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日見聞錄

子 燦

漢字

日本滿大街的漢字開始會讓人覺得還沒有踏出國境，那些字的意思也大多是漢字的意思，一些字的讀音也與漢字非常接近、甚至完全一樣：“街道”（kaido）、“首都”（shuto）、“新幹線”（shinkansen）、“富士”（fuji）、“三福”（sanfu）、“三寶”（sanbo）“新素材”（shinsuzai）、“仙台”（sendai）、“信用”（shinyong）、“梅丹”（meitan）等等。日本駐華大使館公使告訴我，日本的語言是從中國五代時期的吳（長江口、江浙一帶）方言演變而來，所以不僅漢字至今仍保留了一千七百多個，一些讀音也繼承了下來。

日本外務省國際報道課給我們的訪問日程表沒有譯成中文，該課輔佐（副課長）二石昌人（我們的團長說他聯想到了一石二鳥）說，日本的漢字是從中國學來的，所以日程表就不譯成中文了，因為大家都看得懂。

什麼復活

課長來了，他說日中人民的感情也受到媒體的影響，所以日中記者間的交流是十分必要的。我想起出國前，日本駐華大使谷野作太郎在宴請中國新聞代表團成員時，喝了啤酒又喝白酒後說，今天借着酒勁說些“心裡話”，他在中國媒體上每周都能看到“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報道，對此他十分不滿。他說只有中國和朝鮮說日本“軍國復活”。他還不高興地說，中國老百姓指着他汽車上插的日本太陽旗罵。

訪問日外務省次官（副部長）時，次官先生說20年他當駐華記者時，日中間還沒有直航，他先得去深圳，再坐兩天多的汽車到北京。現在大不一樣了，中國發展得很快……日中兩國應成為很好的夥伴關係。他說，日本過去侵略亞洲一些國家，並對其實行殖民統治，是歷史事實，非常令人遺憾。我說到日本右翼勢力否定侵華戰爭和南京大屠殺時，他說日本是有少數人不想承認這個事實，但大多數日本人不是這樣子，他們在為和平做出努力。當我方記者談到台灣問題時，次官先生說日本對台灣問題的態度是一貫的，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日本尊重中國政府的立場。他說他弟弟的夫人就是台灣人。他說，沒有周恩來、鄧小平那樣的領袖人物，就沒有今天的日中關係。

我想起一個電視專題片，日本一位著名外交官當年來華參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儀式，當他聽見中國領導人說放棄戰爭賠償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動地哭了。後來他說，如果中國堅持戰爭賠償，日本決不會有今天的繁榮。

到朝日新聞社訪問時，其原社長中江利忠說他曾單獨採訪過鄧小平和江澤民。他說兩國間有一段不幸的歷史，但這在兩國長達幾千年的交往史中是很短的一段。他說，日本的一些右翼人士對日中戰爭時的日本要負的責任、日軍干的壞事，沒有表示十分的反省。一般日本人還是能正確對待，但是右翼人士、特別是那些掌握權力的右翼人士反省不夠，不負責任地表態。朝日新聞要藉助媒體的力量促使他們反省。

日本外務省請來五家著名日本媒體的論說委員（評論員）或編集委員（編委），與我方記者座談。這些曾常駐中國的資深記者們坐在對面，如果一個局外人看過去絕對會覺得他們就是中國人。每日新聞社的金子秀敏先生說，從近年情形看雖然在日中國人特別多，他身上穿的西服也是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但是日本的年輕人對中國的感情還是十分淡漠，因為雙方的合作還是不夠深入。金子秀敏認為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沒成什麼氣候，沒有所謂的軍國主義分子，“當然發神經病的人還是有”。這些“中國通”們都說的一口流利的漢語，我方副團長說大家是老朋友了，為了節省時間乾脆都說漢語吧，但他們顯然不予理會，而是說日語，結果還得翻譯；他們分明也聽得懂我方的發言，卻還得要譯成日語。如此一來，時間就花了四倍。

其實，“發神經病的”還是頗有人在。我們逗留東京僅四天，就在一條街道上遭遇兩輛書有“軍國復活”大幅黑字標語的大客車，一幫極右翼鳥人嘯聚其側，高呼口號，聽懂者說也是“復活”之類邪語。都說日本言論自由，於是當局警方便將這等違反其和平憲法的行為允許了。

