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夢與憲政之路——蔣介石在1943年

　　　　　　　　　
　　2003年，歲次農曆癸未。回顧上一個癸未年——1943的中國，看看當時統治者的言行，或能在塵封中覓得若干歷史智慧。

　　在所謂“四強”後面

　　通常認為，1943年前後，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最為風光的成就是在外交上。躋身“四強”，消除了不平等條約體系，對一個長期被侵略、被壓迫的國家說來絕非小事。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當時就曾這樣大事宣揚。

　　這些事的來龍去脈怎樣？1942年年元旦白宮對中國駐美大使胡適說：“可告知蔣先生，我們歡迎中國為四強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國國慶，英美兩國都發表聲明放棄根據不平等條約取得的在華特權（英國有所保留，不放棄香港、九龍）。無論從那個角度看，中國被稱為“強國”乃至“四強之一”，都是名不副實。受難百年，依舊積貧積弱，專制，腐敗，令人心痛臉紅。儘管如此，這件事仍然不失為中國軍民長期堅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成果之一。但在看到這一面的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相關的國際背景：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極力想將中國扶植起來。他們打的算盤，一是支持中國抗戰，有利於戰爭全局；二則希望催生一個民主和強盛的中國，有利於穩定戰後亞洲的秩序。

　　以此為背景，這一年裡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確實在外交上風光一時。當時接連有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1月11日中美《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在華盛頓簽字，中英同名條約同日在重慶簽字，完成了美英放棄在華特權的法律手續。國民黨藉此大肆宣揚，說一舉解決了國人力圖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百年之痛。

　　實際情況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不平等條約取得的特權已逐步收回。開其端的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開幕的九國華盛頓會議，討論的就是中國要求全面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各項主要議題，都有程度不等的進展。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中掀起軒然大波的山東問題，在這個會議期間經過36次談判，於翌年1月31日達成協議，得到比較妥善的解決。司法主權的收回，也是由北洋軍閥打贏第一仗的。1926年，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方要實施建設大上海計劃，把租界周圍的中國地區建設成為模範城市，作為要求取消外國租界的基礎。5月5日宣布自任凇滬商埠督辦，而請著名學者丁文江出任總辦，全權管理上海，實行這一計劃。丁文江實際任期只有8個月，其出色建樹之一，是親自與上海領事團的代表——英、美、日領事反覆談判，於8月31日簽訂了《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暫行章程》，一舉把租界當局屬下的會審公廨收回，成立江蘇管轄的上海臨時法院。1總之，除了漢口、九江租界由群眾自發行動收回的特例（時間也是在上海收回會審公廨之後的1927年1月5日和6日），無論執政的是北洋軍閥、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是通過談判逐步收回主權的，情況並無二致。

　　又以關稅自主權的收回為例，1925年10月26日開始北京政府和13國的代表開關稅特別會議，至11月19日已經基本達成協議，承認中國享有關稅自主權，從1929年1月1日起生效；條件是中國政府同時裁撤禍國殃民的厘金。就在這時，實際控制北京的馮玉祥戰敗，政局動盪，會議停開。26年2月復會，4月20日直系和奉系軍閥聯手又把段祺瑞趕下台，談判又被迫中止，功虧一簣。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雙方又回到談判桌上，終於在1929年2月起實現了關稅自主。

　　這些外交成就是歷屆政府和顏惠慶、顧維鈞等職業外交家多年努力的結果，不能完全歸功於國民黨政府。

　　更令美、英和國民黨政府尷尬的是，汪偽政權和日、德、意等國已經搶在他們前面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迫使他們不能不改變留待戰後再行解決的初衷，宣布立即取消不平等條約。

　　第二件事是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齡歷時七月的北美之旅。

　　這位“第一夫人”長得漂亮，能說會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後，美國人民反日情緒高漲，她四處演講、活動，對爭取美國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起了良好作用。在一個民主國家，民間的同情與理解絕非小事。從1882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第一個排華法案開始，美國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國國籍等方面歧視和限制中國人。宋美齡訪美期間，正值美國朝野正在推動廢除排華法，她的活動也有助於有關法案在國會順利通過。經過她的交涉，羅斯福還答應了不少援助中國的要求。她和羅斯福的會談，還就戰後中國和亞洲不少問題取得了共識，為後來的開羅會議作了鋪墊。

