族則是皇家的私事、由皇帝指定。現在中國的政治體制可能是2千年來最好的：真正做到了不論出身的唯才是舉，全國各個階層的民主共和。據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所言：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要以歷史為戒，避免跌入任何利益集團所設計和製造的國家陷阱。這可是至理名言啊！錢穆的這一治國真理，供後世崇敬。

相比之下，美國的民選總統大多是會吹牛的演員而已。事實上，美國總統都是前台的木偶，後台的金權才是真正控制美國的老闆。美國的這個政體跟中國的很不一樣。比照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的論述，中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而美國其實是由“金權集團”把持的部落政權。這才是現代人文科學最大的畫皮：原來中西方做的和說的都是反的嘛。

誠然，為了極力避免政府淪為金權的工具，中國古代幾乎一直奉行“重文輕商”的政策，這的確是有其先見之明的智慧的。更客觀地說，西方的“重商輕文”固然不好，中國古代的“重文輕商”也非妙招。要“文商並舉”的百花齊放、萬馬齊喑的場面才壯大！而如今的中國就是在實行“文商並舉”的國策，怎能不繁榮興旺呢？沒道理呀。

從1978年以來的30年改革開放，中國在中共的帶領下創造出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社會高速發展實例。這個偉大的成就還得益於中國奉行的一套很特別的“改革開放試驗田制度”。上文中已經詳解了西方資本通過IMF和世界銀行奴役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內幕。當然從中國開放改革以來，西方資本一刻也沒有放棄過對中國的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圖謀，可是中國獨特的政治制度（特別是幹部選拔制度）和改革開放試驗田制度，對西方的陰謀有自然的防腐性，讓西方的政經殺手們無法得手。西方資本即使通過各種渠道（比如IMF、世界銀行、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和耍各種花招（各類所謂的非政府組織，比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能忽悠一些中國官員（比如趙紫陽、胡耀邦之類）、精英學者（比如茅于軾、龍應台之眾）和文藝人（比如艾未未、劉曉波之流），可是不可能把中國的所有最高領導層都蒙蔽了。同時，西方開的藥方還得過“試驗田”這一實踐關，這可是實打實的真功夫，靠騙是玩不轉的。退一步說，如果幾個省市或者幾個大的企業的試驗效果不好，損失也在可控的範圍內（頂多就是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千分之幾），西方再想把事情搞大來實施不經過實踐的休克療法是毫無任何機會的。當然，中國也經歷了很驚險的1989年，中國當時就差一點在趙紫陽和胡耀邦的手上被西方資本如前蘇聯般給毀掉了。好在中國不是獨裁制度，是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合議制，再加上有智慧的老政治家的扶持，新中國就成為了西方資本一直都沒能征服的最後一塊處女地。客觀地說，中國就是人類文明未來的唯一希望所在，我們不得不都來為她祝福。

到這裡，我們需要了解一下中國社會時下的兩股偏激勢力：中國的極左與極右勢力。整體說來，中國的極左勢力還是站在廣大的普通人民這一邊的，他們看問題的眼光也很準，可是開出的藥方不會很實用，因為“知道問題所在 ≠ 正確地解決問題”，在實踐中不能只為一方的利益來考量而想解決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的問題了。中國的極右勢力確實是資本的代言人，他們考慮問題、看待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完全是為少數富人服務的。極右的勢力對問題本質的認識就是根本性錯誤的，他們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更是禍國殃民。更加值得大家提高警惕的是，在中國當下的經濟發展狀態下，中國的極右勢力的很大部分又都是為外國資本服務的。因此，對於這兩股偏激勢力，正確的做法就是走中道無為的發展道路：對極左的意見要虛心接受，因為這對我們發現問題的核心很有幫助；對於極右的東西，可以參考但不可照單全收；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狀況，作出適時的調整，該左即左、該右就右，不可僵化教條，在保持社會總體的擇優競爭制度下，充分照顧到社會的公平正義，讓國家經濟奔馳在可持續性發展的道路上。

在台灣，國民黨的當權派一直是極右，而廣大的民進黨人卻是極左的。大家都看到了台灣過去20年極左執政的惡果。大陸建國前30年（1979年前）也充滿了極左執政的不良記錄。從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極左雖然是從大多數的平民立場出發去解決問題，可是他們的執政結果真的很不如意。在現在的美國以及歐洲和日本，重重的政經危機，也證明極右執政也走進了死胡同。與此相比，中國大陸自從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長時間超高速發展，不正是中國執政當局所奉行的中國中道無為模式的偉大成功嗎？可以很肯定地說：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新的世紀，全人類的治國理念也會逐漸融入到中國的中道無為發展模式里來的。

