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美建交以來，大陸與台灣的關係一直是影響兩國關係的一個焦點問題。至少在中國看來，台灣的問題不能妥善地解決，中美兩國就不可能有不帶芥蒂的融洽關係----雖然美國人的看法是人權與軍備擴散的問題是兩國關係最大的障礙。當然，也非常可能因為台灣問題的“解決”而導致中美兩國由競爭走向對抗。

在當前，台灣問題是兩國爭議最大的一個問題也是無庸置疑的。我個人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海峽兩岸應該以雙方和平自願平等的方式實行和平統一，有思想分歧的地方應該進行充分的討論與協商，以進行磨合。不管以什麼樣的方式，和平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大趨勢，僅僅是時間與方式的問題而已。

但是，對待一個嚴肅的歷史與現實政治的大問題，我們應該採取嚴肅的態度進行嚴肅的思考與分析。口號的堆壘是根本無濟於事的。台灣問題的沿革是怎麼樣的？中共對台灣問題的觀點的變遷是怎麼表現的？美國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是如何變化的？對這些問題，應該予以嚴肅客觀的述評。

應該說，台灣這塊地方正式劃入中國版圖實際上是在清政府收降鄭氏集團以後的事情。無所謂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什麼什麼的牽強的說法。清朝政府在甲午戰爭失敗以後，非常隨意地割棄了台灣這塊土地、拋棄了那裡-----包括大批自大陸移居台灣-----的人民，使台灣淪為日本的海外屬國，併入了日本的版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後，中國在盟國的幫助下，以戰勝國的身份，從日本的手中收回了台灣列島。這就是全部的事實。中國據此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已經具有充分的歷史與法律的依據。

問題在於，代表中國接收台灣的政府實體是當時的國民政府，這個政府經歷了從統治整個中國演變為僅僅對台灣及金澎馬地區進行着有效統治這樣的過程，沒有最終被消滅而始終存在着、並一直以中華民國自居；而共產黨卻從原來的區域割據勢力演變成為統治中國大陸的執政黨。

歷史本身還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台灣的歸屬問題的態度是隨着他在中國的地位或國家形勢的變化的變化而大起大落的，有着相當大的可塑性。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1941年，日本與蘇聯為了各自的既得利益，簽定了互不侵犯條約，這是一個日本與蘇聯共同損害中國利益的條約，即蘇聯承認日本對中國東三省的占領與對台灣的統治、日本則承認蘇聯占據的中國領土和把蒙古與中國分裂的事實，承認蒙古的獨立與邊界的不可侵犯。對於這樣一個損害中國利益的條約，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是堅決支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在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壓力之下，被迫放棄了對台灣的占領，在台灣即將回歸中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公開號召台灣宣布獨立。

當國民黨執政的時候，為了反對它的政府或適應自己的需要，台灣的歸屬問題就僅僅是一個政治上的籌碼。可見得，一個政黨在野與執政之間對於同樣一個問題的看法可以有多麼巨大的反差？！我不譴責任何人。我之所以指出這一段歷史，是為了說明共產黨對於台灣問題的態度的變化幅度可以大到什麼樣的程度。說明對於“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樣的認知，並不是先天就有的。

僅僅是到了1950年，在共產黨基本控制了中國大陸、國民黨政府又退守到了台海一線，台灣回歸的問題才第一次作為共產黨的口號而在大陸傳播開來。當時的口號還是以“消滅蔣匪幫”為首要，“解放台灣”僅僅是它的副產品而已。而從為了挽救侵略南韓而慘遭失敗的北韓政權，“履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的時候，又輕易地放棄原本有可能一舉“解放”的台灣來看，台灣的回歸併沒有被認為關繫到中國人民的生死存亡、影響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的問題。問題的嚴重程度其實是不斷的軍事與意識形態的對峙以及為了保持“革命激情”而需要自我激勵的不斷升級所造成的，決非情勢使然。

甚至到了七十年代尼克松、基辛格先後訪華與毛澤東幾次會談當中，在談到台灣問題的時候，毛澤東甚至對基辛格說：我要告訴上帝台灣現在還是給美國管較好。（？！）而美國人私下裡卻在議論如何來拋棄台灣。

我特別要提醒有些成天歌頌毛澤東說他對美國人是如何如何的強硬，而現代的中國領導對美國人又是怎麼怎麼地軟弱。其實，他們所說的與歷史的事實是完全相反。

在中國大陸結束文化大革命意以及台灣在蔣介石先生去世前後、蔣經國先生主政時期，海峽兩岸的關係出現了一個自五十年代以來最為融洽平和的局面，兩岸領導人甚至公開在報章上面稱兄道弟。

