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帝國主義？現代有很多人想不明白，為什麼世界上在國內最民主的美國，反而是在當代國際上最有“帝國主義”色彩的、足可以與古羅馬帝國霸權相比的帝國主義國家（即“帝國”）呢？為什麼西方民主國家（所謂的“列強”），在國內實現了內部普遍的民主和民權後，依然會在全球推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呢？一個根本不存在皇帝和國王的現代民主國家，一個根本不是“帝國”的現代民主國家，為什麼反而會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帝國主義”國家，甚至其霸權和影響比一些老大帝國顯得還要“帝國”呢？

　　在19世紀初期，英國的一個老派殖民主義者曾經為“帝國主義”給出了一個有意無意地含糊其辭、卻肯定是意味深長的經典定義：“帝國主義，就是在全球範圍內不遺餘力地推進帝國的利益。”在這裡，帝國主義的定義根本不涉及帝制政體和民主政體等政治概念，而是和國家“利益”直接相關，直接和國家的全球利益相關。這蘊涵着一個現代寓言般的譬喻：只要一個國家——無論是現代民主國家還是帝制專制國家——在對外政策上推行全面維護其“全球利益”的擴張性國策，這個國家就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作為概念的反面論證，一個有着土皇帝的非洲小王國，是沒有資格稱為帝國的，因為無論從文化、經濟、軍事還是在政治上，能夠“在全球範圍內不遺餘力地推進帝國利益”的國家，在全球實在是屈指可數。美國是一個“帝國”嗎？從這個定義出發，它是的。實行 “社會主義”的蘇聯是一個“帝國”嗎？很多評論家也許還會記得80年代裡根總統針對蘇聯這個“邪惡帝國”的著名指控。

　　我們再來看看“中華”。在古中國，“中華”不是一個地理概念，也不是民族概念，也根本不是“國家”概念，而是一個文化和文明概念。古代的中國人眼中還沒有現代主權國家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思想，而是一個籠統的“天下”。在天空以下，“普天之下，率土之濱”，整個世界只以華夏文明的概念來劃分，凡是認同、接受和融合華夏文明的地方，就是“中華”；沒有接受華夏文明恩澤的地方，包括匈奴和西域，就是“化外 ”之地，意思是華夏文明的教化之外的地方，全部被劃定為“夷”。這種“華夷”思想體系，對下世代的中國以及深受華夏文明影響的朝鮮和日本可謂影響深遠。朝鮮在明朝被滿清滅國後夢想繼承中華正統，以“小中華”自居；而日本早在奈良時代藤原廣嗣在 740年（大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蝦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亂，野心難馴。往古已來，中國有聖則後服，朝堂有變則先叛”，乾脆直接自稱“中國”；直至 17世紀中葉，日本國學派先驅山鹿素行認為稱中國為(中)“華”，日本為(東)“夷”是顛倒主客。他說：“夫中國(指日本)之水土卓爾於萬邦，而人物精秀於八理，故神明之洋洋，聖治之綿綿。”，中國在政治德行方面，反多不及，故應尊崇日本的國體為“中華”。以後水戶學派發揮了這一思想。（山鹿素行所著《中朝事實》載：“人有華夷， ……四夷不遠千里之險，萬傾之渺，歸仰投化，……中華之文明，聖王之治教，天以授之，人以與之，實過化之極功也。”山鹿說的“華”、“中華”、“中朝”等等，都指日本。《中朝事實》是二戰時日本軍國主義的理論基礎， 據說日主裕仁特別着迷。明治維新開始，天皇仍下詔書令國史局總裁：“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誼，明華夷內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綱常”。明治天皇所謂“華”，顯然不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之後的中國，而是日本自己。）同樣的“自視中華”情況，也層出不窮地出現在深受華夏文明影響的越南歷史上。

　　那麼，華夏文明的特點是什麼？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百家爭鳴，兼收並蓄”。華夏文明本身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它的恢弘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可以說，華夏文明本身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是和封閉保守的封建專制格格不入的。事實上華夏文明最燦爛的時候，正正是周天子中央皇權衰落、各路諸侯各自稱霸的春秋戰國時期，百花齊放，諸子“百家爭鳴”，一時間星光燦爛。等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也是皇權專制實施嚴酷的思想鉗制而導致百花凋零的時候。在歷史上，華夏文明另一個最燦爛的歷史時期，就是極具開放性的大唐皇朝，由於大唐王室本身就是“胡人”，也就是已經深深融入華夏文明的拓跋氏後裔，所以華夏文明大量吸收和兼併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文化文明，形成獨具一格的、泱泱大氣的盛唐文化，華夏文明迎來了全盛時代。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近代華夏文明的相對衰弱，無疑和專制統治的封閉和保守（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到明朝的“片板不得下海”鎖國政策，再到滿清以“大逆不道”罪名絞殺了民族自我更新的維新變法，再到最近40年前那一場“史無前例”的民族浩劫）對華夏文明的無情侵蝕緊密相關。

　　無可否認，中華民族也是一個極具韌性的民族，一旦專制者放鬆奴役的絞索，中華民族就可以抓住一口氣的機會來再生和發展自己的文明，1927年至1937年民族資本主義大發展的10年，到1979年改革開放後至今不足30年經濟活力的空前迸發，到台灣香港等小龍在戰後的經濟奇蹟，都顯示中華民族的堅韌生命力。一個民主的中國，對這個民族和華夏文明的未來意味着什麼呢？當中華民族得到自己的自由，民族的全體公民得到民主和民權從而可以真正掌握自己命運時，華夏文明的空前大拓展對世界文明又意味着什麼呢？日本真正成為所謂的“大日本帝國”，不是從有“神武天皇”的遠古時侯開始，而正正是在近代成功實施了“西方式”君主立憲制度的“明治維新”之後，是在近代日本帝國推行稱霸亞洲的國策之後開始。

