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戰略關係思考

【背景新聞】中印海軍今日進行首次軍演

　　作為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印關係的發展一直是影響地區穩定和未來國際格局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多極化趨勢面臨挑戰的大背景下，印度總理瓦傑帕伊於 2003年6月底訪問中國，中印高層進行了廣泛的接觸。雙方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廣泛交換了看法，共同簽署了《中印兩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1並就加強雙邊經濟聯繫和保持邊境信任、推動世界向多極化發展、加強聯合國的作用、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應充分體現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以及共同維護世界及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等問題達成了重要共識。

　　兩國首腦的會晤有利於進一步改善中印關係，並為今後雙方合作確立了一個基本框架。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中印關係在經歷了一段波折後，又開始向正軌邁進。然而，中印兩國關係的發展道路並不會因此而一片坦途，未來兩國關係的發展將受到多極框架、利益需求、崛起比較和信任建構四大因素的影響。

　　一、多極框架：兩國關係中的體系變量

　　華爾茲（Waltz）認為，“一個體系包括兩個變量，其一是結構，其二是單位。”國際體系的結構指諸多國家行為體以自身力量的大小決定在體系中的排列，也就是說，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決定了國際體系的結構。“各部分的排列組合產生了結構，排列的變化導致結構的變化”2這事實上就說明了影響國際關係的結構性因素是由主要國家之間構成的關係框架，也就是目前我們所推動的多極化框架。

　　二戰前，整個國際社會總體上處於列寧所說的戰爭與革命時代，奉行的是“叢林法則”，國際關係格局在列強的爭鬥中趨於均衡；在冷戰時期，由於美蘇兩個軸心對抗戰略格局的存在，中印關係受到嚴重影響，長期處於對立狀態，最激烈的表現便是1962年的中印邊界衝突。當前，全球化的浪潮日益凸顯，世界已進入以經濟為基礎，科技為主導的綜合國力競爭時代，各國紛紛將發展經濟視作根本戰略。隨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經濟因素不僅在一國國內政治中作用上升，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也日益顯現。國際經濟體系的穩定和健康運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政治體系的基本格局。和平與發展作為舉世公認的兩大時代主題，必然會對大國關係的發展起到規定和制約作用。

　　國際關係作為一個有機的互動博弈體系，對單元國家的影響在近年來表現的尤為突出。目前在南亞地區存在着多個“三角關係”。3這將成為影響該地區走勢的重要因素。其中，美印關係的動力與阻力並存，4俄印關係的不斷發展，以及中美俄與巴基斯坦關係的變化，都將成為影響中印關係的重要因素。因此，一方面，作為大國關係的中印關係的發展勢必要反映出冷戰後大國關係的新特徵：“相互防範與制約、相互依存與合作”；另一方面，隨着多極化格局的深入發展，不同的行為主體之間由利害衝突、矛盾摩擦而引發戰爭的可能性大為減少。更多的糾紛將通過談判和合作的方式解決。這兩個層次的含義將給中印關係的發展帶來質的規定性，進而確立了兩國關係的根本方向。

　　二、利益驅動：重要的決定力量

　　對利益的價值的判斷是影響中印關係發展的一個動態過程。兩國的利益需求程度直接決定着兩國關係發展的層次。近半個世紀來，中印關係之所以難以在彼此對外關係中占據主導地位，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兩國在以經濟利益為核心的戰略利益中相互需求不足。

　　自20世紀中期印、中兩國相繼獨立以來，中印關係經歷了一段曲折的發展道路。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印度對此表示了極大的關注。但限於當時的財力，軍力，尼赫魯政府不得不在西藏問題上採取了與中國合作的態度。因為面對當時已經改變而又十分脆弱的地緣政治環境，印度只能“通過對華友好來實現國防”。5從60年代開始，隨着中蘇關係的惡化，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中偏袒印度，兩國都把對付中國作為一致的戰略目標。印度既希望加強與蘇聯關係從而獲得巨大的經濟、軍事援助，也試圖增強印度在南亞地區對美國、巴基斯坦和中國的力量對比。蘇印兩國於1971年簽訂了為期20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建立了 “蘇印特殊關係”。6在這段時間內，中印兩國關係降到了歷史的最低點。80年代初開始兩國關係逐步改善，其主要動因是受國際大背景的影響，特別是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推動了中印關係的改善。1996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印度進行了首次訪問，兩國初步確立了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的框架，從而使兩國關係達到了一個新高度。然而，中印關係的良好發展勢頭因印度的核試驗而中斷，印度政府的一些高級官員還散布“中國威脅論”，進一步使兩國關係陷入僵局。進入21世紀以來，印度與美國、俄羅斯、日本等國家的關係在不斷發展，而中印關係因為相互間和外部的種種複雜關係而趨於難以轉暖的“微妙狀況”。可以說，半個世紀以來中印兩國利益需求的變動是兩國關係起伏的根本動因。

