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記者周浩，實習生周文天、倪冬

　　9月16日至18日，廣東珠海國際會議中心大酒店，伴隨一陣陣鶯歌燕舞，數百名日本嫖客的淫聲浪笑飄向珠海上空迅速瀰漫開來，而此時，來自中國民間的憤怒則達到了高潮。

　　新浪網上，一條《珠海一日本旅遊團國恥日尋歡，聲稱來華只為買春》的消息分外刺眼，短短5天內，評論就超過24000條，此後，憤怒指責之聲不絕於網。

　　據報道，9月16日，288名日本遊客從日本各地出發，開始了他們的“慰安旅行”。當天傍晚，這288名日本遊客經香港匯合後，浩浩蕩蕩地開進珠海國際會議中心大酒店，開始集體嫖娼，之後的連續三天，珠海就在這群日本嫖客的浪笑聲中度過了中國的一個特殊日子———“9·18”國恥日。

　　對此，繼9月28日外交部作出正面回應後，2003年10月9日，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招待會上再次指出，這一事件引起了中國民眾的極大憤慨。如果你看到中國媒體的報道和網上民眾的反應，就會了解中國民眾對此的強烈反感和憤慨。我們希望日本方面能夠對其公民加強教育，在海外能夠增強守法意識，這樣做也有利於維護日本自身的形象。

　　事實上，在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上，有關日本人的惡行遠不止這樁集體嫖娼事件。歷史遺留的慰安婦索賠事件、釣魚島事件、參拜靖國神社事件、馮錦華事件、歷史教科書事件、毒氣彈事件等等，無一不在傷害着中國人民的感情。

　　令人欣慰的是，在這一系列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件中，除中國官方的義正詞嚴之外，一個始終穿插其間的“身影”———民間力量已然覺醒，並開始發揮越來越明顯的作用。

　　正如專家們分析的那樣，這種民間力量的生長，不但影響着中國對外政策的取向，而且正在改變過去別國對華政策中的一元化思維———基本上只考慮中國官方的態度，而忽視了中國民間的反應。

　　但這顯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事實上，在這股民間力量的背後，多多少少帶有某種程度的民族情緒。

　　“萬言書”開啟民間索賠之門

　　1991年4月2日晚上，童增捏了捏裝在包里的“萬言書”，大踏步邁向天安門。這天剛好中國人大第七屆四次會議召開的第9天。

　　在人民大會堂出口處，滿頭大汗的童增終於“堵截”住一位外出休息的全國人大代表，並將“萬言書”交給該代表，希望該代表將“萬言書”拿到全國人大會議上進行討論。

　　這份“萬言書”凝結了童增近1年的心血。童增說，針對中國民間向日本索賠的問題，從1990年4月開始，他就開始為“萬言書”做準備，看了不少國際法以及民間索賠方面的法律書籍。在“萬言書”中，童增提出了一系列當時頗為“前衛”的觀點，其核心內容即“必須把戰爭賠償和受害賠償區分開來”。

　　事實上，在童增之前，即1988年9月，民間就開始了對日索賠的漫漫長路。第七屆全國人大代錶王工說，1988年9月，山東省張樓村村委會將一封加蓋公章並附200多名村民簽名的信，寄往北京的日本駐華大使館。該信提出，雖然中國政府1972年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戰爭賠償，但是，中國人民的私人損失與國家間的戰爭賠償完全是兩回事。希望日本政府"爽快地"對侵華戰爭中造成的傷亡進行賠償。然而，該信寄出後，卻“泥牛入海”。此後，據稱日本大使館也曾收到數十封這樣的來信，但全都杳無音訊。

　　童增在接受有關媒體採訪時說，將“萬言書”交付全國人大代表，主要是想讓高層聽到民間還有另外一種聲音。

　　使童增感到意外的是，“萬言書”交付給全國人大代表的當天，就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引起強烈反響。幾位人大代表正式向七屆四次會議提出“建議案”，希望中央政府能夠認真考慮對日民間索賠的問題，但因提案截止日期已過，“建議案”未被列入此次人大會議的正式議案。

　　事隔一年，經過大量的準備和呼籲，“萬言書”終有了結果。1992年3月11日，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發表講話時說：“中日戰爭中的民間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賠償損失。”

　　9天后，在1992年3月20日召開的人大五次會議上，貴州代錶王錄生和安徽代錶王工領銜簽署的“關於向日本國索取受害賠償的議案”正式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最終被列入此次大會的正式議案。

　　至此，通過童增及其他愛國民間人士的努力，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拉開了序幕，民間力量也開始活躍起來。

　　早期民間力量舉步維艱

　　一系列輿論預熱之後，中國民間的對日索賠活動在90年代中期漸漸展開。但在索賠活動初期，民間力量遇到了重重困難。

　　“花崗勞工”倖存者向日索賠事件是民間通過訴訟索賠的第一起。1943年起，986名中國勞工在日本秋田縣花崗鎮為日本鹿島公司挖礦，在極度飢餓、受虐待的情況下，不到一年就慘死近300人。1945年6月30日，勞工大隊長耿諄率眾奮起暴動，結果慘遭日本軍警血腥鎮壓，有130多人被嚴刑拷打致死，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花崗慘案”。至1945年12月，在鹿島公司奴役下的986名中國勞工，有418名死於非命。