　　如果中國成功實現現代意義上以“民權至上”和“分權制衡”為核心內容的民主政治，穩定地實現政治改革的“軟着陸”，一個自由和民主的中國將會因為兩個內在因素，以及有了自由和廣泛的民意表達途徑，從而走向謀求在“全球範圍內不遺餘力地推進帝國利益”的帝國主義。第一，華夏文明文化的正統“華夷”思想體系以及其“世界觀”，是包容性和外拓型的，是以追求“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全球文明一體化為終極目標的，當華夏文明走向蔚藍色的海洋，“全球範圍內不遺餘力地推進帝國利益”，使中華文明的恩澤和陽光普照“化外”之“夷”，就自然成為“新生代”的中國“帝國主義者 ”孜孜以求的國策和目標；第二，根據對民主國家的觀察，國內民主的國家更加容易在對外政策上推行擴張性的帝國主義國策，可能是因為民族主義情緒有了足夠的表達機制，也許是政治家們為了討好選民或為了轉移國內問題而主動將國策重點放在對外擴張上。另外，華夏文明將因為與現代民主意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就是最清晰不過的民權主義思想）天衣無縫地融合在一起，以及因為文明本身巨大的包容性和協調性，而必然追求在所謂的“文明的衝突”中實現東西方文明的歷史性大融合。華夏文明與現代民主在未來民主中國的相互促進和融合，也必然會使華夏文明徹底擺脫專制制度的壓迫、鉗制和侵蝕，並使壓抑已久的民族主義情緒獲得合法的表達和進一步的激發。

　　如果美國人以為一個實現了現代民主的中國就會自然成為聽話的小夥伴，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很顯然這種觀點忽視了中華文明的內涵和特點，忽視了中國人無與倫比且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情結，忽視了中國人混雜着優越感、強烈的自尊心、和因近代落後久被羞辱而產生的複雜的仇恨情緒，更加忽視了中國人深深埋藏心底里的、千年不滅的帝國之夢。某些人在高呼“中國永遠不稱霸”時，一定不知道，此時此刻，在中國究竟有多少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如同古代的“國士”）正在無數次地夢返盛唐——那個稱霸四海的泱泱超級帝國，那剽悍無比的拓拔王朝武士，和那如同決堤般席捲着入夢而來的鐵馬冰河。

　　一個民主的中國首先會謀求什麼？是了，是統一！視野煥然一新的新生代們首先會把目光放在國家的內部統一上，如果那時還沒有實現統一的話。最後，我們可以再大膽一點，去猜度那未來的帝國可能出現的擴張國策之爭。一般而言，可以估計國策的爭執焦點，將集中在“東進”與“北進”之爭。

　　“東進”：統一台灣後，中國具備新視野而野心勃勃的帝國主義者們會發覺，釣魚島和琉球國的歸屬問題在任何時候總是引起國民的巨大興趣，也許是這些海島的地理位置對於國家的整個太平洋戰略太重要了，也許是因為對日本的仇恨。東進的路線可能是以台灣列島作為基地，進一步收復琉球，兼併日本，並與美國在太平洋決一雌雄，或聯手共進共創文明。在20世紀初期，孫中山曾經提出“中日合併”，那時還沒有發生“南京大屠殺”，中日的仇恨遠遠沒有現在這樣深，“中日合併”從而實現同種文明在東亞的統一，在那時是中華革命黨認真考慮的選擇，但發生了無數滅絕人性的屠殺後，中日民族的仇恨已經並不是一兩個世紀可以消解的事情。“東進”弱點是，很容易引起美日兩國的猜忌而聯手對付。

　　“南進”：這是一條日本人曾經走過的路線，大意是占領東南亞小國，奪取南洋的戰略資源。其實這種戰略很沒有必要，得罪人多，得益最少，下下之策。而且根據中國的歷史慣性，沒有欺壓弱小國家的侵略習慣。東南亞國家對民主的中國及其巨大市場寄予極大希望，“南進”則只會毀掉朋友。哪個決策者都不會蠢到這個地步。

　　“西進”：“藏獨”分子和“疆獨”分子難成氣候。中東是個火藥桶，中國在燒紅的炭火里伸進手的必要性微乎其微。所以西進的可能性也不大。

　　“北進”：謀求“外蒙”與“內蒙”的統一，然後聯合歐洲、美國、日本，分裂肢解北極熊，為中國打通向北冰洋的出海口，並首次踏足歐洲大陸，東接北美。這是最可行、用力最小而得利最大的戰略，可以一勞永逸地消除邪惡的北極熊的世代威脅。歐洲對俄羅斯北極熊分裂東西歐洲向來恨得牙齒痒痒，整個西方世界都希望除掉北極熊的威脅，甚至曾經一度不惜為了“禍水東流”而縱容納粹；“邪惡帝國”蘇聯對人類的滔滔罪惡，那幾次甚至差點就毀掉全人類和整個人類文明的威脅，都讓人對邪惡北極熊恨之入骨，世界如果沒有北極熊無疑會更美好一點，除掉它無疑更是大快人心，替天行道。從戰術上說，外蒙古議會宣布回歸中國，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據說外蒙議會近年就曾經表決通過了要求合併的議案，不知為何中國政府沒有接受，如是則實在可惜。

　　當然，“民主的中國會走向帝國主義”，只是一個假設。只是，有一天當中國真的實現民主和政治改革“軟着陸”（衷心希望如此），並謀求“在全球範圍內不遺餘力地推進帝國的利益”的“帝國主義”國策時（看來難以避免），希望這對人類文明和理性智慧起着積極的推動作用，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