再次，我們就來說說近來很有意思的“蛋糕爭論”。極左勢力（以薄熙來為代表）要“分好蛋糕”，極右勢力（以汪洋為代表）要“做大蛋糕”。兩派爭得不可開交。其實，這個“蛋糕爭論”是前一段時間以來的“藏富爭論”的自然延續和變異。財富藏於何處（“藏富於民”還是“藏富於國”），歷來為人們所爭論，古今中外皆然。撇開意識形態，我們可以從歷史的長河中去尋找解答這個問題的答案。要說“藏富於民”，中國的宋朝做的最好。可是宋朝好嗎？宋朝總被金、元欺負，一點脾氣都沒有，直到最後亡國。這說明“藏富於民”其實沒有很多人說得那麼地好。“藏富於國”在一個國家向上發展的過程中是極其重要的，否則國家只會永遠成為列強的下手。這樣的民族前途恐怕不是我們大家希望看到的吧。

用中國的現代史的事件做個類比，大家就能明白其中的奧秘了。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狀態就好像中共剛剛從八年抗戰中走出來的時候一樣，雖然實力跟抗戰前比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可是絕大多數的部隊的軍需裝備還相當落後，軍事理念還停留在打游擊戰的層次。如果在這個當下，大夥一下子就把繳獲的日軍硬件給平分了（藏富於民），繼續用游擊戰的方式跟國軍對抗，後果就會是沒有新中國了。正是由於中共在當時的形勢下，通過及時的整編，把軍隊從打游擊戰的層次迅速提升到了打陣地戰的正規軍層次，進一步加強了中共軍隊抗擊國軍的實力（藏富於國），所以才有後來的大兵團規模的三大戰役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也才有後來更加兇險的韓戰的偉大勝利。

因此，我們要明確地了解：“藏富於國”是發展的手段，“藏富於民”是發展的目的，不可把初級階段的方法（藏富於國）用到高級階段（藏富於民）上去，反之亦然。在現代歷史裡面，有很多的發展中國家（比如阿根廷、智利、泰國、墨西哥、巴西、馬來西亞等）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均GDP達到 4千美元）後，過早地從藏富於國的初級階段大躍進地進入到了藏富於民的高級階段，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葬送了國家發展的前途。而在這個過程中，西方的政經殺手們通過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故意地給發展中國家兜售“民主人權的罌粟花葯方”，一直把藏富於民的目標跟藏富於國的手段的概念偷換，利用發展過程中必然發生的貧富差距和官員的腐敗來激化社會矛盾，把剛剛做大一點的“蛋糕”給均分了，致使發展中國家喪失了資本集中使用的能力，面對自由出入國境的西方資本全無防守之力，結果讓這些發展中國家永遠處於發展狀態，而西方資本長久地占據着人類社會的頂端。大家要擦亮自己的眼睛、清醒自己的頭腦，不要再被西方的“罌粟花革命”給忽悠了。

我很懷疑那些鼓吹在現階段中國大舉“藏富於民”的人士的企圖：要麼動機不純，要麼如趙括似的瞎開藥方，要麼真的是天真無邪，還有就是根本腦殘。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看出中國的極左和極右，雖然出發點迥異，最終都在有意（極右）無意（極左）之中墮入了西方資本設計的圈套。未來的中國政經如何走？其實很簡單：讓極右勢力去努力“做大蛋糕”，同時容許極左勢力在不動搖國力的前提下去“分好蛋糕”。這就是未來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核心任務。

再回到中國的經濟發展上來。大家可能都沒有察覺，從2007-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在短短的3到4年之間，中國的經濟又增長了40%多，而西方列強（G7）卻在停滯或萎縮。在如此劇烈的反差之下，西方資本內部的矛盾出現了空前的激化，貨幣戰爭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1-2年之內極有可能發展成更加激烈的貿易戰爭。西方國家將面臨長時間的經濟衰退，高失業率經久不降，再加上由於貨幣崩潰引發的嚴重通貨膨脹，在矛盾無法化解的時候，西方資本就會通過第三次世界大戰來重新洗牌。未來的5年，如果人類沒有發展出足夠的和平力量，這個悲劇將不可避免地發生。怎麼辦？

