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戰爭的迷思

對戰爭的迷思，是毛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由於毛澤東是通過戰爭的
手段立國，這就使得他仍想繼續依賴軍事而不是通過憲政和經濟的手
段來穩固政權。毛時代災難和挫折頻仍，與他這種對戰爭的迷思不無
關係。

戰爭思維的必然結果就是一昧地發展軍事工業。發展軍事工業就必須
發展重工業，而發展重工業的核心和基礎又必須是發展鋼鐵工業。所
以，1958年中國出現全民大煉鋼鐵運動的奇觀絕非偶然。正是這場轟
轟烈烈的大煉鋼鐵運動，使中國陷入了1949年以來最困難的3年。在
這短短的3年時間裡，中國出現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大饑荒，死於這場
饑荒中的人口高達3千萬之眾。另外，因大煉鋼鐵砍伐樹木而對生態
造成的人為破壞，可能亦是亙古未有。

1964年，中國好不容易從3年饑荒中恢復過來。當時在中央一線工作
的鄧小平力主今後的工作“第一要抓吃、穿、用的問題”，意即提高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然而，這原本已被中共領導集體決定的方針，不
久即出現變故。引起這一變故的，是4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總參謀部
下屬作戰部出台的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國家經濟建設在如何
防備敵人突襲方面問題很多，有些情況還相當嚴重。主要表現在：工
業過於集中，14個100萬人口以上城市集中了近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
業、50%的化學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大城市人口多，且大部分在沿
海地區，易遭空襲，如何防空尚無有效措施；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
港口碼頭多在大中城市附近，易遭轟炸破壞，缺乏應付措施；所有水
庫泄洪能力都很小。

面對這樣一份危言聳聽的“研究報告”，毛澤東毅然決定改變原先的
以發展農業、提高人民生活為中心的建設方針，轉而實行以加強國防
實力、準備打仗為中心的建設方針。在這種戰爭思維的指導下，之後
中國出現了草木皆兵般的“深挖洞，廣積糧”和“備戰、備荒”運
動。這種圍繞著以備戰為中心的治國方針，使國民經濟發展的比例嚴
重失衡，農業、輕工業發展長期落後，人民的生活一直停留在溫飽不
濟的水平。60年代，儘管我們成功試爆了原子彈和氫彈，但中國的國
民經濟幾乎到達了崩潰的邊緣。

當然，我並不是說當時的中國周邊就非常安全，些許的戰爭陰影都沒
有，但毛至少誇大了戰爭的危險性。新中國經濟長期落後，決不是別
國對我們的戰爭威脅所致，而是戰爭的迷思使我們自亂陣腳。自亂陣
腳的結果，不僅使得中國同歐、美國家的差距拉大，就連起點同我們
差不多的亞洲“四小龍”，也遠遠地把我們拋到了身後。而同毛澤東
相比，鄧小平的過人之處就在於1978年果斷地走出了戰爭的迷思，而
代之以和平與發展的思維，裁減軍隊、抓住機遇、改革開放，堅持以
經濟建設為中心，使中國重新融入世界經濟的洪流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的結束，“冷戰”時代的特
征──戰爭的迷思──卻並未隨之銷聲匿跡，近年來反而有顯得愈發
活躍之勢。比如，90年代初出版的喧囂一時的《中國可以說“不”》
是之、某些學者危言聳聽地說美國借打擊塔利班之機完成對中國的軍
事包圍是之、那些在台灣問題上輕言戰爭的更是之。如果今天有人仍
然宥於戰爭的思維、並企圖對中共的決策層產生影響，那等待中國的
就可能是一幅真正可怕的圖景，這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既定國
策將會被打亂，在國家安全名義或其它“崇高”名義下的窮兵黷武將
使歷盡磨難而奇蹟般復生的中國現代化運動再次受挫。

世界性的大戰較長時期內不會爆發，已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絕大
部分愛好和平人民的共識。至於局部戰爭，只要中國不去主動打別
國，目前還輪不到哪一個周邊國家或地區來主動打中國。消除別國對
中國所構成的威脅，同時又要在國際社會中消除“中國威脅論”的影
響，唯一的做法是不斷加快自己的民主、自由和市場化進程，按規矩
辦事。這既可以使自己走向強大，又可以樹立起中國良好的國際形像
以解除他國的戒備之心。一旦中國實現了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
目標，那不僅是中國之福，同時亦是世界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