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主義在美國的崛起

● 薛涌

　　在美國歷史上，大概很難找到一個比布什講話更粗野、更強硬的總統了。這不僅僅是他個人風格的問題，而且反映了當今美國社會的大潮流。九一一後，布什公開聲稱“一定要抓住奧薩馬！不管是死的還是活的。”當時《紐約時報》嘲笑這活像是個黑社會的頭頭講的話。但如今，該報也承認他這話深得人心。

　　當記者問布什那個倍受爭議的特別軍事法庭時，他竟說：“反正我們的法庭比奧薩馬的法庭要公平，我們不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幾千平民都殺死。”他何以把美國的司法標準降得如此之低？然而，媒體並未就此再和他抬槓。

　　年初，民主黨人開始在參議院領袖達什勒的率領下攻擊布什的減稅，這本是民主政治中反對黨的例行公事；布什則狠狠回擊說：“要想增稅，除非踏過我的屍體！”兩黨政治，一下子被他的語言塑造成善與惡之間的一場你死我活、殺氣騰騰的決鬥。用毛澤東的話，“人民內部矛盾”變成了“敵我矛盾”。對比一下二戰時羅斯福那些高貴、豪邁的講話，布什的戰爭語言常常使人聯想起街頭一些專找人打架的“愣頭青”。他的大粗話在美國社會有如此的感召力，說明了社會的鄙俗化和“反智主義”的興起。

　　“反智主義”在美國淵源有自，並有霍夫斯塔特的專著，在此不必細表。這裡不妨談談美國保守勢力對大學的圍攻。最近，一家保守派組織對常青藤盟校的文科教授進行了一次民調，發現這些教授的政治傾向極為左傾。比如，在被問及誰是近40年來美國最好的總統時，26%的教授回答是克林頓，17%回答是肯尼迪，只有4%的人回答是里根。這與許多把里根視為是林肯之後最偉大的總統的保守派，自然大異其趣。

學術精英脫離民意

　　在2000年的大選中，這些教授中有61%投了戈爾的票，5%選了納德(Ralph Nader)，而投布什票的只有6%。當時在耶魯大學所在的投票區，布什的得票甚至還不如納德。再看布什的導彈防禦計劃，雖然蓋洛普民調顯示九一一後70%的美國人支持這一計劃，但這些象牙塔里的教授，只有14%的人支持。於是保守派開始問罪：學術精英脫離民意！

　　本來，這一調查結果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之處。首先，美國是個多元社會，各階層、各社會團體對任何事物的看法，都會與主流社會有不一致之處，大學教授也不例外。第二，克林頓本是戰後最得人心的總統之一。他若不是任完兩屆，恐怕也無布什的出頭機會。況且克林頓剛卸任一年，當年選他上台的選民還都健在。教授們喜歡他，不算脫離民意。第三，在對社會、政治的看法上，大學本應和主流社會保持一定距離，進而對社會能有所反省和批判。如果大學教授經過多年的學術生涯，讀書萬卷，但觀點、看法和沒讀過什麼書的人完全一致，那還要大學幹什麼？

　　然而，保守主義者卻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如今美國的大學全被左派把持，在錄用教授時，以政見取人，使保守派人士在校園裡無法立足。如今布什總統已成為歷史上支持率最高的總統之一，而常青藤的教授們卻把克林頓、肯尼迪這些民主黨總統奉為最偉大的政治家，實在是豈有此理。

不想搶白宮女主人的風頭

　　這裡特別要指出的是，當今副總統的夫人林恩·切尼(Lynne Cheney)，本是八、九十年代保守主義最強有力的發言人之一。在切尼成為布什的競選夥伴之前，她不僅著述甚豐，而且頻頻在各大電視網以右派的代言人露面，有塑造話語之影響，儼然是個布凱南第二。五年前多爾挑戰克林頓競選總統時，她亦奮勇助戰，遠比作為前國防部長的切尼活躍。但是，近來美國悄然興起的保守的男權運動是布什的重要社會基礎，在希拉莉·克林頓之後，這股勢力哪裡容得下在“我們”的白宮裡陰盛陽衰？況且當今的第一夫人是個只會用電腦管理衣服的家庭婦女，除了當個賢妻良母外乏善可陳。林恩·切尼大概為了避免搶了白宮女主人的風頭，於是“進宮”後索性“在家從夫”，完全在公共生活中消聲匿跡，只是在當了副總統的切尼病得無法說話時，她才代夫君講了幾句，爆出個小小的全國新聞。儘管如此，她對當今保守主義運動的思想遺產卻不能忽視。當年就是她攻擊美國的大學左傾化，成為自由化的“大本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保守派攻擊左派或民主黨時所用的標籤liberal（自由），就是中國人久違了的“自由化”。

　　九一一後，美國校園的氣候與主流社會小有不同。讀過書的人畢竟想法複雜些，希望反省一下美國為何會在國際上這樣遭人恨，反戰的呼聲也時有可聞。這無疑激怒了保守勢力。去年11月13日，林恩·切尼一手創辦的保守主義組織“美國受託人與校友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發表了一篇報告，題為《捍衛文明：我們的大學是怎樣背叛了美國，我們能對此作些什麼》，列舉了九一一以來教師和學生的117條“自由化”言論。其中有些“言論”，純屬於陳述事實的句子，根本不構成觀點。如一位在紐約大學教傳媒的教授說了一句“現在人們對政府走向戰爭的政策有許多懷疑”，也被保守派視為有政治問題，列入“黑名單”。

　　如今保守派的主張是：大學的政治構成應反映社會的政治構成。也就是說，大學教授在政治上左、中、右的比例，要與社會上左、中、右的比例大致相同，使大學能公正地代表社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大學的社會構成要反映社會現實的邏輯，正是民權運動之後左派的主張。比如大學的種族、性別比例要反映社會的種族、性別比例等等。這一套也正是右派正在不竭餘力所攻擊的。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強使大學教授的政治觀點追隨流俗，大學中那種思想獨立、社會批判的精神就會喪失，多數人的專制就將壓制個人自由。

　　筆者曾指出，美國社會的反智主義傳統，是一個“充分的民主社會”的必然產物。這種傳統，能夠挑戰、制衡精英主義的傳統，突破知識階層的既得利益所製造的文化霸權，保持社會的原創力。然而，如今這一傳統，卻有借着反恐怖戰爭發展到要剿滅獨立的知識傳統的地步，乃至形成了“大老粗”登高一呼，萬眾義無反顧的圖景。這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實在構成了一個大威脅。