　　1995年，“花崗勞工”倖存者耿諄等11名生還勞工向東京法院提出起訴，被告是日本企業鹿島建設公司。5年後，雙方在東京高等法院和解。鹿島公司拿出5億日元建立“基金”，對受害者進行賠償。

　　華東政法學院國際法專家管建強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在全國人大和中央政府表明積極的態度後，民間力量的人權保護意識和法制意識得到了提高，這起通過法律途徑進行索賠的事件，其實就是民間力量覺醒的產物，但“花崗和解”的賠償只相當於“慰問金”，並不具備法律意義，在法律意義上該起索賠訴訟並未取得成功。

　　另一起民間對日索賠訴訟案———“空爆案”的判決結果則更為令人費解。1943年11月4日，侵華日機在對浙江永安進行無差別的轟炸中，浙江教育學院副教授高熊飛當時被炸斷了右臂，半個世紀過去了，高熊飛於1995年8月7日以日本國家為被告在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進行賠償。

　　直到1999年9月22日，東京地方法院才作出駁回原告要求的判決，但詳細認定了加害和受害事實。日方法院老調重談，他們認為，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已經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

　　稍後的“劉連仁勞工訴訟案”多少有些起色。1996年3月25日，被侵華日軍強擄到日本北海道充當苦役的中國人劉連仁以日本國家為被告，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賠償。2001年7月12日下午，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日本政府向曾經被侵華日軍強擄到日本北海道充當苦役的中國人劉連仁賠償2000萬日元。這是飽受日本侵略戰爭之苦的中國人對日索賠成功的第一例，而判決之日劉連仁已經離開人世半年。但日本政府不服此判決，2001年7月上訴到東京高等法院，至今沒有結果。

　　來自“9·18愛國網”上統計數據顯示，時至今日，對日民間索賠案已達23起，包括勞工訴訟13起，慰安婦和性暴力受害者訴訟5起，細菌、化武受害者訴訟3起，“無差別轟炸”訴訟1起，名譽權侵權訴訟1起。

　　但對於數以百萬計的日軍侵華戰爭受害者來說，這一數目還僅是冰山一角。一位長期從事對日索賠的中國律師告訴記者：“大多數對日索賠訴訟都遇到重重困難，這一方面是因為民間力量過於單薄，而且顯得比較孤立；另一方面，早幾年官方出於外交關係的考慮，在索賠上還是相對‘克制’。如果僅靠民間力量，能把日本政府搞定嗎？顯然不能！政府的態度和斡旋有時候會起到想像不到的作用。”

　　上海社科院一不願透露姓名的國際問題專家也對政府的“克制”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幾年前，在對日民間索賠和保釣等一系列問題上，中國政府還是採取了“比較軟”的態度。對日索賠的一系列訴訟失敗和中國政府的“克制”，通過網絡，民間情緒的爆發開始越來越強烈，而情緒的表達也越來越變得盲目和易煽動。

　　民間力量推倒馬立誠？

　　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馬立誠和影視明星“還珠格格”的視演者趙薇首先切身體會到這股民間情緒的力量。

　　2001年夏天，趙薇在美國曼哈頓為《時裝》雜誌拍攝春夏服裝的宣傳照片，其中一張照片被指責服裝圖案酷似日本軍旗，2001年12月經媒體披露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爭議。

　　然而事情並未止於爭議。2001年12月28日晚，趙薇應邀參加湖南經濟電視台舉辦的6周年台慶《情深深雨濛濛新年演唱會》，當趙薇演唱到最後一首歌時，突然從台下衝上一位男子，該男子撞倒趙薇，並向其潑大糞。

　　但在網上，這一“過分”行為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潑得好”成為網上罵得最多的字眼。

　　不久，趙薇通過相關平面媒體發布了致歉公開信，繼而在接受《娛樂現場》的電視採訪時又再次公開向全國人民道歉。

　　儘管如此，趙薇的廣告身價還是急劇下跌，一位廣告界人士對記者說，民間對趙薇如此反感，這時候請趙薇做廣告無疑是自找死路。

　　在“趙薇軍旗裝”事件後，“馬立誠事件”再次引起民間的爭議。去年16大召開會不久，馬立誠在2002年第6期《戰略與管理》上發表了一篇《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馬立誠的主要觀點是：日本的道歉問題已經解決，中方不應糾纏不休；中國人對日本右翼勢力看得過於嚴重；向趙薇潑糞等事件表明，中國存在着“極端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等。