　　第三件事是1943年10月29日中國駐蘇大使代表中國政府與美英蘇三國外長一起在保證世界普遍安全的《莫斯科宣言》上簽字。這個宣言倡議戰後建立聯合國，建立世界安全體系。美國人費了不少唇舌，才說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讓中國排在美英蘇之後簽字，正式忝陪四強末座，從而為成為聯合國發起國和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奠定了基礎。 　　第四件是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短短4天，中美英三國政府首腦多次會談。《開羅宣言》鄭重宣告：“三國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這無疑是一個重大成就。

　　不過，在表面的光華後面，蘊藏着深刻的危機。一個專制、腐敗的政府不可能真正成為對世界有舉足輕重影響的強國。美英（主要是美國）不過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支持抬高中國。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他們不放心也看不起，內心充滿鄙夷。

　　羅斯福早就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無效率”極為不滿。開羅會議期間，他便對兒子坦言：“蔣儘管缺點很多，我們還得靠他。”而邱吉爾根本看不起蔣介石，對同蔣介石的會談非常勉強。會議期間，蔣介石獅子開大口，要求美國提供十億美元的貸款。而1942年，美國已經給中國提供了5億美元的援助，這筆錢等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全年收入的一倍。蔣提出這個過份要求後，美國財政部長私下大罵蔣是“ *** 騙子”，“讓蔣介石那幫人跳長江去死吧！”2美國政府和國會沒有什麼人同意提供這筆貸款。當美國官員將實際情況通知蔣介石時，蔣氏居然稱若得不到及時的援助，他的政府半年內將垮台，並以不派遠征軍赴緬甸和不修機場等威脅。美國國內一片罵聲，說蔣的行為無異于勒索敲詐。

　　由於名不副實的“四強”之一的蔣介石政府不能承擔重任，為換取蘇聯在對德戰爭結束後出兵打日本，1945年2月4日至11日舉行的雅爾達美英蘇首腦會議上，他們又達成了損害中國主權的秘密協定。

　　又如《租借法案》，美國提供給英國和蘇聯的租借物資，完全交由英、蘇本國政府自行處理；而對中國，卻有一個附加的條件，物資的處置必須在美國代表的監督下。無他，因為國民政府腐敗，臭名昭彰。

　　到下一年，國民黨軍大潰退，日軍橫掃湘、桂，直逼貴州，美國政府乾脆舊話重提，讓美國將軍統率全部中國軍隊！那裡還有什麼“四強”的影子？

　　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了，歐洲法西斯徹底失敗已指日可待。美軍在太平洋也節節前進。同盟國如日中天，唯獨蔣介石及其政府在走下坡路。

　　 憲政之路

　　關鍵在內政。那麼，這一年中國內部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蔣介石對內政又有什麼考慮？

　　當時有兩件事在海內外鬧得沸沸揚揚。 　　一是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災荒及因而引發的封報事件。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廣東大災荒，導致3000萬河南人死了300萬，廣東也餓死300萬，都占當時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狗吃人，人吃人，慘不忍睹。

　　問題的嚴重性最初是被美國記者察覺的，他們欲披露此事，蔣介石搖頭不信，對災荒輕描淡寫，說“有災也不會太嚴重”。所以會餓死那麼多人，就是由於“最高領袖”不相信，不但沒有及時採取救災措施，還照樣征糧！ 1943年2月1日，《大公報》以《豫災實錄》為題報道了大災荒。王芸生奮筆寫就《看重慶，念中原》，第二天作為社論刊出。蔣介石看了勃然大怒，親自下令將《大公報》停刊整頓三天，王芸生應美國政府邀請赴美，已經買好機票，也不准成行。

　　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貪污。當時幾乎無官不貪，高官更帶頭貪。身為行政院院長兼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便是一個活標本。

　　1942年國民黨政府利用美國貸予的5億美元，提出一億美元為準備金，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儲蓄券”，規定按20元購買1美元儲蓄券，抗戰勝利後憑券兌換美元。當時美元的黑市價已經是110元兌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儲蓄券，一面則由其部屬出面，利用職權將尚未售出的350萬美元儲蓄券按官價購進，歸入他的私囊；還有799萬5千美元的儲蓄券則由中央銀行其他人員購進私分。

