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84年為起點回顧中美關係是一個有意義的巧合，這一年在中美關係史上恰恰是個重要標誌，那年中美草簽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表明當時中美之間的互信程度相當高。它是中美建交以來雙邊關係最好時期的起點，直到今天中美關係都未能回到當時的水平。

　　1984，中美建交以來的最好時期的起點

　　1979年的建交公報是妥協的產物，台灣問題是最大的遺留難題，因此從1979年到1982年關於美對台軍售的“八·一七”公報簽署之前，中美建交是建交了，但雙邊關係因美對台軍售相當緊張。1984年1月10日至16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訪美，這是繼1979年鄧小平訪美後中國第一位國家高層領導人訪美，同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國總統里根訪問中國，高層互訪開啟了中美關係向建設性方向發展的大門。里根訪華期間，中美簽訂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等四項協定和議定書，並草簽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中美能夠在利用核能方面簽署合作協定顯示雙邊關係非同尋常，充分顯示了當時中美之間高度的互信關係。因為和平利用核能自然會涉及相當敏感的核技術，雖說是民用核技術，但從民用轉向軍用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可以說，1984年的中美關係實際上有某種程度的戰略合作關係，以此為起點到1989年中美關係從總體趨勢上看是向前發展的。在這一時期，中美雙方都將蘇聯視為自己的戰略威脅，這是雙方合作的基本前提。同時在國內政治上，當時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之初，急於擺脫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孤立狀態和尋求國際投資以及技術，美國當然是最好的對象。在美國方面，里根既把中國看作是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的一顆棋子，也不想錯過中國正在迅速增長的大市場，同時還期待中國的改革開放最終促進“民主化”。正是雙方在戰略上互有所需，又擁有共同的敵人，才使這一時期的中美關係處於最佳狀態。

　　“人權因素”和“蘇聯解體”促成了低谷

　　1989年發生了“天安門事件”，美國總統布什於6月5日宣布對中國採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停止中美之間的一切高層往來、停止中美之間所有軍事和商業性武器交易、重新研究中國留學生在美居留問題。此後，白宮、國會先後又通過了更詳盡的制裁計劃，中美之間的一切往來幾乎全部停止，甚至學術交流以及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姐妹城市關係也被迫中斷。中美關係進入寒冬期。布什政府在保護“人權”的旗號下讓中美關係停擺，充分顯現出“人權”在中美關係中的重要性。由於中美兩國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差異較大，美國領導人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相當不滿，使中美關係總是不能完全在利益軌道上行使。美國多屆的領導人都曾明確說過，只要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美關係就不可能完全恢復正常。其實，不僅美國政治人物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見，就在美國普通公眾中，對社會主義制度誤解、不解和不滿的大有人在。

　　然而，“人權問題”只是中美關係轉冷的一個因素。1989年國際上還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柏林牆”的倒塌，眾多國際問題學者將此作為冷戰結束的標誌。冷戰結束改變了國際戰略格局，中美共同的敵人蘇聯消失了，中美合作的戰略基礎不存在了，兩國關係的性質發生變化，從此中美關係進入了曲折動盪期。“人權因素”和“蘇聯解體”的合力促成了中美關係的低谷，雖然中美在經濟上互有所需，中美之間仍有眾多共同利益，但已不能同20世紀80年代共同戰略基礎相比。

　　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裡，雙方仍希望維持一束亮光

　　1989年中美之間除了“制裁”和“反制裁”外，還發生了一件值得關注的事，就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訪秘密訪華。當時，老布什看到國會有可能拒絕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時，親自出面逐個給議員打電話遊說。不僅如此，他還冒着巨大的政治風險於12月初派斯考克羅夫特作為總統特使訪華，以維持最低限度的接觸。斯考克羅夫特訪華受到鄧小平接見，鄧小平說：“中美關係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最終是要好起來的”。這件事說明，即使在中美關係最黑暗的日子裡，雙方希望維持一束亮光。從1992年李鵬總理在紐約聯合國大時會見布什開始，中美關係開始漸漸解凍，但仍在低水平徘徊。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重中之重