　　該文在網上貼出後，立刻引起民間的強烈反響。在網上，馬立誠被斥責為“漢奸”、“賣國賊”。有人甚至在網上組織團體，準備到北京“把馬立誠給宰了”。

　　在一片責難和討伐聲中，馬立誠最後只好黯然離開《人民日報》。

　　華東理工大學戰爭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倪樂雄認為，“趙薇軍旗裝事件”和“馬立誠事件”擴大化的背後實際上是民間情緒的高漲，民間力量在推動這些事件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們被斥責為“漢奸”並由此付出了代價，實際上是‘民間力量把他們推倒了’。”

　　民間力量漸入佳境

　　民間情緒的過度表達遠不止這兩起事件。有一個事例是，2002年7月，天涯論壇組織了一次“中國民間看日本”的調查，在“用一個詞來形容日本人”這樣一個問題上，大多數網友使用了“變態”的字眼，90%以上的網友表示“非常不喜歡日本和日本人”。有學者指出，這顯然是因為民間情緒高漲後的某種誇大表達。

　　但在今年，民間力量在維護國家主權和人民權益的事件中開始漸入佳境，他們的活動不但顯得越來越理性和務實，而且也注意到與政府的配合。

　　網上的一個事例是，2003年6月23日，由“9.18愛國網”、“愛國者同盟網”等網站組織的“中國民間首次出海保釣團”從浙江玉環出海，抗議日本政府“租用”釣魚島、實施“國家管轄”的非法行為。“9.18愛國網”負責人吳祖康表示，這件事的標誌性意義在於“眾多的網上抗議活動成了活生生的行動，而且在出海前有充分的計劃和準備”。

　　對此，中國政府並沒有出面阻止這次活動，在保釣船與後方失去聯繫後，政府相關部門組織了海上救援。在整個出海保釣過程中，中國外交部也始終保持了“密切的關注”。

　　2003年10月9日，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招待會上答國外記者“內地、台灣和香港的保釣人士坐船到釣魚島宣誓主權，請問發言人對此事有何看法”的問題時指出，我們曾多次在這裡就釣魚島問題闡明中國的立場。我想重申，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政府和人民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中方一向主張中日雙方通過協商解決彼此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爭議，這個立場沒有任何變化。

　　事實上，民間力量出海保釣活動拉近了網絡愛國人士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在隨後的很多活動中，網絡愛國人士也秉承“不給政府添亂”的原則。

　　上海社科院亞太問題專家王泠一指出，對日情緒的表達是否過度已成為學術界反思的一個問題，經過一系列的事件後，民間的鬥爭開始注意鬥爭策略。比如，民間在對日問題上開始提出很明確的目標，要求幹什麼，要求賠償多少。

　　民間力量的漸入佳境在另外兩件事中也得到了印證。據悉，不少民間人士在得知京滬高鐵“選擇日本新幹線的可能性將超過90%，剩下的只是程序方面的審核”的消息後，以“9.18愛國網”為首的幾家網站立即組織了“萬人簽名反對京滬高鐵使用日本新幹線技術”活動，但在鐵道部提出希望網絡輿論不要影響正常決策後，組織者主動停止了這次活動。

　　在“9·29日軍遺棄化武訴訟”之前，不少民間人士在“9.18愛國網”上發動了簽名活動，從8月15日到9月15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在網上迅速徵集了百萬簽名。管建強說：“這個規模絕對是最大的，顯然這次簽名活動對‘9·29日軍遺棄化武訴訟’的勝訴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著名學者朱學勤據此分析說：“民族要自強，還是應採取理性的方式，打鐵還需自身硬，說到底，還是要修煉‘內功’，自己的實力強了，才能讓別人尊重你。”

　　引導民間力量刻不容緩

　　事實上，隨着中國民間力量的生長、壯大和發展，日本方面也開始重視中國民間的呼聲。

　　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8·4毒劑泄漏事件”發生以後，日本的《讀賣新聞》報道日本政府準備以“慰問金”的形式對受害者進行補償，後來證實這只是《讀賣新聞》自己的“推測”。管建強認為，這很可能是日本政府有意試探中國民間的情緒。

　　王泠一向記者舉了另一例子。他說：“上海社科院也經常接待一些日本的訪問團體，他們到中國來，都很關心中國青年人和民間的一些想法，很在乎民間力量和未來力量對他們的認知。”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開始注意民間力量。倪樂雄說：“在很多問題上，尤其是珠海買春事件上，中國政府政府的一系列強硬姿態充分考慮到了民間的情緒和呼聲。”

　　針對民間力量在化武問題的對日訴訟，政府也正面向日本作出了回應。10月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會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時強調，希望日方正視並妥善處理二戰期間侵華日軍遺留在中國的化學武器問題。

　　但在網上，民間情緒仍然存在不少過度表達的情況。王泠一認為，隨着民間力量的覺醒和成長，現階段民間與政府之間的配合已經使中日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但由於現在還存在着極端的民間情緒，政府如何讓民間力量有一個合法的渠道，在如何引導民間力量上已經刻不容緩。

出自：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