　　1943年，當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傅斯年提出質詢，監察院院長也提出彈劾時，蔣介石竟一面利用新聞檢查制度封鎖新聞，一面通過他的侍從室拿走全部材料。蔣介石派遣侍從室主任陳布雷說服傅斯年，以國家利益為藉口，力圖把醜聞隱瞞下來，說一旦公開腐敗案，日後恐再難得到美國的支持。蔣介石還請傅斯年吃飯，極力拉攏，冀圖讓傅斯年相信，他會認真處理此案。蔣的真實意圖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經過傅斯年等人反覆抗爭，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既然“最高領袖”對貪污大案持如是態度，上行下效，各級政權的腐化便一發不可收拾了。 　　災害和貪污，都不奇怪，任何國家和政府都會經常碰到。問題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和結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蒂亞·森有個論斷：“饑荒從來沒有發生在以下國家：獨立，經常舉行選舉，有反對黨提出批評，允許報界自由報導、並可對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問而不受嚴密審查的國家。”3道理非常簡單，在民主、自由社會裡，某一屆政府不關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過選票讓你下台讓賢。河南旱災慘劇實質是人災，是剝奪新聞自由和政治獨裁專制的惡果。貪污能否徹底遏制，同樣取決於有沒有政治民主、分權制約和新聞自由。這些都是憲政問題。

　　當時沒有憲法，只有國民黨自己制定的所謂《訓政時期約法》，規定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中央統治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離民主十萬八千里！1938年，“為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起見”，弄了一個諮詢性的國民參政會，規定只有“提出建議案”、“提出詢問案之權”；也可以討論“政府對內對外之施政方針”，但通過的決議是可聽可不聽的；也不承認國民黨之外的政黨存在，連中國共產黨的“參政員”也只能以文化團體代表的資格參加。4

　　當時，獨裁專制統治造成的全國性的官員腐敗和嚴重的通貨膨脹，招致民怨沸騰。美國政府對此非常不滿，國內的批評更連綿不斷。共產黨、民主同盟等反對黨固不待言，就是國民黨內，要求實行民主、憲政的呼聲也非常強烈。國民黨西南聯大區黨部的黨員教授蔣夢麟等就曾召開會議，公推馮友蘭擬稿以區黨部的名義致信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為收拾人心而開放政權，實行立憲。信中寫道：“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之。”“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為殷鑑。”據說，蔣看罷“為之動容，為之淚下”。5

　　在內外壓力下，國民黨政府已經非變不可。1943年9月國民黨召開五屆十一中全會，在開幕式上蔣介石說：“戰爭結束的時間，決不會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說的兩年之內。”因此，要討論如何建國的問題，“而政治建設的基礎，就在憲政的實施。”“憲政實施以後，本黨還政於民……在法律上本黨應該與一般國民和普通政黨處於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之下，享同等的權利，享同等的義務，受國家同等的待遇。”6他還有多次談話都談到憲政，這表明他確實在考慮這個問題。

　　不過，他所講的憲政理論上有許多荒唐之處，而實踐上更是依舊肆意踐踏民主和公民權利。

　　1943年，蔣介石發表了兩篇重要論著：《中國之命運》、《中國的經濟學說》。學界認為這是蔣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回答。判斷他的《中國之命運》，應該有一個標準。他不是說要實行憲政嗎？從政治上說，最好的標準就是學界公認的憲政理論。

　　憲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以此為目標建立一套政治和法律體系。它有幾個基本要素：1，公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財產、通信等自由權利。2，國家權力分立和互相制衡。政府權力受到法律和制度的嚴格約束，使之既能有力地管理好公共事務，又不致侵犯公民的個人權利。3，憲法至上，並有嚴格的憲法司法、違憲審查制度。4，實行法治，司法獨立。5，各級政府民選，層層成立議會，地方自治，政治生活民主化。