　　當前，中印關係正處在逐步升溫的轉折點。我們應該認真地對兩國間利益需求進行判斷。兩國的共同利益主要體現在兩國對世界格局的多極化、人權問題、環境保護，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問題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而兩國的利益分歧又主要表現在邊界問題、印巴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互信任問題。通過上述簡要分析，可以發現兩國的經濟利益合作還不足以占據雙方共同利益的主導地位。在上層建築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現實世界，沒有經濟利益的保障，其他方面的合作很難提升到較高層次。如果說在民族解放和獨立主義占主流的年代，兩國可以忽視彼此經濟需求的不足，大力加強政治聯合，以謀求各自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那麼隨着時代的發展，經濟利益已成為當今世界國際合作的主導因素。中印兩國近年來都致力於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各自的經濟水平和綜合國力都有了飛速發展。但相對於雙方對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而言，兩國在彼此貿易份額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低。

　　總體上，中印兩國經濟利益需求歷史上的低水平，導致了對彼此價值判斷的低層次，從而嚴重製約兩國關係的深入發展。但從目前的趨勢看，中印間的經濟合作仍具有十分廣闊的空間。雙方去年的雙邊貿易額達到50億美元，差不多比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2億美元翻了20 倍。與去年相比，印度向中國的出口增長了100.5%，貿易順差3.5億美元。7當然，基於兩國某些利益分歧的客觀性，可以預言：兩國關係在今後一段時間還將面臨考驗。

　　三、崛起前景：不可忽視的因素

　　一國的外交政策取向由其對外戰略決定，而對外戰略又源於對本國實力的科學判斷。印度的對外戰略思想轉變軌跡便體現出這一特點。目前，印度的對外戰略思想已從尼赫魯時期的“理想主義”向80年代興起的“實力對實力”轉變。8以印度人民黨為代表的具有強烈民族主義和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色彩的右翼政治力量不斷上升。他們認為，不管經濟上有多大的困難，印度都要繼續建立強大的、現代化的軍事力量。 9為此，印度在保持較高的國防支出的同時，也從經濟發展這一根本因素上入手。印度近年來一直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其經濟建設取得明顯成果。10與此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兩個曾經沉睡的東方巨人都在崛起，他們未來綜合國力的對比變化將決定各自的對外戰略，進而決定兩國關係的實際定位。

　　關於中印兩國發展的前景對比，國際上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種認為中國將繼續在綜合實力特別是經濟發展方面保持對印度的優勢。11這種觀點基於近年來兩國發展的客觀事實，占主流地位。2002年中國經濟再攀新高，各項經濟指標紛紛刷新歷史紀錄：經濟總量突破10萬億元，投資總量和消費總量雙雙突破4萬億元，外貿總量超過6000億美元，利用外資總量超過500億美元，外匯儲備總量超過27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國一年吸引的外資相當於印度吸引外資的幾十倍。第二種觀點認為印度在許多方面較中國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印度已經有了較為完備的資本主義政治、法律和市場。隨着印度國內各項政策的到位和改革的深入，印度的發展將超過中國，並形象地把兩國發展比喻為“龜兔賽跑”。12除了這兩種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外，國內外一些專家還從其他不同角度分析了兩國未來發展的趨勢，但都大同小異。不管怎樣，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兩國能否抓住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很大程度上就將決定兩國各自在未來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管是“中強印弱”還是“印強中弱”、或者“兩強並立”都將給雙方的政策取向帶來衝擊。

　　另外，從印度方面分析。其對因中國強大而造成的雙方實力對比變化存在擔憂，怕危及印度在邊界問題上的對等地位。隨着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以及相互間邊界信任協定的簽署、中俄邊界的完全確定和中越陸上邊界協定的達成，中印邊界成為目前中國陸上邊界的唯一有爭議地區，這給印度帶來一定壓力。印度前總統納拉亞南曾談到，印方注意到中國同其鄰國的邊境問題基本上都通過友好協商得到了妥善解決，印方願與中方為解決好這個問題而共同努力。13剛剛簽署的《中印關係原則》對於雙方的邊界問題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如果中印邊界問題最終能夠解決，在很大程度上也將與中印兩國實力對比變化密切相關。

　　四、信任共同體：超越安全兩難

　　事實上，中印關係在亞太區位中一直存在着矛盾。用國際關係理論分析，當前亞太地區中印關係是陷入了“安全兩難”（security dilemma）。按照約翰·赫茲（John Herz）的界定，凡在國家間“共處但未結成較高的統一”的場合，或者說在缺乏“可以對它們施加行為標準、並且由此保護它們彼此免遭對方攻擊的較高權威” 的場合，總是存在着下面這樣的安全兩難問題：每個國家始終擔心被對方侵害，因而為求得安全勢必多多益善地追求實力和權勢，而這又會使對方感到不安全，從而也多多益善地追求實力和權勢以防不測，結果就進一步加劇了原本的安全擔憂。這樣一種作用和反作用惡性循環，源出於國際無政府（亦無有效的共同行為標準）狀態下國家之間必有的互相猜疑和互相懼怕，其中包含着敵意和緊張滋生的邏輯必然性，並且在沒有制約因素的情況下顯然難免步步升級為對抗和衝突。14

