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朝鮮戰爭的結束已經整整半個世紀了，當年的戰爭秘密，隨着美國檔案的解密、蘇聯文件的出售、中國文獻的公布、韓國資料的編纂出版，基本上大白於天下，全面、客觀、深入研究朝鮮戰爭的條件已經成熟。大量的研究文獻從華盛頓、漢城、莫斯科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遺憾的是，作為戰爭主要一方的中國，卻遲遲不見以多國文獻為基礎的、高水平的個人學術著作。

　　沈志華先生的這本《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的出版，彌補了這一遺憾。坦率地講，國內學者以往研究朝鮮戰爭的成果，很難登上國際學術舞台，一方面是因為部分西方學者心存偏見，但主要的，還是因為我們自己研究和寫作上的不足：說到底，歷史學是史料的科學，沒有過硬的材料、特別是第一手檔案資料，不僅很難讓別人信服，就是作者自己也感到底氣不足。在這一點上，沈志華先生的研究可以說國內無人能出其右。為了收集相關文獻，十幾年來，他自費奔波於華盛頓、莫斯科、漢城之間，往來於內地和港、台三地，花費了無數金錢、精力和時間。他所編輯的三卷本《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共計收入700多件檔案，其數量之多，選材之廣，令人嘆為觀止。在國內外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者中，像他這樣“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而且同時能夠自如地運用中、英、俄三種語言及文獻者，也是屈指可數的。

　　斯大林為什麼會給金日成開綠燈

　　本書沒有像國外一些學者那樣糾纏於誰打響了朝鮮戰爭“第一槍”這一表面問題，而是將目光集中在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上：使朝鮮人民軍在1950年6月25日大舉越過三八線這一軍事行動得以實現的條件和前提是什麼，斯大林作出這一重大決策的國際背景是什麼？

　　在這個問題的指引下，作者才能夠跳出朝鮮半島來討論這場戰爭。朝鮮戰爭起源的研究於是便成為朝鮮戰爭國際關係的研究，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斯大林也就自然出現在歷史的聚光燈下。作者爬梳整理各種歷史文獻，結合外交的現實結果，勾畫出朝鮮半島國際關係的清晰輪廓，並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比如，二戰結束時，斯大林為什麼會在蘇聯紅軍已經越過三八線的情況下，鳴鑼收兵，接受美國慌忙提出的、以三八線為界與蘇聯分占朝鮮的建議？以前的相關論述都語焉不詳。通過分析斯大林的回電以及蘇聯考慮占領日本北海道的計劃，作者有理由認為，斯大林“是試圖以蘇聯對日本本土三八線以北部分領土的占領來交換美國對朝鮮半島三八線以南部分領土的占領”。這一解釋應該說是符合斯大林的一貫外交風格以及這一時期蘇聯政策的基本走向的。只是由於美國的強硬態度，致使蘇聯雞飛蛋打，白白讓出了可以拿到手的整個朝鮮半島。這無疑為斯大林後來同意金日成武力統一朝鮮留下了伏筆。

　　根據俄國的檔案文件，在整個1949年，儘管朝鮮半島處於戰爭邊緣狀態，但斯大林一直反對金日成用武力統一朝鮮。但到了1950年初，也就是他與毛澤東談判中蘇條約期間，斯大林卻突然同意了金日成的武力統一建議。目前提供這一變化原因的惟一直接文獻證據，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所說的“鑑於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究竟是什麼變化，學者們的解說不盡相同。作者另闢蹊徑，尋找出中蘇同盟條約的談判與斯大林政策變化之間的內在聯繫。根據這一時期莫斯科和平壤的秘密電文，作者首先確定斯大林改變對朝鮮半島政策的時間是在1950年1月，並在4月與來訪的金日成會談中“最終確定”。接着，他便提出：“在這短短的1個月（1949年底 1950年初）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變了主意？”顯然，這一時期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和中蘇同盟的談判，作者指出斯大林並沒有因此感到更安全，恰恰相反，它“使斯大林感到（二戰後）蘇聯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將受到威脅或者完全喪失，……對於莫斯科來說，新中國的建立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一面是擴大了蘇聯在亞洲的安全防禦地帶——這無疑會鞏固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權益，另一面則是這個鄰國一旦強大起來就可能對蘇聯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脅”。同樣，簽訂新的中蘇條約對莫斯科也有雙重效應：中國與蘇聯結成同盟關係固然加強了蘇聯在亞洲的政治實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讓出他在1945年從蔣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經濟權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斯大林1950年初改變對朝鮮半島政策的主要動機，是維護和保證蘇聯在亞洲、特別是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權益。