　　《中國之命運》追求什麼？要中國人“事事以民族為本位”，“以忠孝為根本。為國家盡全忠，為民族盡大孝”。與此同時，重申“中國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須去爭。”“無論在戰時或戰後，一片散沙一樣的‘個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他講話中，蔣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其實，在冠冕堂皇的“國家”、“民族”後面，他的內心獨白是“朕即國家”，服從我就是服從國家。這是與憲政完全背道而馳、為專制統治服務的理論。 　　《中國之命運》還聲色俱厲譴責：“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和割據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統一，而阻礙他政治上進入軌道的？這樣還不是反革命？……怎麼能不禍國殃民？”他實際是在指斥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地方勢力搞封建割據。其實，當時的地方勢力對保護公民自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雲南，在龍雲等地方實力派庇護下，西南聯大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得以保持和發展。又如桂林成為戰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也與廣西地方勢力李宗仁等的支持息息相關。在政治生活正常的國家裡，確實沒有政黨甚至私人擁有軍隊的。問題是由於歷史條件的匯合，中國已經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一個真正有遠見的政治家必須從實際出發，用民主、共和的方式處理相互關係，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對立，建立互信，從而逐步實現軍隊國家化。那時有一個誰代表國家的問題。不能以拳頭大小定是非，“軍隊國家化”不等於大的吞併小的；而應首先致力於地方和全國民主化和自由的保障，通過“共和”的辦法逐步聯合、統一。這樣的制度和相應的政治文化建立起來了，不介入政治的中立化的國家軍隊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蔣介石沒有這樣的認識和胸懷。 　　蔣介石口口聲聲反對封建割據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日記里，就說得一清二楚了。他在1943年8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如果始終要用十個軍以上兵力防制陝北，則不如肅清陝北以後，可抽出兵力在後方各地分別肅清”。為此“應先用宣傳”，“以澄清國際視聽”！7他念念不忘的不是消滅日本侵略者，而是剿滅共產黨和地方勢力。

　　再深入一步去考察，這牽涉到中國乃至東方各國統一的道路問題。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是走“聯省自治”的道路，還是走武力統一的道路？矛盾十分尖銳。中國人有濃烈的大一統情結，在蘇聯出於自身利益而介入下（不但提供政治和軍事顧問，還給了大批武器和金錢），不幸走上了武力統一的錯誤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其實，聯省自治的實質是在各省逐步民主化的基礎上，實現全國共和統一。在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下，這既能避免內戰，又有利於迫使各地區的統治者為了爭取民心，不得不致力地方經濟發展和逐步民主化。而走武力統一的道路，帶來的只能是內戰頻仍，生靈塗炭，專制獨裁。中國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結論；東方不少國家還在繼續證明這一道理。每當聽到一些國家軍閥混戰的消息，我總是認為他們的軍人、政治家和知識階層沒有從歷史中學到足夠的智慧，還在重蹈中國的覆轍。 　　這幾年史家黃仁宇有個觀點觀點在中國知識階層中影響很大：“蔣介石可以被認為首先給中國製造了一個原始型的統一政府。” “國民黨和蔣介石製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繫，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8要說原始型統一政府的話，袁世凱老早就製造出來了。其實，國民黨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是沒有解決現代國家的上層機構問題。北伐成功後，將原有的比較接近現代國家的架構給摧毀了。

　　國民黨的基本口號是“以黨治國”，突出黨權，代替了民主的架構，代替了國會和憲法。國民黨實行五院制，不同於現代國家的三權分立。他們規定，五院都由國民黨中央的政治會議領導，立法院的權源是黨，而不是民。這是一個大的顛倒。國民黨的黨章規定，總理有最後決定權。原來最後決定權歸孫中山，後來經過反覆的較量，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被擁戴為“最高領袖”。國內各方面勢力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支持蔣介石領導抗日戰爭，儘可能維持國家的統一穩定。戰爭時期權力需要相對集中，但蔣介石的權力已經超出這個範圍。抗日戰爭爆發前，他的權力已經不受監督，形成了一個個人獨裁的體制，導致國民黨內部四分五裂，連綿不斷互相廝殺。1931年2月國民黨重要領袖和立法院長胡漢民僅因在約法問題上發表了不同意見，就被蔣氏軟禁在南京。以此為契機，一批國民黨領袖和兩廣軍人於同年5月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與南京政府對抗，嚴厲譴責蔣氏“迷信武力”與“個人獨裁”，並且堅持了五年。同一年竟然有三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分別在南京、廣州、上海召開！

　　蔣不但沒有建設起現代國家的上層架構，反而建立和發展了與專制統治相適應的制度。
一是用“手令”決定一切，批個字、寫張條子就是聖旨，就是官員任命、財政支出和解決重大事項的依據。

　　二是建立特務系統，嚴密控制全社會，特別是知識階層。最初是復興社，1938年，又成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央調查統計局，俗稱軍統、中統。這一年還成立了一個帶特務性質的“三民主義青年團”。

　　三是建立書報審查制度，嚴密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論。文藝和人文社會科學書籍的出版都必須先將原稿送到國民黨各級宣傳部或圖書審查委員會去審查。在學校則實行所謂訓育制度。