橫井裕、曾根健孝

此行最讓我難忘的日本人有兩個，一個是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長橫井裕先生，這個瘦大個子有些儒弱、靦腆，對我們的來訪表現出滿腔熱情和十分客氣，甚至有些緊張不安的樣子了。他一進屋子就開講，因為緊張，他的放在桌上的手略略有些抖，西服口袋蓋窩了一半在口袋裡，還一不小心把茶碰灑了一些。他的話由於激動不時有點停頓，還幾次把要說的話題忘掉。他先介紹了一通自己與中國的關係，才突然想起：“噢，對了，應該先請介紹一下貴團的成員……”又說了一會兒，停下來：“還要說些什麼呢？――噢，我最關心的是貴國的西部大開發，能不能介紹一下基本思想、基本情況，我要學習學習。”他說話一直用的是漢語。

橫井從1980年起在北京大學留學，共在北京呆了6年。他的女兒就出生在北京首都醫院，小學和初中都是在北京上的。橫井的漢語講得很好，我們代表團的副團長是外交官，間與橫井很熟，說他漢語講的一套一套的。

橫井說，大量好的報道，會促進日中關係的改善。他說，80年代初在北京的日本留學生只有二三十人，而今已有三百多人；去過中國的日本人也越來越多，在北京開的日本料理店有二百多家，說明日本料理很受歡迎。橫井說中國人是很可靠的，日中人民的友誼是割不斷的，聯繫多了，交流多了，感情也就加深了。

與橫井交談令人愉快，不知不覺半天過去了。我在想，如果橫井裕這樣的日本人更多一些，中日關係肯定會更加融洽、和諧，從而早日走向成熟和穩定。

另一個是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首席事務官曾根健孝先生，這位三十出頭的小伙子生於北海道上川郡當麻町伊香牛（村），是一個很容易達成交流的青年官員。他擅長英語，也略懂漢語，我們的對話中不時遇到語言障礙便用寫寫畫畫替代，於是日方為宴會準備的座次表成了我們的便箋，上面寫滿了漢、英混雜的文字和符號。

我在紙上畫了一堵牆，牆上寫着“侵華戰爭：1931－1945”，牆的兩面各是一個手持本國國旗的中國人和日本人，他們的另一隻手裡舉起一隻寫着“和平交流”的斧頭，然後我在牆上畫了個“×”。曾根剛剛皺起的眉頭旋即舒展開來，他很鄭重地點了點頭。他真誠地說，日中兩國政府和人民應該相互信賴、相互幫助。

曾根笑着問我是不是和很多中國人一樣有“妻管嚴”（日文是“恐妻家”）？臨別時，他對我說：“我以後學漢語，你學英語，多多交流！”並主動伸出小拇指來，和我勾手指，作為promise（許諾）。

和平

在日本外務省大樓的過廳里，有一尊金黃色的塑像，那是一個小女孩懷抱着一隻鴿子，一個小男孩正在放飛一隻鴿子，還有兩隻鴿子溫順地立在他們的腳邊。他們背後的落地玻璃窗外，是一片草坪，一株什麼樹默默立着。這樣一幅畫面，在凝重沉悶的建築物里顯得鮮亮奪目，但因受到壓抑而頗脆弱和蒼白。

這天中午，我們在東京一個叫八重洲的地方解散，各逛各的。我一眼就瞧見了街心中央的一座金屬架子，是一個標誌性建築，其主體是兩個十餘米高的平行的不鏽鋼三角支撐，嵌有類似鍾一樣的組件。上面的牌牌上寫着：和平之鐘。我默默凝視良久，心裡想，兒童放飛和平鴿是柔的，不鏽鋼三角鍾是“剛”的，這一柔一剛自然寄寓了日本人民對和平的嚮往與熱愛，而哪國的人民不是如此呢？

在此番參觀訪問中，中日雙方人士多次提到中日友好應該首先是people to people（人民與人民）：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其實，人民往往是容易溝通和相處的，因為安居樂業是他們的最高理想。正如日本駐華公使野本佳夫先生所說，普通日本人更關心的是自己一家的人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子女是否能得到報酬多的工作。

現代化程度極高的北海道町村農場是我們參觀的重點單位，因為北海道的開發對我國的西部大開發有啟迪之效。農場主町村末吉先生說他多次到過中國，中國的領導人也多次訪問過他的農場和他的家。我們就在兩年前江澤民主席做客的小客廳里喝農場當天生產的新鮮牛奶和冰淇淋。末吉老人說和平才能帶來發展，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樣都是黑頭髮黃皮膚，日中兩國之間應該在和平和發展事業中形成成熟而穩定的夥伴關係。老人還建議中國不應過多採用簡化字，因為每個漢字都有原來的意思，如果簡化字用多了，年輕一代就不知道原來的意思了。