應該說，這一階段正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最活躍的時期、尤其表現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民主政治的改革也在大踏步前進。與此同時，中國對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循着健康上升的趨勢全方位地發展；由於停止了對東南亞各國左派武裝力量的支持、與東盟的關係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正是在中國國內外大環境全面地優化改善的同時，海峽兩岸的關係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人員與商品的規模交流從海平面陡然升起，兩岸的和平統一的前景相當喜人、有突飛猛進的趨勢。儘管當時沒有形式上的大小三通與現階段台灣資金的大規模進入，但是，兩岸各界人民多方面的交流與來往是極其自然和順的，敵意與對抗已經冰釋，大陸由於其自身的迅猛發展以及人民前所未有的自信心極大地感染了台灣同胞。在兩岸關係的問題上，除了特定時間的應景式的“不承諾放棄武力”的套話之外，既沒有了咄咄逼人的語言也沒有了擦槍走火的危險。人們第一次看到了兩岸和平統一的現實可能性。

問題就在於，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風波改變了一切。海峽兩岸社會改革的和平競賽變成了兩極分化：大陸方面的民主改革進程曳然而止、台灣方面的改革卻突飛猛進：由一黨專制演變成了議會制、由議會制變成了總統直選制。在大陸經濟繼續發展的的情況下，雖然使得兩岸的經濟差距有小幅度的接近、但是，兩岸人民在政治理念方面卻產生了全新的巨大反差。這是發展方向上的差異。假如說，在之前的兩岸對立主要是由不同的領導集團的對立所致，人民之間的關係本身並不存在什麼大的問題的話，在台灣基本完成民主政治的改革後，產生了抱有完全不同的兩種政治觀念的社會群體，人民之間思想感情被淡化了，相互間結合的基礎被銷蝕了。這與什麼李登輝的出現與否或他個人所起的作用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與此同時，由於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主流社會對那場風波的一系列反制，恰恰與他們對台灣的政治成就的認同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這是導致美國政府對台政策從尼克松、基辛格的準備放棄又潛移默化地重心再回歸的一個基本的原因。這也是“境過外交”、武器銷售、航母干預及至“保衛台灣不惜一戰論”的基本的出發點。我在“關於人權與人權對話”一節中已經闡述過：“中國必須認識到，美國的人權訴求決不是地緣政治的一塊遮羞布或者是牽制中國的一個什麼花招。而是他們的一個根本信念，是劃分國家關係的分水嶺。”美國人的的確確是這麼做的。在與中國及對台灣之間的關係的處理上面，極為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

同時，由於在台灣統治了五十年之久，在政治權力與國家資源的支配上都擁有絕對優勢的國民黨居然被島內的人民用選票改變成了在野黨，而長期在政治上倍受壓抑的民進黨卻成為執政黨，其領導人居然當選為“中華民國”的總統，繼而又成為台灣立法院的第一大黨。這就使得島內的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這樣的自信心所產生的力量是遠大於十艘宙斯盾戰艦與一百個愛國者發射架的。而這樣的結果也不得不使國際社會對台灣這個已經逐漸為世界政治所遺忘的角落刮目相看。這個效應已經而且將還會延續下去。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再套用過去的辦法，如，擴大與增加軍演的規模和頻率，不定期封鎖海域地進行導彈試射的效果已經大打折扣了。因為，物質的力量需要用物質來抵消、精神的力量應該是用精神來比較與融合。但是，我們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在台灣的社會政治改革一瀉千里地向前發展的時候，大陸卻在“治理整頓”、還在“、防止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還在爭論經濟發展的模式、市場經濟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要不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與江澤民對講話的大力宣傳。這種無謂的爭論還不知道要延續到什麼時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與制約還不知道要發展到什麼樣的地步。

中國正是運用了政治家個人意志的力量擺脫了保守僵硬的思想觀念對經濟發展的人為的阻礙、導致了十年來經濟的大發展；但是，這樣的意志卻無法代替民主政治改革本身才可能取得的社會進步。而後一種改革的停頓與倒退，使得中國至少喪失了和平統一進程所需要的道義上的感召力。加速了島內原本就存在的離心傾向。在這樣的情形下，政治上的打壓及軍事上的恐嚇對兩岸和平統一的消極影響就表現得特別明顯，幫助了島內的“悲情外交”秀的登台亮相。這樣做法，我們在國際政治方面實際上是被動的。最直接的結果是美國人已經停止再提對台政策的三個不！