　　四是要求學校乃至全社會“黨化、軍隊化”。在他看來，現代化的社會就是一個軍事化的社會。他曾不厭其煩地說：“就是要使全國國民的精神和行動現代化，我們知道現代是‘科學的時代’，所謂‘現代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的說，就是‘軍事化’。”9

　　這些制度和機構的建立，使國民政府與現代國家的架構越行越遠。秘密逮捕、暗殺、嚴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1935年，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校的學生自治會曾悲憤地揭露：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奠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報紙記載至三十萬人之多，而失蹤監禁者更不可勝計。殺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復加以毒刑。……‘九一八’事變，三日失地萬里，北京大學學生組織‘帝國主義研究會’，清華大學學生組織‘現代座談會’，此乃約法所許之權利，而政府則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國二十三年焚毀書籍竟達千餘種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勝計。”10這種狀況在1943年沒有改變。

　　在這樣的體制下，全國人民強烈要求的反貪污也化為鬧劇。

　　1943年前後的蔣介石已經成為一個歷史符號，這是當時社會條件、傳統弊端在蔣身上的集中體現，又鮮明地體現了他的個性。

　　 當是時，內外的壓力，使蔣不能不考慮實行憲政。這是整個世界難以抗拒的趨勢。但是，真要實行憲政就要改變原有的體制乃至整個官場文化，蔣介石又沒有這樣的認識和魄力。 　　以德、蘇為師與官僚經濟

在經濟領域，即使在抗戰期間，蔣介也把“建國”、“富強”等口號整天掛在嘴邊。

　　國家的富強一直是中國的知識階層千百年來孜孜不倦的追求，問題是如何才能富強。

　　嚴復在1895年後總結洋務運動的失敗，就強調富強與貧弱的關鍵是“自由不自由”。這個總結與現代經濟學研究完全是吻合的。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蒂亞·森說：“擴展人類自由既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又是發展的主要手段。”11

　　“富強的關鍵是自由”——而在1943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這個道理。

　　蔣介石如何考慮中國經濟的發展？事實上他還是延續了傳統的思想，將政府的作用歸結於“養民、保民”。自管子以降，中國傳統思想就是發展經濟，養活子民，教民農戰。蔣介石在1943年反覆強調的是：“經濟以養民為本位”；“經濟以計劃為必要”，“使資本國有化”，“在工業建設方面，必須採取計劃經濟制度”，並按孫中山提出的辦法：“統一而國有之”；由於德國用軍事化帶動經濟發展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特別強調要實現“民生與國防之合一”。12

　　不但蔣介石這樣想，蘇聯計劃經濟的貌似成功，德國、意大利法西斯管制經濟使國家迅速發展，給中國知識階層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馬寅初這樣的對國民黨的腐敗持嚴厲批評態度的著名經濟學家 ，某些地方也有類似的看法。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受過系統的西方教育，對統治者直不諱，經常嚴厲批判國民黨的錯誤的經濟政策，特別是通貨膨脹政策。在經濟思想上，馬寅初堅持自由經濟，要競爭，要保障私有經濟的發展，但另一面他接受了德國國家經濟學的影響，認為經濟要有國家的干預，特別是作為一個貧弱的國家，更需要政府的統制。馬寅初也同樣受到蘇聯的影響，認為中國的經濟要吸取蘇聯的經驗，搞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東西。這在當時的知識階層頗具代表性。進入三十年代，他就一再鼓吹中國應該實行“統制經濟”、“管制經濟”。馬寅初說：“就現在之情形而論，蘇俄之統制經濟可謂大告成功”。13

　　這在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從三民主義提出來開始，實行民生主義，就是凡是關係國計民生的行業都要由政府來辦，甚至還包括土地國有。以梁啓超為代表的學者，反對孫中山的所謂土地國有等政策，後來也有所動搖。把公有作為理想固然有中國傳統的影響，但也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的反映——已經現代化的西方國家，它的社會存在很多弊端，窮富差異、種族問題、婦女的權利等等一再困擾人們，侵犯公民自由現象也屢見不鮮。如何去除這些弊端？這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中國的思想家解決不了。兩次世界大戰及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將資本主義的黑暗面暴露得很充分，如何解決資本主義的黑暗面，這關繫到中國建國的選擇問題。而這時候蘇聯大張旗鼓地宣揚五年計劃的成就，中國的思想界迷惑了，很多人願意在經濟上吸取蘇聯的那一套。