中國人

我們在東京的時候就住在銀座附近的一家大飯店。一天晚上，我們幾個溜達到銀座的一條小街上，看到路邊有很多小吃攤，就想落座品嘗一下此地風味。沒曾想，在這裡認識了一個小老鄉，小姑娘叫林航，是福建人，兩年前入東京日本語學校國際會計專業學習，課餘出來打工以還清來日的高額學費。看到老鄉來了，小林很是高興，她說在這裡學習和打工，“酸甜苦辣都有”。知道我們想吃小吃，她低聲說：“這裡的小吃太貴，不要在這裡吃。”我們仔細一看，可不是嗎，一碟什麼小涼菜就要600日元（相當於人民幣40多元），隨便吃點東西就得3000日元以上。謝謝小老鄉，趕緊走人。

到中國大使館了，我們的第一感覺就是：到家了！這裡可是中國領土的延伸，中國主權的延伸。一進屋，就是大幅的國畫《黃山雨後》，會客室里是大型油畫《良宵》，畫的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領袖人物與各族群眾共度良宵的場面。使館人員遞上清茶一杯，讓我們頓覺芬芳。

仙台東北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和旅日教師聽說國內有人來了，很是高興。博士生王育華（藏族，藏名為道嘉次來）說，日本媒體對中國負面的東西報道的很多，還往往失之片面和偏狹，譬如把上海的一處農村地區拍了一下，說這就是上海；常常報道中國的災害事故，死了多少人等等。他說咱們國家對留學國家人員的大政策是好的，但具體到某個地方、某個單位卻未必如此，這是亟需改進的。留學生們在仙台地區有一個留學人員聯誼會，會員有三百多人，在日多年，他們十分思念祖國，正準備為國內捐建一所希望小學。

魯迅

國人無不知道魯迅，也就無不知道這位中國大文豪的《藤野先生》一文。1904年至1906年間，魯迅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今日本東北大學）聽了藤野先生的課。今天，魯迅先生的雕像立在他日本母校如蓋的松蔭下，成為中日友好往來的象徵。

我們在魯迅聽課的那個階梯教室，聆聽90年前年他留在這裡的讀書聲，感受他棄醫從文、以文醫國的情感律動。在當年使用過的升降式雙層黑板上，今天寫滿了中國來訪者的題詞和名字，這些粉筆字表述的已不是當年令魯迅不喜歡的解剖學知識，而是國人對他的敬仰和緬懷。校方告訴我們，每當一塊黑板寫滿了字，就要拍成照片，做個像框掛起來，然後把黑板擦乾淨，等着後來者繼續書寫。果然，在黑板的兩側分別懸掛着數幅這樣的照片。

魯迅第一學年的成績表陳列在東北大學紀念資料室的櫥窗里，那門他最不喜歡的解剖學課只得了個“丁”。與這份1905年的成績表同樣發黃的是一幅植物寫生圖，這是魯迅和他的同窗們的作品。魯迅終於毅然放下小小的手術刀和畫筆，擎起了一支如投槍、如匕首的如椽大筆，向病若膏肓的祖國、向不幸不爭的同胞獻上滿腔赤子情懷。

盆景之喻

日本從大到小，從城市到鄉村，人和事大都可形容為：精緻、精密、精心。這一點被聰明、敬業、認真到近乎苛刻的日本人發揮到極致。由此，我給日本一個比喻：一個精雕細刻出來的大盆景。

乘新幹線去仙台，途中見到鄉村如畫：疊床架屋、造型別致的村舍掩映在花草中，大小汽車安靜地停靠在一邊，屋前的小河裡流着清可見底的水，兩岸砌着水泥花磚，小型挖掘機開進村鎮裡的小河，清理淤泥，疏浚河道，青山綠樹像泡沫浮在近處、遠處。農田亦如袖珍式的、公園式的，單看那些收割後的稻秸都被一絲不苟地編成辮子狀，用棒子串起來，整齊地插在田埂上，排成一個個方陣，遠望去酷似一隊隊披着蓑衣的人。特別是在赴北海道的飛機上，我突然看見在大地上有各種各樣、花紋繁多的圖案：有菱形的、三角形的、半圓形的；有中心對稱的、方圓對稱的；有蝴蝶狀的、月牙形的……再仔細一瞧，那其實是農田！日本農民耐心、精細、匠心到把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做成了藝術拼圖。他們巧妙地計算了行距和株距，然後把莊稼按事先設計好的圖案“擺”了上去。後來，我們才知道，北海道人認為農田除了種糧食，也應是環境美化的一部分，所以在他們的手下，美麗的環境從市里到農田、再到天上。因此，北海道被譽為“繡出來的處女地”。