　　安全兩難概念有其不容忽視的簡單化和片面性弊病。它多少誇大了安全問題上互相疑懼心理在國際緊張、對立和衝突形成方面的重要性，因為實在的重大利益牴觸和競爭更經常地構成更深刻的敵對根源。但另一方面，安全兩難的確是國際關係中的常有形勢。在認識安全兩難概念弊病的前提下，仍需承認它的合理性，不失為考察相關的國際政治局勢時很有價值的一項理論參照。

　　超越“安全兩難”的根本途徑就是構建“信任共同體”。因為“利益是通過社會相互作用而建構成的。”15近期兩國關係的動向表明了這樣一種趨勢。先是曾經宣揚“中國威脅論”的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4月訪華。他宣稱，中印之間的糾紛已有99.9% 得到解決，目前只剩下一些次要問題。而後是中印首腦短期內三次碰面，雙方都表達了加強雙邊關係的意願。瓦傑帕伊在聖彼得堡會見胡錦濤主席時說，“印度和中國的人口占到世界總人口的1/3，如果兩國能夠攜手共進，21世紀將成為亞洲的世紀。”16事實上，中印之間構建“信任共同體”有着充分的條件。

　　首先，中印關係的良性發展有着深厚的歷史基礎。用歷史的眼光回顧中印兩國的幾千年文明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兩國的歷史起點相似，同屬世界文明古國有着燦爛的文化；兩國的歷史遭遇相近，都受到過封建專治主義和外來殖民主義的侵略；兩國近代的轉折點相似，同在20世紀中期實現本民族的真正獨立，兩國近年來發展的方向相同，都致力於通過改革開放發展本國經濟，實現本民族的復興，國家的崛起；兩國在漫長的歷史交往中一直和睦相處。

　　其次，從現實角度分析，隨着冷戰時代的結束，南亞地區兩個軸心對抗的格局已不復存在，這為中印兩國在沒有干擾的情況下解決相互之間的問題，發展雙邊關係創造了良好的環境。中國一直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張用和平的途徑解決國際爭端，反對濫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中印關係的健康發展是中國長期的戰略方針，這既符合中國的國家發展利益，也有利於地區穩定與和平。為此，中印雙方應擴大交往、增強互信，為兩國關係的長遠發展打好基礎，使中印睦鄰友好世代相傳；應抓住機遇、攜手共進，不斷加強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應高瞻遠矚、把握大局，妥善處理兩國歷史遺留問題，為人類和平、進步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做出新的貢獻。17對印度來說，其對中國的戰略價值判斷也需要提升高度。中印關係的重大意義不僅體現在現實利益需求上更重要的是存在於中印關係的長期發展之中，在從這個意義上，印度應正確對待中國的崛起及其帶來的積極意義。而且，中印的共同崛起也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

　　總之，新世紀的國際關係戰略格局給中印兩國雙邊關係的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在共同推動世界多極化的道路上，只要兩國的歷史文明能相互認同、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能有機結合，中印關係的深入發展就能夠持續下去；在共同崛起的道路上，只要雙方加強經濟領域合作，增進政治領域的理解，保持安全領域的信任，兩國的戰略利益共識就能逐步擴大，中印關係的發展前景就會十分廣闊。

　　1 http://news.sohu.com/57/85/news210418557.shtml

　　2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p.79-80.

　　3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為中心，美國、俄羅斯和中國作為外部大國分別與之形成多個三角關係。

　　4楊成：《動力與阻力：美印戰略關係思考》，《國際論壇》2000年第3期。

　　5 Harish Kapur,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92：Shadows and Substance,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23-24.

　　6孫士海：《南亞的政治，國際關係及安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頁。

　　7何軍：《中印：用諒解跨越歷史的障礙》，《經濟觀察報》2003年6月23日。

　　8孫士海：《印度的對外戰略思想及核政策》、《當代亞太》1999年第10期。

　　9 Sandy Gordon, India’s Rise to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St. Martin’s Press, 1995, p.388.

　　10王俊周：《20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松遼學刊》2002年第3期。

　　11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ch-yuwai/243882.htm

　　12 [美]吉姆·羅沃：《亞洲的崛起》第二篇《兩個巨人的命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見《人民日報》2000年5月30日。

　　14 John H.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 Vol. 2(1950), pp. 157-158.

　　15 Peter Katzenstein,“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p.2.

　　16何軍：《中印：用諒解跨越歷史的障礙》，《經濟觀察報》2003年6月23日。

　　17可詳見胡錦濤主席會見瓦傑帕伊總理時提出的幾點主張，《人民日報》2003年6月25日。　　　　（原載《國際論壇》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