中國只有立即瘋狂地壯大自己的軍力，不僅為自己，也為世界的和平保駕護航。所以，我們看到2011年以來，中國軍隊的建設越來越高調，發展速度越來越快（J20首次公演，第一艘航母完工，東風21D打擊航母導彈，無人機等等），令人目不暇接，目的就是要盡一切可能推遲甚至打消即將到來的軍事對抗。同時在中國軍力的保護下，只要中國的經濟在未來的5年和平期內繼續高速發展，先把自己的實力做大，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等待西方資本內部的爭鬥最終導致美元和歐元的雙崩潰的時候，中國的人民幣才有足夠的空間容納蜂擁而至的國際游資，而一躍成為新的國際根本儲備貨幣，從而對IMF和世界銀行進行資本改組，成為國際金融的控股方。未來的全球金融體系將建立在單一超主權通用貨幣（“地球元”）的基礎之上來運作。而這個未來的地球元將根據每年各個主要國家的經濟占全球的比重來限定其主權貨幣的貢獻份額。由於中國的經濟未來還會長時間高速發展，到本世紀中葉，人民幣將成為地球元實際上的代名詞。哈哈。。。美好的未來等待着我們大家喲！

從最近一段時間的國內政治經濟訊息來觀察，中國已經開始自己主動擠壓房地產泡沫，大力推動低端產業移植中西部的戰略，同時開始悉心培植沿海地區的高端產業。中國宏觀調控得很精妙，比如通過提高基本工資、緩慢有序地升值人民幣等等手段來達到預期目標。當然，大量的低端產業不可否認地面臨着巨大的壓力。偏偏在這個關鍵時刻，日本遭遇了強震、海嘯、核泄漏的三災，其後日本的恢復重建為中國的產業升級、產業轉移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緩解了中國面臨的重壓。過了不久，法英美又在利比亞大打出手，如果這次戰爭久拖不決，繼續消耗西方的實力、拖住西方的精力，中國又將獲得極其寶貴的5年和平發展時間。

未來5年是中國崛起的關鍵期，如果這一步走得穩當，中國的產業升級和轉移就大功告成，以後30多年的發展就會一馬平川了。在如今這個關鍵點，中國的確需要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團結起來，為我所用。比如，可以對西方本土資本開放部分國內市場，甚至容許西方的國際資本進入中國的金融領域（當然要加上更加嚴格的監管），這樣一方面可以加速中國自身的發展，也能起到一定的投鼠忌器的效果。同時，國人也要對國際政治經濟軍事鬥爭的險惡有清醒的認識，明白這個世界其實並沒有平常想象的那麼美好和天真，而是充滿了邪惡的暗流，時刻警惕自己不要淪為西方資本的反華炮灰。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西方的主流媒體和國內的極端勢力對凡是有利於中國發展的戰略性工業項目（如三峽大壩、高鐵等）都極盡貶低、詆毀、中傷、造謠之能事，而許許多多科技常識匱乏、管理經驗缺失、情緒容易躁動的普通民眾又加入到了這一連串的“口水衰歌”的合唱中來，給中國的執政團隊製造困擾和阻力。對於這些責難，我們還是要維持個平常心好些，對於參與其中的大多數自信心不足的國民，要耐心等待他們的心智成熟起來。只要中國清醒地把握好自己發展的戰略方向，戰術上的過失是無關大局的，同時我們也要把手頭的工作做細，儘量不要落人口實。（可以預見，未來的國產大飛機還將接受更加嚴厲的口水洗禮咧。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準備。）

最後，讓我們運用客觀事實和正確的邏輯導出“中國模式”的實質。首先，我們大家都要想想：中國如果真的如某些人抱怨的有那麼嚴重的“思想和輿論自由與民主”的問題，為什麼經濟發展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反過來問：美國及其西方列強，如果它們的“思想和輿論自由與民主”真的如它們自己吹噓的那麼地好，又為什麼沒能轉換成經濟發展的現實成果呢？客觀的現實迫使我們最後不得不承認：所謂的“思想和輿論自由與民主”（還加上其他的西方普世價值）跟經濟的發展其實沒有什麼前因後果的關聯。而這其實是重複說明了經濟決定論：人類的社會價值的確都是受經濟束縛的。一個連飯都吃不飽的人，光有民主自由的權利，又有何用？還是老鄧說得好：不論黑貓還是白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抓不到老鼠的貓，再漂亮，也沒有任何實際價值。所以，說到底，“中國模式”的本質其實就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之上的靈活機動的實用主義。兜了這麼一大圈子，我們又回到了“物質決定意識”的唯物論上來了；相對於西方所兜售的“普世價值決定物質”的唯心論，哪一個更正確呢？不言而喻了吧。哈哈。。。

中國的發展模式的確給人類帶來了希望，只有中國成功，這個世界才有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