從美國的亞洲外交政策的傳統來看，它是樂見海峽兩岸的和平自主的統一的。因為這有助於發揮它在亞太地區的綜合性的影響、有利於提高與擴大它的商機、同時也能夠促進它在安全方面的利益。但是，如果台海一旦發生戰事，從美利堅民族的特性來看，因為他們承諾了、就必然會捲入這場戰爭。雖然美國人肯定會有傷亡，但是泱泱大國與彈丸之地也決計逃不了兩敗俱傷的結局，這對於我們這個有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來說，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這才是中國人民真正不能饒恕的行為。

我們有很多的時間與巨大的空間可以避免這樣的事情的發生。如果非得由解放軍來開展幾場戰爭的話，戰場應該在麥克馬洪線以南的九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黑龍江、烏蘇里江、阿穆爾河對面和外興安嶺的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南海諸島及其數百萬平方公里的海面疆域上、在所有被別國侵略的我國故國土上去打仗。決不應該是在我們中國人自己的領土上、中國人用槍口對着中國人的自相殘殺。假如這樣的悲劇真的發生了。只有這樣一句話可以概括中國人了，那就是：自作孽。不可活！更何況，去發動所謂的收復失土這樣的戰爭也是一種絕頂瘋狂的行為呢？！

我們應當寄希望於台灣的人民，人民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的，用戰爭訴求的方式實際上是反人民的方式，是貨真價實的分裂祖國的行為。和平統一是兩岸最終的發展歸宿，沒有第二條道路。

從海基海協兩會上次的會談到現在已經整整兩年多的時間了，雙方還是不能就新一輪的會談何時才能恢復進行了無窮盡的探索。而主要的內容就是“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我實在不明白既然已經有了“共識”，怎麼又來了一個“各表”，那就是說還是沒有共識。如果是這樣的話，雙方就應該趕緊展開新一輪的會談，重新來尋找共識，而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這樣的字眼裡面去鑽牛角尖。要這樣做的話，就是研究一百年也難以找到共識的。這種不正常的情況只能說明，一定是哪一方面的內部出了問題，需要時間來加以整合。而鑽字眼、磨時間是為了爭取時間來處理內部的問題。這是一種能夠理解的缺乏誠意的表現。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無論台灣的政治形勢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台灣緊靠大陸的地理位置與日益倚賴於大陸的經濟架構是無法改變的，台灣的語言文化與大陸的親和程度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兩岸人民的交流與往來的規模日益擴大是無法變更的。這就是說，兩岸和平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和平統一的條件絕對是充分的。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再創造一個必要的條件，那就是兩岸的領導人能夠真正地抱有善意、克服歧見、用嶄新的意識來開創兩岸會商的新起點、新氣象。但是，島內政黨政治的日趨成熟，在展現了台灣政治的多元化的同時，也增加了這個社會的內聚力，更提升了他們的國際形象。我們應當抓緊時間、加快和平統一的步伐了。

美國是台灣的政治理念與制度的樣板國家，又是台灣最大的商品輸出國、武器供應者和安全的保護人。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美國人的政策取向是相當關鍵的一環。我們根本就沒有必要在諸如科索沃、伊拉克、北朝鮮這些與我們基本沒有什麼利害關係的地方去與美國人鬧什麼彆扭。而是應該全力以赴、全神貫注地解決自己的問題、台灣的和平統一的問題。我們既然在歷史上有過那樣大的對台問題的可塑性，那麼，僅僅在統一的方式與途徑上，我們應該而且完全有必要採取更大的彈性或變通的態度，使兩岸的會談真正得以啟動、並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中美兩國的關係，在過去的幾年當中，曾經受到了幾次比較大的挫折，對此，我在“大國單邊情結的終結------中國造就了俄美關係的里程碑”一文中有過詳細的說明。但是，9.11事件提供了一個雙方共同反恐的合作平台。當前，這個平台已經初步經過了考驗。我們應該而且能夠將它作為一個載體，使得中美兩國能夠由此及彼、由反恐到兩岸、到泛太平洋，到世界範圍上，成為名副其實的戰略合作夥伴，從而推進中國的和平統一的偉大的民族事業走向兩岸共贏的輝煌的頂點。

中國需要新思維，新思維將指導我們真正地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