　　就蔣介石來說，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有“以德為師”的思想。

　　他早就對法西斯理論甚感興趣。1931年5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決定國家大計的“國民會議”。蔣介石在會議的第一天便提出必須在中國建立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他認為當時世界各國政府形式互異，而統治理論不外三種。中國應該選擇什麼呢？他說： 　　“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操之者即系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產主義之政治理論……中國亦無需乎此，可斷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義之政治理論……若在無此項歷史社會背景之國家行之，則意大利在法西斯蒂當政以前之紛亂情形，可為借鑑。……今日舉國所要求者，為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施，以達到解除民眾痛苦之目的。”14

　　在如此明確的號令下，他的追隨者們便掀起了鼓吹和貫徹法西斯主義的浪潮。於是一批又一批黨政軍大員被派往德國和意大利考察；德國顧問包括柏林警察總監則請進來盤踞軍政要津；決心貫徹法西斯主義，奉蔣介石為唯一領袖的力行社、復興社等組織紛紛成立，而在這些組織推動下鼓吹法西斯主義的書刊如雨後春筍。《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希特勒與國社黨》及法西斯蒂小叢書等鼓吹法西斯主義的著作順利通過國民黨圖書檢查制度大量出版，而其執筆者和組織者竟是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室的要員。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執政後，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元氣大傷的德國竟在納粹統治下迅速恢復和發展，更令蔣介石贊慕不已。用蔣介石給希特勒密信中的話來說是：“吾兩國國勢相仿，目的相同”，“德國民眾仰賴大總理（希特勒）堅毅有方領導之力，能於困苦艱難中發奮上進，獲取其繼承光榮歷史而應有之民族地位，良為（中正）之所欽佩也。”15蔣氏對德國顧問關於政治、軍事、經濟和兩國關係的建議言聽計從。從1934年開始，在以蔣為首的軍事委員會下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後來改組成為國民政府的資源委員會，請以翁文灝、孫越崎等知識精英作智囊。這些技術官僚滿腔熱情，要建設好自己的國家，便與德國合作，請德國幫助建設工廠，而以原料償還。他們的建設思想是要政府投入，搞官辦企業。

　　這就走入了一個誤區，客觀上對官僚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實際的結果是發展了以孔祥熙、宋子文為代表的官僚經濟。這也是重蹈洋務運動的覆轍，為國民黨走向毀滅埋下了伏筆。

　　當時，馬寅初針對國民黨的官僚靠壟斷、走私、投機倒把發國難財非常憤慨，提出征收臨時財產稅，“至少要將他們的財產徵收一半以上”。作為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和參議員，又是國民黨黨員，出於愛國、愛黨，馬寅初不斷四處去演講，矛頭直指孔祥熙、宋子文，終於觸怒蔣介石。蔣下令要將馬抓起來，但又不能明目張胆地逮捕他。爪牙們想出一個辦法，“請馬院長去前線考察”，實際把他關押起來，其後被轉送貴州息烽集中營。迫於美國的壓力和各界人士及學生的不斷抗議，後來才被放回重慶家中軟禁，但還是不准他發文章，也不准他公開作報告。直到1944年這些禁令才被衝破。講富強，卻不准最著名的經濟學家講話，那不是南轅北轍嗎？

　　政治、經濟是密切聯繫、很難割斷的。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所謂富強自然只能是黃粱美夢。

　　　　　　　　　　　　　　　　　　　　　　　　　　　　　2003年3月19日星期三
　　　　　　　　　　　　　　　　　　　　　　　　　原載《炎黃春秋》2003年7月號

注釋：
1 胡適：，《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482頁。
2 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台北版第516－517頁。
3 亞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第153－156頁。
4 ，《國民參政會紀實》重慶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7頁。
5 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頁。
6 《總統蔣公言論總集》卷二十第261－262頁，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7 轉引自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台北版第324頁。
8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1997年北京版第295頁。
9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總裁言論選集》卷十2276頁。
10 〈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一二九運動》138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11 亞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第42頁。
12 蔣介石：《中國經濟學說》，《總統蔣公言論總集》卷五第24、26頁。
13 《馬寅初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卷第245頁。
14 蔣介石：〈國民會議開幕詞〉（1931年5月5日），《申報》1931年5月6日。
1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1947），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