　　作者進一步推論說：“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到，在朝鮮半島爆發一場戰爭，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 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因為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就會控制整個朝鮮半島，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無疑可以替代旅順和大連的作用……即使戰爭失利，蘇聯仍然能夠如願以償，因為東北亞的緊張局勢會迫使中國要求蘇聯軍隊留駐旅順、大連。同時，由於中蘇雙方商定，一旦出現戰爭局面，蘇聯軍隊有權使用長春鐵路，這樣，長春鐵路自然也就繼續在蘇聯的掌握之中了。”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斯大林這樣的領導人的特殊地位和心態，我們可能永遠都無法找到說明其轉變的直接證據，因此，結合歷史背景，充分利用現有文獻，恰當地進行推理成為接近歷史真相的惟一途徑。這裡，作者的問題在於把斯大林的決策過於理性化了。應當承認，蘇聯的外交決策過程隨意性很大，太依賴領導人的個人意志。就這一點而言，作者緊緊圍繞斯大林來研究蘇聯的決策無疑是綱舉目張，但是，斯大林真的會考慮這麼遠嗎？真的會像作者推斷的那樣，他“完全可以預見到”勝敗都會對蘇聯有利？

　　實際上，在接下來的內容中，作者用充分的篇幅說明，斯大林對美國的基本估計才是問題的關鍵：“斯大林後來逐步傾向於接受這樣一種估計，即在朝鮮半島發生的危機中，美國不會直接出面進行干預。”筆者以為，這才是他最終給金日成開綠燈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顯然，斯大林再恣意妄為，他也不願跟美國發生直接衝突。他可能比誰都清楚，剛剛結束的戰爭是怎樣地削弱了蘇聯的實力；而美國在進行兩洋戰爭同時，仍然可以源源不斷地向英國和蘇聯提供巨額的租借戰略物資；戰爭結束後，它不僅可以將數百億美元投入到馬歇爾計劃，而且可以用數萬架次的飛機，以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空運來打破蘇聯對柏林的封鎖，維持數百萬人口的日常生活達一年之久。正是對美國力量的清醒認識，讓斯大林在可能涉及美國重要利益的領域小心謹慎，絕不輕舉妄動，這從其戰後外交的謹慎性和美國捲入朝鮮戰爭後的一段時間，他不願與美國直接對抗的做法中獲得佐證。因此，比較合理的“大膽假設”應該是，各方面的情報使斯大林相信，從美國沒有將南朝鮮和台灣包括在其亞太防禦圈的劃線戰略來看，美國不會捲入朝鮮戰爭，同時，他也相信金日成的保證，戰爭會很快結束。

　　蘇聯“空軍掩護”：何時、何地、何為？

　　本書披露，早在 1950年7月2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給蘇聯的電報中，就提及空軍掩護問題。羅申匯報說，周恩來要蘇聯領導人提醒朝鮮注意美國軍隊在仁川或後方實行登陸的危險性，同時說中國的3個軍總計12萬人已經集中在瀋陽地區，並表示如果美國人越過三八線，中國軍隊將裝扮成朝鮮人進行抵抗。周恩來並詢問，蘇聯空軍是否可以為這些部隊提供掩護。這是目前所見文獻中最早涉及蘇聯空軍掩護的材料。據作者研究，這時中國領導人還沒有考慮出兵問題，也沒有正式作出在東北集中3個軍的決定。因為當時朝鮮人民軍迅速向前推進，勢如破竹，根本不存在美國人打過三八線的問題。因此，周恩來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在應付或試探斯大林”。但斯大林對此非常認真，他馬上回電錶示：“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於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志願軍進入北朝鮮作戰是正確的。”他還答應“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在7月份中蘇最高層的一系列電報中，蘇聯再次表示願意派一個空軍師掩護中國軍隊。但在這裡，蘇聯掩護的範圍實際上指中國東北，並沒有涉及入朝參戰問題。不過，中國軍事將領似乎理所當然地認為，這種掩護應該隨着中國軍隊的前進而前進。

　　雖然周恩來提出了中國軍隊裝扮成朝鮮人作戰的想法，但明確提出“志願軍”的概念卻是在美軍即將跨過三八線的時候。當時金日成急電斯大林，希望蘇聯直接軍事捲入。由於斯大林的口惠而實不至，金日成估計到蘇聯出兵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又提出，“如果由於某種原因（蘇聯）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麼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一支國際志願部隊，為我們的鬥爭提供軍事援助”。斯大林立即把軍事援助的責任推給了毛澤東。