　　1996年台灣海峽危機引發中美軍事關繫緊張，凸顯了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重中之重的地位。1995年5月22日，在國會參眾兩院的壓力下，美國務院宣布，克林頓總統已經批准台灣的李登輝對美國進行“私人訪問”，6月7日，李登輝赴美訪問。李登輝在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鼓吹“中華民國在台灣”等論調。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台灣的“台獨”動作，亦對美台關係的提升非常警惕。從1995年下半年開始到1996年上半年，中國在台灣海峽舉行多輪軍事演習。然而，在中國進行軍事演習期間，美國為了顯示《與台灣關係法》中對台灣安全的承諾，竟派出兩個航母編隊到台灣海峽附近巡視。中美軍事磨擦有一觸即發，雙邊關係達到建交以來最緊張的程度。這件事充分表明，台灣是中美關係中的核心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有位美國學者曾這樣說：“對中美關係來說，好消息是只有一個真正的問題（指台灣問題），壞消息是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台灣問題是中美建交時未解決的遺留問題，一直到現在，美國堅持三個公報中載明的“一個中國”政策，但認為此政策是基於一種諒解，即中國和美國的基本政策是尋求和平解決；美國堅持台灣問題的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以和平為前提，並認為美以《台灣關係法》為基礎供台自衛武器，這符合1982年公報的精神。正是在這種思維的指導下，在隨後的幾年中中美因為台灣問題而多次發生磨擦，而美國對台軍售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都有提升，美台政治關係也斷斷續有所突破。

　　另一方面，美國亦擔心“台獨勢力”把美國拉下水，讓美國介入一場浩大的軍事衝突，因此也擔心“台獨”過度膨脹。更何況，對美國來而言，中美關係的重要性顯然比美台關係重要。多年來，美主流觀點認為，中美建設性關係是美亞太政策的關鍵，中美對立將不可避免地迫使美國的亞太盟友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中美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核武器,負有全球性責任，雙方在打擊恐怖主義、遏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增進朝鮮半島穩定和維護亞太安全等方面有共同利益。美中儘管在重要問題上有顯著分歧，但必須維持建設性關係，而非對立，這將是美亞太政策的關鍵因素，也是美國對台政策的大背景。

　　“戰略夥伴關係”曇花一現

　　從1989年美國對華實行“全面制裁”後，中國為了反擊制裁，以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為突破後，漸漸打開了局面，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大。美國希望中國發生蘇東國家式變革的企圖落空，對中國的高壓政策難以維持。如果美國繼續制裁中國，那麼被孤立的可能是美國而不是中國。在這種形勢下，美國的大部分制裁都陸續解除了，中美之間的交往開始增多。特別是經過1996年的台海危機後，克林頓政府進一步認識到搞好中美關係對亞太安全至關重要，最終提出對華“接觸”政策，以取代失靈的高壓政策。

　　1997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美國進行正式國事訪問，決定設立元首熱線，增進兩國間的交流。江澤民是繼李先念之後第二位訪問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也是自從1989年以來第一位訪問美國的中國最高領導人。1998年6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九天的正式訪問，兩國就導彈互不瞄準達成協議。這也是自1989年以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在職總統。至此，從1989年以來一直處於不正常、低迷狀態的中美關係終於揭開新的一頁，至少在首腦互訪問題上正常化了。

　　在兩國元首互訪過程中，有一件在中美關係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那就是中美“戰略夥伴關係”問題。在江澤民訪美期間，克林頓政府先提出在公報中寫入“中美國兩國致力於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顯然，克林頓政府認識到了1989年以來的中美關係缺乏戰略基礎，已經不是“戰略合作”關係了，因此想重建中美關係的輝煌。無論這一提議的初衷如何，歷史證明它是比較“幼稚”的，對中美關係起了破壞作用。由於中美之間缺乏公認的戰略合作基礎，美國會議員、學者紛紛認為克林頓的對華政策過於冒進，“戰略夥伴”一詞在美國內引起反彈，克林頓對華政策受抨擊，國會製造了所謂的“考克斯報告”。此外，由於克林頓本人在執政後期受性醜聞困擾，再也沒有把政治資源投到中美關係中來。實際上，從克林頓後期開始，中美關係已經開始惡化。1999年5月8日，在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斯拉夫的空襲行動中，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遭到轟炸，中美關係再次跌入低谷。

　　“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

　　2001年小布什提出中美“戰略競爭對手”定位，同“戰略夥伴關係”一樣也是曇花一現。小布什在競選中猛批克林頓的“戰略夥伴關係”論，提出了“戰略競爭對手論”，為其任內的中美關係設了一個不好的開局。但是，2001年9月發生了恐怖分子襲擊美國的“9·11”事件，美國需要中國支持其全球反恐怖事業，中美關係再度“正常化”，甚至被鮑威爾稱為“30年來最好的時期”。軍事關係是兩個國家關係良好的一個重要標誌，它也是兩國關係完全正常化不可或缺的一方面。2001年4月“撞機事件”後，美國中斷了所有兩國軍事交流，兩國軍方領導人互訪也一度停止。“9·11”之後，兩軍之間的接觸漸漸開始恢復，以2003年10月底中國國防部長曹剛川訪美為標誌，中美軍事高層訪問正常化。

　　　　由此可見，中美“戰略夥伴關係”不合實際，中美“戰略競爭對手”也不現實，恐怕還是用“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有共同利益亦有衝突”來定義中美關係為好，這樣中美關係可能會少點大起大落。

青年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