新幹線到站後，一部分空車廂要返回，於是裡面的座位自動調轉方向：它們一般都朝着前進的方向，當然也可以被調過來；好像每部大客車都裝有電視機，有的還裝有衛星定位系統，自動導航圖會帶一個全然不熟悉道路的司機到達目的地；過街天橋竟然也裝上了自動扶梯；寺廟裡戶外的柵欄門也被做成自動門；至於在松下公司技術館體驗到的最新技術展示，我感到這世界上其實什麼都可以做成“電動”的，什麼都可以大大提高“分辨率”，這些技術在我的感覺里就像雨後的露珠在荷葉上滑動：是那麼精細、清亮、潔淨……技術征服了人類，技術統治了世界――人稱日本整個就是一個“技術工廠”，是高新類端技術的“櫥窗”。

日本人為什麼勤勉成性、甚至被稱為“工作狂”？據說這是“祖傳”所至，日本僅僅在一百多年前還是一個疆域狹小的農業島國，而由於山地太多可耕地又少得可憐，為了獲得好的收成，以完成賦稅、養活家口，日本人的祖先就得付出極大的辛苦和勤勞。如此代代相傳，便有了上述民族性格。

此外，日元的符號和人民幣一樣，都是“￥”，但其票面卻要清潔得多。因為發行紙幣的日本銀行要按照規定將每次回籠的紙幣中變舊變髒的用機器分撿出來，再補充上嶄新的票子，以保持法寶貨幣的整潔和一種國家意義上的尊嚴與體面。據介紹，日元紙幣一般保持在七八成新以上。

日本人的姓名也頗有趣，據說其姓氏有十萬之多，過去某個朝代官方賜姓時大多考慮的是被賜姓者的身份和生活狀況，如“田中”家當時住在田地里，“石川”家肯定在河邊上，“松下”便在樹林裡。這次我們還看到了一些有點滑稽的姓或名：“我孫子”、“豬手”、“鬼頭”、“茄子川”等等。

日本有諸如此類的精心和精緻，但有“粗心”之處。我們乘坐的日航航班在成田機場降落，辦入境手續排起了長蛇陣，等待入境的外國人約有上千人，而機場只開了三個口子，慢極了。在極其講求效率的日本，這是不是怪事？看旁邊其本國人回國卻可以通過6個口子，順暢得很。有人開玩笑說，日本人就是要耽誤你外國人的功夫。

性、“暴走族”之類

一位久居日本的華人說，當今日本的青少年是“爛掉”的一代。尤其是女孩子，大約從10年前開始，女中學生與同齡夥伴間的同居現象就流行起來。每天下午，許多男生女生就背着野營用品離開學校，在公園等處搭起帳篷，開始“過家家”，其景象“蔚為壯觀”。而近年來，由於經濟低迷、通貨膨脹加劇，家庭供給能力下降，女孩子們追求時髦的開支得不到滿足，便為有錢的白人和黑人提供性服務以賺得外快。因此，我所接觸的幾位旅日華人都說不打算把女兒接到日本，而讓他們在國內或別國發展，以防“學壞”。

入夜，不管在東京、仙台、札幌還是在大阪，街頭上印有妓女裸照和聯絡辦法的紙片塞滿了電話亭和商店的窗台，特別是在札幌，這些內容被做成大型燈箱堂而皇之地展示在鬧市街口。任何一家書店裡都有一個或多個櫃檯公開出售色情書刊，不少兒童題材的連環畫裡都充斥着裸體、性亂一類畫面和內容。

“嗡――嗡嗡――”在安靜的賓館裡我竟數次被半夜驚醒，什麼聲音？似乎是重型卡車在大街上飛馳而過，那聲音幾乎可以地動山搖。其實不是卡車，而是技術先進的摩托車，兜風者被稱為“暴走族”。“暴走族”，僅我們在日的十天裡，我就在電視新聞節目裡屢屢看到這個詞。這是一些玩摩托車成癖的青少年，他們開着大馬力的摩托招搖過市，還拔掉消音器企圖駕駛時發出巨大的轟鳴聲，以得到極大的快感。這樣大的噪音和對交通安全的威脅自然是警方不樂意的，於是警察們就集結起來上路“執法”――去驅散那些常常集會的“暴走族”們。然而“暴走族”們卻毫不退縮，敢於和警察正面衝撞。

（ 刊於2000年10月《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