　　出兵還是不出兵，一下子成為中國領導人自掌權以來所面臨的最嚴峻的考驗。它不僅事關新政權的外來威脅，而且還涉及到同盟之間的信任。雖然在毛澤東的主導、周恩來的配合及彭德懷的堅決支持下，10月5 日前後中國領導人已經作出參戰的決定，並在8日發布了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並任命彭德懷為司令員的命令，但是，蘇聯空軍的配合問題一度威脅到這一命令的執行。作者認為，周恩來13日在蘇聯與斯大林討論參戰問題的結果是：中國暫不派軍隊入朝作戰，同時建議金日成撤離北朝鮮。而且，這個結果是周恩來和斯大林共同認可的。“作出暫不出兵這一決定的關鍵因素就是蘇聯不願出動空軍援助中國軍隊入朝作戰”。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既然毛澤東和周恩來等最高領導人已經決定出兵援朝，並且在金日成也已獲知了中國決定的情況下，為什麼周恩來還會在與斯大林的會談中強調中國的困難並以沒有空軍掩護為由，表示中國也暫時不能出兵援朝呢？顯然，這不大可能是周恩來一時的決定。作者認為，周恩來“在離開北京之前與毛澤東商量過要斯大林保證中國出兵朝鮮的條件，而在會談中這個條件沒有得到滿足。這個條件就是要蘇聯提供足夠的軍事援助，特別是出動空軍支援中國軍隊入朝作戰”。

　　結果，斯大林只好無可奈何地通知金日成，要他準備把部隊撤退到中國和蘇聯並在中國東北建立流亡政府。但與此同時，在北京的毛澤東又有驚人之舉。在獲悉周恩來和斯大林的會談結果後，毛澤東卻作出了在沒有蘇聯空軍掩護的情況下，中國單方面出兵援朝的決定，隨後便有了10月13日“我們必須參戰，參戰對我們有利”的著名電報。　　中國的勇敢決定並沒有感動“上帝”。在讚賞中國同志的國際主義精神的同時，斯大林向中方表示：蘇聯將只派空軍到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後也不準備進入朝鮮作戰。這無疑是向中國領導人表明，在發動進攻的問題上，中國軍隊不要指望得到蘇聯空軍的掩護。

　　作者指出，儘管毛澤東後來對蘇聯的這一表現耿耿於懷，但他堅決主張出兵朝鮮的決定，“並不是出於斯大林的要求和壓力，而是有他自己的深層考慮”。這就是作者在另外的文章中所概括的：台灣問題所引發的對抗美國的革命熱情、根據國際分工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對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憂慮。（《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二十一世紀》，2000年10月號）由此看來，爭得蘇聯的空軍掩護不過是一個減少犧牲、增加勝算的額外條件，而非毛澤東考慮參戰的必要和充分條件。

　　中國盟友的行動也改變了斯大林原來的二個半月後蘇聯空軍才能投入戰鬥的計劃，決定迅速跟進，命令蘇聯空軍從中國東北的機場起飛，掩護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後方。基於細緻的檔案研究，特別是蘇聯空軍指揮官的作戰報告，作者澄清了學術界對蘇聯空軍參戰時間的混亂說法，明確“蘇聯空軍在志願軍於10月25日正式打響地面戰鬥後的第7天便投入了戰鬥，儘管只是在後方，但也足以說明斯大林的決心和對中國的支持。……朝鮮空戰打響後一個星期，斯大林便決定分兩批為參加朝鮮空戰的別洛夫空軍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戰鬥機。”

　　中蘇同盟的加強和潛在問題

　　就這樣，中蘇兩國實際上是腳前腳後參加了朝鮮戰爭。據作者的研究，在朝鮮戰爭中，以中國東北為基地的蘇聯第64防空集團軍總共有12個飛行師，先後參戰的空軍人數總計為7.2萬人，1952年為最高年份，達2.6萬人。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蘇聯空軍共擊落敵機569架，損失63 架。但同樣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空軍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沒有掩護或配合中國軍隊的地面作戰，而是在美國人所稱的“米格走廊”（在鴨綠江與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間的地區）保護後方交通線。而且，與美國統一指揮聯合國軍作戰不同，蘇聯空軍完全獨立於中國軍隊，他們與中國的地面部隊“沒有任何合作”。這意味着，斯大林始終沒有滿足中國領導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希望蘇聯空軍與中國軍隊協同作戰。

　　一個空軍掩護問題，折射出盟友間多少的悲歡離合、世事滄桑！中蘇同盟中事實上的不平等，在心理上深深地刺痛了毛澤東。於是，親密的同盟中同樣孕育着不穩定。正如作者所云：“蘇聯的政治和經濟實力，斯大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黨內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的外交手段，這一切迫使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與蘇聯的交往中處於一種被動的和服從的地位。而這就構成了隱含在中蘇同盟關係之中的一種分裂因素。

　　藉助於沈志華先生的大作，我們比較全面地了解了半個多世紀前朝鮮戰爭發生和擴大的複雜原因。這場曾經被美國人“遺忘的戰爭”實在不應該再被東亞的人們所遺忘，因為它在相當的程度上改變了東亞的歷史進程：日本因為戰爭訂貨而迅速繁榮，中國因為戰爭而失去了統一的最佳時機，朝鮮因為戰爭而犧牲無數且至今分離對峙，美軍因為戰爭而重返朝鮮……從這個角度說，沈志華先生的大作只是我們更全面地探究這一戰爭的一個極好的開端。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